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小放牛 (六)

1958年,我们家前边的两进房子被征用,宽敞的广亮大街门挂上了敬老院的牌子。后进的游廊被从过道砌死,西边开了一个偏门,以便我们家人进出,门牌号也由2号改为2号旁门。从此,前头三分之二的房子与我们无关了,我们家只剩了第三进的四合院和后头的花园,没了影壁,没了垂花门,没了鱼缸和石榴树。

父亲抑郁了许多日子,又不好说什么,人家征用是经过他同意的,他在人前表现着积极与进步,背了人又唉声叹气,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呢?父亲说,君子为人,唯善以宝,我何在乎那些房子,只是这“旁门”让人不快,有左道旁门之嫌,叶家人什么时候走过旁门?

母亲说,旁门就旁门罢,这个旁门比我娘家的正门要大多了,家里就这几口人,偌大院子也压不住,房子越来越旧,也没精力收拾,搁咱们手里早晚也是糟贱了。

母亲说得没错,我们家的房屋院落已经显出了颓败的老相,廊柱掉了漆,露出了里面的麻;沟眼不通,一下雨院里全是水,如同北海的水榭;十几间屋子,除了东厢房不漏,其余下雨就得找盆接,几乎每间房子的顶棚都像地图一样,有一圈一圈的水渍;后院园子里的草都长疯了,常有一只胖刺猬沿着过道到前面来溜达,见了人小眼一翻,慢慢腾腾地再逛回去,好像它是这儿的主人。母亲说狐黄灰白柳是家神,狐是狐狸,黄是黄鼠狼,灰是耗子,白是刺猬,柳是长虫,家里有这些东西是兴旺象征,它们都得罪不得,所以那只刺猬就在我们家幸福地自在地生活着。

也没见我们家兴旺起来。

我们家越过越没有人气儿。

父亲年纪大了,白胡子在胸前飘荡,谁能指望一个白胡子老头能干什么呢?母亲婆婆妈妈的,除了柴米油盐,对别的没兴趣。哥哥们娶妻另过,姐姐们嫁人出阁,家里只剩七哥哥和我,可是这个老七就会画画,连换灯泡都不会……

同学们都不愿意到我们家来,说我们家像庙,像《聊斋》里闹鬼的地界儿。

隔出去的前院跟后头比是两个世界,没出两个月那些房子便修缮一新,窗户纸全换成了大玻璃,还安了纱窗,廊子都上了绿漆,重新铺了地砖,重新刷了墙,正屋开了后窗,院里搭了天棚,运来了许多椅子和床,还有一盆一盆的绣球花,好多的人进进出出,好多的东西摆摆放放,总之那个院子彻底变了,变得意外、陌生,从气味到格局。

有一天,前头敲锣打鼓,放了一阵鞭炮,来了些领导,住进了十几个老头老太太,老人有能动的有不能动的,个个都像碰不得的老祖宗。工作人员也不少,打扫卫生的、做饭的、采买的、护理的,俨然像一大家子人,比我们家红火多了。

母亲嘱咐我尽量别到前边去,说敬老院好歹也是个单位,哪能让闲杂人等随便出入。我告诉母亲,前院曾经是饭厅的东屋现在住了仨老头,一个是小学教员,一个是卖灌肠的,还有一个就是张安达。母亲惊奇地说,张安达是有闺女的呀,他怎么会住进去了呢?

我说,太监是没后人的,他为什么就不能住进去?

母亲说,那张玉秀呢,她当着干部却让她爸爸进敬老院,这不合适!这个张安达也是,跟咱们前院后院地住着,也不说过来言语一声,倒显得生分了。

莫姜听说张安达就住在前院,没有表情也没有评论。现在她愁的是,她那有两个灶眼的厨房被划到前边去了,她得在后园的小土屋起火烧饭,灶是新盘的,使起来很不顺手,不得劲。更不得劲的是我们,一吃饭得往后跑,把假山旁边的花厅当了餐厅,花厅原本是老七的卧室兼画室,我母亲刚进叶家门,大闹洞房那天晚上,无意间闯到后院,就看见老七坐在花厅里吹箫,这些年一直是老七住着,这么一来就把老七挤到花厅的东间了,东间与正厅隔了道隔扇,我们在这边啃鸡骨头他在那边画《雄鸡报晓》,十分的不和谐。

住在前院的张安达一直也没到我们家来串门,老姐夫说张安达是不好意思,张安达内心认为凡是住进敬老院的都是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他沦到这份上不好再跟叶家走动,怕让叶家失了身份。

