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凤还巢 (四)

对面铺上的呼噜让我难以入睡,电视画面上帕维尔特和米拉达的一遍遍重复打斗让我觉得滑稽,空调停了,灯光下细看玫瑰的花露竟然是假的,连那花朵也是仿真。嵌金丝的靠背是化纤质地,与皮肤接触,十分的不舒服。米黄的地毯亦是化纤,不知哪位在上面留下了茶迹和烟洞。杂志上的车模美女笑得有些暧昧,火车杂志登汽车广告,难免有跨行赚钱的嫌疑。将电视换了几个频道,不是没来由的武打就是骑着扫帚满天飞的虚无,让人烦乱。

我回忆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过了罗敷,大概是潼关,是火车即将离开陕西的时候,为什么变的,是因为某位老陕,在隔壁包厢里哼唱“有为王打坐在长安地面”,那唱实在不高明,粗旷沙哑,完全是依着性情的胡咧咧,让人听了忍俊不禁。真希望他继续唱下去,却没了声音。我想,今后再听不到这样随性而起的秦腔了,也难见文联那些狗皮袜子没反正的同事们了,更难见挂职九年,周至农村那些火热的乡党了,曾经是文学陕军中的一员骁将,今日却不辞而别,做了逃兵。离开的时候我没告诉任何人,在办理退休手续的同时,我就买好了z19次火车票。回家,对我来说是归心似箭,是迫不及待!窗外,关林一闪而过,关公的陵墓,无数次的来过,陕西那些平日司空见惯的大土冢–沉睡着的帝王将相们,我曾无数次地在夕阳中凭吊,在细雨中拜谒,他们带着我一次次地走进秦、汉、唐的细部,走进历史的皱褶,在书里躺着的历史在西安是站起来的。曾经跟他们达成一种写作的默契,将他们认作巨石般的靠山。如今在靠山们默默的注视下,我竟然头也不回地毅然离去,有些薄情,有些负义,有些自私和卑鄙。

真正的相知是精神方面的感应,四十多年,我与这片地域已经连成了一体。

杂乱中一阵迷失,有种撕裂的痛。

什么时候睡着的,不知道。

早晨,过了丰台,火车先驶入一片高耸的楼宇,接着才缓缓进入北京西客站。站台上有接客的,有戴着红帽拉行李的,与老旧的北京站相比,多了仓促的辉煌,多了霸道的大而无当,我不喜欢这个火车站。试想,这趟火车如果能停靠在老车站,对我将是一个极度的完美,我毕竟是从那个车站出发的。

站台上不会有接我的人,我的目光也从不在那些翘首企盼的男女身上停留,离开北京40多年,没有一次有人在车站等我。我当然也不有此奢望,在叶家,我是老小……

说从来没被人接过也有点儿亏心,有过那么一回,是给北京人艺写话剧《全家福》,人艺领导让院里的编剧王梓夫来接站。我没见过王梓夫,但是读过他的小说,京腔京韵写京东的,是个不错的京味儿作家。想的是我们得设计个接头“暗号”什么的,免得错过了,结果他说不用,他一眼就能把我认出来。那次,王梓夫一直接到了站台上,果然一眼就认出我了,他接过我的行李,我空着手跟在他的后边走。被人接的感觉真好,如果前头拽着拉杆箱子的是叶家的兄弟,那我将是一个多么幸福的老妹妹。想到这儿,眼圈就有点儿红,偏巧王梓夫一回头,不解地看着我,我换了副轻松的口气说,我到北京第一次有人接,有回娘家的感觉。

王梓夫说,北京人艺就是你的娘家,就住我们人艺的楼上吧!

