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豆汁记 (一)

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富与贵贫与贱何必忧愁。

……穷人自有穷人本,有道是我人贫志不贫。

——京剧《豆汁记》金玉奴唱段

老五死后没有多长时间北平就解放了,对北平解放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没有深刻的记忆,只记得天气越来越冷,隐约地传来一声声炮响,震得窗户纸唰唰的。父亲又去哪里云游了,他常年的不在家,走到哪儿也不给家里来信,突然的有一天背着画夹子进门了,那就是回来了。在大炮的轰鸣声中,我们家只有我和五姐姐及五姐夫完颜占泰,还有老七,其它的哥哥姐姐都成家另过了,大宅门里再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六姐姐在协和医院当助产士,有自己的宿舍把,她永远地值班,永远地回不了家,自称是“白衣天使”,“天使”是没有家的,天使的家在天堂,在上帝那儿,她已经不属于戏楼胡同。新婚的五姐,原本嫁在天津商人完颜家,却不喜欢天津,说跟婆婆闹不到一块儿,带着丈夫回北京住到了西偏院二娘的屋里,二娘去世好多年了,她那个满是药味儿的屋子老空着,五姐不嫌,硬是住了进去,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我们家除了我母亲以外,其它人都不怕打炮,五姐夫在有药味儿的屋里嗞溜嗞溜喝着小酒,就着香喷喷的花生米,用醉眯眯的眼睛看着周围一切,在他的目光中,什么都是飘忽不定,虚幻如影的,包括他的人生。老七在炮声隆隆中,继续画他的“残菊图”,因为那时已经到了初冬,院里的菊花脑袋都耷拉着了,他说这样的菊花配上干枯的树叶很有意境。五姐靠在廊柱上打毛活,挖空心思地正给我织一顶绿帽子,为帽檐上的花边,拆了织,织了拆,没完没了地折腾。母亲一边叨叨父亲在关键时刻的逃逸,一边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换洗的衣裳和两张烙饼,让大家随时做好逃难的准备,说如果有情况,就各抄各的包袱,真跑散了就在东狱庙门口西边的狮子下头聚齐,不见不散。我很兴奋,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有意思,过家家儿似的,充满了未知,充满了变动,比每天坐在廊下看天上过云彩有意思。

母亲心里充满忧虑,怕哪一炮没长眼睛打到我们家屋顶上,说真要那样就全完了,连尸首都收不全,等我父亲回来,叶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坑。五姐说是天津那边在打仗,解放军攻打天津城,把天津围得铁桶似的。她婆婆一家还在天津城里,她巴不得哪一炮打在五姐夫老完家的屋顶上,把她那刁钻婆婆和不讲理的小姑子全炸死才好。母亲说五姐太歹毒,哪儿有这样咒自己婆家的。天津她去过,得坐火车,道儿远着呢,那边打炮这边绝听不见。这炮好像是在京郊打的,而且越打声越近。

我说,解放军要是把您打死了呢?我们也不见不散?

五姐说,解放军打一个北京老娘儿们干什么,妈又不是女特务。

我说,人家怎知道妈不是女特务?

五姐说,女特务都是烫飞机头,戴美国船帽,穿羊皮小皮靴的……

我说,我想当女特务,我不喜欢绿帽子,我喜欢美国船帽。

母亲让我们都闭嘴,说我们两个一个比一个说话不着调。

解放军进城是一夜间的事,早晨起来我刚一出屋 就看见南墙根坐了一溜当兵的,一脸风尘,一身灰土,正襟危坐,也不说话,个个都很严肃。五姐披着丝绒大氅正跟解放军套近乎,端着点心匣子给人家送点心。一个当官模样的指挥着几个兵往我们家提水,因为打炮每天送水的老孟跑回老家了,当官的看见我们家的水缸空了,就让他的兵去挑水,不光给我们家挑,还给胡同里其他人家挑。这个官就是王连长,假如我知道以后他会成为我的五姐夫,我一定会多看他几眼。可惜,当时八字还没一撇,我的真正五姐夫正在西偏院一门心思地炮制五行散,准备长生不老,像乌龟一样活它个千年万年。

