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青春，同样的热血，同样的踌躇满志，同样的意气风发，当这样一群人相遇到一起时，便开始了一段聚游竹林的千古佳话，并由此得了“竹林七贤”的雅号。在苍翠挺拔的竹林的掩映下，七个身穿宽衣大袍、跟高齿屐的男子谈笑风生，旁若无人，解衣当风，傲俗自放，望上去仿佛是不沾染人间烟火的神仙，这是一幅何等美妙的竹林画卷。
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
百卉吐芳华，崇台邈高跱。
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
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鳣鲔。
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
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
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
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
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
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
——嵇康《酒会诗》
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日后“竹林七贤”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嵇康出生于魏国。这一年，山涛十九岁，阮籍十四岁，刘伶三岁，向秀三岁，另外两位名士阮咸和王戎则还没有出生。
这一年的三月，刘备因之前在猇亭被东吴大将陆逊大败，病重于永安，临死前将十七岁的太子刘禅托付给丞相诸葛亮，说：“丞相之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是我儿刘禅尚可辅佐，请辅佐他成事；如他不才，丞相可自取天下。”
这一番假惺惺的话，以退为进，说得十分高明。诸葛亮当即流泪答道：“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又留遗诏给太子刘禅，命他事诸葛亮如父，其中有一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更成为了千古名言。
嵇康来到人世间的这一年，魏文帝曹丕即位将近四年，权势得到巩固，于是开始了铲除异己的行动，命任城王曹彰、鄄城王曹植、白马王曹彪各从封地到洛阳朝拜。
曹彪为孙姬所生，曹彰、曹植为卞后所生，是曹丕同母弟。这其实是一次打着“朝拜”的名义强行征召，不含任何手足之情，昭示着曹丕对三王的强烈猜忌。三王对此心知肚明，其中更以曹植最为惶恐，他甚至预感到这趟洛阳之行暗藏着无限杀机。他曾经有过治国安邦的大志，也有过独立张扬的个性，而今却面临悲怆曲折的处境。
世人时常拿阮籍与曹植比较，实是因为二人有相近的处境、相似的情感，也导致了各自作品有相近的风格、相似的意蕴。曹植在《送应氏》中说：“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阮籍则在《咏怀》悲叹道：“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岁月悠长，如天地一般没有终止，人的寿命却短暂如清晨的霜露。这正是这一时期士人的典型心态——生命短促，世途多艰，理想灰飞烟灭，内心深处最后的一片净土也难以守住。
曹植字子建，自幼颖慧，年十岁余便能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为父亲曹操喜爱。后世南朝大名士谢灵运极为自负，却对曹植的才气佩服得五体投地，曾道：“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对曹植文章评价极高。有这样一个儿子，自然令曹操相当自豪。
曹操子嗣众多，共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曹丕、曹彰、曹植、曹熊四子为正妻卞氏所生。诸子中，以曹植最得宠信，被认为“最可定大事”。而曹丕与曹植的太子之争，从少年时代便掀开了序幕。曹植虽然才华横溢，文章远远高过兄长，却是个性软弱，行为放任，不拘小节，尤好纵酒。聚集在他身边的也大多是风度翩翩的文士，文才有余，谋事不足。而曹丕拥有嫡长子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先天优势，得到朝中一些有远见的重臣的支持。加上他心机很深，处处玩弄权术，收买人心，在一帮谋士的策划下，矫情自饰，力争从感情上赢得曹操的好感。
有一次，曹操即将率兵出行，曹丕、曹植都来送行。临别之际，曹植高声诵读了自己写的文章，为父亲歌功颂德，文采斐然，赢得了众人激赏。曹丕则一言不发，只默默地凝视父亲，泪流满面。兄弟二人情谊高下，立时便分。曹操看到曹丕的样子后很是感动，认为长子笃厚恭谨，不务浮华。无疑，这一场临别表演，曹丕用亲情的“武器”大获全胜。
尽管如此，曹操还是更偏爱曹植，有意让他掌握军权，派他带兵出征。曹丕闻讯后，立即带着美酒佳肴来找曹植，名为庆贺，实则将曹植灌得酩酊大醉。曹操发兵前，几次派人来催曹植，曹植均昏睡不醒。曹操气急之下，取消了派曹植领兵的决定。
比较起来，负才任性的曹植确实不是足智多谋的曹丕的对手。最终，曹丕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终于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被立为魏王太子。当上太子的那一天，一贯深藏不露的曹丕终于得意忘形，搂住了心腹谋士辛毗的脖子，说：“辛君，你知道我的高兴吗？”
曹操既然下定决心立曹丕为太子，便开始有意识地限制其他诸子的权力，尤其是曹植。曹植妻子崔氏出自清河崔氏，崔氏叔父崔琰是当世名士，本为袁绍下属，后成为曹操的首席文官，雅望非常，经常代替曹操接见四方使者。后曹操忌惮他权力太大，找理由将他下狱，逼他自杀。崔琰虽死，崔家实力不减，为了清除障碍，曹操又借口说崔氏衣饰过于华丽，逼她自杀。如此理由，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而另一名士杨修也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杨修出自名门弘农华阴杨氏，其高祖杨震为东汉名臣，官至太尉，终生以“清白吏”为座右铭，在拒人夜送黄金时曾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成为震古烁今的名言，至后世，犹令人振聋发聩。自杨震到杨修父杨彪，四世均为东汉太尉，这样一家人，在乱世中追随的对象当然不会是曹操，他们忠心的只是被曹操控制的汉献帝而已。曹操对此心知肚明，加上杨修还有袁绍外甥的身份，他也从来没有将杨氏一族当作心腹。
杨修本人才华横溢，思维敏捷，与曹植友善，一向支持立曹植为太子。曹操曾修建了一处花园，建成之日，曹操前去查看，只取笔在门上写一“活”字，不予评价。旁人大惑不解，只有杨修说：“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将门改小。曹操得知是杨修猜透了他的心思后，很是忌惮，心中起了杀机。
后来曹操与刘备军对峙于汉水，曹操屯兵日久，进退两难，刚好看到鸡汤中有鸡肋，不免有感于怀。恰在此时，夏侯惇入帐禀请夜间号令，曹操随口说：“鸡肋。”杨修当时任行军主簿，听说号令是“鸡肋”后，便叫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归程。夏侯惇得知后请教情由，杨修解释说：“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夏侯惇听了很是信服，也叫手下将士准备。曹操知道后，以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的罪名，将杨修斩了。“鸡肋”不过是个引子，杨修被称为曹植臂膀，支持曹植为太子，才是他必死的关键。其人之悲剧，再一次证明名士卷入政治风波的高风险性。
经过一番较量，曹丕最终当上了皇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他仍然难以对昔日劲敌曹植释怀。之前曹操偏爱曹植，曹丕一度岌岌可危，如今地位、权力得到了巩固，自然要大力报复。曹丕即帝位后第二年，便以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的罪名，将其郡级侯爵贬为乡级侯爵，改封为鄄城侯，却又故意大封其他十一位弟弟为郡王。直到后来曹植不断上表请罪，曹丕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才格外开恩，封曹植为鄄城王。只是名义上都是王，其他弟弟是郡王，唯独曹植是县王，仍然是公然的嘲讽和羞辱。而曹植自知“身轻于鸿毛，而谤重于泰山”，采取卑微的姿态，不断上表，一面歌颂曹丕功德，一面婉转求恕。
但报复并没有就此停止。就在任城王曹彰、鄄城王曹植、白马王曹彪被召到京师的前一年，曹丕以“市不丰乐”的莫名罪名逮捕了南阳太守杨俊。杨俊也是当时的大名士，自汉末战乱便开始追随曹操。然而曹丕与曹植争夺太子位时，杨俊心向曹植，常常故意在曹操面前称赞曹植。对此，曹丕当然怀恨在心。杨俊在朝中人缘很好，他被逮下狱后，不少重臣为他求情，其中包括尚书仆射司马懿、常侍王象、荀纬等。这些人为了挽救一位名士的性命，甚至不惜向曹丕叩头流血，但曹丕却坚决不肯赦免杨俊。杨俊听说后，知道曹丕绝对不会放过自己，于是道：“吾知罪矣。”随即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有了杨俊的前兆，曹植彻底明白兄长依旧忌恨自己，因而进京时特意将随行官吏留在洛阳城外，自己只带了两三名随从，穿着普通衣服进城，一是自认身份卑贱，二是表示态度虔诚。
进城后，曹植也不敢直接去见曹丕，而是先去求见清河长公主，想通过姊姊向曹丕求情。一切计划得很好，但曹植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在人监视之中，曹丕得知后，立即派人阻止曹植与清河长公主见面。此刻，卞太后正在宫中等候曹植，见儿子许久不到，以为已经被曹丕害死，不由得痛哭流涕。刚好此时曹植到来，但却是一副囚犯的打扮，科头，跣足，还背负着刑具。卞太后见曹植还活着，这才转悲为喜。曹丕却冷冷地板着面孔，不理睬曹植，完全是一副仇敌的姿态，曹植只能伏在地上流泪请罪。一旁卞太后见状十分恼怒，曹丕见母亲生了气，这才让曹植戴上帽子、穿好鞋子。
三王进京一个月后，任城王曹彰突然暴死。朝野纷纷传闻，曹彰是被皇帝曹丕下毒害死。当日，曹丕故意约曹彰到卞太后居住的小阁下棋，并在一旁准备了枣子作食物。曹彰不知道枣子被下了毒，下棋时无意中吃进了不少，不久后毒性发作，腹痛不止。卞太后见状大惊失色。这位可怜的母亲还试图挽救爱子的性命，不顾太后身份，光着脚赶去井边汲水，想以灌水冲淡减缓毒性，不料曹丕早就命人将所有盛水的器皿毁坏，曹彰就此悲惨死去。
曹彰被曹操生前昵称为“黄须儿”，其人膂力过人，骁勇善战，“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于曹操诸子中最具军事才干，在魏军中威望很高，一直为曹丕所忌惮。他不仅武艺高强，还极有名士之风，曾经不惜以美妾换骏马，风流倜傥之名传颂一时。曹丕自己也是文士，如此不顾亲兄弟情谊，不择手段地予以铲除，也可谓心狠手辣之极。后世之人总是同情曹植被亲兄长迫害的遭遇，却不知在真实的历史中，曹彰的下场远比曹植凄凉。
据说曹丕还欲继续对曹植下手，卞太后忍无可忍，对儿子说了一句绝话：“你已经杀我的曹彰，若再杀曹植，我也不想活了。”曹丕这才悻悻作罢，但又心有不甘，便想出个“七步成诗”的办法，若是曹植七步内作不出诗来，便要治罪处死，没想到曹植当场吟出了一首诗：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虽然后世一直有人怀疑这首诗是有人伪托曹植而作，但曹丕猜忌兄弟、相残手足却是铁一般的事实。《七步诗》的真假倒显得不那么重要，它更是成为一段千古佳话，其中闪耀的不仅仅是曹植超凡的才气，它所包含的政治意味，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在利益冲突下亲情异化、骨肉相残的生动写照。
曹彰死后不久，曹植与白马王曹彪怏怏归还封地。来时兄弟三人，回去却只剩下两人，心中的压抑愤懑可想而知。而负责监视的使者灌均生怕二王接触，强行命二人分开，不许他们同行同宿。那一刻，恨极了的曹植终于摒弃了对兄长曹丕的畏惧，愤而作《赠白马王彪》五言诗。这首长诗共分七章，上下相因，情景交融，多慷慨之音、悲凉之辞，哀怨动人。这是一首生命的悲歌，全诗从对京城的眷恋和旅途跋涉的辛苦写起，转到骨肉间生离死别的悲痛及政治上受迫害的苦闷；然后是对曹彰的哀悼，并由此感到人生无常；最后强颜欢笑地宽慰勉励曹彪，实际上流露出更深沉的悲愤。此后，曹植便只能在形如囚徒的生活中汲汲无欢，常自愤怨，忧郁至死。
曹植是当朝名士，但也是曹操爱子，有尊贵的宗室身份，他已经是如此处境，当此时代其他士大夫所面临的政治困窘便可想而知了。而作为士子，骨子里念念不忘的就是儒家的功名，而一旦去有意识地追求建功立业，其个人命运必然要与复杂的政治背景交织在一起，酿成最尖锐的冲突。正因为如此，魏晋时代的名士们才比其他任何一个时代更倍觉煎熬，他们反反复复地在出仕与归隐之间徘徊着，是亲近政权，还是远离政治，对士人总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事实上，名士们心中这种到底是疏远还是亲近朝廷的矛盾心理，早从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便已经开始滋生了。
东汉自章帝以后，外戚开始掌权。汉质帝刘缵即位时，外戚梁冀权势极盛，横行朝野。汉质帝当时只有九岁，却聪明伶俐，当面骂梁冀是“跋扈将军”，梁冀立即派人将汉质帝毒死，改立汉桓帝刘志。当时百官升迁，都要先向梁冀谢恩，然后才敢到职；各地进贡物品，先要将上品送至梁冀府第，然后进奉皇帝。外戚如此势倾天下，理所当然妨碍了皇权，皇帝为了打击外戚势力，便开始依靠身边的宦官。延熹二年（159年）七月，梁冀妹梁太后病死。早对梁冀不满的汉桓帝将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偷偷叫到厕所里密谋，并利用宫中卫士剪除了梁冀势力。为了感谢宦官，汉桓帝封单超为新丰侯、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单超食邑二万户，其他四人各食万户，称为“五侯”。又封中常侍侯览为高乡侯，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此，宦官势力大盛。
就在汉桓帝倚靠宦官夺回大权的这一年，他接受了尚书令陈蕃的建议，派人以安车、玄礼征召徐徲、姜肱、袁闳、韦著、李昙五位名士。这五位名士，各有特点，有以品德高尚的，有以忠孝知名的，有以苦身修节闻名的，也有以隐居不仕著称于世的。安车是一种供年老的高级官员及贵妇人乘用的小车，重臣告老还乡或朝廷征召有众望的人往往赐乘安车，玄则是帝王专门用作延聘贤士的礼品，汉桓帝的礼仪不可谓不隆重，可见他对这次征召名士极为重视。然而，结果却相当令人失望，五人没有一个愿意应召。
汉桓帝失望之下，又派人去征安阳名士魏桓。魏桓乡人均劝魏桓应征出仕，这样可以光耀乡里。魏桓却反问道：“现在皇帝后宫有美女千余，可以减少吗？厩中良马万匹，可以减少吗？左右权豪，可以去除吗？”乡人回答说：“不可以。”魏桓叹息说：“进朝廷当官，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我若冒死进谏，可能毫无意义地送掉性命。那么我应召只能让我活着去而死着回来，这样的结果对于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呢？”众人无言以对，魏桓遂隐居不出。
这六位名士最终选择了归隐与避世，而皇帝也没有再强迫他们出仕。人类的历史其实是一个不断自我毁灭然后再生的过程，只要熟读史书，便会发现雷同的历史事件总是不断地重复上演，只不过由于参与历史人物个性的不同而略有细节上的不同。这种细节，就是历史人物的命运。一百年后，比六位延熹名士名声更大的“竹林七贤”也一样选择了遁世，希图远离官场与政治，但他们却遭受了与延熹名士截然不同的际遇，这就是时代的烙印。
东汉延熹年间断然造就不出“竹林七贤”这样一群风流人物，六位延熹名士若是身处西晋也必定不是原来的结局。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史上，“竹林七贤”诚然是熠熠生辉、光彩照人的，但只有存在于魏晋那样一个时代下，“渭以泾浊，玉以砾贞”，只有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他们才能矫矫不群，成为当时新鲜觉醒的人格精神的代表。只不过，从延熹名士演绎到“竹林七贤”，还要经过一百年的时间，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足以“时将大变，世将大革”了，而名士们的风度也在与时俱进地嬗变着。
“名士”字义为知名之士，其词最早见于《礼记》“勉诸侯、聘名士”一句。东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特意注释道：“名士者，不仕者也。”由此可见，最初的“名士”是指那种“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汉桓帝征召的六位延熹名士，便是最初定义的名士。
正是在东汉时期，名士的含义开始演变，逐渐由“不仕者”演变成为统治阶级中一个独特文化群体的称谓。汉光武帝刘秀开创东汉王朝之初，一直采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选拔儒生。到后来汉顺帝刘保时，朝廷出钱修了太学，儒生更是蓬勃发展，一派繁荣景象，士人对朝政的影响力也日益加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大规模影响力的名士群体出现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东汉名士”。
东汉名士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人生信条，成为儒家理想人格和道德风范的具体体现。甚至连曹操初出茅庐之时，也以东汉名士为人生榜样。他二十岁的时候举孝廉为郎，不畏强权，除洛阳北部尉，胆敢上书批评权势熏天的大将军窦武，表现出匡扶正义之志。然而，锐意进取的东汉名士由于触怒了当权宦官的利益，很快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自汉桓帝开始，东汉开始了宦官擅权的局面。宦官也如同之前的外戚，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安插亲信，由此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宦官专权后，任人唯亲，官吏选举制度流于形式，这无疑堵塞了儒生的仕途之路，儒生与宦官的矛盾日益激化。“党锢之祸”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当时大批太学生聚集京师，受到儒家“民本”的影响，时常议论上层朝政、臧否政界人物，这就是所谓“太学清议”。“民本”是孟子学说的核心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提倡王道政治，劝告执政者重视人民，要与民同忧同乐。因东汉仕途实行察举和征辟制度，注重乡党清议，“太学清议”从相当程度上起到了干预时政的作用。当年曹操步入仕途前，也不得不走清议一途，请名士许劭为己品目，以获得世族认同，这才有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又如大名士陈寔之子陈元方素有清名令誉，因父丧时间盖锦被被另一清议名士郭泰指责，此后声名扫地。因而鲁迅先生才有“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的议论。清议既然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对一个人步入仕途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名士们甚至希图用它来挽救时局。正是因为如此，清议也成为他们惨遭杀戮的起源。
延熹九年（166年）夏，宦官党羽方士张成故意让儿子在大赦前行凶杀人，甚至杀孕妇取乐，意图靠即将到来的大赦逃脱罪名。当时司隶校尉为大名士李膺，其人正直不阿，立即逮捕了张成之子。不久后，果然朝廷有赦免令下达。李膺极为愤慨，不顾赦令，果断地将张成之子杀掉。传说此后一段时间，宦官们都不敢走出宫门玩耍。汉桓帝还感到奇怪，问及此事，宦官叩头哭诉说：“畏李司隶。”
反击很快开始了，张成与宦官勾结起来，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汉桓帝听信一面之词，下令全国各郡国收捕“党人”。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以为“党人”都是久负盛名的忧国忠正之士，不应无故收捕，汉桓帝更怒，即刻将李膺等收狱。受到牵连的还有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名士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均被戴上锁住颈、手、脚的三木刑具，下狱严刑拷打。
被捕的党人几乎全是天下名士，一时之选，也就是民间普遍所认同的“贤人”，时人均以能名列党人而沾沾自喜。度辽将军皇甫规因自己不在被捕党人之列，深以为耻，主动上疏，举例说自己曾依附党人，且来往密切，请依党人之例入狱。汉桓帝本就焦头烂额，对这种无事生非的上疏自然不予理睬。
接下来就是该如何给这群闹得沸沸扬扬的党人定罪。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汉桓帝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均遭受酷刑逼供，却不改慨然之色。不久，太尉陈蕃也被免官。
当时宦官嚣张不可一世，树大招风，引来各方厌恶，权贵和外戚也都站在了士人一方。汉桓帝皇后窦妙父亲窦武时任城门校尉，同情士人，上书为党人求情。而李膺等党人在受审时有意供出宦官子弟，引来宦官恐惧。为了避免两败俱伤，宦官主动劝汉桓帝大赦天下。党人由此被释放，但皆归田里，禁锢终身，再不许入朝为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
