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挪威境内的北冰洋之旅，在五年后被亲历者伊恩·麦克尤恩反复提及——直到小说《追日》（Solar）的宣传期告终为止。那是格陵兰岛费尔韦尔角的一个环保组织发起的考察旅行，旨在邀请各国知名科学家和艺术家见证气候变化问题。“那是我去过的最美的地方，”麦克尤恩对记者说，“但是，”——照例有但是——“同样让我难忘的，是我们一行人聊起气候变化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时激烈的不和谐音，以及越来越喧嚣混乱的更衣室。”事实上，麦克尤恩要强调的是，正是更衣室里的一片狼藉，以及这种狼藉与科考旅行的宏大主题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照亮了他对下一部长篇的构思。他突然想到，对于“理想主义”，其实可以有一种“喜剧性”的表现方式。
更衣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可以在《追日》中找到详尽的描述。在那一段里，小说主人公，年轻时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却渐渐沦为学术花瓶的迈克尔·别尔德也受邀登上了一艘封冻在北冰洋的科考船，那里“设施完备、供暖舒适，走廊上铺着华美的地毯，墙上镶着橡木，挂着流苏缀饰的壁灯”，人们耳边时时萦绕着“理想、人类、星球”之类有魔力的字眼；然而，在舱壁另一面的更衣室里，“到礼拜三为止已经丢了四顶头盔、三件重重的摩托雪橇服外加好多小配件了，同时待在外面的团员再也不可能超过三分之二了，要想出门就非偷不可。”于是，别尔德暗自发了一顿韩寒式的犬儒牢骚：“四天前，这个房间本来秩序井然，所有的装备不是挂在编过号的挂钩上，就是堆在挂钩下面。在那个并非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里，资源有限，人人平分。如今成了一片废墟。等到房间里到处散布着被多余的手套、围巾和巧克力条塞得半满的背包、旅行袋和超市塑料袋时，就更难在屋里立什么规矩了。没有人——他一边想一边赞赏自己的宽容——的行为是卑劣的，每个人都是出于眼前形势的考虑，急着想出门到冰原上去，于是，他们以绝对理性的态度在出人意外的地方‘发现’了他们遗失的大衣或手套……他们怎么才能拯救地球呢——假设它真的需要拯救的话，对此他深表怀疑——地球可比这更衣室大好多好多啊。”
“比更衣室大好多好多”的地球的命运，是这部小说要探讨的深层主题。近年来，这几乎是所有企图将“全球视角”（world view）注入小说的作家们都探讨过或者至少是隐约指向过的问题。但是，麦克尤恩并不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或者多丽丝·莱辛那样热衷于寓言式科幻，而是选择正面强攻科学界内部的“生态环境”和“意识形态”，考察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形成的关系网与食物链。作者的潜台词是：无论目标多么宏大，门槛多么教人高山仰止，只要是人类所涉足的领域就必然受制于人性的弱点，于是，“温室效应”这个干巴巴的科学名词，在小说里就与人物和情节构成愈缠愈紧的麻花辫——最后我们得到的，竟然是一幅详尽、严肃却不无黑色幽默意味的政治图解。学术剽窃、环保业之派系纠葛、能源业之利益纷争、现代传播业之荒诞效应、性别政治之异化乃至英美关系之微妙……这些关键词其实无法梗概小说的全貌，真正有趣的、构成小说主体而又无以名状的，是它们如何像暗流般潜伏在枯燥的学术会议、新闻报道、推导计算下面互相作用，改变人物——这些人物碰巧是看起来能主宰地球命运的那一拨——的行动轨迹。