北平就这么一声不响地解放了,到现在我也没闹明白那些吓人的炮是在哪儿打的,为什么打的,到底炸了谁。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是从永定门那边进来的,我五姐参加了欢迎队伍,她说她就站在前门牌楼底下,紧挨着石头基座站着。九十年代,我看过一张解放军入城的照片,前门牌楼下密密麻麻一大群人,我拿了一个放大镜在里头找,找我的五姐,根本无法辨认。不过那天五姐给我拿回一面小粉旗子倒是真的,上头写着“北平欢迎解放军”,我高举着旗子在院里跑了几个圈,后头跟着小狗阿莉,连喊带叫,也颇为热闹。

母亲再不说逃难的话了。

北平又改叫了北京,对我来说日子跟以前没什么改变,厨子老王走了,一切都得母亲操持了,跟母亲上街买菜,在东直门大街碰上老五的朋友赫鸿轩,赫鸿轩穿着干部服,身上有四个兜,口袋里插着两根钢笔,一改过去“哥儿”的模样。赫鸿轩跟母亲说他在曲协工作,不唱了,专门做研究工作。还说五哥要是活着,在曲协一定会大展宏图,新中国用的就是有本事的人才。可惜,就差那么几个月……说这话的时候赫鸿轩的声音变了,有点儿哽咽,他还想着老五。

看着赫鸿轩走远了的身影,母亲对我说,你记着,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死了还念着。

我说,您死了我也念着。

母亲说,你不会说点好听的吗?

我问母亲“曲鞋”是什么,母亲说她也想不出,大概是跟“鞋”有关的。

三十年后我加入了“作协”,想起当年的“曲鞋”觉得好笑,“做鞋”比“曲鞋”似乎更直接,更好理解。

转过年秋天,我进入了东城方家胡同小学,以前老舍曾经在这儿当过校长,遗憾的是我并不知道老舍是谁,当校长的老舍当时肯定也不叫老舍,叫别的什么。进方家胡同小学是我父亲的主意,不是冲着老舍去的,父亲说,学校离家近,又在国子监旁边,国子监是出太学生的地方,咱们家的丫丫保不齐能当个女大学问呢。要当“女大学问”的我实则还是一个懵懂糊涂的小玩闹,我最喜欢的工作是拿粉笔在我们家的廊柱上画美人儿,画小王八。

懵懂糊涂期间,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人–莫姜,莫姜对我的影响较我母亲更甚,这是一个让我一生受用不尽的人物。借用母亲的话是,死了还念着。

莫姜被父亲领进家门的时候我正趴在桌上做作业,这个细节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刚上小学,我被那些莫名其妙的注音字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ㄌ”搞得一头雾水,几乎要把书扔上房顶。可能学过注音字母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浑沌未开的小孩子,刚上学便接触这些抽象符号,其难度不亚于读天书。这些符号让我对学习的兴致大减,其实那时我已经能读懂《格林童话》,也念过《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稚必读,知道了些“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的规矩,自认大可不必回头再学这挤眉弄眼的ㄅㄆㄇㄈ,就日日盼着教国文的高老师发高烧起不来炕。也许这个原因,高老师的确老生病,常常上课铃声响过,教室里仍旧嘈杂一片,如吵蛤蟆坑。闹声中进来了张老师、王老师,都是代课老师,她们教得有一搭没一搭,我们便学得十分的勉强。老师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多留作业,以免我们放了学去野逛。于是,我课余的很长时间得跟这些“臭蚂蚁”(我一贯将注音字母称作“臭蚂蚁”)打交道,把人的心情弄得很糟糕。现在,注音字母被汉语拼音替代,小孩子们同样面临着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变,现在的孩子都聪明,没把它太当回事就过去了,那时候的我却过不了这一关,对这些面目狰狞,跟日本片假名长相相近的符号至今深恶痛绝。

莫姜来的那天下了雪,是入冬的第一场雪,雪不大,下得羞羞怯怯,但是很冷。母亲让看门老张给各屋挂上了棉门帘子,以挡住北京肆虐的西北风,挽留住房内的些许温暖。家里除了父母的卧室和堂屋生了炉子,其余各屋都冷如冰窖,我的手背、耳朵和脚都生了冻疮,手尤其严重,肿得发面馒头一般,还流着黄汤,看着甚是悲惨。那时候,小孩子都生冻疮,没有谁特殊,我特别怕屋里热,一旦暖和过来,手上、脚上的疮就开始痒,痒得无法抓挠,痛苦不堪。