汉桓帝死后，汉灵帝刘宏即位，因皇帝年幼，汉桓帝皇后窦妙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窦妙父亲窦武为大将军辅政。窦武一向亲近名士，在他的斡旋下，“党锢之祸”中因直谏被免职的陈蕃出任太傅一职，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也重新被起用。对此，朝野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贤人在朝，太平盛世即将到来。
这一政局变动引起了宦官集团恐慌，他们利用亲近太后窦妙的机会，不断扰乱朝政。窦武与陈蕃等人商议彻底诛杀宦官，但窦太后并不同意，结果被宦官先发制人。宦官利用地利之便，勾结汉灵帝的乳母赵娆，挟持了皇帝，再劫持窦太后，夺走皇帝玺绶，再假传汉灵帝之命收捕窦武等人，诬陷他们大逆不道，图谋废除汉灵帝。此时，刚好七十余岁的陈蕃率官属及太学生八十余人来到皇宫为窦武诉冤，当场被宦官杀死。
宦官又用皇帝圣旨召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前去讨伐窦武。张奂是东汉名将，少立志节，常对朋友说：“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后来长大成人，果真负责东汉对羌人、匈奴事务，长期屯守边疆，威信极高，后来雄霸一方的董卓即为其下属。此刻，张奂刚刚回到京师，不明情由，听信宦官之言，真的以为窦武谋反，遂率兵围攻窦武。窦武虽有兵权，但其部下北军均畏惧张奂声望，军心涣散。窦武见大势已去，自杀而死；其宗族、宾客、姻亲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身。张奂因“平叛”大功被提拔为大司农，当他得知真相后，追悔莫及，不但坚决不肯受印，还趁机上疏汉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结果他本人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身。这一场大变故后，宦官再次完全控制了朝政。
窦武、陈蕃虽死，名望仍在。宦官集团对此忌恨在心，精心策划后，诬陷前党人张俭与其同乡共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危及社稷”，汉灵帝年仅十四岁，对宦官言听计从，于是下诏速捕张俭等人。宦官集团并没有就此罢休，又污蔑李膺等人均是“钩党”，即与张俭有勾结。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皆下狱死，其妻、子流徙边地，附从钩党士人皆禁锢终身。汉灵帝又诏令州郡大举钩党，天下名士及儒学有行义者皆被举为党人，加之挟怨相恶者官报私仇，死、流徙、罢免、禁锢者有六七百人。这便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八年后，永昌太守曹鸾上疏为党人诉冤，言辞激烈，激怒了汉灵帝，曹鸾被活活打死。朝廷重申党人之禁，诏令州郡，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一直到后来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知道党人遭禁锢多年，积怨甚深，生怕党人与黄巾军勾结起来一同作乱，这才下诏大赦党人，“党锢之祸”遂告结束。
在中国历史上，“党锢之祸”是继“焚书坑儒”后又一次空前惨烈的文化浩劫，大批英俊人物在一朝之内零落殆尽。最为可悲的是，党锢之祸将儒家的仁义道德、伦理纲常通通都抛在了一边，极大地摧毁了士子的进取之心，加快了其疏离朝廷的步伐。世道凌夷，文人士大夫风气为之一变，他们为了避免像“清议党”那样成为政治的附庸或牺牲品，被迫集体走上了独善其身的道路，这就促成了名士风度的所谓嬗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士人政治化的“清议”品评之风急遽式微，代之为玄远无为的“清谈”，即所谓的“政争导士止清谈”。清谈所谈论的内容不再是时政，而是养生、言意、有无、才性等理论。清谈的话题大多抽象，形式则采用富有思辨色彩的玄言。这种辩论虽然也展示出才能、心态和意蕴，能带给人愉悦的享受，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它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名士们待客之道和交往方式。名士们聚集在一起，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辩论，以谈才来决定高下，谈才越好，在士林中的声誉则越高。
清谈虽然也依旧评议人物，但不再涉及执政者所关注的实用于政治的德行或才能，而是侧重品评人物的姿容外貌、气质等。比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有人便评议说：“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又有人说：“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这种清谈的评议带有浓重的审美情趣，已经不带有昔日清议的功利性质，因而可以随意发挥，也不至于触怒当权者。
当然也有借清谈来发泄心中愤懑和牢骚的，比如魏明帝曹叡皇后弟毛曾与名士夏侯玄坐在一起，时人评议说：“蒹葭倚玉树。”将毛曾比作芦苇，而将夏侯玄比作玉树。但这种评议已经没有任何政治的火药味，绝不会像“清议”那样引来当政者忌恨，由此招惹杀身之祸。清谈实际上是满腹经纶的魏晋名士对动乱时局和险恶政治的一种委婉抗议，既然他们无法在仕途中建功立业，便改在清谈之中一逞英才，清谈由此成为魏晋时期名士们的精神支柱。
从汉末到魏晋，名士们因严酷的时势使然，表面不再关心政治，“高人乐遗世，学者习虚玄”，在言语上由切中时弊的清议变为夸夸其谈的清谈。清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令他们精神有所寄托，但这些人内心依旧有着无可名状的痛苦与悲愤，当这种不平之气积郁到压抑不住时，必然会在外在爆发出来，这就是名士在举止行为上由清俊文雅转变成怪诞不羁的根源。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诸多名士不拘礼法、肆意轻狂的风流故事。其中，尤其以“竹林七贤”最为放浪形骸，专门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时豪门贵族与文人士大夫言谈逸事的《世说新语》在《任诞》一则中开篇即称：“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皆上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正因为迥异于东汉名士的风貌，又具备了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个性，魏晋名士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突起的异军，“竹林七贤”则成为魏晋名士的楷模，甚至成为名士的代表。
事实上，“竹林七贤”这一群体最初为世人瞩目的，正是他们浪荡逍遥、狂放荒诞的做派，这七人也由此开创了一种率性而为、任诞放达的风气，成为被后世称为“魏晋风流”的始作俑者。
那么，到底“竹林七贤”有什么特质，能够在中国文化史上如此不同凡响，成为一个有独特意味的文化符号？嵇康在“竹林七贤”中年纪偏小，小山涛十八岁，小阮籍十三岁，刘伶和向秀也均年长于他。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能成为“竹林七贤”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县人，出身士族，其父嵇昭曾任督军粮治书侍御史，职掌律令。嵇康自幼丧父，由母亲和兄长抚养成人。其人自小聪颖，好博览群书，除了学识渊博外，更是多才多艺——通晓音律，尤爱弹琴。擅丹青书法，尤工于草书。其墨迹“精光照人，气格凌云”，被列为草书妙品。时人称其书法“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时集，群乌乍散”。
成年后的嵇康身长七尺八寸，容止出众，却不注重打扮。喜读道家著作，向往出世的生活，不愿做官，时常弹琴吟诗，自我满足。他曾经独自遨游于山泽采药，逍遥自在，得意之时，恍恍惚惚忘了回家，有砍柴者遇到他，以为是神仙。后又拜道士王烈为师，学习炼丹养生之道。
之所以养成了如此至情至性的性格，其“孤露”境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父权至上，大小官员是“父母官”，皇帝则为天下民之共父。嵇康幼年丧父，“母兄鞠育，有慈无威”，“孤露”反而给了他一个自由广阔的成长空间，也养成了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的个性，在他的意识中，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权威。
类似的成长经历也发生在同样“孤露”的山涛、阮籍、刘伶、向秀、阮咸身上。阮籍后来担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曾经遇到一桩儿子杀死母亲的案子，他当即奇道：“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意思是说，杀自己父亲尚且说得过去，怎么竟杀起母亲来了。
这话语惊四座，大违纲常礼法。满座为之动容，都觉得接受不了阮籍的态度。司马昭听说了后，也亲自出面问话：“杀父乃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阮籍回答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不若。”这倒是符合他一贯表现的“礼岂为我辈设耶”的态度。
这些未遭到父权威严调教的男子，如同无人修剪的花草，任意生长，大多养成了“外坦荡而内淳至”的性格，其中尤以嵇康为极致。但七贤的成长过程却是各自独立的，他们的相识、相知，要一直等到各自长大成人后的一场邂逅。
“竹林七贤”得以聚集在一起，山涛功劳最大。山涛与阮籍同好老庄之学，因此而得与阮籍相识，但二人志向却大相径庭——阮籍始终表现出游离在功名之外的人生态度，而山涛则不其然，老庄之学只是让他变得谨慎隐晦，更懂得明哲保身，他从来没有将老庄的“清静无为”当作他的理想追求。由于早年丧亲，家中贫困，生活的巨大压力反而促使山涛对功名利禄有更加强烈的渴望。
山涛十八九岁的时候，山氏族人曾经向权臣司马懿举荐道：“山涛是个干练的人才，将来可以和你的两位公子一起纲纪天下。”“两位公子”即指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司马懿原配发妻张春华为山涛姑母之女，因而司马懿名义上是山涛的表姑父。只是当时张春华已经失宠，甚至被丈夫骂为“老东西”，司马懿对山氏族人也颇为冷淡，只道：“你们山家原本人丁不旺，怎么可能有如此人才？”
山涛试图通过攀附司马懿步入仕途的梦想由此破灭，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曾对妻子韩氏道：“现在暂且忍忍饥寒吧，我以后一定会做三公，只是不知你能不能做公夫人。”三公是指太尉、司徒、司空，为级别最高的大臣，可以说是位极人臣。这话在当时外人看来，不过是一句戏言，但山涛自小磨炼了一套气量宏远、左右逢源的性格，发誓要凭自己的努力将这句话变成现实。
正始五年（244年），山涛四十岁，于不惑之年步入了仕途，在河内郡为官，担任郡功曹。郡功曹“主选举”，即专门负责为朝廷选拔人才。由于中年才步入官场，山涛相当懂得自律，加上有名士器量，曾被人品评为“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气度卓然，质朴又有雅量，从而赢得了当地士人的信任和尊重。另一位大名士嵇康时年二十二岁，正与好友吕安寓居在河内山阳，山涛以郡功曹的身份，得以结识了嵇康。
关于嵇康为何从家乡移居山阳，一直有种说法，说他是为了探寻被贬到此地的汉献帝刘协的足迹。曹丕代汉自立后，汉献帝被逼退位，封为山阳公，软禁在山阳浊鹿城，后来也死在这里、葬在这里。而嵇康位于山阳的园宅，刚好位于浊鹿东北，距城中不过数里。这种说法其实有些牵强附会，因为汉献帝被废时，嵇康还没有出生。中国素来有“事过境迁”和“事过情迁”的说法，随着事情过去，事情发生的环境改变了，对该事的感情、态度也会起变化。如果说曹丕的“禅让”一幕确实给身临其境的阮籍带来了深深的震撼，极大地影响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话，对嵇康则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甚至汉献帝死在山阳的时候，嵇康也才十二岁，这位堪称历史上命运最坎坷的帝王，留给他的始终只是一个神秘而凄凉的背影。而嵇康移居山阳的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当时的河内地区文化、经济发达，权贵、名士云集，是继京师洛阳外的第二个文化中心。事实上，正是在移居河内郡后，嵇康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这里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好友向秀、吕安、吕巽等人。
山涛初遇嵇康时，嵇氏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有风仪，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既是才子，又是美男，风度翩翩。山涛一见之下，大为倾倒，称赞道：“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嵇康也对璞玉浑金般的山涛很有好感，二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不久后，山涛回京任职，嵇康也来到洛阳，山涛便将新结识的阮籍引见给嵇康，三人由此结为知己。
与山涛迫切进入官场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阮籍一开始便是勉为其难，在高压下被迫入仕。他当时刚刚完成了《通易论》和《乐论》著作，享有“才隽”声誉，称为名动京华的名士，遂为太尉蒋济招揽，在其手下任尚书郎。
太尉始于秦朝，西汉时为最高武职，与丞相、御史大夫并为三公，掌治军领兵，由于职权太重，并不常置。不设置太尉时，则以太尉职归丞相。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尉掌军事，司徒管民政，司空管监察，分别开府，各置僚佐。但由于东汉实权已转移到尚书台，太尉实为丞相，与西汉掌管武事的太尉名同而实异。曹魏沿袭了东汉制度，太尉权力更重，非名望尊崇、功勋显赫者不能出任，如魏国元老辅政重臣司马懿便曾长期担任太尉一职。阮籍虽因文才成名已久，却始终未曾步入官场，第一次入仕便是在势同丞相的太尉手下担任清贵显赫之职，可谓平步青云、春风得意。
但阮籍显然并不快乐，时常独自前往洛阳东面的首阳山游览，浪迹得够了，便往附近的黄公酒垆饮个酩酊大醉。即便是目不识丁路过酒店的山民，也能看出这位名士闷闷不乐地沉溺于美酒中，并非全然是因为贪杯，更多的是在借酒消愁。尽管黄公酒垆远离京师，然毕竟没有置身于红尘喧嚣外，亦总有热衷议论时势、品评人物的酒客，店家狄希还是慢慢了解到阮籍抑郁背后的真相——
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曹叡驾崩，曹芳即位。曹芳即位时年仅八岁，时司马懿任太尉，与大将军曹爽同为魏明帝托孤大臣，共同辅政。曹爽为曹操族孙，志大才疏，想让尚书奏事先通过自己，以便专权，便利用宗亲身份向天子曹芳进言，改任司马懿为大司马。如此，曹爽借皇帝曹芳之手，顺利将司马懿排挤出中枢，太尉一职改由四朝元老蒋济接任。
蒋济新官上任，便想延揽名士为自己壮威。他听说阮籍的大名后，专门向属官王默打听。王默出自著名的太原王氏，家世显赫，见多识广，却对阮籍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告道：“阮籍这个人才华出众，一般人无法相比。”又提及叔父王昶亦曾评论阮籍“此人不可度量”。
蒋济听了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去请阮籍出来做官。阮籍知道蒋济着意笼络，不过是要借助自己的名气壮大声势。而且蒋氏虽为皇帝曹芳信任，实际上却是司马懿的心腹。而今大将军曹爽横行朝野，大肆打压司马氏势力，阮籍若到蒋济手下做官，难保不会卷入纷争。但阮籍也不敢轻易得罪蒋济，便写了一封信，先是大肆吹捧蒋济“以含一之德，据上台之位，群英翘首，俊贤抗足”，然后才说自己才干平平，又身体有病，言辞婉转地谢绝了蒋济。信写好后，阮籍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请吏卒转交给蒋济。
蒋济征召阮籍后，生怕他不来，突然听说阮籍本人已经到了洛阳城外的都亭，大喜过望，立即派人前去迎接，不料阮籍留下信后就已经离开。蒋济无法下台，大为气恼。曾在蒋济面前称赞举荐阮籍的王默很是害怕，赶紧写信给阮籍，劝他立即前来应命。亲朋好友也一齐赶来相劝，晓以利害。阮籍惊怕之下，最终屈服，到蒋济手下做了尚书郎。虽则出仕，却始终处在难以自安的矛盾中。如此情境下被迫出仕者，当然不会快乐，自然也谈不上有任何作为。
没过多久，阮籍便借口有病辞职。由于他好老庄之言，所以依然留住在京师洛阳，加入了吏部尚书何晏主持的清谈行列。刚好此时山涛得举孝廉，又被州里征辟为河南从事，由河内重回洛阳之日，正是其表姑父司马懿在家称病以麻痹曹爽之时。但这时天下最耀眼、最闪亮的人物并不是大权在握、民怨沸腾的大将军曹爽，抑或是众望所归、闭门不出的太傅司马懿，而是何晏。何晏之引人瞩目，也不是因为他吏部尚书的显赫要职，而是因为他开创引领了一代玄学玄风。
玄学与“建安风骨”并称为东汉以来中国文学与思想上最辉煌的成就。“建安”为汉献帝刘协年号，建为“立”，安为“稳定”，可谓意味深长。这也是刘汉王朝的最后一个年号，一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代汉才终止。事实上，自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起，整个建安时期，汉献帝均是曹氏手中的傀儡，汉家天下已有名无实。
江山已经不是汉家的江山，天下却依旧四分五裂。而在中国历史上，乱世往往也是思想空前繁荣的时代，这是因为人们信奉的传统思想观念受到了冲击，会发生动摇，社会的动荡与生命的无常，必然要引发对人性的思考。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诸子应时而生，“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在诸子百家中，就深度和系统性而言，以儒家和道家最为突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道家学说才逐渐沉寂。
无独有偶，自汉帝国崩溃后，中国长期陷入了动荡与分裂的混乱状态，世积乱离，生民多艰。但恰恰是在战争频繁、民不聊生的建安时期，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芒四射的“建安文学”，而风头最劲的领军人物正是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其锋芒与成就甚至盖过了声名显赫的“建安七子”。
三曹父子经历不凡，自不必多述。“建安七子”生逢巨变，也亲身见证了社会的动荡与变迁。七人之中，除了孔融是孔子二十世孙，门第显赫，与曹操政见不同外，其余陈琳、阮瑀等人均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辗转流离，直到投奔到曹操门下，地位发生了变化，才过上了安稳富贵的生活，因而多视曹氏为知己，依附于曹操父子旗下，想要干一番事业，作品中亦流露出积极健康向上的气质。时代的烙印深深打在了三曹与七子身上，他们一举摆脱了传统中专事诗文的柔弱书生形象，褪去了文学的功利性色彩，开始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关怀民生疾苦，期盼天下廊清，诗文中体现出深刻的现实性和思想深度。爽朗刚健、慷慨苍凉也成为这一时期特有的文学风貌，这便是后世极力推崇和效法的“建安风骨”。
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在悲天悯人的情怀下，注重直抒胸臆，开始有意识地摆脱儒家思想和章句的束缚，文风也由之前的纤密浮华变得风清骨峻，作品集气质、个性、思想、才华与人生体验于一体，体现出强大的生命感发力。“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正因为具备了时代的精神，建安文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情感深沉，风格遒劲，气势雄浑，充满了慷慨激昂的阳刚之气。
整个建安时期，社会虽处在大分裂、大动荡中，却独有文学一枝独秀，放射出绚丽的异彩，“俊才云蒸，作家辈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尤其是诗歌的长足发展，奠定了文人诗在文学史上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这是这个时代文学的异彩。
而“建安风骨”还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的成就，它开启了“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大门，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文学开始显示出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这一自觉，不仅是文的自觉，也是人的自觉。这一时期的文学，充满了自主自发的探索意识，逐渐地文学上的探索过渡成了哲学意义上的探索，这才有了紧随其后的玄学兴起。
有意思的是，动乱不安的时代造就了“建安风骨”，曹操成为文坛领袖。政治黑暗、充满杀戮的魏晋时期则诞生了玄学，其创始者正是曹操的养子何晏。曹操堪称汉室江山的真正终结者，而引发汉帝国崩溃的，正是何晏的祖父何进。作为一个屠夫的儿子，何进能够登上历史舞台，左右天下局势，全靠那一年汉灵帝广选美女。
建宁四年（171年），汉灵帝刘宏立宋氏为皇后，并大赦天下，唯独不赦“党人”。汉灵帝生性荒淫无度，为了自己享乐，又派人到全国各地采选美女，选入宫中。就在这一年，南阳宛县屠夫何真之女何宛被选入宫中。何宛天生丽质，是当地著名美女，不过由于出身卑贱，不具备选妃的资格，最终还是何氏用辛苦攒下的钱贿赂了选美的宦官，这才得以进宫。
