1627年，明朝天启皇帝朱由校驾崩，崇祯皇帝朱由检登上了历史舞台。
登基伊始，年轻的皇帝便对明朝北部边疆的诸蒙古部落“尽革其赏”。右翼蒙古土默特、蒙郭勒津、永邵布、鄂尔多斯等部一贯是所有蒙古部落中最富足的，除了其所占之地水草丰美外，很大程度在于和明朝的互市获得巨额利益，这也是“俺答封贡”以来数十年间明朝北部边防晏然无事的原因。崇祯帝的作为，使得“诸部哗然”，但崇祯帝并不在意——哗然又如何，尔等还敢犯我天朝乎？
但战火很快就烧起来了，1628年6月，大同受到蒙古军攻击，军民损失数万，连大同也险些失守。而率领蒙古军的，不是土默特等部的首领，竟然是曾经明朝的盟友——林丹汗。
林丹汗怎么了？莫非疯了不成？
不错，此时的林丹汗被暂时胜利的虚火烧得已经接近疯狂了。
从西迁开始，林丹汗便没有丝毫的手软，没有派使者，没有劝降，在他的心中，对付同宗同源的土默特等部的手段，只有一个字：打。
1627年4月至7月，扫荡蒙郭勒津部，回归到元上都所在地；
10月，攻克土默特统治中心库库和屯城，土默特顺义王朴什图出逃，其兄弟鄂木布、色令等投降；
11月末12月初，歼灭蒙郭勒津部主力，“默尔根汗”白言及儿子仅率800人出逃；
1628年正月，攻掠永邵布部；
3月，击杀顺义王朴什图的叔叔五路黄台吉。
不到一年，西部右翼蒙古诸部被林丹汗秋风扫落叶般击溃，西迁的步伐出奇顺利。
而除了收服各部外，林丹汗西征还有一个重要目的便是获得右翼诸部占有的与明朝互市的利益，不料自己刚征服各部，明朝皇帝却停了市赏，林丹汗自然不想吃这个哑巴亏，崇祯元年的大同之战，便是对崇祯皇帝的警告。
既有内部农民军的如火如荼，又在辽东焦头烂额的明王朝，实在没有力量再全面和北方的强敌交战。骄傲的崇祯皇帝无奈，向五朝元老，此时已经八十三岁，总督宣大军务的王象乾问计。这位老臣提出了以夷制夷的计策：“臣能召永邵诸部，合从以抗插。”。
于是，在明朝的安排下，1628年九月，土默特、永邵布、鄂尔多斯三部联军在艾布盖河与林丹汗展开会战。林丹汗大获全胜，各部四散，鄂尔多斯归顺。明朝的以夷制夷之策破产，经过此役，“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皆受插要约，威行河套以西矣。”。
1629年，后金的攻势愈来愈频繁，对林丹汗的策略又失效。经过激烈辩论，明朝决定恢复市赏，与林丹汗议和。
右翼各部或逃或降，明朝也在军事压力下恢复了互市。军事上，经济上林丹汗的收获是空前的，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只要再巩固一下到手的成果，便可以和后金正面交锋，夺回自己的尊严。
这看似凯歌频传的喜剧，却是悲剧高潮的开幕。
一个政治人物，可以暂时放弃经济利益，也可以承受军事上的暂时失败，但决不能在政治上犯错，更不能一错再错。
但在西迁的过程中，对上面的话，林丹汗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右翼蒙古诸部虽然一贯不听从调遣，甚至有截杀商队，停止朝贡等情事。但在内部已经不稳，外部又强敌环伺的时候，最明智的选择是与之联合，即使不能完全为己所用，也会是莫大的助力。
一味地施以兵威，虽然取得了胜利，所获得的却是一个残破的局面。不但被迫归附的诸部部众心怀不满，与之离心离德，原本的富庶之地，因为战争，“畜牧匮乏”，各部流离失所。加上“塞外霜早，颗粒无收兼厉疫盛行”，蒙古诸部几入绝境。而各部的抵抗也大大削弱了察哈尔本身的力量：“插之疲甚、饿甚、穷甚”，其兵员严重减耗，“插有马约备仅收四万，插众不满五万”。