傍晚,饭已经吃过,我举着书本,在母亲的房里艰难地用那些“臭蚂蚁”拼出了一句话:“大风刮破了蜘蛛的网”,知道了“臭蚂蚁”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正有些愤愤然,父亲进来了,随着父亲进来的是一股冷风和他身后一个已不年轻的妇人。

依着往常我会嚷着“今天带回什么好吃的来啦”,扑向父亲。但今天没有,今天父亲的身后有生人,母亲说过,女孩子在外人跟前要表现得含蓄、有教养。我是小学生了,再不是院里院外招猫逗狗的丫丫。我闪在母亲身后,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父亲和这个陌生的妇人,不知父亲给我们又制造了一个怎样的惊奇。

父亲是性情中人,他的艺术气质常常让他异想天开地做出惊人之举,比如上了一趟昌平,就从德胜门外羊店弄回三只又老又骚的山羊,养在庭院的海棠树下,以制造“三羊开泰”的吉祥。那些羊都是来自内蒙的,崇尚自由且无礼教防维,一只只长着长胡子,挺着坚硬的犄角,老祖宗般在院里又拉又尿,使劲儿地叫唤,还要不停地吃,把家里搞得臭气熏天。无奈,母亲在父亲去苏杭游历之时,让我的三哥将开泰的三羊送进了羊肉床子。羊肉床子是回民开的肉铺,也兼卖牛肉,按习惯,北京人只说羊肉床子而不说牛羊肉铺。羊肉床子自己宰羊,有专门的人将张家口的西口大羊赶到北京来卖,羊肉床子挑选其中鲜嫩肥美的羊,请清真寺的人来羊肉床子宰羊,阿訇先对着羊念经,然后才能下刀放血,把羊肉挂在木头架子上,羊心羊肝搁在案子上出售。羊肉床子的秤砣是铜的,扁扁的,称完羊肉的时候,卖羊肉的爱使劲蹾那个小秤砣,响声很大,这可能是所有羊肉床子的习惯,我跟着厨子老王去羊肉床子买肉,一进羊肉床子就提心吊胆,盯着那个小秤砣,时刻提防着那声响动,成了心理负担。所以老王就事先跟卖羊肉的打招呼,劳驾,您别蹾秤砣,我们家小格格害怕。

这回羊肉床子冒然进来三只老活羊,人家不收,说这三只羊是没经过念经的,不能吃,这样老的羊肉也没人买。老三说我们不要钱,白送。人家还是不要。老三扔下羊调头就跑,卖羊肉的拉着羊在后头追。老三不敢直接回家,跑到北新桥上了有轨电车,卖肉的在下头骂,老三扎在人堆里不敢抬头,回来一肚子气对着我母亲撒。

还有一回父亲去游妙峰山,去了三天,赶着两辆大车回来了,车上各装了一棵白皮松,轰轰烈烈地进了胡同。看门老张站在门口望着这列车马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父亲则称赞这些松树珍贵,造型独特,让人赏心悦目。父亲找人在后院挖坑栽树,一通忙活,花钱不少,给我们家制造了一个“陵园”。母亲不便直说,很策略地提示,醇亲王在海淀妙高峰的墓冢也有很多白皮松,棵棵都无以伦比,价值连城。父亲说七爷是七爷的,他的是他的,他的树长大了也无以伦比,也价值连城……好在我们没有像扔羊一样扔树,那些来自西山的伟大的白皮松还没过夏天就死完了。我们家的后院成了柴禾堆,成了耗子、刺猬、黄鼠狼们的游乐场。

更有一回,人们传说清虚观出了大仙爷二仙爷,去顶礼膜拜者无数,说是灵验无比。仙爷们其实是两条长虫,深秋时节,长虫们要冬藏,不知还能不能活到明年,老道不想养了,父亲将仙爷们请回家来,也不供奉,只说是两条青绿的虫儿很可爱,就当是蝈蝈养着。仙爷们被安置在玻璃罩子里,放在套间南窗台上。没一礼拜,那两条长虫钻得没了影,害得一家大小夜夜不敢睡觉,披着被卧在桌上坐着……谁也不知道它们会从哪儿钻出来。