汉灵帝初见何宛，很为她如花似玉的容颜倾倒，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将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梦魇，这女人不但将后宫搅得鸡犬不宁，害死他最爱的王美人，还自形成一股宦官、外戚势力，令他也动她不得。
何宛虽出身市井，心机却相当深沉，她以美貌得宠于汉灵帝后，又看出朝政尽掌握在宦官之手，便全力与宦官结交，从此在后宫中如鱼得水。五年后，何宛生下皇子刘辩，即后来的汉少帝。因其他嫔妃所生之子均早夭，刘辩便成为皇长子，何宛地位提升。刘辩出生后不久，何宛母因子贵，被封为贵人。但何宛并不满足，她想要的是皇后，而不是区区一个贵人封号。
又过了两年，宋皇后因事被废，死于暴室，当时在朝中任职的曹操也因与宋皇后沾亲带故而受到牵连，被迫去职还乡。一切绊脚石均被清除了。只是出乎意料的是，汉灵帝已不那么喜欢阴险多计的何宛，而更喜欢温柔多情的王美人。何宛看到了深重的危机，一个以色侍君的女子，一旦宠衰，下场是难以预料的。幸好她多年来倾心收买笼络宦官的力气没有白费，在宦官的压力下，汉灵帝被迫册封何宛为皇后。东汉自立国以来，皇后多选自南阳阴氏、邓氏，扶风平陵窦氏，安定乌氏梁氏，无一不是高姓豪门，何宛以屠夫女出身得晋皇后，可见当时宦官在东汉帝国的政治体系中占了何等重要的分量。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何宛当上皇后之后，她的同父异母兄何进也升任侍中，官任权力极大的河南尹，后又升任大将军，位极人臣。何皇后愈发骄纵专横，她听说王美人怀孕后，担心会对自己的地位造成威胁，千方百计地加以迫害。王美人一度恐慌不能自己，曾设法打掉胎儿，但未能成功。王氏后来果真生下皇子刘协，即后来的汉献帝。何皇后气急败坏之下，毒杀了王美人。汉灵帝得知究竟后勃然大怒，决定废除何宛皇后位，但诸多宦官群起为皇后求情。汉灵帝以皇帝之尊，竟然不敢处罚何皇后，又担心爱子刘协也会被何皇后害死，不得不交给母亲董太后抚养。
何宛保住了皇后的位子，但却永远失去了皇帝的心。汉灵帝厌恶皇后，也不愿意立她生的儿子刘辩，想立王美人生的刘协为太子。可刘辩不但有外戚、宦官作后盾，还因为是嫡长子，得到了朝中重臣的支持。政治上羸弱无能的汉灵帝深知这三方势力厉害，始终下不了决心。但一直到死，他都不肯立刘辩为太子，也不敢立刘协，只在临死前将刘协托付给心腹宦官蹇硕，嘱咐他设法拥立刘协即位。汉灵帝这一愚蠢密令，掀开了东汉末年大动乱的序幕。
蹇硕人长得壮健，胆子也大，颇有武略。汉灵帝生前对他特别信任，任命其为统军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甚至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归他统领。这其实是汉灵帝采取的制约外戚的行动。然蹇硕本是宦官身份，声望不高，汉灵帝在位时，他还能借皇帝的声势勉强与何进相抗，汉灵帝一死，他外无朝臣支持，内有何皇后及其一派的宦官虎视眈眈，很快就落了下风。蹇硕本来打算在汉灵帝灵柩旁埋下伏兵，将何进诱入宫中杀死，但宫中宦官多是何氏一党，消息走漏，何进与何皇后部署后，直接立刘辩为帝，史称汉少帝。因皇帝年幼，由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掌大权。蹇硕不甘心坐以待毙，又与其他宦官商议，密谋刺杀何进，但消息再一次走漏，蹇硕反而为何进所杀。
蹇硕虽然被铲除，但刘协还在，且有汉灵帝母亲董太后做靠山。董太后在宫中日久，身边也自有一股宦官势力。何进兄妹抢先下手，派兵围捕董太后之弟骠骑将军董重，董重自杀，董太后也在外贬途中暴毙而亡。
何进虽然顺利铲除异己，但担心宫中宦官仍然是隐患，决意诛杀宦官，但他深恐宦官势力积蓄已久，担心自己实力不够，便召前将军董卓进京。董卓驻兵于河东，其部西北军素以善战著称。不少人已经事先预料到董卓进京必为祸乱，而当时何进身居要职，手握重兵，要诛杀宦官，只要当机立断即可，根本不必招进外兵，只是这个屠夫的儿子没有什么远见，非要听从名门大族袁绍的建议，召四方猛将豪杰进京。
董卓还没有到京，精明警觉的大宦官张让等先下手为强，杀死了何进。何进部将袁绍随即攻进皇宫，大杀宦官，皇宫大乱，汉少帝刘辩及陈留王刘协也被张让劫持出逃。当时董卓还没有到达洛阳，远远见到洛阳火起，知道出了变故，连忙疾行进城。半路与汉少帝一行相遇，张让等宦官被杀，汉少帝和陈留王刘协则由董卓保护回宫。董卓自以为迎接少帝有功，又自认董太后同族，入京后将何进之部全部据为己有，开始把持朝政。不久，便废汉少帝，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汉灵帝和蹇硕生前的愿望，最终由董卓实现。只是这一结果，对汉献帝而言，是祸端绝非福祉。
董卓当权后大行暴政，倒行逆施，各地诸州郡牧守纷纷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主。正当双方引军对峙之时，袁绍一方发生内讧火并，各将领引兵散去，自此中原陷于战乱，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局面。
董卓进京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被视为东汉灭亡的契机，而引发这一重大事变的何氏兄妹也自食恶果，何进为宦官所杀，汉少帝刘辩与何太后为董卓毒杀，何氏一族也被斩尽杀绝，只有何进的儿媳尹氏因机缘巧合，趁乱逃过一劫。尹氏当时已经怀有身孕，后来产下一子，这位遗腹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何晏。他长大成人后，不仅是正始名士的核心，更是成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人物。
何晏的出生在董卓进京的次年。这一年，董卓逼迫汉献帝迁都长安，并将洛阳的宫殿、官府、民房等全部烧毁，方圆二百里的繁华，在熊熊大火中尽数化为灰烬。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汉皇家藏书也未能逃过这场浩劫，大多被毁，甚至还有人用帛书制成帷盖、滕囊，被人抢救保护下来随汉献帝西迁的图书只有七十多车，途中又丧失大半。而起初汉光武帝立都洛阳时，所携图书装车达二千余辆，后经历代皇室大力收集，典籍、图录更是多不胜数，蔚为大观。经董卓之乱后，皇室藏书荡然无存。
此刻，何晏尚在襁褓之中，对外界的险恶一无所知，而他的母亲尹氏，却日日夜夜都处在惶恐忧虑当中——她不仅要想方设法逃脱董卓的追杀，还要为日后母子二人的生计打算。生逢乱世，连汉少帝都死于非命，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质女流如何存世？然而，尹氏却是一个容貌、见识均颇为不凡的女人，很快，她就用再嫁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她的第二任丈夫，便是曹操。尹氏当机立断的选择，使得何晏直接成为曹操的继子，从而赢得了当世最强有力的保护伞。尹氏的高明眼光还不仅仅在此一处，而后来她虽然无法保住何晏的性命，却再次用计谋保住了何晏的儿子，就连司马懿都不得不佩服她。
虽然生于患难之中，何晏的成长环境却是优裕的，他随母亲生活在曹府，一切衣食用度都与曹操亲生儿子曹丕等人无异。于公侯门中成长，何晏身上已经丝毫看不出他是南阳屠夫之后的影子。他少年便以文才出众、聪慧过人而知名，大概这些先天的优势助长了其志得意满，他虽是寄人篱下，却从来没有自卑感，也不肯低调做人，每每都要与曹丕兄弟攀比服饰等礼制，甚至在曹丕被立为魏王太子后也是如此。曹丕对此极度不满，经常见到何晏时便要讥讽地叫他“假子”。
但曹丕的尖酸却改变不了曹操宠爱这“假子”的事实，曹操甚至爱他超过了自己的儿子，想让他改姓曹。不料何晏偏偏不买账，他用树枝在自己站立之处画了个圆圈，义正词严地道：“这是我们何家的地盘！”话中之意不言而喻。曹操碰了个软钉子，不由得悻悻然，但他究竟是一代枭雄人物，既然不能让何晏成为自己的儿子，那么仍旧可以让他做自己的女婿，于是将自己的爱女嫁给了他。
彼时社会风气，普遍重视姿容外貌，人们格外赞赏相貌俊美、风度出众的男子。甚至连曹操在会见匈奴使者时，因自卑长相寒碜，而另找俊美的文臣崔琰冒充自己。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天生是一个美男子，理所当然会引来众人瞩目。何晏容貌俊秀，仪态万方，肤色至白，魏明帝曹叡一直怀疑他在脸上搽了粉，当上皇帝后，便想找机会戳穿这位姑父。于是，在一个炎炎夏日，曹叡召何晏入宫，有意请他吃热面饼。何晏吃得大汗淋漓，不由自主地用衣袖拭脸上的汗。曹叡等的正是这一刻，目不转睛地盯着，结果发现何晏面色还是皎皎如玉，并没有搽粉。皇帝对此结论虽然略感失望，却总算了去了一桩长久以来埋在心中的疑问，何晏也由此得了“傅粉何郎”的称号。
其实，何晏之所以白皙如玉，一半是由天生，另一半则是因为他服药的缘故。其人迷信老庄，亦追求养生修仙之术，于是取汉人药方，改制成“五石散”，日日服用，并自称服药后体力增强。五石散是否真能去病强身见仁见智，但它确实会令皮肤变白变细。在何晏的带动下，五石散广为流传，贵族中人相继服用，一时成为风气。
不过，何晏的矫矫不群，并不仅仅由于他的美色和文才，其人在学术上亦取得了极高的建树——曾经广集众家所注，编撰了一部集大成式的《论语集解》，远远超过了以往名家郑玄、王肃的注本。他还是魏晋玄学贵无派创始人，与王弼并称“王何”，被称为魏晋玄学家的代表人物。
“玄”字之义，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语。玄的字面意思，即为深奥的、不容易理解的，玄学意即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说得通俗一些，即是对一些抽象内容以生动的方式方法进行解说和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说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它更偏向伦理，讲秩序，重人伦，倡礼仪；而道家学说是更加纯粹的哲学，它关心万物起源，任自然，重个体，关心生死及永恒。汉朝立国之初，天下饱受战乱之苦，经济凋敝，国力羸弱，君民均欲休养生息，“清净无为”的道家学说遂成为国策，长达七十余年，直接造就了著名盛世“文景之治”，成为“无为而无不为”的典型政治范例。汉武帝刘彻即位后，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和钳制思想，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学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退出了历史舞台，并开始转化成神学，逐渐宗教化，道教由此而生。然而，到了三国时期，道家学说再次对社会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自汉帝国崩溃，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大批名士死于非命，正所谓“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失望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士林。社会的分裂也引发了学术的分裂，一度占官方学说正统地位的儒学功业之说逐渐陷入了困境，再也无法维系人心。当士人不由自主地开始探索新的思想信仰时，思想的多元化出现了。纷扰的乱世中，士人们无时无刻不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为了逃避残酷的现实，恪守“清静无为”的老庄道家学说，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他们的偏爱。老庄哲学的根本就是“道”，而“道”就是“自然”，它强调放弃主观努力，一切顺应天性，与自然保持一致，无须有所作为。于是士人们开始消极退隐，意图通过逍遥自在的行为，来寻求精神上的宁静，《老子》《庄子》《易经》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总称为“三玄”，玄学由此而产生。这门最初由动摇、怀疑所导致的玄学，成功挑战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不仅结束了统治西汉、东汉长达数百年的经学，还开创了贯穿整个魏晋时期的玄风思潮，引发了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
何晏少年时即以才秀知名，据说他从小“好老庄言”，这多半与他寄人篱下的生长环境有关。虽然他深得养父曹操喜爱，他本人亦从未表现出半分自卑，甚至还常常故意与曹丕兄弟争出风头，但正如曹丕讥讽的那般——他毕竟是个“假子”。聪慧敏感的何晏能够意识到这种血缘决定的亲疏关系，而他与曹丕之间的巨大矛盾将注定他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实际上，曹操、曹丕父子也绝对不会让他有什么作为，这对父子对血浓于水的曹植都要极力抑制，导致曹植连自己的妻子都无法保住，更何况他是“假子”呢？
在魏文帝曹丕及其子魏明帝曹叡执政期间，何晏以曹操养子和女婿的双重身份，竟未获任何官职，始终赋闲在家。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压抑，促使他开始服食五石散。五石散为东汉医圣张仲景所创，其成分都是些性烈有毒的石药，主要是用来治疗伤寒。何晏又在原药方上加以改进，“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所谓“神明开朗”，其实就是身体忽热忽冷，令精神产生亢奋。但何晏不计后果，将五石散当作家常便饭来吃，只求服药后所带来的一时快乐。尽管五石散费用昂贵，但很快在名士群中发展成为一种风尚，也可见苦闷是当时士人们的普遍心情，包括后来的嵇康也加入了服药的名士行列。
只是，服用五石散后副作用很多，服后人的皮肤热燥干裂，必须奔走发散。有的人难以忍受，就去卧冰。服药也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比如皮肤变得极白极嫩，以致都不能穿紧身的衣服，不然会磨破皮肤，宽衣博带由此应运而生。还有人的肌肤变得吹弹可破，细腻到不能洗澡，导致身上生出了许多虱子，“扪虱挥尘”也因而成了名士风度的象征。更有甚者，会因服用过量导致精神错乱，抽搐而死。尽管如此，名士们依旧乐此不疲，沉湎于这种自我麻醉中。如果果真服药而死，倒是可以彻底超脱尘世的纷争，获得心灵的宁静。
金乡公主性情娴静，对丈夫的怪癖不能理解。尤其何晏服药后时常胡言乱语，与同伴们自称是“诸神”。公主又是惶恐又是厌恶，担心丈夫早晚会惹祸上身。有一日，金乡公主去探望母亲杜夫人，忍不住大倒苦水，泣告道：“何晏为恶日甚，将何保身？”杜夫人反而笑道：“如此，你就不用妒忌何晏了。”
杜夫人当年是王允连环美人计的关键人物，曾为董卓、吕布、关羽、曹操等人倾心仰慕，均是能够翻云覆雨的不世豪杰人物，其所经历的大风大浪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她也不看好女婿的将来，但她认为何晏既热衷于服药，便不会再有精力去宠爱别的女人，做寡妇总要好过做妒妇，于是让女儿不必再理会何晏，任其作为。
服药毕竟只能逞一时之快，且人的脾性容易变得暴躁易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寻求精神的慰藉，何晏便与好友夏侯玄、王弼等一批名士挥麈清谈，倡导玄学。由于他们的观点离群脱俗，玄淡简约，倾动当世，士人莫不景慕仿效，由此成为一时风气。不仅如此，何晏掀起的清谈之风影响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政治文化，玄学也成为魏晋南北朝的思想主流。
魏少帝曹芳即位后，改年号正始。何晏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名士，由此被召入朝中，从此步入仕途，成为正始名士的头面人物，也正式蜕变为一代哲学与思想大师。他所倡导的玄学、清谈更是蓬勃发展，史称“正始玄风”，何晏、王弼成为这股滔滔思潮中的核心领袖人物。
正始年间是玄学发展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被誉为“金声玉振”的正始之音，吸引了天下所有士子的目光，更多的人由此加入到玄学的行列中来，或为崇尚老庄之情，或为追求个性之心，不一而足，形成一种时髦风气，在京师弥漫开来。
当时大将军曹爽正与太傅司马懿明争暗斗，何晏名气如此之大，又兼有曹操养子及女婿的双重身份，代表着曹魏一方，以致司马懿都起了不敢小觑之心，特派长子司马师混入其中。司马师素以务实闻名，加入名士清谈行列本意是在防范何晏，不料也因此对玄学着了迷，对王弼的才华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到了正始后期，阮籍、山涛、嵇康、向秀等人均先后到达洛阳，慕名加入了正蓬勃发展的玄学清谈行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正因为有了越来越多的名士加入，才有了思潮强劲的一代玄风。
嵇康入洛阳时，京师士民惊叹其飘忽欲仙的风度，称其为“神人”。其实嵇康“土木形骸，不自藻饰”，比较邋遢，不过时人虽然重视外貌姿容，但更加看重气质风神，嵇康才华横溢，卓尔不群，他的不修边幅也被誉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如此出众的人物，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当权者的注意。也许是大将军曹爽的刻意笼络，也许有尚书何晏的从中牵线，也许是曹魏皇室对嵇康才华的赏识，嵇康到洛阳后不久，便娶了沛王曹林之女长乐亭主为妻，正式在洛阳安家落户。
由于娶了曹魏公主，又与曹氏同乡，嵇康也入朝为官，起初授予郎中，不久晋升为七品的中散大夫，掌论议政事，是个典型的闲职。嵇康本人也照旧轻视世事，寄情山水，纵酒清谈，洒脱不凡，过着逍遥的名士日子。
嵇康跟何晏既成为姻亲，二人个性也有颇多相同之处，自然格外亲近。何晏将五石散介绍给了嵇康，嵇康从此也开始服药。
阮籍与山涛于参加何晏主持的清谈时结识，因彼此投契，便常常结伴到首阳山黄公酒垆饮酒。嵇康在洛阳声名鹊起后，山涛因在河内郡任功曹时与其熟识，便将他引荐给了阮籍。嵇康虽比阮籍年轻十余岁，但二人第一次见面便有相见恨晚之意，很快结为至交好友，契若金兰，一度形影不离。
山涛本是气度沉静之人，自结交嵇康、阮籍后，时常联袂外出，早出晚归，频繁而密切。山涛妻子韩氏十分好奇，问丈夫在忙些什么。山涛便说了嵇康、阮籍的名字，又说：“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
韩氏从没有见过丈夫如此对另外两个男子倾心赞扬，感到大异于常交，便有意游说丈夫邀请嵇康、阮籍来家中做客并留宿。山涛知道妻子目光敏锐、观察入微、善于识别品评人物，也想听听她的看法，遂如她所愿。当晚，山涛、嵇康、阮籍三人在山府静室中清谈，韩氏则从窗洞中窥测动静。她为嵇、阮二人仪表谈吐所吸引，竟观察了一整夜，丝毫不知疲倦。
次日，送嵇康、阮籍离开后，山涛迫不及待地询问妻子道：“二人何如？”韩氏回答道：“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意思是说山涛的才能、情趣根本比不上嵇康、阮籍，只能凭借见识、气度与二人结交。
每每阮籍、山涛、嵇康在黄公酒垆聚会饮酒后，又仗着酒兴到附近的竹林啸谈放歌，称为“竹林之游”，这便是后来七贤“竹林之游”的契机与序曲。不久，山涛介绍了好友向秀加入，阮籍则带进了侄子阮咸和好友王浑的儿子王戎。
向秀字子期，河内郡怀县人，与山涛同县，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其人性情淡泊平和，有隐士情结，喜谈老庄之学，在玄学上有着极深的造诣，曾注《庄子》，后因研读《庄子》颇有心得，于乡里讲学。山涛任河内郡功曹时慕名而往，听向秀所讲“妙析奇致，大畅玄风”，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当时嵇康亦寓居河内，所居山阳县与怀县相邻，这种地域上的便利令向秀、嵇康交往频繁，二人由此结为挚友，还在养生的问题上进行过一场大论辩，嵇康为此作《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向秀则作《难养生论》回应。向秀虽然名气远远不如嵇康、阮籍等人，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枝独秀，在玄学上成就斐然，即使在群星闪烁的魏晋名士中，他也自有一抹独特的难以掩盖的光芒。
阮咸字仲容，为阮籍兄长阮熙之子，自幼以放达怪异知名。阮氏是陈留名门望族，整个家族聚居在同一条街，住北边的比较富有，南面的则是穷人，阮籍、阮咸叔侄都住在南面。有一年的七月初七，是传统晾晒衣物的日子。只见半条街都是北阮各家的绫罗绸缎，衣服非常华丽。阮咸见了后，立即将自己的一条粗布短裤用根竹篙挑了，晒在了中庭。别人见了大为奇怪，问他为什么，阮咸回答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意思是说，我也不能免俗，挂这个出来，暂且应景而已。
要知道，阮咸可是当时著名的美男子，号称“如玉山般光映照人”。当时太原郭奕高爽，为众人推崇，自恃很高，然而见到阮咸后，为其风度容貌心醉，叹息不已。阮咸音乐才华也极为出众，能弹一手好琵琶，精于鉴赏，被称为“神解”，曾与音律大家荀勖一争音律长短——
荀勖为荀子后人，博学多闻，才华出众，曾掌管宫廷乐事。某日参加宫廷宴会，荀勖忽然停箸道：“这饭是受过劳苦的柴烧成的。”在座者都认为是无稽之谈。召来厨师一问，厨师道：“是用旧车脚烧的饭。”众人这才惊佩不已。当年蔡邕听火烧柴声而得良木为焦尾琴，时人认为荀勖食饭辨柴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阮咸却认为荀勖音乐修为不够。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由于周代的钟律之器失传，当时的音律多有不合，荀勖奉命调正乐律，造新钟律，与古器谐韵，时人称其精密。阮咸听过一次荀勖的新律后，直言不讳地指出其中有误，当面“讥其声高，声高则悲，非兴国之音”。荀勖自认为精通音律，听了当然十分不快。后来有农夫在田间发掘出一把周代的玉尺，正是用来校正天下律吕的标准尺。荀勖用这把尺子来校正新律之器，才发现阮咸前言不虚，自己修正过的钟鼓、金石、丝竹均发现短了一黍，这才佩服阮氏神识，不得不承认其“神解”之名。恰恰是这样一位才貌俱全的男子，竟然如此不顾体面地高晒短裤，实在令人跌掉眼珠。
