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王国甫家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使王家的境遇彻底发生了改变。
应该说，王家丹枫火柴厂的生意一直在赚，由原来的年生产2500万包扩大到了4000万包。我们家最关心火柴厂生产的是老张，几乎是见天在算他那十块钱的本金，这些年翻来翻去变成了多少。老张不止一次对母亲说他投到王国甫厂里的十块钱是母的，会下小钱，那十块钱在王国甫的钱窝里滚，跟滚元宵似的，越滚越大，怕有几百块了。是我们家老祖宗英明、有远见，老祖宗那时候就知道，仗再怎么打，世道再怎么乱，火柴厂是永远不会亏本的，老百姓离了什么都行，离了火柴不行，你总不能让人再回到钻木取火的年代去吧。
这天，从日本考察回来的父亲让老张给王国甫送“纳豆”，纳豆是日本饭桌上极普通的一种吃食，是一种发了酵的熟黄豆，粘乎呼，臭哄烘的，用稻草包了，捆扎成一个个小包，吃的时候挑在碗里佐以酱油和芥末，使劲搅动，成为一种粘稠的糊。父亲和王国甫都喜爱这口，就跟有些人喜好臭豆腐一样，不吃还难受，上瘾。纳豆制作工艺复杂，过与不及都不行，受发酵时日的限制，带到中国就显得很珍贵。我们家的人每当见父亲用筷子折腾那面目甚不清爽的纳豆，都用手捂了鼻子，不愿正视，父亲却说，越吃越香哪！
给谁谁不吃，母亲吩咐，连父亲吃过纳豆的碗也要单独涮洗，承受不起那臭。
父亲得了纳豆自然要和老同学分享，让老张坐洋车到箍筲胡同去，火速递达，免得过了火候。老张乐得办这件差事，他唐山老家的儿子定了亲，正想找王国甫把他火柴厂的股抽回来，给儿子盖房。
老张到王家送了纳豆，磨磨蹭蹭地不走，没话找话地搭讪。王国甫问老张是不是还有事，老张不好意思地问他现在在丹枫厂里有多少股了。王国甫说这得让管帐的算，就叫来了管帐的老张。管帐的老张给看门的老张一算，说看门的老张几年来在丹枫已经有了237股。看门老张问237股是多少，王国甫说不少了，在北京买三间南房够了。看门老张按捺不住喜悦说，三爷，我得谢谢您。西洋的规矩也不都是坏的，搁到厂子里，钱就能生钱，它就成活的了，比我辛辛苦苦看门强。
王国甫说，老张，你来不光是问我股份的吧？
老张很张不开口地说，乡下儿子要娶媳妇，我想拿这钱盖房……您刚才说在北京买三间南房都够了，要搁在我们乡下，盖三间北房它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王国甫说，想要抽股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老张说，当初您当着老祖宗的面说得好好儿的，存取自由，老祖宗能取，我咋儿就不行了呢！
王国甫说，老祖宗那是死了，你还活着。
老张急赤白脸地说，三爷您开始要是说人活着就不能抽股，我那十块钱也就不交给您了，买点儿大白萝卜吃我还下火呢，怎么一赚了钱章程就变啦！
王国甫说，丹枫的股东多啦，我不在乎你的237，要想抽股得递交申请，不是你们乡下的钱友会，你想怎的就怎的……
两人正在磨嘴，仆人说有军械局的人来找。老张赶紧起身告辞，被王国甫拉住说，你就坐这儿，抽股的事我还没给你话儿呢。
老张说，我在这儿不合适。
王国甫说，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一官僚和一军人进来。官僚姓赵，军人姓程，官僚留着锃光的大中分，军人穿着笔挺军服，好像都挺有来头。官僚谦恭地递上名片，军人脚后跟一碰敬了个军礼。
王国甫介绍老张说，这是老张，丹枫的股东。又对老张小声说，虽然没几股。