现在,父亲领回的不是羊,不是树,不是长虫,是一个人。

母亲脸色很平静,她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无论是羊是树是长虫还是人。

父亲身后的女人穿得很单薄,就是一件青夹袄,胳膊肘有两块补丁,挎着个紫花小包袱,冻得在微微颤抖,看得出她在克制着哆嗦,努力地使自己显得舒展。灯光下,女人的面部显得青黄黯淡,脸上从额头到左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这道痕迹使她的脸整个破了相,破了相的脸又做出淡淡的微笑,那不是笑,实在是一种扭曲,这让我想起京剧《豆汁记》里穷秀才莫稽的唱词,

大风雪似尖刀单衣穿透,

腹内饥身寒冷气短脸抽。

眼前这张脸大概就属于“气短脸抽”的范畴了。

戏里边金玉奴在风雪天为自己捡了个丈夫,在同样恶劣的天气里不知父亲为我们捡回个什么!

父亲将女人推到前边来,告诉母亲女人叫莫姜,是他在颐和园北宫门捡的,父亲特别强调了,他不把莫姜捡回来,莫姜今天就得冻死在北宫门,因为她已经无家可归了。父亲说得很轻松,就像他在外头捡了块石头,捡了块砖,自然极了。被叫做莫姜的女人头发花白,看上去有50多岁了,即便脸上没有疤痕,也说不上好看,一双单眼皮的眼睛细细的,低垂着,巨大的伤疤使她的脸变得狰狞恐怖,像是东狱庙里的泥塑。出于礼貌,莫姜抬起眼睛,轻轻地叫了声“四太太”,便收回目光再不言语。“四太太”是外人对我母亲的称谓,我父亲排行老四,人们都叫他“四爷”,母亲自然就是四太太了。母亲看莫姜头顶梳着发髻,没有缠裹过的脚上穿着一双烂旧的骆驼鞍毛窝说,你是旗人?

莫姜说是。说家住西陵常各庄,祖父是西陵的掌灯,是皇帝陵前负责点灯的包衣,祖姓他他拉,莫姜是她的名。母亲问她怎的没了住处,莫姜说原本在北宫门西边的西上村租了间房,今天到期了,房东把房收回去了。问她家里还有谁,莫姜说娘家没人了,她男人叫刘成贵,是厨子,前些年死了,她就一个人生活。母亲还想问她脸上的疤,张了张嘴,终没好意思说出来,莫姜窥出母亲的意思,淡淡地说这道疤痕是她已故的男人给她留下的,她男人脾气不好,那天正好在剁饺子馅,两口子拌嘴……其时就划了层皮,划在脸上就长不好了。

该问的都问了,该说的也都说了,经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母亲不再说什么,她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拒绝这个突如其来的莫姜,就像她没有理由拒绝那些羊和树。

父亲说晚饭他在老三那儿吃过了,只这个莫姜从中午就没有吃饭,让母亲给做点儿什么。母亲说厨房的火已经息了,柜厨里还有一碗豆汁稀饭,凑合一下吧。父亲说也好,莫姜却感到很不好意思,但也没有拒绝,看来是饿得很了。母亲端来了豆汁,就着房内的铁皮炉子热,那时候绝没有微波炉和电磁灶一类,想温点儿汤水什么的极难,母亲不可能为了一碗豆汁在厨房从新生炉子,那是一件太麻烦的事情。自从厨子老王回老家以后,我们家便是母亲下厨。母亲没有山东人老王的手艺,穷门小户的出身注定了她的烹饪范围离不开炸酱面,疙瘩汤,炒白菜,炖萝卜一类的大众吃食,这是我和父亲都不满意的,大家都格外想念回家探亲的厨子老王,盼着他早点儿回来。

母亲端来的豆汁是我晚上吃剩下的,父亲没在家吃饭,母亲便怎么省事怎么来,她在娘家的时候爱吃豆汁煮剩饭,就老腌萝卜,我们的晚饭便是豆汁煮剩饭,就老腌萝卜。豆汁饭酸馊难闻,老腌萝卜咸得能把人齁死,我吃了两口,不吃了。母亲却吃得津津有味,拿筷子点着我的碗说,吃得菜根,百事可做,人家古代贤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贤人都行,你怎就不行,难道你比贤人还贤?