而阮咸的别具一格还不止这些。他一直喜欢姑姑家的鲜卑婢女，暗中有私情，婢女还有了身孕。刚巧姑姑要迁居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婢女当然也一起带走。当时阮咸正在为母亲服丧，得到消息后，大叫道：“我的种不能没了！”临时向人借了头驴，穿着丧服就去撵姑姑。追上之后，讨要回婢女，二人一起骑着驴回来。彼时以孝治世，阮咸在母丧期间公然与婢女私通，如此狂放不羁的行为，可以说是对传统礼法的大胆反叛。
王戎字濬冲，出身琅琊簪缨世家，祖父王雄官至幽州刺史，父亲王浑官至凉州刺史，封贞陵亭侯。王戎“幼而颖悟，神采秀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他六七岁的时候到洛阳宣武场看戏，老虎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众无不辟易颠仆，争相逃跑。只有王戎湛然不动，神情自若，了无惧色。当时魏明帝曹叡也在阁楼上观看，见此情形，不由得暗暗称奇，召见过王戎后，誉其为“神童”。
又有一次，王戎曾与同伴在路边玩耍，发现道边的李子树上果实累累，大家争相恐后爬到树上去摘李子，唯独王戎站在一旁观看。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抢李子吃，他坦然道：“树在道旁而多果实，李子必然是苦的。”事实果然如此，众人不由得惊叹这个小孩子的聪慧。
成人后的王戎身材短小，没有嵇康那般高大的龙章凤姿，这在重视仪表姿容的时人看来，多少是一种缺憾。但王戎的一双眼睛熠熠闪亮，“眼烂烂如岩下电”，据说能直视太阳而不目眩，“眸子洞彻，视日而眼明不亏”。他这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有力地弥补了外貌缺陷，使他显得神采飞扬，再加上聪慧多才，性格坦率，善于清谈，很快便在士林中脱颖而出。
王戎十五岁时，随同父亲王浑拜访名士阮籍，因为“善发谈端，赏其要会”，受到阮籍称赞。阮籍每次去拜访王浑，总是打个招呼就走，而去看王戎时，却要坐下交谈很久才出来。因为王戎比阮籍小整整二十四岁，王浑对此感到非常奇怪。阮籍解释道：“濬沖清虚可赏，与卿不是一类人。与卿言，不如共阿戎交谈。”意思是说父亲的才华志趣比不上儿子，所以他更愿意与儿子交谈。
阮籍曾请王戎饮酒，当时兖州刺史刘昶也在座，由于酒少，阮籍只给王戎一人斟酒，还说：“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须焉。”于是二人交觥酬酢，独得其乐。
刘昶字公荣，是成名已久的大名士，又官任刺史，地位显赫，阮籍却轻其而重王戎，对一个十余岁的少年，如此态度，足见是发自内心的欣赏。王浑去世后，其故吏赠钱百万助丧，王戎辞而不受，因此而显名。
最后一个加入“竹林之游”的是刘伶。刘伶字伯伦，沛国人，其父刘刃曾是曹操心腹掾吏，任大将军掾，这可是刘表、孔融等英豪人物都担任过的职务。刘伶是刘刃遗腹子，母亲亦早死，无人管束，自幼好放达纵酒。他成人后仅身长六尺，不但矮小瘦弱，且容貌奇丑无比，但其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澹默少言，不妄交游，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嗜酒如命。他曾经写了一篇《酒德颂》，说：“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刘伶外出时，手里总是抱着一壶酒，还命仆人提着锄头跟在后面。又事先告知仆人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其放浪形骸由此可见。时有俗语称：“杜康造酒刘伶醉。”
又有一次，刘伶喝醉了酒，跟人吵架。对方说不过他，很是生气，便卷起袖子，挥拳欲打。刘伶醉眼蒙眬，却镇定从容地告道：“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哪有安放老兄拳头的地方？”对方先是一怔，随即忍不住笑出声来，拳头当然放下了。
刘伶生父刘刃曾是曹操心腹，极为得宠，刘伶成年后亦袭有官职，曾任建威参军。某日他忽然兴致大发，竟然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在官署中饮酒。正好有客人来访，他丝毫不觉得害臊，依然故我，继续光着身子喝酒。客人见刘伶如此不雅，忍不住出言劝说。刘伶却一本正经地反驳道：“天地就是我的房子，房子就是我的衣裤，你们进了我的房子，就是钻到我裤裆里，谁让你们钻进来的？”
如此浪荡不羁，这官自然也做得不长久，很快刘伶就被弹劾去职。好在父母给留了不少积蓄，他又娶了著名相士朱建平之女朱原君为妻，朱氏很有些家当，倒也能供应其酒肉消费。
由于刘伶经常不加节制地饮酒，酒气熏天，其妻朱原君曾一怒之下将所有的酒倒掉，还把装酒的器皿也全部毁掉，逼迫丈夫戒酒。刘伶当面表示懊悔，又说：“我必须在神前祷告发誓后才能戒酒，请你赶快准备酒肉。”朱原君听了十分高兴，立即准备了酒肉供在神像前。刘伶跪下祝告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便取过酒肉大吃大喝，丝毫不顾妻子的脸色，不一会儿又喝得醉醺醺地倒下了。
刘伶还专门写了一篇《酒德颂》，称：“以天地为一朝，以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意思是：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人在哪里，随时都提壶饮酒，旁人如何评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
在时人看来，刘伶不过是个面目可憎的酒鬼，一无是处，他能够娶到如花似玉的妻子，上辈子应该积了不少德。然而有一天，大名士嵇康与阮籍联袂出游时，遇到了看起来形容憔悴、浑浑噩噩的刘伶。只见他“悠悠忽忽，土木形骸”，那种自然质朴、率情真我的神态深深吸引了嵇康和阮籍，二人当即主动上前攀谈，居然同气相求，便“欣然神解，携手入林”，一同加入了“竹林之游”。
至此，七贤正式得以聚首。同样的青春，同样的热血，同样的踌躇满志，同样的意气风发，当这样一群人相遇到一起时，便开始了一段聚游竹林的千古佳话，并由此得了“竹林七贤”的雅号。
七贤性情大不相同：嵇康风度翩翩，挥洒自如；山涛小心谨慎，老成持重；刘伶嗜酒如命，放浪形骸；向秀肃穆少言，沉稳忠厚；阮咸任性妄为，玩世不恭；王戎年纪最小，却最是机敏，且能言善辩；而阮籍则喜怒不形于色，看起来高深莫测。他们虽则性格不一，或沉静，或愤激，或恬淡，或热烈，或拘谨，却共同表现为任情狂放的行为特征——啸傲林泉，狂饮烂醉，不识时务，越名任自，经常做出各种违背儒家礼法的行为——被称为“风度”，引来众人追慕。“竹林七贤”也成为能在当时与何晏等正始名士媲美同辉的另一名士群体，被称为“竹林名士”，名噪一时。甚至他们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被赋予了某种传奇色彩，其中种种反叛世俗的奇特怪诞之处更是得到刻意凸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竹是极富有民族特色的符号。古人云：“竹之为物，非草非本。”那不同于草木的非凡脱俗之处，使得竹成为历代文人爱慕吟咏的审美对象，被尽情赋予种种高妙神韵——飘逸洒脱之风姿，昂扬挺拔之气势，虚心劲节之情怀，节外无枝之操守，刚柔并济之品质。正所谓“依依君子德，无处不相宜”，大概在文人士大夫的眼中，世间只有竹这一种植物才能匹配得上名士的风流气质。
在苍翠挺拔的竹林的掩映下，七个身穿宽衣大袍、跟高齿屐的男子谈笑风生，旁若无人，解衣当风，傲俗自放，望上去仿佛是不沾染人间烟火的神仙，这是一幅何等美妙的竹林画卷。
黄公酒垆店家狄希是这一切的见证者。起初，在他看来，七贤都不是正常人——这些人均出自官宦士族之家，有着远比普通百姓优越的出身，自小受到旁人企之莫及的良好教育，却放着大好前程不要，整日不务正业。须知天下并不太平，依旧是三国鼎立之势，魏国虽然实力最强，但蜀汉、东吴却不能小觑。即便是魏国内部，局势也不平静。大将军曹爽将太傅司马懿排挤出朝后，出兵虚耗，专权乱政，弄得怨声载道。既然七贤才学卓著，为何不利用本领，力图有所作为？即便不是为国为民，也足以让自身扬名立万，这难道不是人们所希冀的吗？
但即便狄希对七贤疯癫浪荡的举止怀有偏见，他还是不由自主地为众人风度所吸引。他开始慢慢认识到，既然这是不同寻常的一群人，也许不能用寻常的眼光去打量，他只是个酿酒者，实不具备理解七贤的能力。
竹林之游惬意而自在，可惜的是，这一段交游时间并不长久。
在竹林之游之前，阮籍、山涛、嵇康先后来到京师洛阳，这大概是三人唯一共同对入仕表现出兴趣的一段时期。自曹操统一北方后，北方在一段时期内相对安定平稳，生产和经济都得到了很大的恢复，魏国实力日强，灭掉西蜀刘氏政权与东吴孙氏政权、统一中原、结束三国鼎立局面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正是这种天下有望大治的理想吸引了这群名士，他们原本就有“济世之志”，从未真正忘情于世事，儒家那套“治国平天下”的哲学依旧在他们血液中流淌。原本人们有望看到名士入朝主政，正如日后力挽东晋危局的谢安那样。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魏国两大重臣大将军曹爽与太傅司马懿矛盾急剧激化，争权进入白热化阶段。曹爽在朝中有大批亲党，专擅朝政，极力排挤司马懿。司马懿则故意装病在家，暗中调兵遣将，蠢蠢欲动。局势极为紧张，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双方都极力拉拢名士为其壮威，一些声望显赫的名士也加入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正始名士如何晏、夏侯玄等均投向了曹爽一边。而“竹林七贤”正身处洛阳，靠近权力中心，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政治旋涡中。
“竹林七贤”能够聚集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同好老庄之学、崇尚自然，老子的清净无为，庄子的适意逍遥，为他们的言谈举止提供了很好的借口，但这并不代表于他们就有相同的立场和思想，所以一旦遭遇政治的强力压迫，就有土崩瓦解的危险。而伴随着“竹林七贤”日益卓越的名望，巨大的政治阴影也开始投射到他们身上。
“竹林七贤”当中，以嵇康、阮籍二人名气最大、才气最高，也始终是当权者争相拉拢的对象。王戎最为年轻，因出身世家高门，也令人不敢小视。其余几人，山涛性格中庸，年纪已大；向秀性情淡然，对官场名利毫无兴趣；刘伶、阮咸虽然名气在外，却属于玩世不恭的颓废一派，以放荡纵欲、伤风败俗闻名。这几人，未必能真正进入当权者的法眼。
表面来看，嵇康是“竹林七贤”中最先表明立场的人——他在最微妙的时候娶了曹魏公主，成为皇亲国戚，并得以出任中散大夫，引来朝野瞩目。在旁人看来，无疑他公然站在了曹爽一方，从此在政治上与曹魏势力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但嵇康入仕后由于对时局失望，并不热衷于政治，也不见有任何作为，只是做个挂名官吏，他本人照旧轻视世事，寄情山水，纵酒清谈，洒脱不凡，过着逍遥的名士日子，可见这桩婚姻对他来说只是姻缘，他不在意政治，也不在意长乐亭主的背景，事先并没有太多考虑其他因素。这只是嵇康自己的天真想法，旁人绝不会这样认为，尤其是曹爽的死敌司马懿一方。这桩婚姻，被认为是后来嵇康被害的起因。
实际上，七人中政治立场最先发生变化的恰恰是最年轻的王戎。
“竹林七贤”中，唯有王戎出身成长与众不同，这种不同也体现在人生价值与政治态度上。早在竹林之游时，王戎便屡屡迟到。阮籍是引领王戎入竹林之游的人，也是众人中对他最为了解的人，已经觉察到对方微妙的变化，每每都讽刺王戎道：“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意思是说，俗人又来败坏兴致了。王戎则笑着回答说：“卿辈意亦复易败耳！”意为你的兴致也太容易败坏了。阮籍素来谨慎，为人之喜怒不形于色，从不开口评论他人，对王戎不留情面的冷嘲热讽更是与之前的激赏态度判若两人，表明他已看出王戎有倒向司马氏一边的姿态，令阮籍深感失望，“竹林七贤”的分歧已初露端倪。
大将军曹爽专权时，也留意到声誉日重的“竹林七贤”，采取了种种笼络措施，比如公然征辟阮籍入朝为官，请他任参军。只不过阮籍本就没有出仕之心，更是对曹魏政权缺乏信心，当然也不会在这种时候草率地投入曹爽门下，卷入曹魏与司马氏两大集团的斗争，于是找了个借口，婉转拒绝了征召。汉魏之际，拒绝辟召是对恩主的大不敬，昔日司马懿拒绝曹操征召就差一点儿被杀，阮籍生怕再惹祸上身，充当无辜牺牲品，干脆离开洛阳城，到乡间隐居去了。
山涛为“竹林七贤”中年纪最长者，时任河南从事一职。他为人审慎，饱经世故，又热衷功名利禄，不像嵇康那样对政治相对木讷，看出曹氏与司马氏的争权夺势必然导致朝中发生重大变故，他本人虽然与司马懿有亲戚关系，却也不愿意轻易牵涉其中，为此而焦虑得睡不好觉。
有一次，山涛和另一官员石鉴在官衙值宿，石鉴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山涛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到半夜时，山涛突然叫醒石鉴，着急地说：“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意思是说，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如此大睡，你知道太傅司马懿卧病在家是什么用意吗？
石鉴还不明所以，天真地说：“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古来规矩，宰相三次不上朝，即会被免职回家，太傅在家卧病多日，你又什么可忧虑的。山涛感慨地说：“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次日便辞官不做，“投传而去，隐身不交世务”。
政治风云日益波诡云谲，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政局如此不稳，有识之士大多意识到大乱在即。尽管各自立场不同，“竹林七贤”均主动采取了避让措施。即使如嵇康娶了曹氏宗女为妻，也一样日夜游于林泉之间，基本上处于隐退状态。但由于靠近权力中心洛阳，“竹林七贤”始终不可能心如止水，真正做到“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逍遥的竹林之游的背后，实际上是一颗颗惶恐不安的心。
即使清高正直的名士们回乡隐居，家中没有严厉的尊长，天下却还有共父。名士们虽然有心远离现实、全身避害，但他们均出身门阀士族，例如山涛与司马氏为姻亲，又如嵇康娶曹氏宗室女为妻，如此一来，避无可避地要与政治沾边。倘若不愿意趋炎附势，便有面临迫害的危险。但如果以一种怪诞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说一些狂人所说的话，做一些狂人所做的事，那么执政者也无法追究。“竹林七贤”为人瞩目的“风流”便是由此应运而生，虽然听起来很有些超凡脱俗的味道，但从本质上来说，“风流”不过是这群人为了摆脱险恶政治环境纠缠所用的掩饰手段。
旁人看起来疯癫浪荡的举止，其实不过是他们在生命与精神都受到摧残时宣泄内心积郁的一种方式，隐藏着难以启齿的心理痛苦与精神焦灼。奈何名士风流？名士奈何不风流？社会动荡，环境险恶，除了风流之外，他们实在没有别的来展示自己同时还能保全肉体的手段了。
“风流”的日子还是不能长久，魏国很快发生了一场重大政变，不但令“竹林七贤”就此解体，还改变了他们所有人的命运。其中尤以嵇康的处境最为艰难，自这场事变后，他已经站到悬崖边上，处于生死悬于一线之间的境地。
这场政变，就是高平陵事变。
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初六，新年刚过，魏国京师洛阳依然是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皇宫的气氛却是森严肃穆。按照惯例，魏国皇帝曹芳须得在这一天出宫，前往高平陵祭扫魏明帝曹叡的陵墓。这个正月，刚好是曹叡病逝整整十周年的纪念日。
一大早，大将军曹爽便带着大队人马来到皇宫外，预备亲自护送皇帝出城祭拜。当日的天气很是有些寒冷，绝大多数人都在寒风的侵蚀下不由自主地瑟缩着，显得有些猥琐。唯独曹爽神采飞扬，兴奋欣喜之色溢于言表。能够陪同皇帝前去祭陵自然是一种荣耀，但这并不是曹爽志得意满的原因，真正令他笑得开花的是他的死对头司马懿得了重病，已经病入膏肓，命不久矣。
曹爽字昭伯，其父曹真为曹操族子，被曹操待若亲子，因此论起来曹爽是曹操的侄孙，但从血缘上来说，属于皇族远系。曹爽在魏明帝曹叡未当上皇帝时，便与其倾心相交，结为密友。曹叡即位后，曹爽立即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累官至武卫将军，且殊宠有加。
曹叡病重时，任命燕王曹宇担任大将军，与武卫将军曹爽、领军将军夏侯献、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几人共同辅政。曹肇为曹操侄孙，秦朗则是曹操养子，为杜夫人与第一任丈夫秦谊所生。
当时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执政机要，与夏侯献、曹肇不和，担心二人掌权后对己不利，于是从中挑拨离间，曹叡又疑神疑鬼起来。加上魏文帝曹丕生前猜忌迫害兄弟，临终留下了“宗室藩王不得辅政”的遗训，曹叡反复犹豫，最终还是免去了曹宇的大将军职务，预备改任刘放推荐的曹爽为大将军。
曹爽平庸软弱，曹叡并不放心，当面问曹爽道：“爽堪其事不？”意思是说，曹爽能承担这件大事吗？曹爽汗流满面，紧张得无法回答。还是刘放赶紧踩了他一脚，暗中指点他回答道：“臣以死奉社稷。”
曹叡尚在犹豫之间，刘放已经上前，把着曹叡的手写下诏书，曹爽由此意外成为权力斗争的最大获益者。秦朗等辅政大臣皆被免官，亦不得进入宫省，均流泪而出。
虽然如此，曹叡深知曹爽才能不足，临终前先召太尉司马懿入寝宫托付后事，后才召曹爽入内，命其与司马懿共同处理军国大事，辅佐少帝曹芳。曹叡此举，被认为是必须要倚重才干出众的司马懿，又不得不利用曹爽来牵制他。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很快就失去了控制，曹爽才能平庸，却喜欢弄权，曹叡死后才一个月，曹爽便借皇帝诏书，免去司马懿太尉一职，转任太傅，名为尊之，实削其权，二位辅政大臣由此成为政敌。
司马懿在抗拒蜀汉及东吴的战争中立有不世之功，是曹叡亲自托孤的辅政重臣，天下皆知。曹爽不知自己此举寒了朝野上下的心，还自以为占了先机，随后大力广树亲党、任用私人，委任自己的弟弟曹义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曹彦为散骑常侍，又任用名士如何晏、邓飏、李胜、丁谧等人。如此一来，朝廷大权几乎全部为曹爽垄断。司马懿完全被排斥到核心权力圈外，但其人老谋深算，始终隐忍不发。
曹爽得以专擅朝政后，为了提高自己的威名，不顾司马懿劝阻，悍然发动伐蜀战争，结果大败而归，导致兵怨民恨。司马懿看到曹爽人心尽失后，野心立即开始膨胀，但他表面却不动声色，反而借口有风瘫病在家养病，从此不再参预政事。曹爽还以为政敌已经一蹶不振，败退出舞台，更加不思进取，广置田产，大收姬妾，终日忙于享受。他对何晏等名士的风度甚是仰慕，经常与他们一起纵酒作乐，浑然不知司马懿正暗中广纳心腹，蠢蠢欲动。
但就在新年前不久，曹爽收到消息，说司马懿并非真的得了风瘫病，而是装出来的，司马父子正伺机待发。联想到当年司马懿为拒绝出仕曹操而装病的著名故事，曹爽终于有所警惕。为了刺探真情，他有意指派心腹李胜以出任荆州刺史为由，去向司马懿面辞。没想到李胜见到司马懿时，他已经病得东倒西歪，浑身颤抖，喘息不已，双手都拿不住婢女递过来的衣服，喝粥时也将粥全部洒在胸前。
李胜曾为荥阳太守、河南尹，史称“前后所宰守，未尝不称职”，这样一个见多识广的名士也被司马懿的精湛演技所蒙骗，看到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豪杰人物变得如此老态龙钟，不禁深为叹息，回去后如实告诉了曹爽，说司马懿尸居余气，只比死人多了一口气，根本不足为虑。曹爽这才放下了心中一块大石，自认为从此高枕无忧。他在祭陵当天笑容满面，开心的正是这件事。
只是，曹爽高兴得太早了。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正月初六这一天将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梦魇。这一天，也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日子，许多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将在这一天悲凉谢幕，而更多的角色将在这天欣然亮相于历史的舞台。一场即将来临的大风暴，不仅会彻底改变魏国的政局，还将直接影响许多人的一生，其中也包括何晏、桓范还有“竹林七贤”这群名士。幸运的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阮籍早已经预见到这一天危机的到来，及早地逃离了洛阳这个是非之地，虽然这种逃离只是暂时性的。
对于年轻的皇帝曹芳来说，这一天也是个大日子。很久以来，他都在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只有在这一天，他才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皇宫，到郊外感受一下山野的气息，即使时间是短暂的，但对于他渴望外面世界的心灵却是极大的抚慰。
这一年，曹芳将满十八岁，而他登上皇位已经有整整十年时间。不过，他只是魏国名义上的皇帝，在这十年间，真正的朝政大权都掌握在大将军曹爽手中，皇帝不过是个任人操纵的傀儡。当然，曹芳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能够夺回大权，他生性平和，与世无争，其实不大适合皇帝这个位子。
曹芳字兰卿，是魏国第三任皇帝。他的来历极为奇特，是魏晋时代一大历史之谜，人们都知道他并不是第二任皇帝魏明帝曹叡的亲生儿子。他尚在襁褓之中时，命运的机缘让他意外被曹叡挑中，作为义子养在深宫之中。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曹叡始终不肯告诉曹芳亲生父亲到底是谁，因而关于曹芳的身世，官方史书中只有八个字的记载：“宫中密事，莫知由来。”
这种宫闱密事，明面没人敢说，暗地里议论的人却是不少。关于曹芳生父的流言素来不绝于耳，其中一种说法说他是任城王曹楷之子。曹楷即为曹丕亲弟曹彰之子，曹彰在曹丕登上皇位后不久即被兄长亲手毒杀。如果曹芳真是曹楷之子，那么曹叡不肯告诉他生父究竟是谁便情有可原。可如此一来，曹叡的选择便令人费解了，为何他不选择自己的异母兄弟之子，而要改选血缘关系更加疏远，且跟曹丕有杀祖父之仇的曹芳呢？莫非曹叡是不齿父亲曹丕毒害亲弟的作为，想要有所补偿？