老张没经历过场面，汗也下来了，诚惶诚恐地说，我那叫什么股东。
赵官僚看在“股东”面上，跟老张点点头，欠欠身子，把老张弄得屁股差点儿没从椅子上溜下去。好在赵官僚没太在乎老张，对王国甫开门见山地说，现在的局势王三爷想必也知道，战争越打越紧，南边、北边还有东边，几路人马各不相让，北京这块风水宝地，谁占住了谁就是王。咱们的军队，武器是没的说，人家湖北那边供着家伙，永远使不完的家伙，可这火药还得咱们自个儿出，我们是想，您的丹枫生产火柴跟生产火药是一码子事，您要是把火柴改了火药，那利润是翻着倍地往上涨，这是一笔大生意啊，王三爷。
王国甫看着老张说，是啊，现在他哪儿不打仗呢？打仗比笼火做饭还家常便饭！
程军人说打仗也是一桩挣钱的买卖，能挣大钱！王阿玛说，不错，要不然怎么那么多人不爱干别的，他就专爱打仗呢。
赵官僚说，生产军火能发大财，而且来得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王三爷点个头，金条洋房那是小事，上边再委任个什么名分，大宗的钱还不是翻着跟头来。
王国甫说，老张，你看这头点还是不点呢？这里头也有你的股份，要发大财咱们一块儿发？
老张说，三爷，丹枫是您办起来的，您自个儿拿主意……您，您老跟我较什么劲！
王国甫坚持要听老张的主意，老张说钱是好东西，谁都爱，顺顺当当来钱谁都盼着。程军人夸老张看得明白，老张说，可我怕的是半夜睡不着觉。
王国甫会心一笑，说他跟老张一个毛病，越到半夜越精神，一趟一趟地起夜，晚上不敢喝水，什么天王补心丹，什么枣仁安神丸，一把一把地吃，都是白搭！老张说，在被窝里一个劲儿地放大屁！
王国甫说，臭得我不敢掀被窝！
两人说着笑起来，程军人也跟着一块儿笑。赵官僚的脸色不好看了。赵官僚让王国甫考虑考虑，他明天再来，听回话。王国甫说他明天陪太太上戒台寺看松树去。赵官僚说那就后天。王国甫说后天商会在鼓楼有活动，也没工夫。赵官僚问什么时候有工夫，王国甫说，这么着，什么时候我想把火柴改火药了，我自个儿上军械局找你们。
赵官僚告辞的时候让王国甫再考虑考虑，话里有话地说，王三爷，一步棋走错了，满盘皆输呀。
王国甫说，棋子儿输光了它还有棋盘呢。
老张回来跟我父亲学说这些情景，对自己在官僚面前过了回“股东”瘾大加渲染，又在门房一遍遍比划，让做饭的老王品评他够不够派头。到吃晚饭时候还在后悔，到王家送纳豆没有穿长衫。
我父亲听了老张的学说，半天没有说话，后来跟我母亲说，这个国甫，性情太直，怕要吃亏了。
母亲说，当局能把王三爷怎么着，三爷也没犯法。
父亲说，人心险恶。
那几天天气闷热闷热的，母亲说老天爷在憋雨，老张说只要雨一下来，潮白河就得发水，京东保不齐就得泡汤。下午的时候王利民来找我的三姐，没说两句话三姐就匆匆忙忙跟在他后头往外走。两个人被我母亲拦在门道，母亲问三姐干什么去，她说上陶然亭开会，母亲说陶然亭那个荒败的滥葬岗不是什么好地方，丫头家家的不能去。三姐坚持要去。我三姐的脾气很拗，我母亲的脾气更拗，推推搡搡硬是把三姐扣下了，把她锁在屋里，任凭三姐在里头跳着脚地喊叫，骂我母亲是封建专制，是法西斯帝。那时候我们家的人还不知道她偷偷加入了组织，跟王利民是一个支部的，只是觉得这个三丫头有点儿邪性。直到后来我的三姐被国民党抓了，才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
母亲和三姐在门道里拉扯的时候，王利民在旁边傻呆呆地看，他眼睁睁地看着三姐被母亲拽进了屋，只是摇头叹息。王利民对母亲说，伯母，您将来会对您今天的行为后悔的。
母亲说，我不后悔，我为王三爷没把你拦住后悔。
