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宣传部门把阳光明媚的天气叫做“元首天气”。党没有为雨天和阴天发明别名。
不论如何，根据帝国颁布的法令，不管这天是否下着毛毛细雨，它都是为期三天的公众假日的开始。根据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详尽策划和周密安排，它的臣民各就各位，准备开始庆祝活动。
马赫在戈林空港的航站楼外登上了排队等候在那里的一辆出租车，现在正费力地穿过柏林北边的维丁区。这里是工人阶级的柏林，一度曾经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柏林，红色阵线的大本营。在20年代，红褐两党的打手们经常在这里的狭窄马路和破旧公寓前面大打出手。现在，战前的那些破败大街已经拓宽，打扫得干干净净，马路两旁是战后修建的“人民公寓”，六层或者七层的丑陋混凝土单元住房。为了庆祝元首日假期的来临，各家工厂全都提前一个小时鸣响了下班汽笛，现在，那些工人们已经回家换上了节日才穿的好衣服，把桌子抬到了马路上。红光满面的肥胖主妇们抬着一盆盆的香肠和煮土豆。供应商拉来一车车的啤酒，小孩子们则兴奋地在成人的大腿之间跑来跑去。大家都在准备着晚上的街头狂欢盛宴。
这里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可忙坏了。每家每户都在窗台摆上了鲜花。每隔两三栋建筑，就有一所房子在楼顶天台的铁栏杆上挂出长长的横幅和旗子——大多数是鲜红的万字旗，不过也有标语和口号。“柏林的工人向元首的七十五岁诞辰致敬！”“阿道夫·希特勒，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首席同志，万岁！”楼群后面的小巷上也是水泄不通，当地的冲锋队乐手在敲着大鼓，奏着欢快的音乐，醉醺醺的人在唱歌。这还只是元首日之前的礼拜五。不知道维丁的地方官员为元首日本身筹划了多么热闹的庆祝活动呢，马赫想。
在头一天晚上，几个富于反叛精神的大学生用白油漆在沃尔夫大街的拐角处刷上了调侃的标语：“任何不兴高采烈的人将被立即枪毙。”几个身穿褐色衬衫的党徒忙得满头大汗，正在满脸焦急地试图用铁丝刷子擦去墙上的字迹。
马赫让出租车开到了弗里茨-托特广场。前天晚上被盖世太保带走时，他的大众轿车仍然停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外面。马赫支付了车费，走下出租车。他抬头看了看四楼。有人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
在韦尔德市场，马赫把行李扔到桌子底下，然后给值班官员打了个电话。他们还没有找到马丁·路德。“就咱俩私下说说，马赫。格洛布斯把这儿的人全都催得团团转。每隔半个小时，他就大吼大叫，威胁说除非我们马上找到那老头儿，否则他就要把谁谁送进KZ。”克劳斯向他抱怨道。
“全国副总指挥先生非常敬业。”
“哦，没错，他是非常敬业。”克劳斯的声音忽然变得多疑起来。“我的意思不是说……”
马赫挂上了电话。无论谁在窃听他的办公室电话，这都会让他琢磨一阵子。
他把打字机抱到桌子上，塞进一张纸。他点着了一支香烟。
致：阿图尔·内贝，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帝国刑事警察
自：扎维尔·马赫，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
1964年4月17日
1，很荣幸地向您汇报，今天上午10:00，我按照计划拜访了位于苏黎世巴恩霍夫大街的佐格银行。
2，我们昨天下午讨论的那个数字账号，是在1942年7月8日由外交部助理国务秘书马丁·路德开设的。该账号共有四把钥匙。
3，保险箱先后在以下三个日期被开启：42年12月17日，43年8月9日，64年4月13日。
4，我亲自对保险箱进行了检查。里面——马赫靠回椅背上，朝天花板吐出一个完美的烟圈。他在想，那幅画落到内贝手里会是什么样——与施穆茨勒和基辛纳那些浮夸而拙劣的庸作悬挂在一起——这个前景很不美妙，对那幅画来说是个亵渎。最好还是把她留在安静与黑暗之中。他的手指在打字机按键上悬停了几秒钟，然后打下最后几个字：——什么也没有。
马赫从打字机上撕下那页报告，签了名，然后塞进信封里。他给内贝的办公室打电话，被告知立刻带着报告过去，亲自去。他挂上电话，望着窗外的砖墙。