王梓夫是客气,但就是几句应酬,也让我的心里充满暖意,感觉中连北京春天那呼啸的大风也变得柔顺了许多。

现在王梓夫退休了,话剧《全家福》也演出了100场。

再回北京,依旧是独来独往,潇洒得厉害。

对面年轻的夫妇没打招呼竟自走了,细想想,自始至终他们没跟我说过一句话。萍水相逢,谁不想简单,谁不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是也没跟人家说话吗?在单元房里住着,十几年,邻居姓字名不是也不知道吗,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大概就是如此。

我最后一个走出了车厢,带着随身一个小手提包,其余大件行李头几天已经托运回北京了。手提包是开会发的,上面有“陕西某某会”字样,样子有些土,但是实惠。一切都是轻车熟路,出站上电梯过天桥,到马路对面的“永和豆浆”吃两根刚出锅的油条,喝一碗滚烫的豆浆,吃饱喝足朝北步行一站路,到军事博物馆下地铁,再从东直门钻出来,做132路汽车回家。

买房、装修,无数次的往返,已经让我对这条线路熟悉得如同回我从前的家。

今天的回家有特殊意义,我放弃了地铁,返回南边的汽车站,先坐1路,过西单、六部口、天安门、王府井,到东单倒106路无轨,走灯市口,东西、十条、北新桥,都是我小时熟悉的地方,也都是我写小说演义出故事的地方,我要告诉它们,耗子丫丫回来了!

“耗子丫丫”,是父亲的昵称,本来就叫“丫丫”,小时候馋,爱偷嘴,爱吃零食,别处都可以闲着,嘴不能闲着。有一回,有人送了父亲两斤牛肉干,母亲知道我的毛病,踩着凳子将它们高高地搁在立柜顶上。这点小伎俩能挡住我吗,母亲转身出门,我蹬着桌子就上了落地罩。这里我顺带着给读者们说说什么是落地罩,落地罩是房屋间的硬木雕花隔断,它不是隔扇,隔扇有门,关严了是两间屋子,落地罩是通透的,一个隔断的象征而已。我们家的地罩雕的花饰是“松鼠葡萄”,十八只小松鼠藏匿于结满葡萄的藤蔓里,“十八只”,我敢说这个数字只有我知道,因为我一只一只仔细找过,数过,连藏在叶子后头只露一条尾巴的也没落下,我们家没有谁有这工夫和闲心,我有,所以我知道。对“松鼠葡萄”熟悉的另一个原因是每当腊月二十四,扫房,清扫落地罩的任务便归了我,那些雕刻出来的大窟窿小眼睛,只有我的小手指头裹着抹布才能伸进去,女佣刘妈倒是能干,她干不了这个。擦拭落地罩的代价不菲,厨子莫姜得单独给我做一碗红烧肘子吃,这肘子只归我一人所有,别人谁也不许动,老三死乞白赖地跟我要,鼻子都快沾着肘子汤了,我说,去!

他就得乖乖儿地去。

莫姜的肘子烧得好,有御膳房味道,她是她老伴调教出来的。莫姜说过,西太后最爱吃红烧肘子,要燸而烂,文火煨六个钟头,才能绵软入味。莫姜的肘子夹在西口老刘打的芝麻烧饼里,那是一绝,谁见了谁得投降。今年夏天的时候,故宫博物院请几个作家到宫里赏月亮,在御膳房吃的菜肴中有红烧肘子,作家雷达向我推荐,说好吃。我尝了一口,果然不错,老味依然,让我想起了家厨莫姜的手艺。一块儿吃饭的莫言说肘子咸了,我说夹烧饼正好。可惜,那天没有老刘的芝麻烧饼。

回过头来接着说偷牛肉干的事,我蹬着“松鼠葡萄”攀得挺高,我们家的大猫黄黄儿伸着脑袋惊异地看着我,它大概奇怪,它那一身轻功什么时候落到了我身上。我一只手拽着葡萄藤蔓,腾出一只手去够肉干,一伸手,离柜顶还差一截子,这早有所料,我取来厨房的铲子,只那么一捅,柜上的纸包就破了,铲出三五块肉干赶紧下来,见好就收。刚把肉干填进嘴里,刘妈就进来了,这个小老妈儿,鬼精,我干什么她都盯着我 。嘴里有肉,我不敢说话也不敢嚼,瞪眼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厉声问,你干什么哪?