母亲对王利民自然没什么客气可言，自从他领着人和他爸爸在工厂里下过那场“老虎棋”以后，我母亲就对他没了一点儿好印象。那天王利民很无奈地走了，也就是说，那天在他们的支部会议上，缺少了一位宣传委员–我的三姐。
门口这样闹腾的时候，父亲正光着脊梁在书房考证他的版本，热出了一身痱子的父亲处在烦躁之中，在电扇的嗡嗡声中听了我母亲的讲述，发下命令，打折她的腿！
三姐的腿自然不会打折，愤怒中的她在房内高唱“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那歌声隔着窗户，后院都能听见。
晚饭没给三姐送去，母亲任着三姐使劲喊叫，说三姐得败败火。这就是母亲整治女儿的办法，把你一锁几天，磨你的性子，消你的锐气，不认错，不服软，不放你出来。父亲整治儿子们是脱衣推出，母亲的办法是上锁关押，一放一收，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闷热的三伏天，三姐被关在自己的小东屋里，那难受的情景我可以想见。北京人的传统，有钱不住东南房，即东屋和南屋是不宜住人的房屋，南屋见不着太阳，阴冷潮湿；东屋西晒，夏天整个大半天都在骄阳的烘烤中。三姐的居室实则是东厢房靠北的一间，东厢房在我们家是作为餐厅使用的，吃饭时间以外都空着，三姐房间的门开在餐厅里，这样的布局给她的活动增加了很多便利，她常在餐厅里会“朋友”。三姐牺牲后，她的房子一直空着，东屋夏天的热，常常让我望而怯步，有时母亲让我到东屋取东西，我总是快进快出，豁出一身热汗，换取一根小豆冰棍什么的。但是在当年，三姐被关在东厢房北边的屋里，小小的十几平方米，没有我后来的小豆冰棍，更没有北屋的电风扇什么的，让我觉得母亲的惩罚甚至比父亲更残酷。
被封锁的三姐到深夜才安静下来，大雨在快天明的时候终于下下来了，凶猛瓢泼，夹裹着隆隆的雷声，将天地混为一体。一道道闪电在瞬间闪烁，划出连接天地的蓝光，继而是振聋发聩的巨响。轰轰的滚雷声中传来沉闷的爆炸声，立刻东面轰隆隆红了半边天。
父亲披着衣裳站在廊子下往东看，东边雷鸣电闪，响成一片。
老张说，莫不是哪里在放焰火？
父亲说，不是什么好响动，让我想起了当年神机营军火库的爆炸。
第二天《晨报》上登出了：昨晚暴雨，城南三万户进水，北京倒塌房屋523间，淹死一人压死四人。
更可怕的是头条：丹枫火柴厂爆炸，厂房夷为平地，炸死工人12名。
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就像晚间的雷电击中了王国甫的头顶，将父亲的老同学彻底打懵了。一大早父亲就赶到王家，看门的说老爷半夜就到丹枫去了，现在还没回来。父亲又往丹枫赶，远远地看见他的同学站在还冒烟的废墟上发呆，周围扬起的灰烬带着残存的热气笼罩着他，他满身满脸烟土，欲哭无泪。父亲陪着他的同学足足站了一个时辰，王国甫才语不成声地说，它爆炸是早晚的事！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父亲劝慰他说，国甫，咱们从头来，咱们从头来还不行吗？
王国甫说，我有多少家当，经得起这么炸啊……
王利民领着一群厂里工人赶了来，王利民愧疚地说，爸，我们昨天……有事……
王国甫的态度十分冷淡，他看也不看儿子。父亲为了给王利民下台说，利民，你看看这……
王利民说，爸，怪我，我和工人们没把厂子保护好，让敌人钻了空子。
王国甫说，你斗争去吧，你罢工去吧！这是你最想要的结果，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