张安达是多虑了。

好像这是他的本性,这种性情渗到他的骨子里去了,他觉得这样反倒很正常,很习惯。所以,我印象中的张安达至死都是替别人着想,不张扬,好说话的老好人。

他女儿张玉秀嘴里的张安达不知是谁。

敬老院的领导老杨常到后院来走动,年节送点纪念品什么的,毕竟占用的是我们家的院子,毕竟两院仍共用着一个电表,使用着一个自来水总阀。母亲问起张安达,老杨说在敬老院里,张安达不再刻意避讳自己的太监身份,太监住敬老院,理所当然,他不住这儿住哪儿呢?没人提出异议。更让人欣慰的是张安达在敬老院有自己的单独厕所,即将最里头的坑隔开并且很人性化地装了一扇小门,蹲坑上摆放了可以坐的便座椅。小门一关,里头自成一个小世界,谁想看太监怎么上厕所是万万不可能的,就是我们家看门老张跟张安达一块儿上厕所,怕也是达不到目的。北京人在厕所问题上向来不讲究,到了七、八十年代,北京撤销私用厕所,为便于管理,统一改成公厕,那些蹲坑旱厕依旧是大敞亮,堂屋一般,倒是痛快,倒是无隐私,谁拉什么屎随时可以一览无余,彼此间可以聊天,可以交流手纸,清洁工到点清洁,刷完了这个坑你挪个窝,换到另一个坑去就是了。张安达在五十年代就有了自己如厕的“单间”,级别不低。

张安达在敬老院上上下下人缘很好,他手脚勤快,有眼力见儿,肯给任何人帮忙,在所有的人跟前,张安达永远把自己搁在最底下。

有一回我在敬老院门口碰见张安达拿着扫帚在扫门道,就站下来跟他聊了几句,他首先问起了我的病,我说结核杆菌顽固之极,怎的也杀不死。张安达说敬懿太妃也有这病,叫“痨病”,拖拖拉拉拖了七八年,是喝蜂蜜水泡人参喝好的,他让我不妨试试。我说我对所有的偏方都失去了信心,太妃都拖了七八年,我听天由命吧!张安达说,七格格还年轻,往后的道儿长着呢……

我问他在敬老院里过得怎么样,张安达说他住敬老院是不愿意给闺女和姑爷添麻烦,论自在,还是一个人在家里自在。我说,我老姐夫正在吃政府救济,没有收入,国家每月发八块钱,要论住敬老院,老姐夫完全够条件,我动员他过来跟您做伴儿吧。

张安达听了想也没想说,完先生不会来。

我回来跟老姐夫一说,老姐夫想也没想说,不去!

我问干嘛不去?老姐夫说,不自由。

张安达的女儿落了个不养老人的名声,让老家儿住敬老院,在人们的习惯势力中是不能理解不能原谅的,背后议论的人很多,所以,这个张玉秀的级别一直没有提升,她一生也没有生养,人们说是缺德缺的,不养爸爸的人自然也养不出儿子。

其实张玉秀挺冤枉的。

民政部门给敬老院送了一台电视,1958年的电视,稀罕!

于是,一到晚上,敬老院的大门关了,老人们都集中在正屋看电视。那个小电影的诱惑太大,我常常在晚上站在台阶上往前院后窗里看,敬老院的电视摆在北墙,这样在南窗的玻璃上便会映出影像,当然全是反的。电视是黑白九寸,里头常出现的男女都英俊漂亮,记得女演播叫沈丽,是我喜欢的人。每当我的身影在后院台阶上一出现,屋里正看电视的张安达就会叫坐在玻璃窗前的人让开,意思是别挡了我这个蹭客的视线。

有一天张安达告诉我,礼拜六电视里要演《小放牛》,让我五姐来看,说领导是不会拒绝我们的。我跟五姐说了,想的是她不会来,她不可能为个《小放牛》到敬老院来蹭电视,可我五姐还是来了,是应张安达的邀请来的。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碰面。

我随着五姐堂而皇之地坐在敬老院的正屋里,面对着那个比小人书大不了多少的电视机,看惯了反的,乍一看正的还有些别扭,沈丽胸前的那朵花明明是在左边,现在跑到右边去了。

《小放牛》一直拖到很晚才演,屏幕上两个小人一蹦一跳的,看不清眉眼,灰不溜丢的也没有颜色,如同两只白蛾子在扑棱,远不如五姐和张安达当年演得美好真切。我有些不耐烦,但是看五姐和张安达,两个人看得都很投入,五姐姐的眼里还有泪光在闪烁。我心说,哭什么呀,你不是喜欢牧童吗,如今嫁了紫阳牧童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