我说我不当咸人,这老腌萝卜,看两眼就能把人咸个跟头,咬一口能给咸人当姥姥,咸人么,谁爱当谁当吧。母亲没办法,拿来点心匣子,让我从里边挑,我挑了块萨琪玛,拿了块槽子糕,正要向一块自来红月饼伸手,母亲说,够了!

现在,母亲把剩豆汁拿来给莫姜吃,多少有打发叫花子的意味,我都替母亲不好意思。莫姜自然不知道这些,双手接过了那碗温吞的,面目甚不清爽的豆汁,认真地谢过了,背过身静悄悄地吃着,没有一点儿声响。从背影看,她吃得很斯文,绝不像父亲说的“从中午就没有吃饭”。我想起了戏台上《豆汁记》里穷途潦倒的莫稽,一碗豆汁喝得热烈而张扬,又刮又舔,吸引了全体观众的眼球,同是落魄之人,同是姓莫的,这个莫姜怎就拿捏得这般沉稳,这般矜持。

喝完豆汁的莫姜坚持要自己把碗送回厨房,一再说自己在堂屋吃饭已经很失礼了,不能再让太太受累。母亲就领着莫姜到厨房,母亲和莫姜一走,父亲就对我说,这个莫姜,是北宫门卖花生米的。

北宫门是我熟得不能再熟的地方。

当时老三在颐和园里工作,颐和园东边有德和园,德和园内有大戏台,园东边夹道里有几个相同的小院,老三就住在其中的一个院里。院子挺大,房也高,前廊后厦,睡觉的雕花木炕嵌在北边墙里,这样的房子在有皇上那会儿不知道是给谁住的,现在住了园里的职工。没上学的时候我和父亲常到老三那儿闲住,父亲在园子里画画,我就满园疯跑,不到吃饭时候不回家。颐和园的自由岁月,充盈了我学龄前的大部生活,里面的犄角旮旯都被我“临幸”过不知多少遍,连园子里的松鼠和水牛儿我都认识。

出了老三的院门往北是个小城门,北边门楣上写着“赤城霞起”,南边是“紫气东来”,我很喜欢这两个词,认真地记了。上学后,教语文的高老师让用“来”造句,我造的就是“紫气东来”,老师瞪了半天眼,让我坐下了。我错了么?我一点儿没错!回家跟父亲学说,父亲说,丫儿这个句造得好!

老三家斜对面就是德和园大戏台,有时园子里给职工放电影,幕布挂在西太后看戏的颐乐殿前,我们则坐在大戏台上看,整个一个大颠倒。也有时,有业余的京剧团演出,水平极差,服装也是瞎凑合,演出场所却很辉煌,就是“龙会八凤”的大戏台,那些演员唱着唱着唱错了,竟然能回去重新出场,也没人叫倒好,哄然一笑罢了,都是自己职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时上头演的和下头看的还要说话。有回他们演《豆汁记》,排演了大半年,还借了一个外头的金玉奴。待那金玉奴一上场,竟让人大失所望,银盘大脸,高颧骨,大呲牙,屁股大得像碾盘,穿个小短袄,走起路像狗熊耍杈,这副尊容还要招赘英俊小生莫稽当女婿,我真要替那莫稽喊冤了。金玉奴形象不好,但唱得不错,

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

富与贵贫与贱何必忧愁,

我觉得这段原板很好听,是呀,只要人好,“狗熊耍杈”又有什么关系呢。演莫稽的小生很出色,把那碗金玉奴施舍的豆汁喝得淋漓尽致,跟真的似的。莫稽唱得也好,主要是嗓子亮,可惜,在戏里头是个坏人,他当了官就看不起金玉奴了。

演莫稽的是我们家老三。

老三那时还是单身,正跟三嫂子谈对象,他不会做饭,我们爷三个就在颐和园东南角的职工食堂吃饭。食堂的饭寡淡无味,比我母亲做得还糟糕,颐和园附近也没有好馆子,我们的饭就很成问题。老三每礼拜进城一趟,让我母亲做出一锅炖肉,路过“天福号”酱园,还要买两个酱肘子,一并带回颐和园。