虽然小说对于环保业光怪陆离的世相不做评判，但小说之外，麦克尤恩本人的态度还是清晰而鲜明的。作为一个越来越乐于在各种社会问题上发表见解的公共知识分子（“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他都第一时间撰文评论），他在访谈中从不回避相关提问，其回答略显狡黠，大抵可算政治正确：“有些人在意识形态上全盘否定这种理论，他们相信所谓的人为的全球变暖只是个神话。有些怀疑论者则左右摇摆，随着数据陆续出台而改变看法。还有一些是警告者——他们看过数据材料，感觉到问题确实令人忧虑。最后，还有一些对灾难深感恐惧的人，觉得一切到下礼拜就会完蛋，我们统统会被一锅端进地狱去。我应该算是个‘警告者’，原因很简单：我不是科学家，在我看来，那些数据实在是太沉重了。有人认为环保业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还说这个行业能催生出太多的工作或高校基金，这样的念头未免有些离谱。”
虽然早在《无辜者》之后，麦克尤恩已经显示了与其早期作品（封闭环境之内的心理分析）划清界限的决心，但也许真的要到这一部《追日》，你才会觉得他切割得如此彻底，彻底到让他的很多老读者为之怅然若失。没有怪力乱神超自然，少有盘桓犹疑多愁善感，去掉一切虚妄空洞宿命的喟叹，麦克尤恩不仅要挑战题材上的极限，更试图在谋篇布局上贯彻更为技术化的观念：一切都照应得缜密周到，没有什么是溢出他部署之外的。
这种多少流露着智商优越感的写法其实相当冒险。首先，这意味着在小说中重建一个高度仿真的科学界，构成故事背景的所有物理、生化方面的专业术语、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虽然主要人物是虚构的，但跟他打交道的一切都必须经得起专业级别的推敲。考虑到麦克尤恩虽然是多年的科普爱好者，但毕竟毫无理科造诣（“我高中的数学成绩只是中上而已，”他不无得意地说），文本中显示的材料功夫和“致谢”中列出的一大串为其背书的科学家名单确实容易让读者产生轻度晕眩感（其中颇有一部分被半途吓退）。尤其是读到正文尾声处的附录，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颁奖词（表彰主人公别尔德年轻时获得的诺贝尔奖）赫然在目，熟悉麦克尤恩套路的读者恐怕都会笑出声来。想当年，《爱无可忍》就因为在小说末尾的附录里戏拟精神病学案例来照应正文中的人物关系，被文学评论家信以为真，撰文批判“该作品最大的缺点是拘泥于现实”（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中译本也曾遭遇过类似误读，收到过一模一样的评语）。当时麦克尤恩并未刻意辩解，直到多年后才将此事夹在访谈里娓娓道来，权当附赠一则额外的笑料。若论戏拟的难度，《追日》中的这篇颁奖词甚至比《爱无可忍》更高：非但要为子虚乌有的“别尔德—爱因斯坦合论”设计一个理论框架，还要杜撰真实存在的物理学家费因曼（1965年诺贝尔奖得主）慧眼发掘“合论”的情节，并且让通篇都充溢着庄严而亢奋的气息，始终保持“七分反讽、三分动人”的比例。换了别的作家，即便有兴趣处理科学题材，恐怕也只是将科学家的身份标签往人物身上一贴就完事了，撕开这标签将他们置换成文学教授也完全成立。那些枯燥琐碎的、凸显专业水准的细节是大多数作家的绊脚石，大可一扔了事的，只有麦克尤恩才会满怀热情地迎上去——仿佛生怕一放手就没有机会炫技似的——直到在石头上刻下麦氏笔迹的“到此一游”，才扛起来继续上路。
如是，便引出“冒险”的第二重含义：如此苦心经营，是否仅仅为了炫技？材料的丰富完整，是否反而破坏小说的戏剧感，让小说不像小说？《追日》确实收到不少类似的抱怨，多半都来自那些读完一半便愤而扔下的读者。实际上，你很难说麦克尤恩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用足心机。小说只截取别尔德的三个人生阶段（2000，2005，2009），这种三段体结构本身就是为了高度浓缩戏剧效果而设置的。第一部开场便是别尔德的第五任老婆红杏出墙、与家里的装修工公然上床的通俗桥段，难得的是这老桥段只用最经济的笔墨便通往最意外的效果。