为什么不呢？
马赫站了起来，在书架上找到一本柏林电话号码簿，把它拿下来，在里面找到了一个号码。他到隔壁的办公室借用电话，这样也许他的通话不会被窃听。
听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帝国档案馆。”
十分钟以后，马赫感觉到自己的皮靴正陷入内贝办公室地毯的柔软绒毛之中。
“你相信巧合吗，马赫？”
“不，先生。”
“‘不’，”内贝说道，“很好。我也不相信。”他摘下那副大眼镜，把马赫的报告推到一旁。“我不相信两个退休的政府公务员——年龄相同，职位相同——在腐败指控面前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自杀。老天爷……”他讥讽地笑了笑，“如果每个贪污腐化的政府官员都选择这条路的话，恐怕柏林的大街很快就会堆满死尸。他们也不会碰巧在美国总统宣布赏光访问德国的同一个星期里相继被什么无关的小混混杀掉。”
他站起身来，把转椅推到身后，走到一个小书架前。上面摆满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名著：《我的奋斗》，罗森堡的《二十世纪的神话》，《戈培尔日记》……内贝按下一个隐藏起来的开关，书架旋到一旁，后面是一个酒柜。马赫定睛看了看，原来书架上的巨著其实都是假书，在木板上做出书脊的样子，印上烫金的书名。
内贝给自己倒了一大杯伏特加，然后走回桌旁。马赫站在他的面前，半是立正半是稍息地站着。
“格洛布斯为海德里希工作，”内贝开口说道。“所以很简单。格洛布斯连自己的屁股都不敢擦，除非海德里希告诉他接下来是擦屁股的时间。”
马赫一言不发。
“接下来呢？海德里希为元首工作，恩，在大多数时间里如此。而且在所有的时间里，他都为他自己工作……”
内贝把沉重的玻璃杯举到嘴旁。他那蜥蜴般的尖舌头伸到了伏特加里，搅拌着那透明的液体。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跟美国人亲近吗，马赫？”
“不知道，先生。”
“因为我们现在陷到了粪坑里。有一些事，你在那小矮博士办的报纸上是不会读到的。到1960年，我们在东方有两千万拓居者。希姆莱的计划。到世纪末大概会有九千万。很好。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往东边送那些家伙。麻烦的地方在于，差不多有一半人都想回来。想想看这其中的讽刺性，马赫：我们好不容易赢得了东方的生存空间，可是谁也不愿意生存在其中。为什么？恐怖主义。”他一手举着眼镜，做了个手势。“我用不着向一位刑警官员讲述恐怖主义猖狂到了什么地步。中央情报局给他们提供钱，武器，还有训练。克格勃提供人员，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源源不断地渗过战线，在我们的后方搞破坏。二十年来，一直都是这样。而我们德国人呢？年轻人不想去打仗，年纪大的不想去工作。”
内贝叹息着，摇了摇花白的脑袋，往杯子里丢了一块冰，嘶啦嘶啦地喝起来。
“海德里希愿意付出一切，包括他老母亲的性命，来同美国人达成缓和。为了实现德美缓和，杀几个人根本不在话下。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对不对，马赫？布勒，施图卡尔特，路德——他们都对缓和构成了威胁，对吧？”
内贝那锐利的目光在马赫的脸上来回搜索。马赫尽量直视前方，不露出任何惊讶的表情。“你自己也猜到了，对不对，马赫？”
“不，先生。”
“‘不，先生’，”内贝嘲弄地模仿着他的语气，“好吧，那么现在开始考虑考虑这种可能吧。我们造就了一代超人来统治这个帝国，对吧？我们教他们用严密的逻辑来思考和行事——无情，有时候甚至残忍。记得元首曾经说过的话吗？‘我给德意志人民的最大礼物就是我教会了他们清晰地思考。’然后发生什么了？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是最优秀的那部分人，开始用这种无情的逻辑思考来对付我们这些老人。我告诉你，马赫，我很高兴自己已经一大把年纪了。我很怕将来的德国。”
内贝沉默了几分钟，让自己的思绪游走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过了一会儿，他回过神来，拿起那付夸张的眼镜，开始阅读马赫的报告。