这些当然都只是揣测。曹叡在世时，没有人敢去问他曹芳到底是谁的儿子；曹叡死后，更没有人敢当面去告诉曹芳说传闻他就是任城王曹楷之子。曹芳本人在深宫中长大，于生父毫无记忆，长大后碍于身份也绝对不会多问，但他由此更加向往宫外的世界，甚至渴望能早一日离开皇宫，找到自己的生父。
其实就连魏明帝曹叡自己的身世，也有许多真假难辨的传闻。他本是甄夫人甄宓所生。甄宓出身河北宗族世家，拥有绝世容颜，于建安年间嫁给袁绍次子袁熙为妻。后曹操击败袁氏，统一了北方，美艳动人的甄宓就此落入曹氏之手。曹操本欲自纳甄宓，却被儿子曹丕抢在了前面。当时甄宓二十三岁，比曹丕还大了五岁，曹丕却宁可得罪父亲也要抱得美人归，并娶为正妻，可见甄宓的容色是何等光彩照人。
有一次，名列“建安七子”的刘桢参加宴会，初次见到甄宓，即惊为天人，呆若木鸡，大失才子风度，由此惹怒曹操，以不敬之罪被罚服劳役。若不是刘桢与曹丕交好，恐怕还会因此掉了脑袋。
传说曹丕的亲弟弟曹植也一直暗中爱慕嫂嫂甄宓，其名篇《洛神赋》本名《感甄赋》，其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之句极力描述的正是甄宓惊人的美貌。据说曹丕对此心知肚明，后来甄宓宠衰，曹丕将其杀死后，还故意将甄宓遗物玉镂金带枕送给了曹植。
甄宓为曹丕原配，曹叡又是曹丕长子，身份自然非同一般。他自小聪慧，得到曹操的宠爱，朝会、饮宴都跟随在祖父身边。曹丕代汉称帝后，曹叡被封为平原王。但后来曹丕立更加年轻貌美的郭氏为皇后，甄宓身为原配正妻，最终失意，难免有怨言，由此得罪了曹丕，日益失宠。
甄宓文才出众，曾作《塘上行》一诗云：
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
傍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
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
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
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
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
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
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
出亦复何苦，入亦复何愁。
边地多悲风，树木何翛翛！
从君致独乐，延年寿千秋。
诗中尽吐哀怀，流露出甄氏对现状的不满情绪。曹丕闻后大怒，立即以毒酒赐死甄宓，死时还以糠塞口，以发遮面，下场十分凄惨。
甄宓一死，曹叡也失去了父亲的喜爱，一直没有被立为太子。曹丕甚至一度打算另立其他儿子为太子，只不过碍于曹叡有长子身份，而皇后郭氏又刚好无子。一直到病重将死时，曹丕才勉强立曹叡为太子。
关于曹叡身世的传闻，从来就没有断绝过——有人说他是甄宓和前夫袁熙之子，也有人说是甄宓与小叔子曹植之子，均是首尾俱全，枝叶纷披，听起来煞有其事。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曹叡的一生不怎么幸福的确是事实，正如他在诗歌中所写的那般——心惆怅，心绵绵。
曹叡当上皇帝前，因母亲甄宓得罪父亲曹丕被杀，始终不得立为太子，整日生活在惊恐当中，不知道哪天大祸就要降临，由此落下说话口吃的毛病。他当上皇帝后，正好遇上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大军北伐，一时关中震动，他身为皇帝，不得不亲自率军西镇长安，以抚军心。幸得大将张郃利用蜀军大将马谡的失误，在街亭击败了蜀军先锋，力挽狂澜，诸葛亮才被迫退兵。后来诸葛亮又数次引军北伐，曹叡任用司马懿等人与蜀军对抗。公元234年，诸葛亮领兵十万攻魏，在五丈原与二十万魏军隔渭水相峙。诸葛亮担心粮草不继，多次挑战，司马懿始终坚守不出。诸葛亮便派人送去妇人的衣饰，意在激怒司马懿，不料司马懿却始终不肯上当。当年八月，诸葛亮因积劳成疾，病死于军中，蜀军退兵，从此再无力大规模攻魏，惶恐不安了数年的曹叡这才安定下来。
因为司马懿在抗击诸葛亮的连年北伐中居功至伟，曹叡对他极为信任。外患暂时消除后，曹叡便将大权尽托给司马懿，自己则迫不及待开始了颓废的享乐生活——大兴土木，留意玩饰，大选美女。之前魏国连年征战，军用耗费巨大，而他每年用于后宫玩乐的费用与军费数目大体相等，如此惊人的消耗，导致“百姓雕弊，四海分崩”。
曹叡的家庭生活并不怎么幸福，他有三个亲生儿子、一个女儿，均早夭而亡，因后嗣无人，被迫抱养了曹芳作为义子。但直到他临死的那一天，才匆忙立八岁的曹芳为太子，可见在他内心深处仍然在期待能有自己亲生的子嗣。只是，上天没有再眷顾他，他死的时候才三十五岁。
曹叡沉闷的一生也折射到了养子曹芳身上，他甚至比养父更沉默寡言，更不关心朝政大事，唯一的乐趣，就是与身边的小宦官们在后园日夜游乐饮宴。何晏时任尚书，曾经上疏劝谏道：“自今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园，宜皆从大臣，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意思是劝皇帝即使游乐，也应该带上大臣，以便随时询谋政事。曹芳当然不会听从，不过在大将军曹爽看来，他着实是个理想中的皇帝——听话，对政治没有兴趣，很容易被控制。
前往高平陵的队伍浩浩荡荡，随行的军士首尾相接，长达十数里。曹爽早计划将这次祭祀出行当作一次耀武扬威的表演，要让垂死的司马懿好好见识一下他们曹氏兄弟的实力，因而带上了洛阳城的一半守军出城，其中也包括他的三个弟弟。只是皇帝曹芳不怎么喜欢如此声势浩大的排场，但他习惯了逆来顺受，凡事不发表意见，因而照旧保持了沉默。
就在跨出洛阳城门的那一刹那，曹爽再一次地想到了他的政敌，他好奇的是：这个号称有“狼顾之相”的司马懿，还能撑得过正月吗？这个死对头得知他出城的威风后会不会气得当场吐血而死？十年前的正月，司马懿与他共同受先帝遗诏辅政时，能预料到会有今天吗？
想到这些，曹爽的嘴角不由自主地浮起了一丝胜利者特有的微笑。
只是，他曹爽笑得太早了些。自古以来，凡是轻而易举取得的胜利，背后往往都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令曹爽万万想不到的是，所谓“形神已离，死在旦夕”的重病都是司马懿装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麻痹他，令他放松警惕。就在曹爽率领护送皇帝出城的时候，一向以“风瘫病”示人的司马懿已经从床上一跃而起，正与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事，将以许多人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被永久地写入史册。
与城门处的曹爽一样，司马懿的回忆也追溯到十年前的冬天。
那是一个寒冷的季节，司马懿时任太尉一职，位高权重，正奉魏明帝曹叡之命，领兵讨伐辽东公孙渊。战事相当艰苦，但最终魏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占据了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正当司马懿回师汲县时，洛阳有使者到来，告知皇帝病重，召他火速回京。
之前，司马懿曾经做过一个怪梦，梦见魏明帝曹叡将头枕在他的膝上，说：“视吾面。”意为看我的脸。他低头看去，只见曹叡面色很是异常。此时接到皇帝手诏，诏书中说：“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阁入，视吾面。”其中“视吾面”一句正是司马懿梦中所闻。他当即大惊失色，知道事情不妙，立即乘追锋车抄小道入朝。昼夜兼行，一夜走了四百多里，终于在正月丁亥日赶入洛阳皇宫。
司马懿到达时，内宫嘉福殿外已经有不少文臣武将在焦急地等候皇帝召见，其中大多是曹氏宗室，包括重兵在握的大将军曹爽在内。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皇帝只命叫司马懿一人进去。众人料到皇帝有向司马懿托孤之意，即托付大臣辅佐年幼的嗣君，这表明司马懿将会有辅政大臣的身份，不免又是惊讶，又是狐疑，又是嫉妒。司马懿便是在一众复杂的目光交织中，小心翼翼地步入了嘉福殿。
病榻上的曹叡一直在苦撑等待着，一见到司马懿风尘仆仆地进来，激动不已，示意他上前，握紧他的手道：“朕不行了，后事就托付你了。”又指着一旁的养子曹芳说：“这就是嗣君，你务必要看清了，切莫误了大事！”随即命曹芳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
当曹芳稚嫩柔软的手臂搂住司马懿脖子的那一刹那，他确实是感动了，他觉得曹叡真心将他看作了自己人，而在这之前，曹氏一家人都是如洪水猛兽般提防着他的。其实这种戒备，早从曹操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了。
司马懿出身儒学世家，少年成名，“聪亮明允，刚断英特”，成为轰动四方的名士，因鄙夷曹操挟持汉家天子及其出身，装风痹病不肯出仕，但后来曹操动了杀机，以性命要挟，他才不得不到曹操手下任职。“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他知道曹操猜忌多疑，一切都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然而，曹操不怀好意的目光还是投向了他。当时盛传司马懿有“狼顾之相”。“狼顾”，本意是指狼在行走时，常常警觉地回头注意其身后，但其身子不动，仅头部扭转。“狼顾之相”是指人有类似狼的“狼顾”本能，传闻拥有此相的人，个性阴险毒辣，猜忌善变，常怀杀人害物之心。越王勾践、秦始皇嬴政都有“狼顾之相”，据说曹操本人也有“狼顾之相”。当他听说司马懿亦有此能耐后，暗中仔细观察，发觉果真如此，不由得暗生忌惮，只让司马懿担任文学之职。曹操的亲信华歆也说：“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
后来曹操又做梦梦见三匹马在同一槽里吃草，怀疑此梦是暗示司马氏三父子将要吃掉曹家天下，对司马懿更加厌恶，数次想加以铲除。然而司马懿是何等精明的人物，早就千方百计地巴结上了曹丕，为其与曹植争夺太子位出谋划策，“每与大谋，辄有奇策”，因而每次曹操决定下手时，曹丕便加以保护。加上曹操久有代汉自立之心，天下名士如荀彧、崔琰等人对此均持有异议，司马懿却在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上主动示好，称“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支持曹操称帝，因而与拥汉者比较起来，司马懿的威胁相对要减轻了许多。曹操虽不再发难，司马懿却无时无刻不寝食难安，直到曹操死去的那一天，他才略微松了口气——他知道，世间最能置他于死地的对手死了。曹操死时，朝野危惧，局面动荡不安，曹丕任用司马懿管理丧葬诸事，内外由此肃然。
曹丕的登基令司马懿之前的种种刻意经营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被封侯，官至抚军将军、录尚书事，参预军国大政。可惜的是，曹丕在位不到七年时间，司马懿尚未能有机会一展才华，曹丕已然病死。
当时有著名相士朱建平，精通相术，于街巷之间为人相面，无不应验，号称许负第二，与神医华佗之医术并称为当世非常之绝技。曹丕任五官将时，曾请朱建平为自己算命。朱建平迟疑了一会儿，才答道：“将军寿命八十，四十会有小难。”黄初七年（226年），曹丕四十岁，身患重病，自知不起，又想起当年朱建平为自己相面的情形，遂告知亲信道：“朱建平说朕能活八十，是指昼夜加起来计算的。朕的命数该到尽头了。”不久果真死去。
曹丕临终前，命司马懿与曹真共同辅政。真正让司马懿成为挥斥方遒的英雄人物的正是身世扑朔迷离的魏明帝曹叡。自曹叡登基之始，蜀国丞相诸葛亮不断率众北伐中原，历时七年，正是司马懿指挥有方，集中优势兵力采取防御战略，力抗蜀军，才使得诸葛亮数次无功而返。就连号称“卧龙”的诸葛亮也承认道：“我所担心的，只有司马懿一人而已。”
司马懿诚然有功于魏国，但正是这一系列的军功，令他在魏国建立起了极高的个人威望，他由此成长为一匹有能力驰骋天下的千里马，曹叡则是他的伯乐。
而今，他的伯乐临死又托孤于他，而不是外面那群虎视眈眈的曹氏皇族，如何不令他心潮澎湃、感慨不已？当即，司马懿拜倒在地上，顿首流涕，向垂死的皇帝和年幼的嗣君表示忠心，信誓旦旦地表示定将竭心尽力，不付所托。
曹叡这才宽慰道：“实在太好了。朕强忍着不死等待你，就是为了临终前能当面托付你这件事，再无遗恨了。”
司马懿心中激动，刚想再说一番慷慨激昂的话，不料曹叡突然话锋一转，说：“愿你能和曹爽一道，齐心协力辅佐嗣君。”然后便示意身边的近侍召大将军曹爽进来。司马懿的感激涕零之心，一下子如坠冰窖。
等到曹爽进来，曹叡当面授以节钺，都督中外军事。节钺即符节与斧钺，是加重权力的标志。曹爽虽是皇族，一直被曹叡倚为心腹，却无任何军功，也无任何政治上的建树，他的异军突起，明显是为了牵制司马懿。当曹爽扬起象征皇帝与国家的节钺，炫耀般地向司马懿微笑时，他已然有所预料，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争权夺利将不可避免，而后曹爽果然迫不及待地大力排挤司马氏。
起初，司马懿任侍中、录尚书事，曹爽想让尚书奏事先通过自己，以便专权，便向少年天子曹芳进言，改任司马懿为大司马。因以前有不少大司马死在任上，被视为不吉的职位，又改任司马懿为太傅，如同西汉萧何那样，入殿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名义虽尊，却是没有任何实权。司马懿长子司马师掌握禁军，也被迫辞职，改由曹爽之弟接任。
魏明帝曹叡皇后郭氏时被尊为太后，她亲眼见证丈夫临死前授权曹爽与司马懿同时辅政，对曹爽如此对待司马氏很是不满。曹爽得知后，立即抢先将郭太后强迁到永宁宫软禁，让她从此无法接近影响小皇帝曹芳。
以曹爽的浅薄资历，如此肆无忌惮对声望正隆的司马懿挑战，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分明是一种公然的羞辱。司马懿本是胸怀大志之人，在曹操当权的时代被极力压制，被迫蛰伏多年，好不容易到曹叡时代一展所长，成为天下共知的俊杰人物，地位日益显要，却又要被碌碌无为的曹爽逼迫得再次韬光养晦多年。反击势在必行，今天就是最好的时机。今天，就是司马懿的伯乐曹叡逝世十周年的忌日，一场殊死搏斗即将展开，曹氏长期以来对司马氏的亏欠都要得到偿还。
一想到这些，司马懿的面容顿时生动起来，光彩奕奕，毫无“衰老病重”的迹象。忽然，他听到背后有所动静，即刻本能地警觉起来，身子丝毫未动，头却已经扭转了过去，当发现来者是心腹太尉蒋济时，这才松了口气。蒋济也愣在了当场，他还是头一次亲眼见识所谓的“狼顾之相”，那种出奇的诡异，实在莫可名状。
曹爽一行刚刚离开洛阳城不久，司马懿与蒋济会合后，立即率领心腹人马直奔皇宫。先夺取了储存武器和军事装备的武库，再由司马懿长子司马师占据皇宫外门司马门，分兵把守，控制了皇宫局面。司马懿与蒋济则赶到永宁宫，先声夺人地向郭太后上疏罗列曹爽种种乱法不臣罪状，请求下诏罢免曹爽兄弟官职。
郭太后当日被曹爽以武力逼迫迁宫之时，曾有过与年幼皇帝曹芳“涕泣而别”的凄凉情形，至今犹自耿耿于怀。她是个见识浅薄的妇道人家，尚看不到司马懿取代曹爽后曹魏政权将要面临的危机，便顺水推舟地下达了废除曹爽兄弟官职的诏书。司马懿取得郭太后诏书后，武装政变立即变得名正言顺。他随即命亲信兵马立即奔赴各城门，以皇太后的名义关闭城门，不准任何人出入。曹爽虽然弄权已久，但政治上并不得人心，亦无军功震慑住军队。而司马懿曾为魏国立下不世奇功，声名卓著，令人振聋发聩，几乎是一呼百应，不费丝毫力气，便完全掌握了全城的军队，控制了京师要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平陵事变，其实是趁政敌前往高平陵之际，发生在洛阳城中的一次兵变。
司马懿调兵遣将之初，曾经从曹爽府邸门前经过。留守的曹爽部将严世已经意识到司马懿正在发动一场政变，便飞快地拿上弓弩，登上角楼，预备从高处射死司马懿。关键时刻，他的同伴孙谦拉住了他的胳膊，告道：“事未可知。”意思是说，现在情况不明，何必冒险。言下之意则是暗示万一司马氏占了上风，这一箭可就引来了杀身灭族之祸。
严世对曹爽尚有一点忠诚之心，甩脱了孙谦，再次张弩欲射。孙谦连着阻止了三次，司马懿已经走了过去，严世见失去了最好的机会，才就此作罢，终究未能射出这有可能改写历史的一箭。
控制了洛阳城后，司马懿与太尉蒋济率兵驻扎在洛水浮桥，切断了洛阳与高平陵的联系。尽管他事先做了极为周密的计划和安排，还是有人闻风逃出了洛阳城，赶去高平陵向曹爽报信，曹爽门下司马鲁芝与参军辛敞便是其中之一。当时洛阳全城已经封闭戒严，鲁芝和辛敞一道，率领军营骑兵砍开津门，用武力杀开了一条血路。
鲁芝字世英。祖辈本为关中豪绅，东汉末年动乱，亲人遭难，鲁芝与寡母流离失所，四处漂泊。他在艰苦的环境下发奋读书，于魏文帝曹丕时举孝廉，自此步入仕途。在天水太守任上时，鲁芝政绩出众，很得人心，调任时，天水百姓一齐上书要求鲁芝留任。曹爽掌权后，听说鲁芝大名，特意调他到大将军府任司马一职，专掌兵事。
辛敞字泰雍，侍中辛毗之子。辛毗曾为曹丕心腹谋臣，曹丕被立为太子时，高兴得抱着辛毗的脖子说：“辛君，你知道我的高兴吗？”
辛毗后来将这件事告诉了爱女辛宪英。辛宪英聪慧有才，见识不凡，为此叹息说：“太子是要继承宗庙、治理国家的人，继承宗庙不能忧愁责任重大，治理国家不能担心治理困难，本应胸怀忧戚、谨慎小心，却反而大喜若狂，这样如何能长久？魏国国运恐怕不能兴盛了！”她这话在当时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后来果然为历史所证实，充分展现出这一传奇女子的远见卓识。
正因为辛宪英才智过人，家族有事均找她商议。起初，鲁芝得到司马懿兵变的消息后，立即来找辛敞一同杀出城向曹爽报信。辛敞惊惧不已，一时不能下定决心。他本来就有些墙头草的性格，当年魏明帝曹叡即位为帝后，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深受帝宠，专断朝政，朝中大臣纷纷投靠二人一边。当时辛敞父亲辛毗封颍乡侯，却不肯趋炎附势。辛敞深怕父亲遭谗言陷害，极力劝他同刘放、孙资交好，结果遭到了辛毗的严厉斥责。辛敞本非刚正之人，总觉得曹爽不足以成事，便先拖住鲁芝，急忙去找姊姊辛宪英商议：“天子在外，太傅却紧闭城门，传闻他将对国家不利。姊姊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辛宪英回答道：“以我推测，太傅此举，是不得不如此。昔日明皇帝临崩时，握住太傅手臂，托付以后事，此言犹在朝士之耳。曹爽虽与太傅同受辅政之任，却大权独揽，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司马懿今日作为，不过是为了诛杀曹爽。”
辛敞又问：“太傅能不能成功？”辛宪英回答得极为干脆：“不可能不成功！曹爽绝非司马懿的对手。”辛敞说：“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冒险出城。”
辛宪英当时已经嫁羊耽为妻，羊氏与司马氏素有联姻，羊耽侄女羊徽瑜为司马懿长子司马师继室，外甥女王元姬为司马懿次子司马昭正妻。有如此亲密的关系，而司马懿又有必胜的把握，按理来说，辛宪英应该力主弟弟趋利避害，即使不站在司马懿一方，至少也应该保持中立。不料正当辛敞要出去一口回绝鲁芝时，辛宪英却叫住了他，告道：“你必须跟鲁芝一起出城报信！”
辛敞愕然不解，辛宪英遂解释道：“恪尽职守，这是人的大义。一个普通的陌生人有难，尚且要伸出援手，更何况你身为曹爽的部属？”
辛敞听了深以为然，正要依姊姊之计行事，辛宪英又叫住了他，叮嘱说：“为人重用，就该为上司效命。你只是普通部属，只需尽该尽的责任，跟着大家一起去就行了。”言下之意，是暗示辛敞并非曹爽亲信，不必为他以性命相搏。辛敞于是与鲁芝一起出奔城外。
辛敞和鲁芝只是充当了通风报信的小角色，二人带出城的兵力也只有寥寥数十人，并没有对司马懿造成实际的危害。但另外一个人的出逃洛阳城却令司马懿骇然失色，爽然变色道：“智囊往矣！”这个被司马懿称为“智囊”的人，就是桓范。
桓范字元则，出身儒学名门，文才出众，为当世名士。他在建安末年即入仕曹操，历任羽林左监、中领军、尚书、征虏将军、东中郎将、兖州刺史等职。曹爽当权后为提高声望，延揽了一批名士入朝，如何晏等人均得到重用。桓范也因为跟曹氏同乡，又德高望重，被拜为九卿中的大司农，深得敬重。不过敬重归敬重，曹爽与桓范并不亲密，懂得吃喝玩乐享受的何晏更讨曹爽欢心。只是桓范毕竟政治经验丰富，是曹爽一党中最杰出的人才，因而得了“智囊”的称号。
当日，曹爽兄弟率领洛阳一半守军护送天子前往高平陵时，桓范已经预感到危机，苦劝曹爽至少留下一个弟弟守卫京师。曹爽知道桓范是暗示不可轻视司马懿正蠢蠢欲动的传闻，当即笑道：“司马懿已经是垂死之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始终不肯听从劝告，被桓范纠缠得烦了，便干脆发怒道：“那你自己留下好了。”
曹爽出城后，桓范密切留意司马氏的举动。当他看到司马氏陡然发难后，当机立断，将大司马印抢先拿到了自己手中。大司马印能够调动天下兵马，古代印信十分重要，中下级军官认印不认人。桓范果断地取到了大司马印，着实是棋高一着，为城外的曹爽挽回了一线生机。
司马懿从来也没有忽视过桓范这个人，他控制了洛阳城后，立即以郭太后的名义，任命桓范为中领军，负责统率禁军。这是掌握兵权的要职，司马懿此举，无非是希望能够收买桓范，留为己用。接到任命诏书后，桓范一时间徘徊不已，他心中反复权衡，知道曹爽绝非司马懿对手，打算接受任命。不料他的三个儿子一起跪在地上，晓以忠义。桓范深受感动，决定带着大司马印出城去投奔曹爽。
到达平昌门时，洛阳全城已经封闭。刚好此处守卫的将领司蕃是桓范的老部下，桓范便将手中的版牒一亮，谎称道：“太后有诏，速开城门！”
司蕃知道此时正是非常时期，要求验证太后的诏书。桓范大声呵斥说：“你过去是我手下属吏，竟敢如此对我！”
司蕃见老上司声色俱厉，碍不过情分，只好打开了城门。桓范打马出了城门，又回头喊道：“太傅图谋叛逆，你也跟我走吧！”司蕃这才明白受了骗，却已经是追悔莫及。
司马懿得知桓范夺了大司马印出逃后，脸色大变，忧心忡忡地对太尉蒋济道：“糟糕了！要坏事了！曹爽的智囊走脱了！”在他心目中，曹爽那一伙人中，唯独桓范值得顾虑，他担心桓范会建议曹爽挟持皇帝赶去许昌，再用天子命号召天下起兵。蒋济却安慰道：“桓范确实很有智谋，不过曹爽胆小怕事，他的家室尚在洛阳城内，如驽马恋栈豆，他必然会顾恋家室，而不能作长远打算，因而也不会采纳桓范的计谋。”
司马懿听了点头称是，急忙派人前去高平陵向曹爽说明：他今日兵变，只为夺回兵权，绝不会因此害曹爽兄弟性命。又担心曹爽不能相信，再请蒋济出面修书一封，信中提及司马懿对洛水发誓，全心全意保障曹氏兄弟及家室安全，当然前提是曹爽必须护送天子回返京师，并交出兵权。
蒋济字子通，东汉末年为郡计吏，后为曹操所用，拜为丹扬太守。公元219年，刘备大将关羽兵围樊城，军威极盛。因樊城距离许都不远，曹操生怕有失，想迁都暂避关羽锋芒，幸得蒋济与司马懿二人极力劝阻，并献离间之计，派人游说孙权从后袭击关羽，这才解了樊城之围。