在一个典型的“麦克尤恩式瞬间”（请将记忆程序自动切换到《无辜者》的分尸场景、《在切瑟尔海滩上》的床上交锋或者《星期六》中外科医生与恐怖分子的对峙时刻），桃色转成血色，偷人变成杀人，故事进而急转直下，既惊悚又合理地盘活了别尔德本来大势已去的人生棋局。那久违的理想之光，居然通过一场卑劣的阴谋，再度照进了他心灵的暗室——于是，好的，坏的，阴差阳错的，啼笑皆非的，都被迫在读者眼前曝光。这不正是麦克尤恩在更衣室里悟出的道理——理想主义也可以用喜剧性的表现方式？译后记不愿以剧透来充分展现这种推进方式的难度和化解之道，只能提醒读者注意，麦克尤恩从不屑于铺陈闲笔。当他的镜头摇过家居全景时，请不要以为那是植入广告，请格外注意客厅里那张画着狰狞的北极熊的地毯。
第一部撒下的所有线头，在第三部都被一一收回。意外事件直接促成别尔德坐收渔利，投身太阳能研究并大获成功（按照麦克尤恩的说法，小说中的太阳能发展状况有现实依据，只是略微在实际应用层面有所超前，不能算科幻），眼看着就要成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的奠基人：“八年一路走来，从缓慢甄别、解读文件，到埋头于实验室，再完善，突破，勾画草图，田野试验，这一切必须有个了结。最后一幕是领受喝彩。”有经验的读者都知道，麦克尤恩不会让他的主人公领受喝彩，他照例要在此时翻过手掌，让别尔德在第一部种下的祸根赶在最后一幕前的二十四小时内，突然怒放出恶之花来。只是，高潮的来临并非简单的因果报应，而是一种螳螂扑蝉式的逻辑引爆，那只狡黠的黄雀，在第一部里只是个排不上号的小配角——谁也想不到，他身后的身后，居然站着英国女王。
就情节的连贯性而言，第一部与第三部可以实现无缝对接。也就是说，这部小说的整体节奏在第二部中被大大延宕了——如果对第二部加以精简乃至删除，《追日》会不会更紧凑好看，或者至少更讨巧一些呢？读罢全书，我确实怀疑，第二部是不是过于依赖原始素材，科学界内部的政治关系有没有必要用冗长的演讲稿和会议流程来表达（虽然这些足以乱真的文本也是文体家麦克尤恩赖以炫技的时刻），那些夹杂在其中的显然具有隐喻功能的段子（比如花了十来页篇幅描述的“抢薯片事件”）会不会失之牵强。不过，第二部的存在至少有一个好处：它凸显了本书的一大文本特色。整部小说虽然使用第三人称，但几乎全以主人公别尔德的视角展开。那是一双科学家的眼睛。在它们的扫描下，一袋油炸薯片是“一席化学盛宴”，“我爱你”三个字则“具有超自然力矩”，洗澡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看成“一尊颓败的‘肉身群岛’——山一样的肚子，阴茎顶端，参差不齐的脚趾——三者连成一条直线，从一片灰色的肥皂水海洋中穿过”。总之，对于出现在小说中的诸般事物——从伦敦舞蹈用品商店到北极圈冰原再到新墨西哥州的房车——麦克尤恩都借着科学家的视角用文学化的语言重构了一遍，其表达效果每每出人意料。你几乎可以透过文本，看到在访谈中自称“迷恋名词、热爱‘格物’”的作者手舞足蹈的样子。而这些奇峰突起的意象，格外集中在情节进展缓慢的第二部中。尤其是第二部的开头，别尔德在飞机快要降落前绕着伦敦盘旋时俯瞰全城的浮想，被英美书评人（其中有些人对这部小说整体评价并不高）交口称赞：
“这些日子，无论何时，他只要来到一座大城市，就会像这样，既不安，又着迷。巨大的混凝土伤口与钢铁搅拌在一起，这些‘导尿管’将川流不息的车辆从地平线运过来又送回去——在它们面前，自然界的种种遗迹只能日渐萎缩。多多益善的压力，层出不穷的发明，渴望与需求凝聚成一股股盲目的力量，看起来非但无从遏制，而且正在滋生某种热能，某种现代社会的热能，经过种种巧妙转换，它成了他的课题，他的职业。文明的灼热气息。他感觉得到它，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脖子上有，脸上也有。别尔德从他的这架神奇的——脏得出奇的飞机上凝神俯视，他相信，碰上状态更好的时候，他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归根结底，他身负使命，这项使命在消耗着他，他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
