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眼是米黄色的地毯，电视里，帕维尔特和米拉达还在打，两个具有重创杀伤力的选手你来我往，在千仇万恨地玩真格的。我想象着，将眼前的地毯和这场拳击挪到1969年的列车上会发生怎样的震动，我也不能想象1969年的土红地板搁在今天的包厢里会是怎样一种效果。我这个人，常常爱做这种时空错换的梦，比如，动不动就把自己拉到唐朝的大明宫，拉到清朝的菜市口，拉到小时候某一天的饭桌上，拉到想念着的某个朋友身边。总之，思维处在一种混乱跳跃，不安定的状态，有时甚至恍惚得不知自己为谁。有评论家说这是作家的特质，或许吧。我的大部分作品也是这样跳跃着展开的，这几乎成为了我的创作风格，成为了我不变的思维模式。跟朋友们谈论着一个话题，我的思路突然分离开来跑得很远，说出话来让人摸不着头绪。在工厂干了n年护士，到报社当了n年记着，到国外读了n年法律经济，48岁开始写小说，加入作家协会，在无数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消耗着生命，打法着岁月。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活得糊涂也活得被动，不知仆妾色以求荣，更不会效犬马以求禄，这样的处世原则在哪个岗位上都不被上峰喜爱，眼见着周围人钻营狗盗，腆脸攀爬，得到好处无限，只是觉得自己格路。那是我永远学不会的功课，其难度要远远超过童年学的“ㄅㄆㄇㄈ”。随着年纪增长，自己在不断做着“清零”的工作，将浮表的、功利的、虚假的、无端的应酬、工作、人情一件件清除下去，只留下自然和纯真，力求简单，力求淡泊，这样一来，家乡的情节便日复一日地凸现出来。
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
这是回家的路啊，我希望路越长越好，几十年的期待，几十年的痴梦，不就是今天吗。
一为迁客长安去，北望京师不见家，我知道，东城四合院的家已经没了，北京火热的房地产事业将它变成了大楼，前年年初回家还在老屋里与老七聚首，喝着从东直门打来的豆汁，吃着羊油炒的麻豆腐，闻着家的熟悉气味，想的是手足将来能在这狭小的静谧中地老天荒地厮守下去。可是八月再回去，老宅子便荡然无存了，变做了一片瓦砾场，变做了一片拾掇不起来的苍凉。“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叶家的十四个孩子曾经在这里进出盘桓，哭笑玩闹，争吵打斗，演义出了多少故事，生化出了多少情感……百年的庭院，容纳了太多的欢乐和辛酸，太多的浮躁和沉重，难以一一拾掇。我在夏日的骄阳下，狗一样地在废墟上寻嗅，寻找家的气息，寻找那沉落于砖头瓦块中记忆的丝丝缕缕。
拆砸还在继续，北面二环路上车来车往，现代气息的声浪阵阵逼人。原本这里是条僻静的深巷，房拆了，遮挡没有了，就显得空旷而直接，就有了抬头见汽车的突兀，有了光天化日的惶恐。让人感到历史进程的脚步迅猛、粗犷，甚至有些无情。
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别无选择。
废墟中一棵枣树张开残缺的枝在怯怯地召唤我，我走过去，抚摸着它粗糙的满是尘埃的干，心里如见到亲人般的激动。“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枣树的枝头已经结出了青青的小枣。我知道它们，即便到熟，它们也是那种既长不大也不甜的青枣，这种没有经过调教的枣树，北京城的老院子里家家都有。枣树的年龄比我大，日本占领北平前夕，我父亲领着他的儿子们在后院挖防空洞，在洞口旁边发现了一棵小苗，本可以一锹铲了它，老三却生出恻隐之心，跟父亲商量将它留下，于是就留下了，并且一天天长大，要报答谁似的，急着结出许多丑陋的小枣，年复一年，从不间歇。而替它求情的老三，“文革”后期带着肺癌的病痛，冒死偷偷回到北京，回到他那一间小屋的家，没有多久便故去了。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望，老三千里万里地回来，他是如愿了。这位重病在身的哥哥，临死前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末尾说，丫丫，你是我抱大的啊……
枣树东面的一根枝被锯掉了，当年那个巨大的疤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锯掉的是一根横出的主干，儿时我在上面打过秋千，蹬着它摘过枣。是老二把我抱上去的，中秋节，老二带着新嫂子回家，一家人在前院笑语欢声中分食月饼，老二和刘妈到后院找我说，父亲在前头喊我呢，让我快去！
我一听赶紧顺着树干往下溜，枣树粗砾的树皮将我的前胸、肚子划得稀烂，刘妈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老二偷偷到胡同口药铺，买了瓶紫药水回来，大概他觉得这事与他有关，他应该对我这惨不忍睹的肚子负责。其实，抹过药的肚子比划破的肚子更惨不忍睹，我挺着那个莫名其妙的紫肚子，不敢穿衣裳，怕染了。