“腐化堕落，嗯。帝国的永恒主题。”内贝又皱着眉头读了一遍马赫的报告，然后神情厌倦地把它撕碎，扔到了纸篓里。
克里奥，主管历史的缪斯女神，守卫着帝国档案馆的大门：一位亚马逊女武士风格的高大裸体女人，雕塑者是被众人讥讽为“帝国阴毛大师”的阿道夫·齐格勒教授。她稍微前倾，面向胜利大道，俯视着对面的军人会堂。在军人会堂的外面，一长队游客正耐心地排队等待瞻仰腓特烈大帝的遗骨。在克里奥的巨大胸脯上栖息着一大群鸽子，从下面望去，好像一群登山运动员在攀登巨大的灰色冰川。
在克里奥的身后，大楼的花岗岩门楣上方镶嵌着镀金的月桂花环，花环中央是元首的语录：“正确的历史相当于一百个师的力量”。
鲁迪·哈尔德把马赫领进了档案馆，来到三楼。他推开沉重的双扇大门，站在一旁，示意马赫进去。里面是一道深邃的长廊，深灰色的花岗岩墙面，地面铺着大理石。长廊像一条隧道一样通向远处，似乎永无尽头。
“让人印象深刻的建筑风格，是吧？”在自己工作的地方，鲁迪开始用职业历史学家的口吻说话，语调中带着骄傲和挖苦。“我们管这叫条顿风格。你大概听说过，这座大楼是世界上最大的档案馆。咱们头顶上还有两层楼，是行政办公室。脚底下是资料库，有六层楼那么高。你正走在祖国的历史上面。至于我么，我正在照料克里奥手中的火炬。”
鲁迪的办公室看上去像是修道院苦行僧的房间：狭小拥挤，没有窗户，墙上是大块大块的花岗岩。桌子上堆着半米高的文献资料，地上也铺满了散乱的纸页。到处都是书，估计有上百本，每本都夹着书签。书签也是五花八门，有带颜色的纸条，也有电车票的票根、香烟纸盒里的烟标、还有压扁了的火柴盒。
“这就是历史家的职责：带来混乱——越来越多的混乱。”哈尔德望着自己杂乱的办公室，解嘲地说道。他从房间中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挪走了一摞二战时期的《信号》杂志，掸去椅子上的灰尘，示意马赫坐在那里。
“我需要你的帮助，鲁迪。这是第二次了。”
哈尔德一屁股坐到了桌子上。“好家伙，好几个月听不到你的消息，结果这个星期却一下子找了我两次。我敢说这次还是和那个姓布勒的家伙有关系，对不对？我在报纸上看见他的讣告了。”
马赫点点头。“我应当提醒你，现在我已经是一个灾星了。仅仅是和我见面，就有可能给你带来危险。”
“哈哈，这事儿听起来更好玩了。”哈尔德把长长的手指头握拢在一起，噼噼啪啪地掰着指关节。“说下去。”
“这事对你来说可能是个挑战。”马赫停顿了片刻，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有三个人，布勒，威廉·施图卡尔特和马丁·路德。头两个已经死了，第三个在拼命逃亡。三个人都是政府的高级官员，你知道。在1942年夏天，他们在苏黎世开设了一个银行户头。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把钱或者艺术品藏在那里——就像你猜测过的那样，布勒的确不遗余力地从波兰搜刮财富——但是我现在想，他们藏到瑞士去的东西更有可能是政府文件。”
“什么样的文件？”
“我还不确定。”
“很敏感的文件？”
“很有可能。”
“现在就有一件麻烦事。你说的这三个人属于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外交部，内政部和波兰总督府。当然啦，最后一个算不上是什么政府部门。这就意味着成吨的文件。马赫，我是说真的，成吨。”
“你这儿有他们的旧文件记录吗？”
“外交部和内政部的。波兰总督府的文件档案都存放在克拉科夫。”
“你有接触那些文件的权限吗？”
“从官方的立场上看，没有。不过，如果从非官方的渠道……”他摇着一只手，“也许有可能。但是，扎维，要翻阅一遍那些文件，可能要花一辈子的时间。你觉得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那些文件里一定有线索。可能有些文件失踪了。”
“这是不可能凭咱俩的力量查出来的。”
“我告诉过你，这是个挑战。”
“那么，你需要在什么时候得到这个‘线索’？”
“今天晚上就要。”
哈尔德发出了一声叫喊，夹杂着怀疑、生气和嘲笑的声音。马赫尽量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听着，鲁迪。三天之内，我就要面对党卫队荣誉法庭的审判。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必须现在就找到那个线索。”