“无论他的视线落在哪个方向，这里都是他的家，是这座星球上属于他的角落。那些曾经被中世纪的农民或者十八世纪的劳工照管过的田野和树篱，显而易见，它们仍然组成不规则的四边形，装点着这片土地，每一条小溪，每一道篱墙，每一座猪圈，甚至每一棵树，都有名有姓，没准在1085年，当那位征服天下的威廉一世与顾问们共同协商并派人到全国各地调查之后，它们就已经在《最终税册》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从那以后，它们在经历改良、归属、使用、消费、买卖、抵押时都要被重新命名；就像一块表皮又硬又厚的斯第尔顿奶酪那般成熟，像巴别塔那样充斥着纷繁多样的人性，像尼罗河三角洲那样历史悠久，像一栋有幽灵出没的停尸房那般拥挤，像一座吵吵嚷嚷的贫民窟一般喧闹刺耳。有朝一日，这个傲慢而古老的王国也许会屈服于各种各样的渴望，屈服于成为一座集墨西哥城、圣保罗和洛杉矶于一身的超级大都会的如梦诱惑，风化从伦敦开始，依次到梅德韦、南安普顿、牛津，再回到伦敦，组成一个摩登的四边形，将以前所有的篱墙和树木统统埋葬。谁知道呢，也许那会是一场族群和谐、建筑恢弘的凯旋，一座世界之城，全世界最教人艳羡的世界之城。
“当飞机最终放弃位于U形河道切面沿岸上空的机群，转而在泰晤士河北部上空排队并开始降落时，别尔德心想，到底要怎样，我们才能开始自律呢？处在这样的高度上，我们就像是四处蔓延的苔藓，像扩张肆虐的海藻，像某种正在包围一只柔弱水果的霉菌——我们的成就是何等狂野。与孢子一起勇往直前！”（由于篇幅限制，这里无法展示此段引文中的“霉菌”与“孢子”与前文有着怎样巧妙的呼应。）
对于这些描写，麦克尤恩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过炮制它们的快感：“我发觉某些科学语言极富音乐性，因而我在创作《追日》时，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十九世纪的诗人。科学语言对我有某种深深的魅惑力。”
科学对于麦克尤恩的“魅惑力”确实由来已久。《爱无可忍》中的叙述者是个科普作家，《星期六》的男一号是成功的神经科医生，这些人物的职业特征，渗入整个小说架构的毛细血管，在关键点上成了直接推动情节发展的引擎。到了《追日》里，这种手段就更被运用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有些评论家表示无法理解麦克尤恩近年来的“科学主义、理性至上”的倾向。
也许，对于这项指责，麦克尤恩最好的回答就藏在小说文本里。在《追日》第三部分中，别尔德回忆自己追求第一任妻子时的往事，后者当年与别尔德同在牛津求学，但攻读的是文学专业。于是，一大段暗讽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微妙关系的情节就此展开。为了讨梅西的欢心，别尔德耗费“漫长的一周”，突击恶补弥尔顿的诗歌（有关《光》的描述浓墨重彩，无疑又是对小说标题的隐喻）和传记，再从以前曾受惠于他的文科生同学那里临时批发来几条观点，就在约会时成功地让梅西对他刮目相看，进而以身相许。于是，别尔德发出感叹，敏感的读者应该能从中感受到作者——文科生麦克尤恩的自嘲：“追求梅西的过程不依不饶，有条不紊，不仅让他志得意满，也构成了他成长道路上的转折点，因为他知道，没有哪个三年级文科生——哪怕他再聪明——能够只用功一星期，只需跟别尔德那些学数学物理的同学们混混，就能蒙混过关的。这是条单行道。突击弥尔顿的那一周让他怀疑这些玩意就是天大的骗局。读这些东西是挺辛苦，但他并没有碰到什么能稍许在智力上构成挑战的东西，没有什么能跟他每天在自己的课业中遭遇的困难等量齐观。”