更可怕的是，为了市赏与明朝动武，虽然逼迫明朝恢复互市，但也标志着明蒙联合对抗后金的局面没有挽回余地的被破坏了。崇祯帝君臣将林丹汗视作和后金一样的敌人，这比在辽东时更为孤立。
如此境地，欲说巩固成果，无异缘木求鱼。
为了躲避灾荒和瘟疫，更是不愿再继续战争，林丹汗属部的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等部纷纷离开了他，投奔了漠北喀尔喀。
林丹汗此时已经利令智昏，干脆又出兵攻打漠北喀尔喀，如果失败，也许还能让他冷静下来，可惜，他又胜利了，漠北的扎萨克图部和托辉特部被击败。同室操戈的鲜血，越流越多。
当林丹汗血战宣大塞外的时候，后金的皇太极却在蚕食林丹汗在故地的领土。
1628年22月，后金兵抵大凌河，留守的多罗特部首领古鲁出兵迎击，兵败战死，所部损失一万一千二百余人；
5月，后金兵犯阿拉克绰特，林丹汗大将因特塔布囊战死；
9月，皇太极纠合敖汉、奈曼、扎鲁特、哈剌嗔等部扫荡锡尔博锡哈图、英汤图等地，察哈尔部众“抗拒者杀之，其降者编户”。
也是不到一年，林丹汗留守故地的人马全军覆没，都城察罕浩特成为一片废墟。辽东一带，完全划归后金版图。
林丹汗每况愈下，故土丢失，新地纷乱，尤其是人心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为了归拢人心，他召集昆噶敖德斯尔、班第达顾实、阿南达顾实为首的33名翻译家，在1628～1629年期间翻译了108卷《甘珠尔经》。林丹汗把祖传下来的传国玉玺、嘛哈噶喇金佛和《甘珠尔经》视为三大法宝，他也许认为，这些代表传统和神圣的东西，会让自己渡过难关。
这是他的一厢情愿，祖先与神灵没有一兵一卒，根本无法庇佑这个子孙和信徒。归并辽东的后金可汗皇太极很快便开始了对他的最后一击。
1632年4月，皇太极率后金军与土默特、喀喇嗔、伊苏特、扎鲁特、敖汉、奈曼、科尔沁、阿鲁科尔沁等几乎所有归附的蒙古部落，起兵10万，远征林丹汗。
大兵压境，林丹汗准备决一死战，但“疲甚、饿甚、穷甚”的部众早已经没有了抵抗的意志，“所部解体”。无奈中，林丹汗率众渡黄河西撤。这场突如其来的撤退，部民大部分毫无准备，人马辎重遗弃的遍地都是，待度过黄河时，已“沿途离散十之七八”。后金军仿佛不是来交战，而是来收集难民和战利品的。
这一场攻伐和溃逃，近在咫尺的明朝军队津津有味的做着看客，甚至还帮了后金不少忙。当蒙古余部不少逃入明边，后金方面致书沙河堡明方官员索取察哈尔属部土默特人时，明人将逃入堡中之人和林丹汗的财物全部“归还”后金。之后，后金趋宣府，明官吏又献出犒赏林丹汗所余财物，计缎布及虎豹等皮，共一万二千五百件。
虽然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明朝仍然愿意在小范围内和后金合作，全然不顾当年的盟友情分。虽然表现了明朝官吏的短视，但这枚苦果，却是林丹汗自己种下的。
用鲜血换来的西部根据地，没有经过一场像样的战斗便全部失去，克什克腾部也投降了后金。林丹汗的主力无存，倒是新归附的鄂尔多斯部和他一起进入了千里瀚海的毛乌素沙漠。
在那不毛之地，林丹汗将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