蒋济素有“兼资文武、志节慷慨”之名，曹丕在位时，曾经有诏给征南将军夏侯尚，诏书中称允许夏侯尚“作威作福，杀人活人”，蒋济直言不讳地批评曹丕这是“亡国之语”。曹芳即位后，曹爽弄权，排挤司马氏，原先司马懿所任太尉一职改由蒋济接任。虽然如此，蒋济并没有就此对曹爽感恩戴德，曹爽亲信丁谧、邓飏等人经常轻易更改法度，蒋济多有不满，屡次上疏劝阻，曹爽不听。正因为如此，司马懿策划兵变时，一早便将蒋济拉入。蒋济历仕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世，均备受信任，享有大名，他写的信，自然比司马懿本人说出来的话更加令人采信，至少曹爽一方会这样认为。而蒋济本人，也天真地相信了司马懿指洛水为誓的誓言，认为既能让司马氏掌权，又能够保全曹氏，不失为两全其美的结局，于是以他个人的信誉，写信向曹爽保证，只要投降，不过免官而已，性命决计无忧，促使曹爽放弃抵抗投降。而他自己，后来也正是死在了这个“信”字上。
当司马懿控制住洛阳城时，曹爽兄弟正忙着陪皇帝曹芳祭陵游览。正在兴头上时，朝中有使者到来，传达郭太后诏书，宣称要免去曹爽兄弟官职。曹爽突逢变故，大惊失色，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也不将此事告知皇帝曹芳，徒然惶急窘迫。
不久后，司马鲁芝和参军辛敞赶到，告知城中司马懿发动兵变一事，曹爽军中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桓范到来后，竭力安定军心，劝曹爽不必惊慌，只要有皇帝和大司马印在手，调兵反攻洛阳只在挥手之间。他分析了形势，要求曹爽立即移师许昌，那里城高池深，粮草足以支撑好几年。
曹爽本无胆识谋略，此刻一心惦记洛阳城中的家室，更加犹豫不决。
桓范道：“此事昭然，明摆着只能如此办理，真不知你读书是干什么用的！在今天的局面下，像你这样门第身份的人，还想着要委曲求全，怎么可能？即使是普通老百姓遇到劫道的，还想反抗一下。何况你以大将军的身份，挟天子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如果回去洛阳，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果然如蒋济事先所料，曹爽兄弟均默然不应，不肯听从桓范建议。
关键时刻，侍中许允和尚书陈泰到来，二人并非来报信投靠，而是充当司马懿的说客，向曹爽保证只要放弃兵权，下半辈子依然能过怡然自得的富贵生活。紧接着，太尉蒋济的信使殿中校尉尹大目到来，也保证司马懿的目的不过是免去他们的官职，曹氏性命决计无虞。
尹大目素来与曹爽交好，加上他手持蒋济的亲笔书信作保证，软弱的曹爽既贪恋荣华富贵，又不能舍弃城中妻儿老小，终于开始心动了。桓范不断从旁劝说，晓以利害，一直说了一夜，曹爽始终优柔寡断，依然不能下定决心对抗司马懿。
第二天一早，天色微明，曹爽终于作了决定，将心爱的宝刀投在地上，以示屈服之意。又说：“即使投降，我仍然不失当个富家翁！”
桓范知道大势已去，悲痛地哭骂道：“曹真如此英雄人物，却生下你们这群如猪如牛的儿子！没想到我桓范今日受你们的连累，要灭族了。”
于是，本来完全可以扭转的形势，再一次被昏庸的曹爽断送，他也由此将自己送上了死路。
曹芳虽是皇帝，却早就习惯了唯唯诺诺、随波逐流，对曹爽的决定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一行人垂头丧气地回到洛阳，意气风发的司马懿正以胜利者的姿态，带兵在洛河迎候。最难受的人，自然是曹爽了，昨日他还无限风光地出城，过了一夜便沦为了任人宰割的阶下囚，如何不难堪得无地自容。但他依然厚着脸皮，将桓范冒着生命危险夺来的大司马印双手奉给了司马懿，自请免去职务，只求一家人平安。司马懿一副忠厚长者模样，当众满口答应，只命人将曹氏兄弟押回府邸软禁。
一旁的桓范冷笑不已，他笑的是曹爽兄弟死到临头，犹不自知，而自己也将要为他们陪葬。难得的是，他明明知道后面的结局，却并没有像曹爽帐下部分将领那样逃离洛阳，他是当朝名士，也很好地保持了骨鲠慷慨的名士风度。司马懿当然不会忘记这个临危不乱夺走了大司马印的“智囊”，尤其忌恨他出城时高喊“太傅图逆”的话，对他也格外“照顾”，以“诬人谋反，罪当反坐”的罪名将他及家人逮捕下狱。
皇帝曹芳则被司马懿大张旗鼓地迎入皇宫，极尽礼仪隆重之能事。表面看起来，司马氏比曹爽兄弟更加尊重皇帝。但曹芳却很清楚他的处境，他不过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木偶生涯——以前操纵他的人是曹爽，而今换成了司马懿。他知道，这就是他的命运。正因为有此听天由命的安然性格，他始终处在争权夺利的风口浪尖，却总能泰然处之，也由此成为历史上少数能得以善终的傀儡皇帝之一。
高平陵事变是魏晋时局的关键转折点，司马氏夺权成功，从此完全控制了魏国朝政，曹氏彻底沦为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二月，魏帝曹芳即任命太傅司马懿为丞相，增繁昌、陵、新汲、父城为其封邑，前后其计八县，食邑二万户，特许奏事不名。不久后，又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九锡是天子赐给有殊勋的大臣的九种礼器，是最高礼遇的表示。王莽篡夺西汉前，曾被授予九锡之礼，不久便建立了新朝；曹操也曾被汉献帝授九锡，不久后曹丕即代汉自立。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九锡之礼也成为了改朝换代的象征，不少功臣拒受九锡以避嫌疑，蜀汉权臣李严曾试探诸葛亮，劝其受九锡，诸葛亮回答说：“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大概意思是要平定天下后再受九锡，其实就是委婉的拒绝。司马懿也惺惺作态地坚决推辞不受，但明眼人均已经看出，曹魏政权“禅让”给司马氏势在必行，正如昔日汉献帝被迫“禅让”给曹丕一样。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早向魏明帝曹叡发出司马氏专权危险警告的人不是旁人，正是他的亲叔叔曹植，也是他父亲曹丕千方百计打压迫害的人。曹叡即位后不久，便倚重司马懿抗拒蜀汉诸葛亮的北伐。曹植看到了大权旁落的危机，特意上表道：“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以历史上的典故来谆谆告诫侄子，不要过分信任外人司马懿。
但当时诸葛亮频频北伐，曹叡面临巨大的挑战，不得不信任军事才干出众的司马懿，也没有将曹植的话当回事。诸葛亮死后，蜀汉威胁顿消，长期以来处于压力下的曹叡长舒了一口气，根本没有过多关注中央权力结构，而是立即开始了声色犬马的享乐生涯。到他临死前，仓促将幼子托付给曹爽和司马懿，一个是没有任何实际政治经验的宗族，一个则是久掌军机的权臣，双方实力根本就无法匹敌平衡，已经埋下了高平陵事变的祸根。
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初七，曹爽兄弟被司马懿派人押回府邸软禁。他们虽然沮丧，却并不绝望，因为在他们之前的所谓政治生涯中，吃喝玩乐的享乐生活实际上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与司马懿争权只是为了弄权，好为自己谋取更大的私利。而今，他们虽然失去了权势，但无非不能呼风唤雨而已，依旧不失富贵生活。
这当然只是曹氏兄弟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当他们回到自己的豪宅中时，意外发现这里已经被重兵重重包围，并且住宅的四角盖起了高楼，高楼上有吏卒守卫，显然是为了方便监视府中的一举一动。令曹爽兄弟郁闷的还不仅仅如此，每当曹爽有所举动，高楼上监视的人便大声喊出他的行踪。比如他到后花园中去，就有人大叫道：“故大将军向东南去了！”“故大将军”就是前任大将军的意思，分明是羞辱曹爽已经不是大将军的身份。他本只求平安富贵，生活却如此不得安宁，因而愁闷不已，不知如何是好。
为了试探司马懿的态度，曹爽写信给司马懿，称家中缺粮。司马懿立即派人送来一百斛大米、干肉、大豆等物。曹爽又天真幼稚地相信了司马懿绝对不会加害自己，完全放弃了反抗的心思。
司马懿却没有因为曹爽兄弟绝无反击之心而就此罢手。在中国的历史上，报复和仇恨往往是新政体的主要动机。尽管司马懿曾经指洛水为誓，信誓旦旦地说要保全曹氏性命，罗网还是很快张开了。
正月初十，距离曹爽投降还不到三天，有人告发宦官张当曾经将宫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送给曹爽为女伎。私自动皇上的女人，是犯了欺君大罪，张当当即被廷尉逮捕审讯。在严刑拷打下，张当不但承认了私送宫女给曹爽一事，还“招认”曹爽与党羽何晏等人无君之心、图危社稷，准备在三月份起事，由曹爽自己称帝。于是，曹爽兄弟以“大逆不道”罪被立即逮捕，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被斩首于市。同时夷灭父、母、妻三族，不分男女老少，就连已经出嫁的女子也都一并杀死，终于应验了当年曹操对曹丕所说的“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的话。
曹爽被诛杀后，门生故吏没有人敢前往吊丧，唯其下属中书通事郎荀勖大胆前往。荀勖是荀子之后，即与阮咸争过音律之人，他带了头，众人这才跟从。然除了曹爽家族和亲信外，时人并不见得如何伤心，相反还有幸灾乐祸之意，他实在是个不得人心的失败者。然而，洛阳城中还是有个人为他的死落了泪，这个人就是力劝他投降的太尉蒋济。蒋济是司马懿的亲信，深知其中内幕，他的这几滴夹杂着同情和惭愧的眼泪，恰好证明了曹爽“谋逆”罪名的可疑之处。
进一步说，蒋济为曹爽之死所付出的不仅仅只是眼泪，还有生命。他之前曾以个人名誉向曹爽保证投降的结果不过是免官，他是天下名臣，他的信在促使曹爽决意投降上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而当曹爽以“谋逆”罪名被杀后，蒋济深知这不过是司马懿铲除异己的借口，用来掩饰三日前他所谓指洛水为誓的诺言。司马懿不讲信义，他蒋济却是注重名誉和承诺的人，自觉对曹爽失了信，不由得心生内疚。司马懿掌权后，进封蒋济为都乡侯，蒋济极力推辞，司马懿没有批准。但此后，怏怏不乐便成了蒋济生活的全部，没过多久他便一病不起，终于在曹爽被杀三个月后病死。
曹爽之死，同时意味着新一轮的权力重组开始了。异己当然要首先被清洗铲除，许多人的命运因此而被彻底改变，受曹爽谋逆牵连者，包括桓范、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均被同日斩首，夷灭三族。
桓范、何晏、邓飏等人均是魏之风流名士。他们的死，令天下人为之扼腕叹息。尤其是桓范在高平陵事变中冷静处事，取印后单骑出城，后又主张迁都许昌、武力平叛，表现出非凡的胆略。直到上了刑场，他犹自潇洒从容，显示出真正名士的雅量和风骨。
不过，在所有被诛杀的人中，最受瞩目的并非桓范，而是何晏，不仅仅因为他的传奇出身和显赫身世，而是其人时为名士领袖，在士林中拥有非凡的影响力。何晏的一生，可谓是悲剧的一生。他生于家破人亡之时，境遇全靠母亲尹氏改嫁曹操才得以改善。他虽然为曹操喜爱，“见宠如公子”，但终究只是个“假子”，又被曹丕憎恶，始终未能进入曹魏集团的核心。他无所事事的日子虽多，却也没有就此步入纨绔子弟一途，而是花了许多时间在文学和玄学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当他步入思想家的行列、学术日趋活跃之时，历史的机缘又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央。何晏之前没有担任过官职，曹爽弄权时，拉拢名士群体，才开始重用他。然而，何晏跟曹爽一样，都是没有任何实际政治经验的人，何晏自己对此却缺乏认识。他刚刚当政时，意气风发，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曾经品评天下名士说：“唯其深刻，所以能通天下之志，夏侯玄就是如此；唯其细致入微，所以能成天下之事，司马师就是如此；唯其神妙，所以不显迅疾而速度极快，不行而已到达，我只听说过这样的话，但未见如此之人。”但众人均知，何晏其实是想以“神妙”来比拟自己。虽然自视甚高，在实际执政的过程中，他只是客串了一个力不从心的政治家的角色。
实际上，在高平陵事变之前九天，何晏已然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曾经梦见有数十只青蝇落在自己鼻子上，驱赶不走，便请来著名术士管辂占卜。管辂精通周易、风角、占相，曾经预测了许多大事，被叹为奇才。对于何晏的询问，管辂如实回答说：“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明确告诉何晏失败的命运将不可避免。
这一天刚好刮起了大西北风，尘埃蔽天。何晏素来不可一世，但在听了管辂的话之后，内心非常恐惧。然而，他的表现却与桓范截然不同。桓范当政变发生之时，被司马懿拉拢之机，还能当机立断，审时度势，表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度。而何晏却更多的是一个哲学家，他所倡导的玄学一向推崇世俗的功名权位不值得追求，加上他性格软弱，远不及桓范果敢，因而当此个人生死存亡关头，他依旧只是耽于玄想，不愿应变，最终未作任何表示，贻误了宝贵的时机。抑或他其实早已经看出曹爽兄弟不过是绣花枕头，根本没有与司马懿抗衡的实力，而他本人身为曹操养子和女婿，生死系于曹魏，即使感到血腥厮杀的危机来临，也无可奈何。
在无力回天的悲凉情绪下，何晏还是写下了《言志二首》，聊以抒怀：
其一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
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
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
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其二
转蓬去其根，流飘从风移。
芒芒四海涂，悠悠焉可弥？
愿为浮萍草，托身寄清池。
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
这也是何晏仅存于世的两首诗，流露出忧生畏祸的嗟叹、如履薄冰的忧虑，以及进退两难的复杂情绪。与之类似的失志、苦闷、悲切、惊惧、矛盾、孤寂、压抑、凄凉等种种情感，既可以在早先的曹植诗中找到，也可以在后来的嵇康与阮籍的作品中发现，这就是这一历史阶段风雨如晦的时代气息的真实呈现。
可叹的是，正始名士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不仅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更是以失败者的身份被载入了史册，在正统史书上被刻意歪曲丑化，落了个身败名裂的黯淡收场。举例而言，昔日何晏何等风采，“大儒之风”倾倒众生，就连日后名声远在其上的“竹林七贤”都无一不深为其气质才华折服。何晏声名显赫，在士大夫群体中影响力巨大，司马懿特派长子司马师以玄学清谈为名，混入名士行列，其实就是为了做好日后防范何晏的准备，这就是《魏氏春秋》所说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他还被视为有治国之才，后人甚至认为当时“曹氏一线之存亡，仅一何晏”。如此光芒万丈的人物，在《晋书》中却只落了个“性骄矜、耽情色、聚浮华”这类近乎人身攻击的评价，《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甚至迫于政治高压而不敢为何晏立公正之传。
就连何晏所娶妻子金乡公主也被某些史书故意改成是他同母妹的身份，说金乡公主是何晏母亲尹氏与曹操所生，以此来污蔑何晏娶亲妹乱伦。这一笔抹黑足够愚蠢，试问就算何晏贪图美色、想要乱伦，曹操这等精明之人又如何会听之任之？
幸好何晏在学术上的成就无法由人抹杀：他的《论语集解》在早期论语学的发展中居于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他所开创的玄学影响深远，改变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着不朽的地位。今人犹自在诵读何晏的皇皇巨著，而司马氏所留下的，却只有“狼顾”的诡异故事，追名逐利也好，玩弄权术也罢，最终都变成了滚滚长江东流水。
值得一提的是，在何晏手中，玄学还是为了弥补儒学的不足。他主张儒道合同，与王弼等人试图应用道家的观点去解释儒学学说，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口号，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而世界万物的本源是寂然不动的“无”，只有恪守道家的“无为”，避免卷入任何纷争，才可以“成德”“免身”。何晏依旧重视儒家的礼仪，尊崇孔子，他宣传“以寡治众”“君主无为”，无非是意图将儒道调和起来。举例来说，玄学已久尊崇圣人孔子，但这个圣人已经不是儒家的圣人，而是道家的圣人。如此，将道家的自然无为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糅合在一起，其本质无非是要重新确立名教的权威。从根本上来说，何晏玄学的出发点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目的是为了协调觉醒的人与动荡的社会之间的矛盾，是有益于执政者的。
而何晏也没有仅仅局限在理论讨论，当他步入仕途后，开始为建立一个清净无为的理想社会而努力，这就是正始中期后开始的“正始改制”。但这种改制始终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加上司马懿等保守一派的阻挠，进行得很不顺利。时隔不久，这次统一名教与自然的探索就为高举的政治屠刀所中断，何晏因依附曹魏集团被杀，“同日杀戮，名士减半”。另一玄学领袖王弼也被免去官职，郁郁病死，死时年仅二十四岁，显赫一时的正始名士就此风流云散。
玄学的发展并没有就此中断，嵇康、阮籍、向秀等竹林名士成为了玄学的继承者，玄学开始由正始时期进入了竹林时期。既然玄学是名士们思想言行的总结，也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实际上，玄学从开始产生之初，即与士人的人生态度与政治命运紧密相连。竹林时期时，政治环境弥漫着血腥味，恐惧笼罩了整个士林，竹林玄思变得沉重，玄学的探索方向和内容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由国家的无为政治向个体生命的自由转变。之前，何晏等正始名士意图将强调个体的道家学说与崇尚社会功能的儒学统一起来，而到了竹林名士，则完全抛弃了现实，转而全面探索个体精神和理想人格，并对名教发出了挑战，显示出反传统、反社会的特征。
为了掩饰杀戮，司马氏不断以崇尚“名教”来自我掩饰，而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却与“名教”大相径庭。嵇康、阮籍出于对司马氏的鄙视，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否定王权，对名教、礼法大加抨击。这是玄学中第一次表现出反儒的倾向，在当时足以成为惊世之论。在嵇康、阮籍二人的竹林玄学视野中，个体人格第一次得到了凸显——人不应该任由名教的束缚，而是要听从本心和真性的召唤。这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生命的理想，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
只是，于嵇康、阮籍的内心深处，并不是真的要反对名教礼法，他们不过借此来表达对司马氏的不满，既要追求人性自由，又想恪守礼教，表现出明显的所谓双重人格。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名士们空有凌云壮志，谈玄说易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满足精神世界、慰藉心灵的作用，寄情山林、感慨哀乐成为一种极富艺术精神和文学情致的哲学。但他们内心的困境和深层的焦虑并没有就此消除。“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压抑与愤懑依旧像无法驱散的浓雾，弥漫在四周，令人窒息。阴险的政治环境和人性觉醒的合力促使人生被切入到审美的意境，最终反映在生活情趣与人生态度上。为了求得更大的解脱，名士们把眼光投向愉悦身心的竹林美、延年益寿的丹石药、令人人事两忘的香醇美酒，以及时时一些愤激傲兀的骇俗之举。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氛围下，出现了“竹林七贤”这样一群人——他们任情任性、一依本然、神秘玄妙、率真空灵，他们爱好竹林、丹药和酒，从此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长期令人有兴趣的话题。这些人的迷惘和痛苦、怪诞与宣泄，经过各种演绎传说后，竟然成为了后世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尽管“竹林七贤”在外表以或高雅，或怪异的行为方式来表达他们超然物外、飘逸不凡，但其实他们的内心从未真正忘情于世事，这种强烈的困境正是“魏晋风度”的深度。至少在竹林时期，“魏晋风度”带着苍凉的意味，这种苍凉，是“竹林七贤”发自内心的苍凉，也是文化和时代的苍凉。
关于竹林之后的玄学发展，真可谓为时代而生。魏晋之后，玄学急遽衰落，内涵却不断被后世方术家所扩充，产生了包括山、医、命、卜、相在内的五种体系：山包括修身养性，静坐内练等，具体有导引、内丹术、外丹术、武术等；医术是古代中医系统，治疗手段分为针灸、汤剂、推拿、祝由等；命理所指就是占算人生命运的学问；卜是占卜运程的行为，大略分有六爻、梅花、六壬、奇门等；相术是观察人的面貌、地理环境等方法，大略分为面相、手相、风水等，这些基本上还是源于玄学与道教的渊源。
从“建安风骨”的“建安七子”，到正始玄风的何晏、王弼，他们已经多少表现出复杂的矛盾交织状态。不过在他们身上，这种思想和精神冲突尚且没到最高潮。到了“竹林七贤”，中国传统士人的命运与风骨才真正完全体现了出来，嵇康更是成为生于乱世、隐于乱世却又无法全于乱世的典型人物。无论是他的生，还是他的死，都会引发人们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命运的思索。
何晏与金乡公主生有一子，时年四五岁，本该与何晏同时被杀，但何晏母亲尹夫人抢先将孩子抱入了皇宫中。司马懿派人来索要时，尹夫人不断抽打自己脸颊，请求饶恕。因为孩子藏在皇宫中，不便强行搜查，加上金乡公主同母兄弟曹林时封沛王，光户邑就有四千七百户，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放过这个孩子并不比杀了他更有利，但杀了孩子显然比放过他更有弊，会引来更多仇视的目光。司马懿精于算计，反复权衡利害后，终于假装同情尹夫人和金乡公主，顺水推舟地赦免了何晏之子。