颐和园东门是正门,有御道,有大牌楼,过去是皇上、太后必经之地,肃整严谨,御道旁边没有店铺,皇上倒了几十年还是如此,南边一个小学,北边一个医院,都是颐和园的附带建筑,目前改做别用。没有商店,真正想买东西得出北门,即北宫门,那里有几个小杂货铺,卖油盐酱醋,早晨还有些小商小贩,提些鲜藕嫩姜来卖,多是附近村里的农民。值得一提的是北宫门西北角有个卖火烧的老赵,我之所以跟他熟识是因为“天福号”酱肘子得用烧饼来夹,买烧饼的任务向来由我承担,父亲是不干此类事情的。严格说,老赵卖的是火烧而不是烧饼,北京人将烧饼、火烧分得很清楚,烧饼内里有芝麻酱,外表粘着芝麻,火烧是发面,内里只有花椒盐,外头不粘芝麻。火烧个儿大,烧饼个儿小,火烧二分钱一个,烧饼三分钱一个。老赵的火烧做得不地道,里头的面常常还是生的就出炉了,我问老赵怎净弄出些半生的玩艺,老赵说他自己就是半生的,他的老姓是爱新觉罗,正黄旗,正黄旗来烙火烧,能弄出个半生就不错啦。

还有一个给驴钉掌的,他说他是皇上的三大爷。

“皇上三大爷”送了我许多削下来的驴掌片子,我不知这东西有何用场,“皇上三大爷”说,难得的好肥呀,回去泡水浇花,一棵西藩莲能长得比北宫门的松树还高,花开得像石舫火轮船的轮子那么大。我回来找了个罐子泡驴掌,一日三遍地看,满屋腥臭。老三说可惜了那罐子,罐子是康熙青花。

我对北宫门的印象只有这些,并不记得有卖花生仁的女人。

父亲说莫姜的花生仁炒得好吃,脆香入味,咸甜适口,是泡过之后烤的,非一般拿盐土炒出的花生仁能比。父亲向来对炒花生仁情有独钟,我知道文人们都是喜欢吃花生仁的,大文人金圣叹,在含冤问斩前以花生米拌臭豆腐干就酒,为自己饯行。没吃几口,时辰已到,官方让他写遗书,金圣叹一挥而就,然后慷慨赴刑场。他儿子将遗物领回,打开遗书,发现遗书上写着“臭豆干臭,花生米香,香臭兼备,滋味胜似火腿强”。父亲的学问无法与“六才子书”的金圣叹相比,但对花生米的喜好上却如出一辙。大概是因了我的离开,父亲不得不亲自跑北宫门,跟那些推车卖浆者流打交道,处在饮食单调中的父亲,自然对花生仁产生兴趣,花生仁适了父亲的口,就把卖花生仁的带家来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

好在他没把“正黄旗”和“皇上的三大爷”弄回来。

母亲把莫姜安置在我的房里,我不愿意和生人睡觉,跟母亲提出,母亲理也没理。其实我们家的房子很多,三进的四合院,哥哥们都先后离开了家,大部分房都空着,母亲非要把卖花生仁的安插在我的睡榻旁边,不知安的什么心。老北京,谁住哪儿都是有规矩的,我们家太太(祖母)活着的时候住在北屋正房,父亲是儿子,儿子就得住在西屋,随时伺候着,随时请安,后头北屋空着也不能住。太太去世,父亲住正屋,哥哥们出去了我就住西屋,不能乱住。从里往外说,二门是垂花门,垂花门外南边是一溜倒座南房,是客人住的,有时候仆人们来了亲戚,也在南屋接待。大街门以内西南角是茅房,用月亮门隔成一个小院,与东南角的月亮门厨房小院相对,过去东南角厨房小院是厨子老王住的,西南角小院是女仆刘妈住的,茅房在院子里位于“煞位”,用屎尿压着,以恶制恶。与茅房相对的厨房,应着东厨司命的说法,将灶安在东南角,灶院北边有小门和正院东屋廊下相连,东屋是餐厅,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母亲没让莫姜住刘妈的旧屋说明她就没认可这个女人,没有给她任何身份,心内对她还存有疑虑和防范。

我极不情愿地把莫姜领进屋,母亲夹着刘妈用过的一套被褥跟进来,扔在外屋的小木床上,对我也是对莫姜说,就这么地了!

我的嘴撅得老高。

这是我的母亲的精明之处,小家出身有小家出身的心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