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生长》再版序
冯唐
《万物生长》成书的过程很长。
“鸡头”开在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当时刚念完八年的医学院,在七月的北京等着八月去美国体会腐朽没落。那个夏天很热,死了好些白毛老头和小脚老太太,我在呼啸的电风扇前,想,写个什么吧,写了就忘了,到美国就是一个新开始。
“猪肚”填在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在新泽西一个古老的医疗仪器公司实习,替他们理顺全球投标流程,小组里最年轻的莫妮卡比我大十五岁,公司的主要产品长期占领了世界50%以上的市场,莫妮卡大姐对我说了一句很国企的话:“你不要那么使劲干,否则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我上班的时候上网,看新浪新闻,泡两个叫“新大陆”和“文艺复兴”的论坛。名字叫卡门的老板娘不懂中文,鼓励我:“仔细看,中国医疗耗材的潜在市场很大。”公司在新泽西北部,是著名的白区,好的意大利餐馆到处都是。唯一一个号称中餐的馆子,大厨和伙计都是越南人冒充的,一句中文都不会,只会做酸辣汤和左公鸡,让我想起初中看的《金瓶梅》录像,也是越南人演的,里面的潘金莲除了微笑和叫床,一言不发。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便宜的小馆子可以喝大酒,喝完酒没有姑娘可以拉着手,口无遮拦,对于当时的我,就是监狱。所以我下班的时候,躲在饭店里写《万物生长》。
“猫尾”收在亚特兰大,用的是二零零零年冬天的三周假期。我给当时为我做出版代理的《格调》先生、师奶杀手、出版家石涛写电邮,说,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们还没冻死。石涛说,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写作的时候,说,如果觉得文气已尽,当止就止。写完,我回到北京,当时电子书大佬“博库”还笔直地挺着,在长城饭店旁边的小长城酒家新春团拜,有酒有肉,我第一次见北京的作家们,感觉自己像是在凤凰窝里的一只小鸡。我第一次和作家们喝酒,就被一个叫艾丹的,一个叫张弛的,和一个叫狗子的,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觉以外的时间失去意识,停止思考。去协和医院洗胃,周围十几个医学院同学围着,我心想,将来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医生啊,我真牛啊。我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家伙,在公认的北京酒鬼好汉榜上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涛后来说,我倒下之前,拨了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接到留言机,一个说人在上海,最后一个没有通,他想知道,这三个人都是谁。艾丹后来说,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两瓶大二锅头,一个小时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万物生长》出书的过程同样漫长。二十几家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叫好之后,摇摇头说,“想骟成太监都不行,浑身都是小鸡鸡”。好事的勉强同过,呈送上级继续审批,我于是知道了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和审批流程: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社长。每个环节,都可以毙掉一本书。二十几家走过的好处是,这个小圈子里有了口碑,一半以上的编辑写信,说,“真遗憾,下本书,收敛些,我们一定合作。”一年之后,纸书终于出来了,删改得尼姑不象尼姑,和尚不象和尚,封面为了掩人耳目,做得好像教导群众如何施肥养花的科普读物。
现在回想写《万物生长》的时候,好像曾国藩初带兵,“不要钱,不怕死”,我心中了无羁绊,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我甚至忘了早已经学会的好些小说技巧,后来回看我高一写的一个长篇,远比《万物生长》行文老练干净,更象能在《收获》发表的样子。我想,我是土鳖,别太苛求自己。跟生孩子一样,肚子里有要表达的东西,猫三狗四人十月,一直挺着,到时候自然有东西出来。 写出来的东西,仿佛生出来的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成什么样的气候,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写完寄给我的医学院时候同宿舍的下铺,他当地时间早上五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一晚,决定留到女儿长到十八岁,给她看,原来老爸就是这样长大。寄给我过去的相好,她打来电话,一句话不说,停了一晌,挂了。我当时想,《万物生长》不是我最好的东西,也一定不是我最差的东西,要是有十本类似的东西,我就不算是土鳖了吧,和作家们喝酒的时候也不用恬着脸皮不知羞耻了吧?
过了两年,初版的《万物生长》已经断货。E书先生、少妇杀手、出版家熊灿好事,说有热情出全本,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这样长大。我想,害别的书商也是害,不如害个有热情的。唯一提了一个要求,再版,原作一个字不能删,该是尼姑的地方是尼姑,该是和尚的地方是和尚。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