哈尔德一言不发地看了他一会儿，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的表情，然后转过身去，喃喃说道：“让我想想……”
“我能抽烟吗？”
“到走廊里去抽。这儿的东西都是易燃的。”
马赫抽烟的时候，听到哈尔德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的声音。他看了看手表。六点钟。长长的走廊上空无一人。绝大多数的职员一定是提前下班，回家享受周末长假去了。马赫悄悄推了两间办公室的门，发现它们全都是锁上的。第三扇门是开着的。他走进去，拿起电话，听到拨号音，然后拨下“9”，转成外线。他拨了夏莉的公寓号码。她立刻就接了。
“是我。你还好吗？”
“很好，”她说，“我发现了一点东西。很小很小的一件事。”
“别在公开的电话线路上告诉我。我一会儿再和你通话。”他顿了顿，还想再说点什么，可是她已经挂上了听筒。
哈尔德也在打电话，他的声音透过半开的办公室房门，在空荡荡的走廊上回荡：“埃伯哈德？晚上好……真的，咱们都得没日没夜地工作……一个小问题，如果方便的话……内政部的……什么，它们已经被……很好。公务级别的？……哦，我懂了。很好。所有这些都已经完成了？”
马赫闭上眼睛，倚靠着冰冷的墙壁，试着不去想像他脚底下那六层楼高的档案海洋。拜托，鲁迪，拜托……他听见一声响，哈尔德把听筒放了回去。过了几秒钟，鲁迪来到走廊上，手里抓着他的夹克衫，衬衫的胸前口袋里插着好几支钢笔。
“比较走运。我同事说，至少内政部的文件已经做了分类目录。”他沿着走廊快步前行，马赫在他后面小跑着试图跟上。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应当会有一个总目录，告诉我们施图卡尔特经手过哪些文件，以及经手时间。”哈尔德猛摁呼叫电梯的按钮，却没有反应。“他们在晚上一般都是关掉电梯的。没想到今天关得这么早。咱们只能走下去啦。”
在他们沿着宽阔的楼梯急匆匆地往下跑的同时，哈尔德大声问道：“你知道这是严重违反规则的吗？我只能接触那些和军事有关的档案。陆军，海军，东线。我没有权限查阅那些行政管理的文件，特别是内政部的。如果咱们被人拦住，你得掏出证件，跟他们大喊大叫，说这是警察公务，秘密行动什么的。他们得花好几个小时去核实。至于我呢，我就和他们说，我只是个无辜的小公务员，帮你带路。可以吗？”
“非常好的主意。咱们还有多远？”
“一直到最底下。”哈尔德一边小跑一边摇着头。“荣誉法庭！老天爷！扎维，你到底出什么事了？”
在地下六十米深处，空气既凉爽又干燥。灯光很暗，以保护那些文件不变色发脆。“档案库埋得特别深，他们说能抵御美国核导弹的直接轰炸。”
“那后面是什么？”
马赫指着一扇巨大的钢门。上面写着“注意！非授权人员严禁入内！禁止通行！必须出示证件！”
“正确的历史值100个师。不正确的历史都存放在这儿。我靠！小心点！”
哈尔德把马赫拉进了一个门廊。一个警卫正推着一车档案，看上去就像煤矿里推煤车的矿工。马赫猜想这个警卫一定看见了他们，可是对方却没有搭理他，而是径直从他们身旁走过去了，嘴里还哼着小曲儿。他站在刚才那扇钢门前，打开门锁。在开门的一瞬，马赫瞥见里面有一座炉子，炉火正在熊熊燃烧。警卫把车推进去，钢门沉重地关上了。
“快点儿走。”
他们一边走，哈尔德一边解释着这里的手续。档案馆按照货栈和仓库的方式来运转。调阅某份档案的要求，先被转到每层的中央处理区。这里的书架上摆着许多尺寸骇人的分类目录簿，一米高，二十厘米厚。接下来要在这些目录簿里查到所需文件的分类库房号码。每个库房里都有一大堆文件，库房本身是防火的，远离查询区。秘诀在于，哈尔德说，知道你要找的文件在哪个账簿里。他在那些分类目录簿前走来走去，用手指敲打着深红色的皮革书脊，直到找到要找的那一本，然后吃力地把它拖下来，抱到楼层主管的办公桌上。
在战后，马赫有一次到“里希特霍芬”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下面转悠过。帝国档案馆有些地方让他回想起了那次的经历：低矮的天花板，昏暗的灯光，觉得上面有什么巨大的东西正在压迫下来。在办公桌旁边是一台复印机，在第三帝国属于警方严格登记的管制物资，以免颠覆分子用它来印制非法出版物。货运电梯上有十多辆空空的手推车。无论朝四边哪个方向望去，都有五十多米远。整个地方空无一人。
哈尔德发出了一声胜利的叫喊。“国家绝密：1939年至1950年政府文件！哦，耶稣基督！一共四百箱！你想找哪一年的文件？”