何晏的死，使得正始名士土崩瓦解，他与“天才卓出”的王弼所倡导的玄学也立时陷于低谷。王弼出身于经学世家，从小就因为能言善辩享有高名。高平陵事变发生时，王弼正在朝中为官，也受到何晏牵连，被免去官职。王弼伤痛挚友被杀，当年便患病身亡，年仅二十四岁。司马懿长子司马师虽以防备何晏为目的混入正始名士群体，却也是真心钦佩王弼才气，听说王弼病死后，嗟叹连声，惋惜不已。
之前斩关出城向曹爽报信的司马鲁芝与参军辛敞则是完全不同的命运。鲁芝和辛敞先是被逮捕下狱，判处死刑。鲁芝倒也大义凛然，“口不讼直，志不苟免”。司马懿颇为感念鲁芝的忠勇，加上他还有个同谋辛敞。相比于出身平平的鲁芝，辛敞绝对是出身名门，其父辛毗是曹魏重臣，其姐辛宪英又与司马氏沾亲带故，笼络他绝对比杀了他更有利。司马懿有意赦免二人，说了一句：“他们也是各为其主，放过他们吧。”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鲁芝、辛敞二人不是曹爽亲信，司马懿故作宽大，便可以趁机揽为己用。之后，鲁芝由大将军的属官一跃为御史中丞，从此官运亨通，一直到老。辛敞后来也官至卫尉，他庆幸听了姊姊辛宪英的话，无比感叹地道：“如果我不是事先跟姊姊商量，可能就有亏大义了。”
另有奇女子夏侯令女嫁曹爽堂弟曹文叔为妻，曹文叔早死，夏侯令女也没有生下一儿半女，一直在曹家守寡。其父夏侯文宁想让女儿改嫁，不料夏侯令女与曹文叔夫妻情深，用刀割下两只耳朵，表示誓死不再嫁。曹爽当权时，对夏侯令女很是照顾，不断接济以财物。曹爽被杀后，夏侯家生怕连累夏侯令女，便上书断绝与曹氏婚约，强行将夏侯令女接回家，打算再次让她改嫁。不料当天夏侯令女又用刀割掉了自己的鼻子。家人错愕万分，问道：“人生在世，如轻尘栖弱草，你又何必这样自讨苦吃？你夫家夷灭已尽，你苦苦守候到底是为了谁？”夏侯令女回答道：“我听说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以前曹家兴盛之时，我尚且想终生守节，何况如今衰亡了，我怎能忍心抛弃？这是禽兽的行为，我岂能这样做？”不但不肯改嫁，还收养了一个孩子，让他改姓曹，成为曹氏的后代。司马懿听说后，大为惊讶，认为这样的女子实在难得，对其收养一事也听之任之。
洛阳的屠杀结束后，司马懿开始有计划地对付一些身处京师外的曹爽亲党，其中以实权人物征西将军夏侯玄首当其冲。
夏侯玄字太初，是夏侯尚与德阳乡主之子。夏侯氏在魏国地位素来非同凡响，享有“宗室”之位，这并非仅仅由于夏侯渊一系战功显赫，又与曹氏联姻，还因为曹操之父曹嵩原姓夏侯，夏侯渊与曹操其实是同族兄弟。有这样的背景，夏侯玄一生下来就是豪门公子，享尽了荣华富贵。不过，他并不是在一个幸福健康的家庭环境长大。夏侯玄的父母感情并不是很好，夏侯尚一直宠爱年轻貌美的小妾，将德阳乡主冷落一旁。后来魏文帝曹丕听说后，有意为堂妹德阳乡主出头，派人将小妾绞死。但曹丕这一招釜底抽薪并没有挽回夏侯尚的心，反而送了他性命——夏侯尚思念爱妾，成天郁郁寡欢，很快得了重病而死。这一外人难以想象的家庭悲剧，成为夏侯玄人生中第一个重大打击。
家庭环境对儿童的成长有决定性的影响。童年不幸的孩子，往往更敏感，更早熟，也更聪慧，夏侯玄也是如此，在父母不和的阴影下，他自小发奋读书，文才出众，年少时就已经声名远播。除了文采外，上天还赋予了这个男子罕见美貌，他面白如玉，美姿仪容，又风度翩翩，风流倜傥，“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可谓光彩夺目，如日月般闪亮。
更为世人所惊讶的是夏侯玄宽宏通达的沉静性格。有一天，他正在书房倚柱观书，忽然电闪雷鸣，一记响雷破瓦而入，将他倚靠的柱子劈断，一屋子的人目瞪口呆，全都吓傻了。夏侯玄的衣服也被炸雷烧焦，他却面无异色，行止从容，照旧读他的书，仿佛没发生过什么一样。当年他才十八岁，已经表现出出类拔萃的名士风范，自此为士人所敬重，负一时重望。
又有一次，夏侯玄去参加司空赵俨的葬礼，因到得晚了，三百多宾客已经就座，不料一见夏侯玄到来，均越席而迎，神情肃然，如迎王侯将相一般，不敢有丝毫怠慢。这便是后人书中所称赞的“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直到许多年后，发生在赵俨葬礼上的这一幕依旧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夏侯玄成年后即步入仕途，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不幸的是，本来一片大好的前途却被他亲手断送了。一次，魏明帝曹叡在宫中举行宴会，夏侯玄被安排与皇后毛氏的弟弟毛曾一同就座。毛皇后出身寒微，父亲毛嘉只是个修车的工匠，但毛氏却凭着美貌和手段战胜了曹叡原配虞氏，爬上了皇后的位子，以致虞氏恼恨地道：“曹家的人就是喜欢立地位低贱的人做皇后。”
曹叡祖母卞太后本出身于娼家，二十岁嫁曹操为妾，后因曹操与原配丁氏离婚才爬上正位，也是出身卑贱之人，听后十分不快，责备了曹叡，虞氏从此失宠。
当时毛皇后恩宠正隆，毛氏家族全部封爵，朝中大臣争相奉承不及，能够与毛曾坐在一起，是难得的亲近毛氏家族的好机会。但夏侯玄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毛曾出身卑贱，跟这样的人坐在一起，太丢了自己名士的面子。这两人无论容貌还是气质，差别确实比较大：夏侯玄相貌英俊，是个玉树临风的美男子；毛曾则容貌丑陋，令人生厌。时人称二人行状为“蒹葭倚玉树”，以蒹葭比喻毛曾，以玉树比喻夏侯玄。蒹和葭都是水草，代表微贱。玉树则是神话传说中的仙树，喻美佳子弟。夏侯玄内心看不起毛曾，面上也很不高兴。不给毛曾面子，就是不给毛皇后面子，当然也就是不给皇帝面子。魏明帝曹叡由此怀恨在心，很快将夏侯玄降职为羽林监，从此再也没有提拔过他。不过毛皇后后来也因为色衰而失宠，为曹叡所杀，曹叡另立郭氏为后。
失意于官场的夏侯玄并没有消沉下去，他与志趣相投的何晏结为好友，谈玄论道、纵酒服药，一副潇洒名士派头，与何晏共同开创了玄学先河，成为正始玄风的领袖人物。
正当夏侯玄沉迷于玄理的世界，远离世俗的尘嚣时，妹妹夏侯徽被人毒杀，给予了他人生中第二次重大打击。夏侯徽颇具才识，嫁给了司马懿长子司马师，司马师有五个女儿，皆为其所生。只不过夏侯徽虽然嫁入了司马家，却始终没有成为司马氏所信任的人。她颇具才识，对司马氏的勃勃野心有所察觉，为司马师所忌惮，被下毒害死，死时年仅二十四岁。夏侯玄虽然难以确定夏侯徽是被司马师毒死，但妹妹死得不明不白总是事实。然而，时值司马懿抗击蜀军北伐立下大功，深得魏明帝曹叡宠信，总掌全国军事，夏侯玄又为曹叡所怨恨，即使对妹妹之死有所怀疑，也无能为力。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知道了权势的重要性，他也期待有朝一日能像司马懿那样，借军功来建功立业。
转机终于来了。少帝曹芳即位后，夏侯玄的表兄大将军曹爽成为辅政重臣，执掌朝政，夏侯玄也跟着时来运转，升迁为散骑侍中护军，不久后任征西将军，都督雍州、凉州军事，位高权重，朝着他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只是，对于夏侯玄而言，进入政治核心权力圈并不是什么幸事。事实上，有定国安邦的理想是一回事，有文才和名士风度是一回事，处理政事、谋划军事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跟何晏一样，夏侯玄没有任何实际执政经验。他为了帮助曹爽和自己提高个人威望，不顾司马懿的再三劝阻，积极策划了攻蜀之战，发兵十余万，自骆口向汉中发起攻击。
当时汉中蜀军还不到三万，见魏军大兵压境，无不惊惧。蜀将王平派兵在兴势拒战，并多张旗帜，绵亘百余里，以麻痹魏军。曹爽一时无法攻克，魏军牛马骡驴大量死亡，粮草供应不上，而蜀汉大批援军相继赶到。夏侯玄见势不妙，连忙劝阻曹爽退军。魏军回师时，又在三岭被蜀汉大将军费祎截击，魏军苦战，损失严重。
这场战事导致魏国民怨沸腾，曹爽不仅声威剧跌，也失去了朝中重臣和曹氏宗室的支持，朝野的严重不满为日后的政变埋下了祸根，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时一呼百应、应者云集，与曹爽在骆口之役后大失人心有很大关联。而夏侯玄也因为这场一无所获的战争成为人们讥讽的话柄，另一名士傅嘏评价他“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确实是一针见血。较之之前夏侯玄那些神乎其神的风流故事，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自掌权以来，夏侯玄不但没有任何实际的政绩，反而在白热化的时候卷入了曹爽与司马懿权力斗争的旋涡。所幸的是，他长期领兵驻守在外，高平陵事变发生时并不在洛阳，由此逃过了司马懿的屠刀，没有像他的好友何晏那样成为刀下亡魂。曹爽被杀后，司马懿派人解除了夏侯玄的兵权，召他回京师，夏侯玄堂叔右将军夏侯霸曾劝夏侯玄投靠蜀汉，但夏侯玄没有听从，老老实实地跟随使者回到洛阳，被司马懿软禁。
夏侯玄回朝后，其原职征西将军由雍州刺史郭淮接任。右将军夏侯霸为魏国名将夏侯渊次子，夏侯渊在定军山之战中死于蜀将黄忠突袭中，此后夏侯霸一直想要为父亲报仇，与蜀汉誓不两立。但高平陵事变后，曹爽被杀，与曹爽关系密切的夏侯玄被召回朝，与夏侯霸有仇的郭淮被任命为他的新上司，他认为司马懿是有意针对自己，恐惧之下，投降了蜀汉。后主刘禅的皇后为名将张飞之女，张飞妻则是夏侯渊亲侄女——其人十三四岁时出城拾柴时为张飞所虏，娶为夫人——因而论起来刘禅皇后张氏还是夏侯霸的外甥女。有了这一层关系，刘禅对夏侯霸很是器重，礼遇有加，封为车骑将军，甚至还指着自己的儿子对夏侯霸说：“此夏侯氏之甥也。”
但降敌有亏大义，蜀人看不起降将，即便夏侯霸出身尊贵，且投降有因，但仍然改变不了他被轻视的命运。夏侯霸想与慷慨壮烈、美名在外的蜀汉荡寇将军张嶷交朋友，专程登门拜访，诚恳地道：“虽与足下疏阔，然托心如旧，宜明此意。”张嶷却回答道：“仆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托心乎！愿三年之后徐陈斯言。”给夏侯霸碰了一鼻子灰。
夏侯霸投降蜀汉后，因其父夏侯渊是魏国宿将，母亲亦是曹操原配正室丁夫人之妹。夏侯霸留在魏国的儿子受到特赦，未被追究父亲投敌之罪，但被迁徙到偏远的乐浪郡。其余亲朋好友怕受到牵连，大都与其家人断绝了来往，只有夏侯霸女婿羊祜不避嫌疑，亲近恩礼，愈于常日。
羊祜字叔子，青州泰山人，出身名门士族之家。自羊祜起上溯九世，羊氏各代均有人出仕二千石以上官职，以清廉有德著称。父亲羊衜曾任上党太守，母亲蔡氏是东汉大儒蔡邕侄女、才女蔡琰堂妹。羊祜成人后身材高大，须眉秀美，仪度潇洒，尤以博学多才、善于写文、长于论辩而有盛名于世，有人誉其为“此今日之颜子”。颜子指颜回。孔子弟子中，颜回最称高足，品德与学业均翘居群首，为孔子最得意弟子，列为七十二贤之首。
羊祜自己娶了夏侯霸之女，姊姊羊徽瑜则是司马懿长子司马师第三任夫人，与双方都有姻亲关系。曹爽与司马懿争权时，羊祜一度成为争夺目标，处于两难的夹缝中，他最终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后来曹爽排挤司马懿为太傅闲职，自己与兄弟掌握了禁军、中枢要职，又再次征辟羊祜，同时被征的还有太原才子王沈。王沈劝羊祜一同应命就职。羊祜虽然年轻，却已经看出曹爽终不是司马懿的对手，于是说：“委质事人，复何容易。”王沈便独自应召。高平陵事变后，曹爽被杀，王沈失去靠山，也被免职，这才对羊祜的先见之明佩服得五体投地。
王沈经此磨难后，最终投向司马氏的怀抱，后来更是出卖魏帝曹髦，成为司马懿次子司马昭发动另一场政变的关键人物，这一节到后面再详述。
尽管人品不佳，王沈却以才望显名当世。曾受司马氏之命与阮籍、荀、韦诞，应璩、孙傅玄等人共同撰写《魏书》，最后王沈独就其业，修成《魏书》四十四卷，记三国时曹魏史事，是日后陈寿所撰的《三国志·魏书》及裴松之《三国志·魏书注》之成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正因为羊祜在曹爽势力最盛时没有公然站在其一方，即使后来他岳父夏侯霸投降了蜀国，司马氏也没有追究。羊祜后来也出仕司马氏，成长为一代名将，为平定东吴、统一天下立下大功。“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曾因犯了军法，差点儿被羊祜处死。王戎因此恨羊祜入骨，执政后不断与堂弟王衍在朝中诋毁羊祜，时人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这是后话。
夏侯霸降蜀时，诸葛亮已死，蜀汉军事完全由大将军姜维主持。姜维得知魏国发生高平陵事变后，问夏侯霸说：“司马懿既主魏政，是否会攻蜀、吴？”夏侯霸回答了一句著名的话：“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意思是说，司马懿正在经营整理内部事务，顾不上对外征伐。顿了顿，又接着说：“有钟士季者，其人虽少，若管朝政，吴、蜀之忧也。”意思是说，魏国有一个名叫钟士季的人，年纪虽轻，如果将来主理朝政，必是吴、蜀两国的忧患。这个被夏侯霸断言将成为吴、蜀之忧的钟士季，便是钟会。这个后来因直接害死嵇康而被称为“小人”的人，其实也是个相当富有传奇色彩的风流名士。
钟会字士季，出身于名门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多出名士。其曾祖父钟迪在东汉被列为党人，终身没有做官。其父钟繇本是皇帝身边侍从官，后投靠曹操，因“功高德茂”深得曹操、曹丕、曹叡三世信任，曹丕甚至称他为一代伟人，认为“后世殆难继矣”。钟繇在书法上也成就斐然，师承大才女蔡琰，为书法名家蔡邕的第二代传人。传说他曾在书家韦诞住所见到蔡邕真迹，苦求不得，竟然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大闹了三日，终于呕血昏死。还是曹操拿出五灵丹塞到他嘴里，才将他从阎王爷那里及时拉了回来。但钟繇一直没有死心，等韦诞死后，料到韦诞必以心爱之物陪葬，派人挖开韦诞坟墓，果然发现蔡邕手迹，因此而领悟到“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得蔡邕笔法的精髓。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公认为中国书史之祖。
钟会生母张昌蒲也是著名才女，四岁读《孝经》，七岁读《论语》，十岁读《尚书》，十二岁读《左传》，十三岁读《礼记》，十五岁入太学旁听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她竟然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嫁给了比自己年长许多的钟繇为妾。钟繇老年得娶佳人，自然对张昌蒲宠爱有加，由此引来钟繇正妻孙氏的强烈嫉妒。不久后，张昌蒲怀孕，钟繇当时已经年逾古稀，竟然还有后嗣，不由得欣喜若狂。孙氏更加愤恨，暗中指使人在张昌蒲食物中下毒。张昌蒲吃下感觉味道不对，当场吐了出来，所幸中毒不深，只晕眩了几天。钟繇得知真相后勃然大怒，将孙氏休掉。孙氏与魏文帝曹丕之母卞太后很有交情，卞太后出面干涉，命曹丕下诏强命钟繇与孙氏复婚。钟繇倒是颇有骨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再让孙氏进门。曹丕和卞太后怕闹出人命，弄出个一拍两散的结局，只好作罢。钟家这一妻妾争宠的丑事轰动朝野，尽人皆知，钟繇也为舆论所累，无法立张昌蒲为正妻，只好将另一妾贾氏扶正，但对张昌蒲宠爱依旧。张昌蒲所生下的男孩，就是后来成“一时之秀”的钟会。
钟会名义上虽是庶出，不如兄长嫡长子钟毓有地位，但钟繇老来得子，对他格外钟爱。钟会在众人瞩目中出生、成长，也刻意要与兄长一争长短。这兄弟二人少年即有美名，也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性格。钟府酿有五石散所配的药酒，钟氏兄弟决定晚上一起去偷喝。钟繇有所觉察，却假装熟睡，暗中观察兄弟二人。只见钟毓先拜了一拜，这才开始饮酒，钟会则上来就喝。钟繇后来问钟毓为何如此，钟毓回答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意思是说，喝酒要遵守礼节，不能不拜。钟繇又问钟会为何不拜，钟会回答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意为偷喝酒本来就是见不得人的事，还有什么拜的必要。见识显然要比哥哥要高明一筹。
太尉蒋济有知人之鉴，号称“观人眸子，足以知人”，但凡只要看到人的眼睛，就知道对方会是什么样的人。他看到钟会后非常吃惊，连连惊呼道：“非常人也！非常人也！”钟会时年五岁，从此身价倍增，少年得志。
后来钟繇领儿子去拜见曹丕，钟氏兄弟来到皇帝面前时，曹丕发现钟毓脸上有汗，便问为什么。钟毓回答说：“战战惶惶，汗出如浆。”曹丕又问钟会为什么不出汗，钟会有意学着哥哥的口气回答说：“战战慄慄，汗不敢出。”一个年仅七岁的孩子，却如此机敏聪慧，顿时赢得了满堂喝彩。
钟繇生前，视为最珍惜的宝贝之物无非是自己毕生的书法心得，他也将这些心血全部传给了幼子钟会。钟会的行书、草书都很漂亮，尤工隶书，笔法飘逸，气势酣畅，如有凌云之志。
正因为钟会敏惠夙成，少有异才，上至皇帝、下至群臣都对他非常赏识。在光环围绕下成长的他，养成了极度自我的性格和野心，成为中国历史上品质最恶劣的那类文人——凡是得罪过他或他看不顺眼的人，他均要想方设法地予以谋害、铲除。有人说见钟会时“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戟在前”，绝非过甚之词，不少名人英才均死在这个名门贵公子手里，其中名气最大的便是嵇康。这一节，到后面再详细叙述。
高平陵事变发生时，钟会二十五岁，正在尚书台任尚书郎，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他兄长钟毓则因之前反对曹爽伐蜀增兵，被迁出朝任魏郡太守。高平陵事变后，钟会转为中书侍郎，钟毓则入朝担任御史中丞、御中廷尉。两兄弟年纪轻轻，均已经步入了中枢重臣的行列，尤其钟会名列正始名士之中，在思想上一直是何晏玄学的忠实追随者，却未受到任何牵连，可见兄弟二人即使在高平陵事变之前没有站在司马懿一方，也在事变后快速充当了墙头草的角色，毫不迟疑地投向了司马氏的怀抱。曹爽风头最劲时，钟会母亲张昌蒲已经有断言说：“乐则乐矣，然难久也。”认为曹爽的快乐很快就会走到尽头。这看法，多半也代表了钟氏兄弟的态度。甚至在后来司马氏铲除夏侯玄势力，大肆屠杀名士，钟氏兄弟也不遗余力地从旁协助，以表忠心。
自从名士的称谓由“不仕者”演变成为统治阶级中独特文化群体开始，名士的人生就开始与政治共沉浮了，无论仕与不仕，都避不开政治的挟持——无论是何晏、恒范、夏侯玄，还是羊祜、王沈、钟会，均是如此，他们必须在权势斗争的风向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样，“竹林七贤”也无法退让，这是他们难以逃避的宿命，也是时代不可阻挡的潮流。
高平陵事变时，天下依旧三分，其中以魏国实力最强，蜀汉、东吴均难以与其匹敌争锋。而高平陵事变本极有可能引起魏国的内耗，若是曹爽依从桓范之计，奋起反抗，无论鹿死谁手，势必令魏国国力大衰。此消彼长，蜀汉、东吴很可能趁机扩张，令三国分裂的局面加剧。曹爽放弃抵抗，军政大权平稳过渡到司马氏手中，魏国实力得以保存，为日后司马氏的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高平陵事变的影响力还不仅仅在政局，这一重大事变也成为“竹林七贤”群体分崩离析的起点。正始年间，这一著名的名士群体聚集在一起，遗世独立于竹林中，肆意酣畅，纵酒清谈，尚有许多共同的志趣与话题。然一场政治大风暴彻底打破了竹林的宁静，时局陡然笼罩上浓重的血雨腥风。伴随着“竹林七贤”日益卓越的名望，巨大的政治阴影也开始投射到他们身上。在强大的政治诱迫下，“竹林七贤”的分歧和分裂开始表面化、尖锐化，悠闲惬意的“竹林之游”结束了。到了这个时刻，七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已经是在所难免。
从一开始聚首，“竹林七贤”便是以一个松散的群体存在，他们有共同的志趣——琴、酒、诗、山水、玄学，但他们的志向和思想却并不统一，在政治和哲学上存在着分歧，当政治的压迫和功名的诱惑来临的时候，分歧很快呈现了。
高平陵事变发生后，正始名士多遭杀戮，整个士林为之震惊。此时，七贤之首嵇康依旧在朝中挂着官职，但随着曹魏政权失败，他以曹魏女婿的身份，再也难以置身事外。其他“竹林六贤”出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也难以继续保持中庸的姿态，七人劳燕分飞、各奔前程已是在所难免。“竹林之游”才刚刚开始，便已经结束，而更彻底的分裂还在后面。
阮籍父亲阮瑀曾在曹操手下为官，又与曹丕私交甚好，按照东汉以来士大夫入仕的道德标准，阮瑀是曹氏的门生故吏，在政治上属于曹魏集团。阮瑀身故后，曹丕念及旧情，亦对身为故友之子的阮籍多方照顾，关爱有加。兼之阮籍妻子是刘桢之女，刘桢与阮籍生父阮瑀同列“建安七子”中。当年刘桢因爱慕曹丕妻子甄宓美色，触怒曹操，本该以“大不敬”罪名被处死，全靠曹丕倾力营救，才得以保全性命。因而即使阮籍无心仕途，按道义而言，他应该站在曹魏一方，至少要做个姿态，如荀勖、辛敞等人一般。但出人意料的是，高平陵事变发生后不到一个月，一向千方百计逃避当官的阮籍出任司马懿的从事中郎，负责起草重要文书，成为七贤中最先走出竹林的名士。其投靠速度之快，连与司马懿有亲戚关系的山涛也比不上。
这当然并非阮籍热衷名利，自从多年前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起，他就已经下定了绝仕之心。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七贤中唯一有过被迫出仕体验的人，那种无路可逃的绝望、无可奈何的哀凉，至今还萦绕在他心田。“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大概正因为知道最终的结局总是一样，所以不如自己主动献身，这是阮籍看透世事的识度，是他所做出的艰难选择。
但阮籍始终是以不情愿的姿态出现在官场，又时时痛恨自己不能像嵇康那样豪放刚直，由此成为七贤中最痛苦、最沉郁的人，饱受情感折磨。他一系列的咏史兴怀诗正是在这样的处境和心情下所作，“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充满了那种不为人所知，又不能对人倾诉的格调，被人称为“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咏怀诗是中国诗歌史上格调最高的作品。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长夜难寐，起床独自弹琴；薄帷飘飘，映照着明月的清影；习习清风，吹动人的衣襟；耳中隐隐传来声音，似乎是野外的孤鸿在悲号、树林的翔鸟在飞鸣；弹琴依旧无法消愁，释琴徘徊于宁静的月色中；一身落寞，只能仰天长叹，暗自忧思伤怀。清凉的月色与诗人的愁绪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表现了他难以抑制的不安。也正是这一系列诗歌，使得阮籍赢得了时人及后世的极大同情，没有像山涛、王戎那样饱受非议。
