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菲贝斯在他的办公室喝着荷兰杜松子酒。窗户旁边的桌子上，有五个脑袋在瞪着他：五个白石膏做的人头，一半头皮掀开，露出里面粉红色的大脑。五个脑袋排成一排，远远看上去就像洗手间里的五个水池。它们从左到右按照种族优劣顺序排列，每个脑袋下面都有文字说明。这是第三帝国官定的种族等级：第一等，纯种北欧人，包括绝大多数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他们是第三帝国最理想的种族，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保持着纯正的北欧血统，身材高大，长颅窄面，金发碧眼。讽刺的是，在德国本土，属于这个种族的人却不多。
第二等，旧石器时代以后混入微量凯尔特或其他“无害”血统的北欧人，或称法利克人（Phalic），这些人包括大多数德意志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爱沙尼亚-芬兰人，他们面部稍微圆一点、颅骨稍微矮一点，但也是金发碧眼。
第三等，有少量阿尔卑斯-迪纳里克血统或东波罗的血统的混血种，他们的头发稍微暗一些，眼睛的颜色也可能是绿色或者褐色，住在东南欧或波罗的海东岸的日耳曼人大多属于这个类型；只有属于以上这三个种族的人可以参加党卫队。
另外两个等级的人头面带责备地盯着菲贝斯，他们不能在第三帝国担任高级公职：第四等，迪纳里克或东波罗的血统占优势的混血种族，或者这两个血统的纯种，囊括了属于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乌克兰、俄罗斯、捷克、克罗地亚等种族的帝国臣民，尽管他们当中也有金发碧眼，但是颅骨的比例却不符合某些标准：面部太宽，或者眼睛之间的距离太大；最末一个等级则是带有非雅利安人血统的混血儿。
在新欧洲的这个种族等级序列中，大多数法国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西班牙人被定为“地中海种族”和“阿尔卑斯种族”，他们的地位在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之间，但是由于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外国公民，因此他们的脑袋没有被陈列在菲贝斯的办公室中。
马赫的种族属性介于第一等和第二等之间。至于菲贝斯，很讽刺的是，他勉强够得上划入第三等的标准。第三帝国最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很少是那些金发碧眼的雅利安超人——用《黑色军团》的话说，“他们对于自己属于统治种族一事太过理所当然”，因此很少去操心这方面的问题。相反地，对“雅利安人血统纯正性”最热衷的却是那些对自己血统不那么自信的家伙：弗兰肯大区（巴伐利亚北部）某个长着罗圈腿的黑头发校长；下巴伐利亚某个戴着厚厚眼镜的肥胖店主；图林根地区某个红头发、面颊抽搐的神经质会计师，志愿参加党的义务工作，利用节假日时间对希特勒青年团的年轻团员们传授种族学知识……胖子、瘸子、丑八怪。捍卫“雅利安种族纯洁”的急先锋，就是这些人。
“什么是纯种的雅利安人？”“像戈培尔一样高，像戈林一样体态健美，像元首一样金发碧眼”记得当年这个老笑话的人，不是进了KZ，就是干脆消失无踪了。
这么说，威廉·施图卡尔特的档案是在菲贝斯这里了——这个长着近视眼、弯腰罗锅、一嘴龅牙、头戴绿帽子的老菲贝斯。帝国把他最乐意干的工作恩赐给了他。种族间性行为和同性恋的数量猛增，已经超过了强奸、人工流产，这个“反德意志民族的重罪”，可以被判处死刑。如今已经进入六十年代，这些新罪名已经成为第三帝国最主要的性犯罪活动。菲贝斯带着狂热和欣喜的劲头，为帝国、为元首侦破这些案子，日夜不休。用耶格尔的刻薄话说，党员菲贝斯同志在这些与性有关的案子中间一边打滚，一边高兴得直哼哼，快活得就像粪堆里的一头猪一样。
但今天不是。他在办公室里饮酒，眼神模糊，秃脑袋上的假发两头翘起，像蝙蝠翅膀一样呼扇着。“报纸上说，施图卡尔特死于心力衰竭。”马赫对他说。
菲贝斯眨了眨眼睛。“但是档案室说，他的资料被你拿走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当然有。咱俩是同事，对吧？”不待邀请，马赫就一屁股坐了下来，点着一支香烟，“还有，咱俩同病相怜，都有‘家庭事务的困扰’，对吧？”“不光是家庭事务。”菲贝斯咂吧咂吧嘴。“给我一支。”