我朝她做了个斗鸡眼,一个箭步窜出去了。听见刘妈在后头说,有病!

刘妈快走了,她是安徽桐城人,其实她安徽的老家没人了,她回去是投靠外甥,外甥算什么亲戚呢,还不是寄人篱下,所以刘妈的心情就很不好,见了我动辄便训,好像我是叶家最糟糕、最不算人的一个。刘妈不敢骂老七,见了老七老陪着笑脸,仿佛老七是玉皇大帝的亲儿子。老七是我第二个母亲生的,刘妈忠于二娘,顺带着也忠于老七,老七要说养她一辈子她准保留下,可惜老七当不了我父母的家,老七连自己的饭辙还没地方找呢。

牛肉干三块五块地消失,分享者不光是我,还有黄黄儿和巴儿狗阿莉,一段时间它们俩整天跟着我跑,一看见我上桌子爬落地罩,都高兴得蹦高。纸包越捅越深,终于有一天,我那把铲子够不着了,非但够不着,连铲子也拿不下来了。

那天我和黄黄儿们在厨房看莫姜杀鳖,母亲来了,问柜顶的牛肉干怎没了,我说八成是黄黄儿干的,这时黄黄儿用无辜的眼睛看着我,阿莉的尾巴也夹起来了,偷偷想往外溜。母亲从背后拿出铲子说,黄黄儿还会使铲子吗?

我无言,莫姜说她的铲子丢了有些日子了,原来在柜子顶上,莫不是被耗子拉了去?

我说,可不,落地罩上有十八只耗子哪!

我的狡辩给我招来了一顿掸把子,不是莫姜拦着那根掸子棍非折了不可。看我挨打,刘妈还在旁边添油加醋,说那天在立柜跟前看见我翻白眼就料定没什么好事……

十八只耗子偷牛肉干,让我落下了“耗子丫丫”的名号,自此叶家人叫我“丫丫”的时候,前边必定冠以“耗子”称谓,使我的名字像日本人一样地冗长。

想起小时候的淘气,想起耗子丫丫的小名,让我不自觉地露出了笑意。挨打的温馨,偷嘴的惬意,酿造成家的温暖,刻录成记忆的光碟,拿出来,永远新鲜如昨,猛然间有人推了我一把,一个男的大声说,说你哪,多少遍了,装听不见,给老太太让座!

有女的搭茬说,还戴着眼镜呢,什么素质?

我扭头一看,才发现身边站着个提塑料袋的老太太。老太太无疑是赶早市的,西红柿、黄瓜之外,还有一张顶着花白头发的脸。我惶恐不安地站起来,解释说在想事情,没听见,对不起。花白头发坐了,冷冷地应酬性地说了个谢字。男的依旧不依不饶说,想事情,理由多充足啊,真会编,北京的好风气硬是让这些外地人给破坏了。

女的戳了男的一下说,二十年前你也是外地人。

男的说,咱觉悟高。

花白头发在座位上说,您看满大街溩漾溩漾的人,都是外地的,过春节都回去了,北京大街上见不着几个人儿,那才是真正的北京人。

男的说,可不是。

我将手里“陕西某某会”的提兜字面朝了里。我不知道,这大公交车里,外地人究竟有几多?

看那花白头发,年纪未必有我大,当然不能问年纪,刚才已经是大失礼,给“外地人”大丢面子了。看来花白头发和男的已经结成了同盟,将一腔感激不是给了让座的我,而是给了让我起来的男的。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笑着对花白头发说,这位大姐,我可是地地道道北京人,我们家从顺治那会儿就住在北京了。

花白头发说,我们没说您,您可别多心哪。

犯不着刚下火车就跟北京人置气,北京的贫老太太还见得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