“文革”刚一开始，老二因为国民党三青团问题被抓出来了，挨了打，到家里来看父亲，是架着拐来的，一只眼睛也什么都看不见了，成了一个紫色的坑。那天老二没回他的家，他其实已经没家了，嫂子运动一开始便离他而去，把孩子也带走了。那晚老二提出住在后院的小屋里，母亲有些犹豫，父亲答应了。晚饭后我给老二送去了紫药水，我们家当时只有这瓶紫药水，我看见老二顺着裤腿在流血，手指头肿胀得小萝卜一样，胳膊是一道道的青紫。老二坐着，一句话不说，我没话找话地让他看树上的小枣，谈论我当年的紫肚子，他的眼神却伸得很远很远，他的心已经走了。
我料定今夜老二有事，便一趟一趟地到后院看他。小屋的灯一直亮着，紫药水在窗台上放着，他连动也没动。一碗粥搁在桌子上，早已凉透，我的二哥哥，他心里重得连碗也端不起来了。我每半个钟头看他一次，心情很是复杂，母亲哭着拦住我说，你让他走了吧，别让他再受了！
我坚定地说不。其实父母的心里什么都明白，打老二一进家门，他们就知道他是干嘛来了。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守护者，黎明的时候，老二用腰带把自己吊在了枣树的横枝上。我的哥哥，就这样去了，一个有家有业，善良胆小的人，就这么轻而易举，简简单单地殁了。死了便死了，到现在也没有人为他争论，更没有人记得他了。他的后代也与我们失去了联系，可能连姓也改了。
那不祥的横枝，被我锯断……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家的废墟让人黯然神伤，我去探望老宅的最后留守者老七，他住在简易过度房里，说政府在望京地区给分了房，自己还要添些钱，才能住进去。七嫂不满，说从白菜心挪到白菜帮子还要搭钱，院落偌大的面积全不算数，这账怎的净往他们那边划拉啊！老七劝她不必计较，说望京楼房有暖气，有天然气和厕所，比大庙似的四合院方便多了，什么都得往好处想。
老七说的是实话，我每年探亲多是选在冬季，为的是能在家过个春节。冬季恰是北京最严酷的时候，老旧的四合院没有任何现代设施，风顺着窗户缝往里灌。早晨，躺在床上，因为冷而不想起来。窗户上泛出一抹淡红，衬着摇曳的树枝，伴着呜呜的风，浓缩成家的一个细节。缩在被窝里想起昨晚放在屋外窗台上的柿子，一夜工夫，该是冻瓷实了。夜里火大概又灭了，玻璃上冻出了一片亮丽的“后现代”。21世纪北方各大城市全部进入现代供暖的今天，家里取暖依旧靠的是蜂窝煤和带弯头的白铁皮烟筒，一天的很大精力要放在煤的接续和维护上。铁壶在炉子上冒着白气，哗哗地响着，就这似乎也并没有给房内增添多少热力。上厕所得穿上棉大衣跑出院落，进入公众的“官茅房”，在冷风中蹲坑，数人一排，没有遮栏，更没有秘密。院中纵然有抱厦游廊，有鱼缸海棠，也抵御不住那侵入人心底的冷。老七带着一身病，在炉前闷坐，偶尔说一句“这茶是吴玉泰的春芽白毫”……探亲的大多时间，我都在街上走动，拾捡着散落在各处的记忆碎片，总是有些隔膜。虽然步入了文坛，入得也是相当游离，北京把我看作陕西作家，陕西把我看作北京作家……只有家还认可着我，想着在北京生活的作家朋友，自己愈发感到落魄和沮丧。不是物质的，是一种心理的差距，这种差距正是我文学的灵魂和命脉。 “看君已作无家客，犹是逢人说故乡”，那是对生命、对人生的别一番滋味。
最后的留守者老七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连话也不会大声说的人，他对什么都满意，对什么都持无所谓的态度，老二的死，本来他应该到老二单位上去论论理的，可他不，他说，人死了就不能活了。
老七的花鸟工笔画尽管考究，在市场上却并不看好，现在的画家都有钱，现场当众作画，十分种一张，多则数万，少亦上千；浮躁的画人没有哪个肯像老七那样，趴在案前用小鼠须一根一根描画鹩鸽的毛羽，一笔一笔添写荷叶的叶筋。老七从不参加任何笔会，他画一幅尺半的扇面需要十天，六尺的花猫戏蝶要两个多月。七嫂对此不满意，说人家一天画十幅，你十天画一幅，能不能提高点速度啊！
老七说不能。
在临时安置房里，望着瘦得一阵风都能刮倒的老哥哥，我想象着他最后离开老屋的情景，步履蹒跚的他，一定是拄着拐杖在大门前伫立了许久才转身离开的，这个家族也只有他有缘分和那座老宅告别。我问过西偏院老姐夫的去向，老七说住回天津去了，他们家的房产已经发还，是租界老房，依着政府意思换了套公寓楼，在半空里修道呢。老姐夫老了老了依旧很硬朗，鹤发童颜，仙风道骨，如同神仙下界，他配制的丹丸，有企业要出大价钱购买方子，但是占泰姐夫不卖，说丹药适合他，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我说，老姐夫是半仙儿。
老七说，岂止半仙，那是一个大仙儿！
每每与老七相别，总是依依不忍离去，离不开的是手足也是老屋。后来，老七也住到了半空里，搬到了望京26层高楼上，有暖气有天然气有厕所的屋子禁锢了他，他许久没有下过楼，那两条腿借助拐杖也迈不动步了。他给我来电话说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看国庆的焰火是个绝佳的角度，这在四合院里是永远看不到的。
各自都有了归宿，我觉得我应该也在北京建立自己的家，以弥补我多年的心理缺失。前年终于在北京买了房子，并且开始装修。
时代不同了，我赶上了好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