马赫递过去一支香烟，然后点着自己的打火机，送了过去。菲贝斯深深地吸了一口，表情看上去就像一个偷偷抽烟的学校男生。“这案子对我震动太大了。马赫。不骗你。这个人对我来说就像英雄一样。”“你认识他？”“听说过他。我这种地位的人，怎么能和他相识呢？”菲贝斯自卑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怎么？你为什么对他产生兴趣？”“国家安全。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明白了。”菲贝斯又给自己倒了一大杯酒。“我们俩非常像。马赫。你和我。”“是么？”“没错。只有你泡办公室的时间和我一样多。咱俩都把老婆孩子那套东西给抛弃了——那堆狗屎！咱俩都是为工作而生。工作进展顺利，你就觉得高兴。工作要是不顺利……”菲贝斯的脑袋开始往前耷拉，“你看过施图卡尔特的书吗？”“很不幸，没有。”
菲贝斯拉开抽屉，拿出一本皮革封面的精装书，递给马赫。《德国种族法评注》。马赫注意到书的切口已经被翻得很脏，封面的烫金书名已经褪色，装订线也开始松动，可见它经常被书的主人翻阅。
马赫飞快地翻着书页。这本书用大段大段的章节仔细解释了1935年通过的三部法律：《帝国公民法》，《德意志血统和尊严保护法》，《德意志人民遗传健康保护法》。它们被统称为《纽伦堡种族法》。书中一些段落用红墨水画上了着重线，旁边写上了大大的惊叹号表示赞许：“为了避免玷污种族血统，新婚夫妇在婚前必须接受强制的婚前检查”，“患有性病、先天低能、癫痫症和遗传疾病（参见1933年的《绝育法》）的人，结婚前必须接受绝育手术”。还有表格：“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通婚状况统计表”，“给定数目的任意人群中属于第一等杂种血统的人口统计”对于马赫来说，这完全是一本不知所云的奥义天书。菲贝斯解释说：“这里面大多数内容已经过时了。你知道，这些法律基本上是针对犹太人的，而犹太人，你知道……”尽管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俩，但菲贝斯还是下意识地来了个“德意志一瞥”：“……他们全都迁移到东方去了。但是施图卡尔特仍然是我的偶像。这部书就是整个帝国种族系统的基石。”
马赫把这部圣书递了回去，菲贝斯双手捧过它，脸上露出慈爱的神情，像圣母抱着圣婴。“谢谢。其实我想看的是施图卡尔特的案卷。”马赫等着对方表示反对。但是令他很惊讶，菲贝斯一边抓起酒瓶子给自己再倒一杯酒，一边用漠不关心的语气说：“自己看吧。”
有关施图卡尔特的刑警档案已经发黄，看上去有些年头了。档案中最早的文件可以追溯到四分之一世纪以前。1936年，施图卡尔特成为内政部“保卫德意志血统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由律师、医生、公务员组成，专门对那些申请与非雅利安人通婚的申请进行评判，决定是否批准相应的婚姻请求。不久之后，有关部门就开始受到匿名举报，说施图卡尔特接受金钱贿赂，非法签发结婚许可，同时还与一些女当事人有暧昧的关系，对她们提出性要求。
第一个具名的举报者是多特蒙德的一名裁缝，马塞尔先生。他向当地的党支部提出抗议，说他的未婚妻被施图卡尔特骚扰了。他的申诉书被移交给刑警。之后警察部门没有对施图卡尔特展开任何调查，反而把马塞尔先生和他的未婚妻关进了集中营。之后还有数起类似的举报，其中一起战时投诉来自他居住的那个街区的街道委员会主任（纳粹党的最低级党组织），对这些投诉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处理的。
1953年，施图卡尔特开始与玛丽亚·德马尔斯基，一个18岁的华沙女孩交往。为了嫁给一名国防军上尉，这个女孩宣称自己的德意志血统可以追溯至1720年。内政部的调查结果是，德马尔斯基提交的路德派教堂洗礼登记文件是伪造的。第二年，德马尔斯基获得了在德国政府部门工作的许可，她的雇主是一个叫威廉·施图卡尔特的家伙。
马赫扬了扬眉毛。“这家伙这么做，怎么可能十年里一点事儿都没有呢？”“他是个党卫队旅队长，马赫。你没法投诉一个旅队长。你看见马塞尔的下落了吧？谁要是敢检举，下场很可能和他一样。还有，谁也没有拿得出手的证据，照片、情书，一概没有。不过……”“嗯？不过什么？现在有了证据？”“你接着看下去吧。”
在案卷中有一个棕色的马尼拉纸信封，里面有十多张彩色照片。是用质量最好的阿克发胶卷冲印的，画面极清晰。画面中，施图卡尔特和德马尔斯基一块儿躺在床上，猩红色的高级丝绸床单上，两具白花花的肉体。画中人物的面孔很好辨认。这些照片全都是从一个固定的角度拍摄的，可能安放在床对面的柜子上或镜框中。那女孩的身体看起来肤色苍白，营养不良，被压在施图卡尔特的肥大身躯下，仿佛就要被折断一样。在一张照片里，她跨坐在施图卡尔特身上，细瘦的胳膊伸到脑后，脸侧对着照相机的镜头。德马尔斯基的脸庞看起来比较宽，斯拉夫人的特征很明显。但是从她那一头浅白色齐肩金发上看，如果说这个女孩是日耳曼人，似乎也有一些根据。