“瑞士银行的账户是1942年7月开设的。那么就找一下那一年头七个月的文件吧。”
哈尔德一边翻着目录页，一边自言自语：“是啊，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分类的了。他们把文件分成四类：政府通信，声明和备忘录，法令与条例，各部私人文件……”
“我在找的，是能把布勒和路德联系在一起的某种文件。”
“这样的话，最好应该查一下政府通信。能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了些什么。”哈尔德在做着笔记。“D/15/M/28-34，OK，咱们走吧。”
D储藏室在左边二十米远。15号柜M区在那个屋子的角落里。“只有六箱文件，”哈尔德高兴地说，“谢天谢地。你检查一到四月的，我查五月到七月的。”
那些箱子，每一个都有办公桌的大抽屉那么大，一米多深，是由硬纸板做成的。这儿没有桌子，于是他们坐在地上开始翻阅。马赫背靠着金属架，打开了第一个箱子，拿出一大摞纸来，开始检查。
你这辈子有时候需要一点运气。
第一份文件是1月2日的信件，由空军部的助理国务秘书签发，讨论的是帝国民防志愿者组织的防毒面具发放问题。第二份，1月4日，是四年计划办公室发出的，指责高级政府官员非法浪费汽油的现象。
第三份发自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马赫首先看到的是签名——棱角鲜明，蜘蛛一样细长的笔画。接着他的目光挪到了信纸的抬头：帝国中央保安总局，柏林SW11，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8号。接着是日期：1942年1月6日。接下来是正文。
只有寥寥几语。
亲爱的施图卡尔特博士……原定相关各部门于1941年12月9日举行的工作午宴，改于1942年1月20日1200时举行，地址是柏林万湖56-58号，国际刑警组织总部。
马赫翻阅了箱子里的其他文件：黑色和紫色的复印件，以及用亚麻纸印刷的雪白的原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发文单位：帝国总理府，经济部，托特组织。召开会议或工作午餐的邀请信，请求，询问，物资交流。但是没有与海德里希有关的其他文件了。
马赫把那封信递给哈尔德。“你对这怎么看？”
哈尔德皱着眉头：“很不寻常，要我说的话。帝国中央保安总局邀请政府官员来开会？”
“能知道他们谈论的是什么吗？”
“应当可以。可以查阅当时的备忘录。我来看看日期。1月20日……”
哈尔德看了看笔记，站起来，走到档案架的另一边。他拖出另外一个箱子，走回墙角，盘腿坐到地上，飞快地翻阅着里面的文件。马赫望着他。突然，哈尔德大叫一声：“哦老天爷……”
“怎么了？”
哈尔德递给他一张纸，上面用打字机打着几行字：“因国家安全事由，应党卫队全国领袖阁下的要求，1942年1月20日会议有关的备忘录已撤去。”
“看看日期。”哈尔德说。
马赫瞪大了眼睛。1964年4月6日。也就是说，十一天之前，海德里希亲自下令移走了这份文件。
“他能这么做吗？我是说从法律意义上看？”
“盖世太保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从这里取走一切文件资料。它们通常会被送到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
走廊里传来一阵响声。哈尔德竖起一根手指以示警告。两个人都静了下来，在警卫从门外走过时一动不动。从焚化室出来之后，那辆推车已经是空的了。他们听着咣啷咣啷的声音，直到它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做什么？”马赫小声问道。
哈尔德挠了挠头。“国家绝密级别的部门间会议……”
马赫猜到了他的想法。“布勒和路德都应邀参加了，对吧？”
“很合乎逻辑。他们那个级别的官员都很挑剔。一个部不会派出助理国务秘书，来和另外一个部的小办事员一块儿开会的。现在几点了？”
“八点。”
“克拉科夫现在是七点。”哈尔德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我现在就给在总督区档案馆的朋友打电话，问问过去两个星期里党卫队是否去过他们那儿。如果没有，那么我可以让他明天帮我查一查，看看布勒的那份备忘录是不是还在。”