紧步阮籍后尘的是山涛。他本就追慕权势，当司马氏击败曹魏掌握大权后，他经过一番观望，决意投靠司马氏。可是当他拜见司马师时，却受到了嘲笑。司马师对这位与自己母亲沾亲带故的同辈兄弟一点都不给面子，很不客气地奚落说：“吕望（即姜子牙）欲仕邪？”不过看在死去的母亲份上，司马师还是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
山涛再次步入仕途后，充分表现出左右逢源、工于心计的一面。当时鬲令袁毅为求前途，奔走贿赂大臣，山涛也收到丝百斤。因为官吏均接受了贿赂，山涛也不想突出，收下了丝，却将丝封藏到库中。日后袁毅事败，受贿官员都受到牵连，唯独山涛将丝取出，积年尘土，封印如初，根本就没有打开过，他因此免于问罪。又有钟会与裴秀争权，互不相让，山涛却能与二人均保持了亲密的关系。这种圆滑的性格，使得山涛上下讨好，加上办事稳妥精明，最终成为司马氏的亲信，平步青云。再次步入仕途后的山涛，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用在了官场上，自然再难以重新回到昔日“竹林之游”的心境。从道义上来说，他和阮籍一样，已经背叛了“竹林七贤”这一名士集团。
王戎出身世家大族，门第显赫，成年后自然入仕，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从此也跟山涛一样，官运亨通。
到此为止，阮籍、山涛、王戎均主动投靠了司马氏，虽然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犹在竹林，但“竹林七贤”已经名存实亡。从此，那七个神仙般的人物携手同游竹林的情形，便只能永存于世人的想象中。“竹林七贤”与“竹林之游”的称谓，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魏晋南北朝名士效法的典型。
司马氏针对曹爽一党的杀戮进行之时，嵇康依旧滞留在京师洛阳附近，他的女儿刚刚出生不久，还不满周岁。天伦之乐与初为人父的喜悦并没有冲淡政局所带来的忧思，即使对时事再无动于衷，何晏、桓范等人的无情被杀还是震撼了他。
尤其是何晏之死，令嵇康无比动容。说起来，何晏既是嵇康姻亲上的长辈，也是玄学上的前辈。起初嵇康从山阳来到洛阳，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仰慕何晏所主持的正始清谈。来到洛阳后，他也曾经有过与何晏同游竹林的日子，他一度以为何晏是真正大隐隐于朝的人，就连权势也掩盖不了他名士的风范。然而，这样的人终究还是为权势的旋涡的所湮没。何晏的死，使得嵇康对政治的态度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他曾经向往无为而治的社会，推崇三皇五帝之道，然而现实却给了他重重一击，将他由不着边际的玄思重新拉回了眼前。当政治的阴影笼罩了竹林，玄学便不再是毫无内容的空谈。尽管他依旧与好友吕安、向秀一道悠游山水，“极游浪之势”，但其实已经不再冷漠，而是开始关注时事、窥测风云。毕竟，他无法真正置身事外，他有着自己的立场。
何晏死后，嵇康也一度感同身受，体会到了“忧祸一旦并”的恐惧。与几年前初结识何晏时相比，他的性格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由之前的“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变得“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受何晏影响服食丹药，即他在《游仙诗》中所写的“服食改姿容”；另一方面则是遽变的局势将他从优游容与的玄思妙想中拉回了现实世界。
到此时为止，嵇康已经从叔丈何晏的结局看到了自己的危机，他甚至已经能听到更大的风暴即将降临前的隐隐惊雷。令他震撼的事件接踵而来，他的竹林挚友阮籍、山涛、王戎先后选择了出仕，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迫不得已，已经是态度鲜明地站在了司马氏一方。此时的嵇康，深切感受到了“何意世多艰”的险峻：
五言赠秀才诗
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
抗首漱朝露，晞阳振羽仪。
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
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
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
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
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
单雄翩独逝，哀吟伤生离。
徘徊恋俦侣，慷慨高山陂。
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
吉凶虽在己，世路多崄巇。
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
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
两只鸾鸟在太山过着逍遥自得的生活，自以为与世无争，便不会有什么灾害。不料虞人张下罗网，逼迫雄雌鸾鸟分离。这首《五言赠秀才诗》是一首赠别诗，是嵇康为兄长嵇喜而作。作为“竹林七贤”中最显赫的人物，嵇康也受到了司马氏的招抚和罗织。他的兄长嵇喜也应司马氏招揽，准备入朝任职。罗网张开了，兄弟被迫分离，嵇康自己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必须表明立场。他再一次表现出了“刚肠疾恶”的刚强性格与凛然风骨，不肯屈服，依旧坚守在自己的竹林中。
这一抉择，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也在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阮籍选择出仕后是痛苦的心情，他的痛苦在于无法无愧地直视自己的良心；嵇康做出选择后是痛快的心情，他的痛快在于勇于面对自我价值的需求。阮籍有一双洞彻世事的眼睛，却没有一颗勇敢的心灵，而嵇康之所以能以不朽的英姿傲然于青史，正是他那敢于抗争和坚持的勇气，即使在风雨如晦中、戾气弥漫时，他内心依旧强烈地执着于自己的人生信念，始终以一种高洁雅致的梦想支撑自己。
由于距离政治中心较远，祸端暂时未能很快延及与何晏同样为曹魏驸马的嵇康身上。但他自己也从竹林走入了现实，坚决不肯与司马氏同流合污，投身到批判司马昭岳父王肃的太学辩难活动当中，成为当时士人反抗司马氏的一面旗帜。于是，他所做出的选择，将导致他与叔丈何晏不但有相似的情感体验，还将有一样的悲凉结局。
正始十年（249年）四月初八，魏少帝曹芳改年号“正始”为“嘉平”，因而这一年也称为嘉平元年。此时，距离高平陵事变已经有两月之久。
“嘉”的字义同“懿”，均是美好的意思，古人常常用“嘉言懿行”来形容有益的言论和高尚的行为。“平”字则是安定的意思。嘉平，一个美好而安定的时代，听起来非常动人，事实果真如此吗？
嘉平元年，最志得意满的风光人物当然是司马懿父子。司马懿此时已经是七十一岁高龄，年老体衰，且真的患上了重病——非之前的一再装病——因无法上朝，天子曹芳每遇大事，都要亲自到司马府中去征询意见。孱弱的曹芳甘愿成为司马氏的傀儡，引来曹氏宗室的极大不满。曹爽虽然失败，但曹氏皇族仍有不少在朝，尤其是皇亲国戚中犹有不少干才，为了扭转局面，重新夺回朝政大权，他们开始了武力反抗司马氏的脚步。
最先发难的是太尉王凌。王凌出身山西名门望族，为东汉末年谋诛董卓的司徒王允之侄，建安年间得到曹操赏识，当上了他的丞相掾属。后来长期负责对东吴的军事，掌握兵权。高平陵事变后，王凌感念当年曹操的知遇之恩，痛恨魏少帝曹芳沦为司马氏的木偶，决意起兵讨伐司马懿。王凌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也手握重兵，参与了舅父的计划。
当时魏国东部有谣言流传说：“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硃虎骑。”曹操之子楚王曹彪曾封白马王，又字硃虎，王凌和令狐愚认为天命将应在曹彪身上，决意事成后立曹彪为帝。令狐愚派人告知曹彪道：“天下事不可知，愿王自爱。”曹彪亦有窥测大宝之心，对此心领神会。
人算不如天算的是，起兵计划还未能付诸行动，令狐愚突然病死。王凌失去了最可靠的强援，不得不暂缓行动。调兵遣将这样的事难以掩人耳目，而曹彪这样的宗室也被司马氏严密监视着。大概司马懿多少听到了一些风声，令狐愚死后一个月，王凌被升为太尉，且有假节钺之权。
司马懿的刻意拉拢并没有笼络住王凌的心，到了嘉平三年（251年）四月，王凌借口东吴在涂塘有军事行动，加紧整顿各路军队，打算正式起兵，并派将军扬弘将计划通知了新一任的兖州刺史黄华，请他从旁协助。不料所托非人，扬弘和黄华联名告发了王凌，司马懿不顾年老体病，亲自率大军前去镇压。
大军未到达前，老奸巨猾的司马懿又玩起了高平陵事变时玩过的老花招，派王凌之子王广送信给王凌，表示只要他投降，就赦免他的死罪。王凌接信后犹豫不已，迟疑间，司马懿大军已经赶到。
此时，王凌已经是八十岁高龄，既已经失去了先机，便幻想能投降保命，于是决定放弃抵抗，独自乘船迎接司马懿，并送上印绶、节钺。司马懿派人将王凌押送回洛阳。
半路上，王凌担心自己的命运，有意向司马懿索要棺材上的钉子，想试探一下。司马懿立即如他所愿，派人送来了钉子。王凌知道自己必定被杀，于是绝望地服毒而死，死前还愤怒地痛斥司马懿的背信弃义，说：“卿负我！”司马懿竟然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宁负卿，不负国家。”这“国家”，当然是他司马氏的国家了。
这场“胎死腹中”的王凌兵变导致了另一场大屠杀：凡相关之人均被诛灭三族，就连帮助司马懿劝说父亲投降的王凌之子王广也不例外；死去的王凌和令狐愚也被开棺暴尸三日，然后裸埋于土中；楚王曹彪被杀；其余所有的曹魏宗王全部被拘捕，迁居于邺城内，不得自由进出，不得相互往来，已形若囚徒。
昔日相士朱建平为楚王曹彪算命，告道：“您居于自己的封国，到五十七岁时当遭兵灾，要好好提防此事。”曹彪被杀之时，刚好五十七岁。
虽然王凌之变解决相当圆满，但经此折腾的司马懿也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一回到洛阳便彻底病倒了，梦中每每梦见王凌披头散发地作怪，可见他内心深处对谎言欺骗王凌一事难以自安。当年八月，司马懿病死，时年七十三岁，仅比王凌晚死了两个月。
司马懿死后安葬在洛阳城东的首阳山。首阳山因“日出之初，光必先及”而得名，风光秀美旖旎。
即便是到了最后一口气，司马懿仍不忘为巩固权力而费心竭力，临终前交代后世子孙不得祭陵扫墓。之前，曹丕临终前也曾经规定子孙不准谒陵扫墓，大将军曹爽陪同少帝曹芳前去高平陵实际上是违背了祖训，而司马懿刚好是利用这一机会发动了高平陵事变，窃取了曹魏大权。大概有鉴于此，司马懿遗言一再严申后世子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谒陵，而且陵墓不起坟、不植树，后去世的眷属也不得合葬。
司马懿死后，其长子司马师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掌管了军政大权。司马氏权势日益巩固，大将军府成了真正的政治中心，而曹魏朝廷形同虚设，与当初曹操丞相府和汉献帝朝廷的政治格局一模一样。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
反对司马氏的政变活动并没有就此停止。嘉平六年（254年），中书令李丰与光禄大夫张缉密谋以夏侯玄代替司马师为大将军。
李丰字安国，出身世家大族，少年时就有清名，史称“海内翕然称之”。甚至他父亲卫尉李义也觉得儿子实在太出名了，下令他闭门谢客，不得与人往来。李丰善于品鉴人物，后成为一代名士。魏明帝曹叡曾经问东吴投降过来的人：“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降人回答说：“闻有李安国者也。”由此可见李丰名气之大，甚至连东吴也视其为中国名士。
正始年间，李丰为尚书仆射，积极参加了何宴、夏侯玄主持的正始清谈。时人评议李丰、夏侯玄风度道：“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李丰之子李韬娶魏明帝曹叡之女，爱女李婉则嫁给了司马氏心腹贾充。因与曹魏及司马一方皆有姻亲关系，且李丰本人与夏侯玄和司马师均交情很深，在曹爽、司马懿双方争权夺利时，李丰保持了中立的政治态度。时人有议论说：“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说的就是李丰两面都不得罪，因而高平陵事变后也未受到任何牵连，继续留任原职。
等到司马懿病死，司马师执政，立即对昔日好友李丰加以信用，任命他为中书令，视作心腹，命他暗中监视魏帝曹芳。但李丰深受儒家熏陶，忠君的思想很深，尤其他相当欣赏正始名士夏侯玄。高平陵事变发生时，与曹爽亲厚的夏侯玄因在外带兵，逃过一劫，但后来被司马懿召回洛阳软禁。李丰对夏侯玄的欣赏，已经到了狂热崇拜的地步，为了能改变夏侯玄的囚徒命运，他甚至不惜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孤注一掷。
发动政变首先需要树一面能号令四方的旗帜，如王凌选择了楚王曹彪，但当时所有的曹魏宗室均已经被软禁在邺城，有专人监视，难以联络，李丰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了早已经为司马氏所控制的魏少帝曹芳。曹芳自八岁登基，便已经沦为权臣的玩物，胸无大志，只知道游幸玩乐。李丰刚好与曹芳皇后张氏同乡，他便先想方设法地接近张皇后生父光禄大夫张缉，游说张缉成功后，又通过张缉来影响曹芳。李丰最初的计划，是打算利用皇帝下达诏书，命自己的弟弟兖州刺史李翼带兵入朝，直接发动政变，但曹芳一听就吓坏了，坚决不肯同意。
李丰又与张缉商议，打算趁司马师入宫时伏击。本来计划得相当周密，李丰饶有才智，甚至利用手中掌握的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人的把柄，取得了宫中宦官势力的支持。
但司马师亦非等闲之辈，李丰与张缉频繁出入皇宫，秘密与魏少帝曹芳交谈，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他的怀疑。他派人召来李丰当面询问实情，李丰拒不吐露，并当面大骂司马“父子怀奸，将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灭耳”。司马师勃然大怒，令勇士不断用刀镮——即刀把上的铁环——捶打李丰腰部，当场将其残忍杀死，并将尸体送交廷尉，以大逆不道罪夷灭三族。张缉等所有参与人员均被处斩。
李丰与何晏类似，政治上一无所成，但在玄学上的造诣很深，在才性论辩中持“才性异”的观点，认为才能与德行的关系既一致，又不一致，一切皆因人而异。他治家甚严，从不许儿子利用驸马之位谋取私利，有司抄没其家时，发现根本就没有多少财物，这在当时的名士高官中极为难得。
而另一关键人物夏侯玄由于被软禁，事先并不知情，但也被前妹夫司马师下令拘捕审讯。夏侯玄素有重名，是众人仰视的人物，时人能与其结交者，莫不感到荣幸。这样的风流人物被逮捕下狱，非同小可。甚至连已经成为司马氏心腹的钟会也因为之前与其没有太多机会亲近，赶来监狱与夏侯玄套近乎。夏侯玄却道：“我虽然是罪人，也还不敢遵命。”面对各种严刑拷打，始终不发一言。
廷尉钟毓亲自出面审讯，夏侯玄道：“我有什么可说的？你既然身为令史，负责处理此事，就请你代我作供词吧！”
钟毓深为其清高志节感动，但又知道夏侯玄非死不可，便自己代写了供词，交给夏侯玄看。夏侯玄只略略一扫，便微笑点头。钟毓也是名重一时的名士，此刻却要为杀死另一名士而凭空罗织罪名，不由得当场流下了眼泪。
司马昭仰慕夏侯玄声名，又因岳母亦是出自夏侯一氏，便出面向兄长司马师请求赦免夏侯玄。司马师森然道：“你忘了当年赵司空葬礼的情形了吗？”司马昭听了默然不语。
司马师所言，是指当年司空赵俨葬礼举行之时，宾客、名流如云，当夏侯玄到来之时，已经就座的数百宾客立即起立，越席而迎。当时司马师兄弟也在场，对此一幕印象极为深刻。夏侯玄声望如此显赫，司马师当然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了。
次日，夏侯玄被押赴洛阳东市斩首，脸不变色，举动自若，尽显当世名士之风范，令无数人涕然。
当初夏侯玄堂叔夏侯霸避祸蜀汉时，曾经力邀夏侯玄一起逃亡，但被拒绝。他回到洛阳后，一直被司马懿软禁，生命悬于一线之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掉了脑袋。以他在士林中的声名，许多人为他牵挂担心。等到司马懿死后，另一名士许允长舒了一口气，告诉夏侯玄道：“你以后不用再忧虑了。”夏侯玄叹息道：“并非如此。司马懿毕竟还是能把我作为世代交好的少年来对待，而司马师、司马昭就一定不会容我了。”事实果然如此。
自何晏被杀，夏侯玄便是众望所归的名士领袖，名倾四海，声震天下，他的被杀极大地震撼了士林。在夏侯玄之前，只有曹操杀孔融之时才造成了如此强烈的震动。一时间，士人无论在朝在野，人人自危，恐惧难安，正所谓“识者虑有危机”。就连大挥屠刀者司马师都注意到这一点，还假惺惺地装作不明白，问道：“我只是搜捕李丰等人，不知士大夫何为匆匆？”
司马师并没有就此罢休，逼迫少帝曹芳废掉了皇后张氏。曹芳一直庸庸碌碌，从来没有反抗的意图，即使默许了李丰的行动，但也并未寄予太大希望。然而，甘心被摆布是一回事，身边的女人被强行夺走则是另外一回事，他终于开始愤愤不平起来。与李丰、夏侯玄交好的许允时任中领军，手握禁军兵权，为司马师所忌。刚好镇北将军刘静病卒，司马师便以许允接替刘静，令其负责都督河北诸军事。许允离开京师赴任前，曹芳特意召开宴会，亲自将许允拉到身边秘密交谈。许允离开时，泪流满面，唏嘘哀叹，不忍离去。
这一幕，被皇帝身边的人紧急报告给了司马师。许允还没有来得及收拾行囊，便被以随意散发官用物品的罪名逮捕，流放乐浪郡，并如司马师所愿，“病死”在半路。
许允妻子阮姝为卫尉阮共之女，名士阮侃之妹，与阮籍同族。其人相貌奇丑，成亲当日，许允只是看了她一眼，就不搭理她了。众人正为阮姝担心之时，有客人来访。阮姝派婢女去打听客人是谁，婢女回报道：“是大名士桓范。”阮姝当即笑道：“大家不用担心了，桓范一定会劝夫君进来的。”
桓范果然劝许允说：“阮家是陈留大族，既然嫁个丑女给你，必有原因。你应该体察明白。”
许允一听有理，便回到新房，但一看见新娘的面容，忍不住又要往外走。阮姝一把拽住他，请他留下。许允很是愤愤，问道：“妇女应该有四种美德，你有其中的哪几种？”阮姝坦然回答：“我所缺少的只是容貌罢了。可是读书人应该有各种好品行，你有几种？”许允不无骄傲地答道：“样样都有。”阮姝正色道：“百行以德为首，你好色不好德，怎么能说样样都有？”许允面露愧色，从此敬重妻子。
后来许允担任吏部郎，魏明帝发现他所任用的郡守等地方官吏都是他的同乡，认为他有任人唯亲之嫌，派虎贲武士将他抓了起来。阮姝告诫丈夫道：“明君可以用道理去说服，不能求情。”
许允被抓走后，家人号哭不已，阮姝却神态自若，告道：“不要担心，他很快就会回来。”
魏明帝亲自审讯许允，许允想起妻子的嘱咐，回答说：“为国选才，一定要了解他们。臣的同乡是臣了解的人，陛下可以考察他们是否称职，如果不称职，臣愿领罪。”考察的结果，许允的同乡个个称职。许允遂无罪开释。他回家时，阮姝正煮好小米粥等着他。
李丰、夏侯玄被杀后，司马师忌惮许允掌握禁军兵权，将其调任为镇北将军。许允还自以为能够离开京师这个是非之地，高兴地对妻子道：“这下我可以高枕无忧了。”阮姝叹息道：“也许祸事正从这里开始，怎么可以说无忧呢？”
果如阮姝所料，许允尚未离开京师就职，便被有司上奏擅以厨钱谷乞诸俳及其官属，竟由此被判死刑，舆论大哗。司马师见人情汹汹，便赦免了许允死刑，改判徙边，但许允最终还是未能逃过一劫，于流放途中神秘死去。
许允门生赶到许府报信，告知许允是遭人暗算，被刺客所杀，刺客多半是司马师所派。阮姝当时正在织布，面色不改地道：“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了。”
门生担心司马师斩草除根，要将许允两个儿子许奇、许猛带走藏起来。阮姝道：“不关孩子们的事。”非但不肯逃走，还带着许奇、许猛搬到许允墓地居住。
司马师果然有杀死许允子嗣的意思，派心腹钟会前来查看，只要许奇、许猛才干比得上他们的父亲，就预备立即处死。许奇、许猛问母亲该如何应付，阮姝道：“你们本来就才具不足，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过不要太哀伤，钟会不说话，你们也不要说，不要问太多朝中的事。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
许奇、许猛便遵照母亲吩咐去做。钟会将情况回报给司马师后，司马师感到许允之子不足为虑，终于没有再下杀手。
许允事件令司马师感到少帝曹芳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主意，是个不小的威胁。他决定清除这个隐患，借口“帝荒淫无度，亵近倡优”，以郭太后诏书的名义废除曹芳皇帝位，改封为齐王。
曹芳并不是一个好皇帝，在位时宠幸亲近小人，常在后园游乐饮宴。劝谏的大臣不计其数，曹芳从不听从，时人有云：“曹芳暗劣，而政在私门，彼之民臣，固有离心。”因为身世来历不明，曹芳对养父魏明帝曹叡有怀恨之心，跟郭太后的关系也不大好。但他并不是一个糊涂人，这一点，在他被废时表现得异常明显——
当司马师使者来到皇宫时，郭太后正与曹芳对坐闲谈。使者郭芝是郭太后从父，上前便说：“大将军欲废陛下。”郭太后早已知悉内情，且她本人素与曹芳不和，对此并不惊讶。曹芳则二话不说，当即站起来，神色镇定地离去。
二十三岁的曹芳终于等来了奇迹，离开了他一直想要逃走的皇宫。当然，他的人生并没有就此好转，等待他的是另一轮被软禁监视的命运。
曹芳曾于正始六年（245年）铸剑一柄，时常佩带，后无故自失，但有空匣如故。寻为司马氏所废，兆或始于此。
此时司马师虽然大权在握，还是不敢贸然代魏自立，提出立彭城王曹据为帝。曹据是曹操之子，环夫人所生，是著名神童曹冲的同母弟弟。但郭太后却不同意——因为曹据在辈分上是魏明帝曹叡的叔叔，立曹据则魏明帝无人奉祀，意味着曹叡断子绝孙，于礼不通。而她自己一旦成为新帝侄媳，亦会有造成身份尴尬，有诸多不便。郭太后提出立魏明帝弟弟东海王曹霖之子曹髦为帝。由于郭太后地位尊崇，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司马师废黜曹芳均是以她的名义，司马师在许多重大事件上还要继续借助她的名望，因而不得不遵从郭太后的意思，同意立曹髦为帝。曹髦时年十四岁，遂以高贵乡公的身份入继大统，成为魏国第四任皇帝。
王凌和李丰的谋变均是未能发动便已经被平定，并由此引来了两场牵连极广的大屠杀，高平陵事变中幸存下来的正始名士势力也在这两场清算中被铲除殆尽。虽然血雨腥风的杀戮一度吓住了天下人，但司马氏玩弄皇帝于股掌之间，甚至随意废立魏国皇帝，还是激起了更多有志之士的愤慨。反抗还在继续，不过后面的反抗，开始变成了真刀实枪的反抗，甚至连蜀汉和东吴也卷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