“这照片不是最近拍的吧？”“差不多十年以前。老头儿头发没那么白。小妞儿后来胖了一点。看上去更像妓女了。”“他们这是在哪儿？”照片的背景很模糊，依稀可以看出棕色木头的床头板，红白相间的条纹壁纸，一盏壁灯、上面有黄色的灯罩。“不是他家——至少不是现在的样子。可能是在饭店里。或者妓院。你发现没有？他们有时候直盯着镜头看，所以我想照相机可能是安装在一面双面镜子的后面。他们是在照镜子。”
马赫又仔细看了一遍照片。他用手指摸着照片的背面。相纸很挺括，很新。应该是用老胶卷翻印的新照片。在克罗伊茨贝格的昏暗小巷里，一个拉皮条的人肉贩子会向你兜售这种翻拍的色情照片。“你在哪儿找到这些照片的？”“尸体旁边。”
案卷里说：施图卡尔特先射杀了他的情妇。玛丽亚·德马尔斯基衣着整齐，脸朝下仆倒在施图卡尔特位于弗里茨·托特广场的公寓床上。子弹是从后颈射入的，凶器是党卫队为高级军官配发的卢格手枪（如果这把枪真是凶器的话，那也一定是它第一次开火，马赫想）。伤口里的鹅毛和棉花表明凶手是隔着枕头开枪的。为了消音。接着，施图卡尔特坐在床边，吞枪自尽。现场照片上，他僵硬的右手还紧紧握着那把枪。
“他留下一张字条，”菲贝斯说，“放在餐厅桌子上。‘通过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能让我的家人、帝国和元首免遭耻辱。希特勒万岁！德意志万岁！’署名：威廉·施图卡尔特。”“敲诈？”“有可能。”“谁发现尸体的？”“啊！这一点最有意思了。”菲贝斯一字一字地挤出来，仿佛每个字都带着毒汁：“一个美国女记者。”
她的陈述也在案卷里。夏洛特·麦吉尔，25岁，一家美国通讯社——世界欧洲报导（World European Feature）驻柏林的特派记者。“一个真正的小婊子。我们把她带进来的时候还在大嚷大叫，宣布她的什么权利。权利！哈！”菲贝斯又倒了一杯酒。“操！我想咱们现在对这帮西方媒体记者真是太客气了，你说是吧？”
马赫看了看她的住址。除了这个记者以外，唯一一个目击证人是施图卡尔特那座公寓的守门人。这美国女人声称在楼梯上看到两个男人，接着她就发现了尸体。但是守门人发誓说当时没有别的人在场。还有一个信封，装的是从施图卡尔特身上找到的一串钥匙。
马赫突然猛地抬起头，表情紧张地盯着菲贝斯背后那扇毛玻璃门。那老酒鬼吓了一跳，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怎么回事儿？”“没什么。门外面有个影子。”
“老天！这鬼地方……”菲贝斯冲到门边，打开门，向走廊上左右张望。马赫迅速把信封塞进自己的口袋里。
“走廊上没人。”菲贝斯关上房门，“你的胆量也越来越小了，马赫。”“是啊。有时候经常出现幻觉。反应过度。大概我该去休假了。”他合上案卷，站了起来。
菲贝斯在酒精的影响下前后晃动着脑袋，斜眼瞪着他。“你不把这玩意儿拿走？你不是和……呃……盖世太保一块儿办这个案子么？”“没有。两码事。”“哦。”菲贝斯一屁股坐了下去。“刚才你说‘国家安全’，我以为……没关系。盖世太保把这个案子接过去了。谢天谢地。格洛布斯亲自负责。呃！你听说过他吧。一个恶棍。没错。恶棍。不过他会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的。”
亚历山大广场的档案处提供了路德的住址。根据警方档案，他仍然住在达勒姆区。马赫又点了一支香烟，然后开始拨路德家电话。电话铃响了半天，但是没有人接。就在他要挂上电话时，话筒另一头忽然传来了一个妇女的声音。“喂？”
“路德夫人？”“是。”她的声音比他预想的要年轻。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仿佛刚刚哭过。“我的名字是扎维尔·马赫。我是柏林刑事警察的一名侦探。我能和你丈夫谈话吗？”“抱歉……我不明白。如果你是警察，那你应该知道……”“知道？知道什么？”“他失踪了啊！他星期天就失踪了。”她又开始哭起来。
“啊，我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马赫小心翼翼地把香烟放在烟灰缸的边上，让它保持平衡。天上的父啊！又一个！“他说他因为生意上的事要到慕尼黑去，星期一回来。”话筒另一头的女人擤了下鼻子，“不过我早就和警察局的人说过这些事了啊。你肯定知道，现在是很高级的官员在处理这个案子……”
路德夫人突然中断了说话。马赫能听到话筒的另一头有小声交谈的声音。一个男人的多疑声音。她对那男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又转回来对着听筒说话。“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格洛布尼克在这里。他想和你谈谈。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马赫挂上了电话。
在离开办公室的路上，他想着上午在布勒家里接到的那个电话。一个老头的声音。“布勒？请讲话。谁在那边？”“一个朋友。”然后电话被挂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