“难道不能在这儿查吗？外交部档案？路德的私人文件？”
“不行。文件太多了。可能要花好几个星期。这是最快的方法，相信我。”
“跟他说话时小心点，鲁迪。”
“别担心，我知道提防危险。”哈尔德在门旁止住了脚步。“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我出去的时候别抽烟。这里是全帝国最容易着火的建筑物。”
的确没错，马赫想。哈尔德离开之后，他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非常渴望一支香烟。他的手一直在发抖，最后他只好把手揣到衣袋里。
这儿对第三帝国的官僚主义来说真是个绝妙的纪念馆啊。某个部的职员A先生想做什么事，于是向B处长申请许可。B处长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就上报给C司长。C司长再上报给D部长。D部长说，这事要由A先生自己来做出决定。于是A先生再度去找B处长……整整三代党的官僚，他们之间的结盟与敌对、诡计与陷阱，那些纸面证据全都存放在这些箱子里。上万张用公文织成的阴谋蜘蛛网，如今正在空调送来的习习凉风中沉睡。
十分钟以后，哈尔德回来了。“党卫队两星期以前去了克拉科夫。好吧。”他搓着两只手，“总督区档案馆的人记得很清楚。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来访者。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格洛布尼克先生。”
“无论我查到哪儿，”马赫绝望地说，“都会看见他！”
“他乘坐党卫队的专机，从柏林飞到克拉科夫，随身带着海德里希亲自签署的特别指令。他对他们大喊大叫，连唬带吓。他知道要去找什么东西。他从那里取走了一份文件，当天中午之前就飞回柏林了。”
格洛布斯，海德里希，内贝。马赫两手抱住脑袋。要解开头绪很不容易。“这么说这条路没指望了？”
“到这儿就结束了。除非你认为在施图卡尔特的文件里还有什么东西。”
马赫看着那些箱子。里面的东西形同死人的残骸。要详细检查这些文件的念头令他作呕。他迫切需要新鲜空气。“算了吧，鲁迪。谢谢了。”
哈尔德突然停下来，捡起海德里希的邀请信。“很有意思，这个会议延期了，从12月9号推到了1月20号。”
“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哈尔德怜悯地看着他。“你真的把自己完全拘禁在咱们那个铁皮小破船里了？当时外面发生的事难道你一点印象都没有？1941年12月7号，你这个猪头，日本海军在珍珠港袭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12月11日，德国对美国宣战。足够召集一场跨部门会议了，对不对？”哈尔德在得意地微笑，但是不久之后微笑就消失了，代之以皱着眉头的思索。“我怀疑……”
“怀疑什么？”
他拍着那张纸。“在这封邀请信之前，肯定还有一份邀请信，请他们12月9号去开会。”
“那又怎么样？”
“看情况。有时候我们的盖世太保朋友在销毁令人尴尬的文件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效。特别是他们如果急匆匆地……”
马赫站在铁架旁边，上下打量。他的失望一扫而空。“哪一箱？咱们从哪儿开始？”
“要召开那样级别的一场会议，海德里希需要至少提前两星期通知有关部门。”哈尔德看着笔记本，“这就是说，施图卡尔特的私人文件，1941年11月。我来看看……应该是第26号箱子，我想。”
他和马赫一起站在铁架前，一个一个地数着箱子上的数字编号。他们找到了第26号箱，哈尔德连忙把箱子从铁架上抱下来，捧在怀里。
“别着急，扎维。历史教会我们要耐心。”
他半跪着把箱子放在了地上，打开箱盖，拿出一叠旧文件来。他飞快地查阅了每份文件的抬头，然后把它放在左手一边。“出席意大利使馆招待会的邀请信，无聊。沃尔特·达雷博士在农业部主持的会议，无聊……”
哈尔德检查了大约两分钟，马赫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焦急地握拳捶着左手。突然，哈尔德喊道：“我靠！”他又看了一遍手中的文件，然后抬头对马赫说：“海德里希的邀请。不那么无聊了，我想。一点也不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