然而，当别尔德的混世之道最终被更老谋深算的“混世魔王”暗算，掀翻了整个棋盘时，当他那虽然“动机不纯”但毕竟与“理想主义”沾边的追求都被以某种滑稽的、荒诞的方式消解时，科学救不了他，智力也救不了他。这一刻的别尔德，与多年前那个自负地嘲弄人文与宗教，以为靠智力优越感就能包打天下的别尔德构成鲜明的对照和反讽。一个还想做点事的混混也是难免要幻灭的——当理性变得苍白甚至荒诞时，自称“理性主义者”的麦克尤恩终于亮出了他暧昧的文学底色。某种程度上，人性中半明半昧的灰色地带，那些永远无法解释清楚的悖论正是文学存在的理由。
《追日》是麦克尤恩近年来野心最大也最受争议的小说，大西洋两岸的评论阵营为此争得面红耳赤。英国评论界普遍持肯定态度，而那些曾经慷慨地用无数个最高级讴歌过《赎罪》的美国人却表示不太能领会外表含蓄、内在阴损的“英国式讽刺小说”——也许只有《生活大爆炸》里的那种类型化的科学怪人才能让美国人心有戚戚？不止一个美国读者在亚马逊上宣称，被迫与别尔德这样贪吃好色（随着情节的推进，请注意别尔德的体重在匀速上升，食欲有增无减，而手背上与阳光辐射有关的黑色素瘤也在逐渐恶化，这些显然都是与主题密切相关的隐喻）、自私虚伪的机会主义者亲密相处三百页的感觉很不舒适，并奉劝那些对男一号的人品和相貌有所期待的读者（何况，除了这个人物的每一根汗毛都是立体的之外，其他人物都是扁平的）在购买前三思而行。事实上，在我看来，恰恰是这个很不可爱的人物，这个到最后声名狼藉却仍然对赶来拥抱他的女儿无法表达情感的男人（“他一边张开双臂抱住她，一边怀疑，现在假如他努力装作这就是爱，还有没有人会相信他。”），承载着作者最深沉的悲悯。一个相信自己能拯救地球的人，其实连自己都无法拯救——这就如同我们宣称要保护地球，却从来管不好一个小小的更衣室一样，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喜剧”更可悲？真相大抵是这样的：我们当然不喜欢别尔德，因为他就是我们自己。
翻译麦克尤恩的任何一部小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追日》则比我预料的更难。浮于表层的障碍来自陌生的词汇，光谱不对称性、共振、缠结、量子谐波振荡器、弦理论、碳中立……自始至终，文本里都充斥着这些完全超出我知识范围的字眼，我必须一一查证、详细注解。更要命的是，麦克尤恩对它们的使用，一般不会停留在仅仅作简单罗列的层面，如前文所言，他更喜欢让这些“有音乐性”的字眼在一部文学作品里焕发出它们在科技文献中不曾具有的生命力，让它们组合成我们在其他小说中无法见到、甚至无法设想的奇妙意象。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得逼着自己不仅查出科学词汇的对应译法，更要在一定程度上弄懂其机理，才能在译文中真正体现原文的妙处。说实话，我虽自问尽力，仍然对译文与原文的功能对等没有十分把握。至于麦克尤恩在所有小说中一以贯之的行文特点和独特的抗译性，我在翻译《在切瑟尔海滩上》的译后记中就已经谈到，在此不另赘述。
小说标题solar，直译自然是“太阳能”，这与整部小说时常刻意戏拟科学文体的风格一脉相承。不过，坦白说，鉴于国内图书市场分类的混乱，我和编辑都担心这样做会让小说遇人不淑，一进书店就给搁到科普书架上。几经讨论之后，我们决定以“追日”意译，这固然因为在字面上扣到了一个“日”字；另一方面，“追日”的意象在中国文化中与骄傲的英雄夸父不可分割，而置于西方文化语境中时，则叫人联想到那位翅膀在烈日下融化、继而殒命大海的伊卡洛斯。尽管浑身瑕疵的别尔德与这两个神话形象相去甚远，但是，如果细细体味，那么这两则寓言的表达效果其实并非仅止于悲壮，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黑色幽默”的内核——而这一点，我认为，与麦克尤恩试图“喜剧性地展示理想主义”，与“一个以为自己能拯救世界的人其实连自己也拯救不了”的主题，是大致合拍的。
黄昱宁
201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