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问酒保：“能不能换个口味，给我弄点薄薯片？”
“什么意思？”
“就是像法国人那样，来点薄薯片。”
“没有，我们没有的。”
“但是菜单上说你们的薯片是手工薯片。”
“没错。”
“那，你们就不能切薄一点儿吗？”
酒保一向和蔼可亲的表情不见了。他看着我，就好像不确定我到底是书呆子学究呢还是傻瓜一个，或者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手工薯片的意思是厚薯片。”
“但是你要是手工切薯片的话，就不能切薄一点儿吗？”
“我们不切的，运过来就那样。”
“所以你们不在店里切薯片？”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你们称为‘手工薯片’的东西是在别的地方切的，而且很有可能是机器加工的？”
“你是地方议会的还是怎么的？”
“完全不是。我只是有点疑惑，从来都不知道‘手工’是指‘厚’，而不是‘真正由人工切’。”
“呃，现在你知道了。”
“不好意思，我刚刚只是没弄明白。”
我退回到自己桌子旁边，等着上菜。
就在那时，我看到他们五个全都走了进来，那个年轻护工陪着，我在维罗妮卡的车上见过这个人。路过我旁边时，那个徽章男停下来点了点头，猎鹿帽上几个徽章轻轻叮当作响。其他几个人跟在他后面。看到我时，艾德里安的儿子侧过身子，像是要离我远点，同时也离霉运远点。他们走到屋子另一边墙旁边，但并没有坐下来。护工走到吧台前，要了酒水。
我的鳕鱼和手工薯片来了，薯片是盛在一个金属罐里的，里面还包了一层报纸内衬。那个年轻人在我桌边停了下来，我当时可能在自顾自地傻笑吧。
“能跟您谈谈吗？”
“当然可以。”
我示意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他坐下的时候，我注意到，隔着他的肩膀，他们五个都在看着我，手里拿着杯子，但并没有在喝。
“我叫特里。”
“托尼。”
因为坐着，我们握手的样子很尴尬，手肘抬得老高。刚开始的时候，他保持沉默。
“薯片？”我问道。
“不用，谢谢。”
“你知不知道他们菜单上的‘手工’薯片，其实只是‘厚’薯片，并不是说它们就真的是人工切割的？”
这话一说，他看我的表情就跟那个酒保一样了。
“是关于艾德里安的事情。”
“艾德里安。”我又重复了一遍。我怎么就从来没想过他的名字呢？除了艾德里安，他还能叫什么呢？
“你的出现让他很不自在。”
“不好意思。”我回答道，“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让他不自在了。我再也不想烦谁了。永远不会了。”他看着我，好像在怀疑我这话是不是暗藏讥讽呢。“没事的。我不会再出现在他面前了。我吃完东西就走，以后你们谁也不会再见到我了。”
他点了点头。“介意跟我说一下你是谁吗？”
我是谁？“当然不介意。我叫托尼·韦伯斯特。多年前跟艾德里安的父亲是朋友。我们是同学。我过去也认识他母亲维罗妮卡，而且挺熟的。后来我们就失去联系了。不过过去几周我们又见了面。不对，其实应该是过去几个月。”
“几个月？几周？”
“没错。不过我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见维罗妮卡了，她不愿意再见我了。”我说这话的时候，尽量显得自己是在陈述事实，而不带有可怜兮兮的感觉。
他注视着我。“你应该理解我们不能谈论客户的过去。这事关客户隐私。”
“当然。”
“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些完全驴唇不对马嘴。”
我又想了想。“哦，维罗妮卡！不好意思，我想起来了，他——艾德里安——叫她玛丽。我猜她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自称玛丽吧。那是她的中间名。但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叫她维罗妮卡。”
越过他的肩膀，我看到他们五个都站着，焦急地看着我们，仍然没有在喝。我的出现让他不舒服，这让我觉得很羞愧。
“你要真是他父亲的朋友——”
“同时又是他母亲的朋友。”
“那我觉得你没搞清楚。”至少他换了个说法。
“我没有吗？”
“玛丽不是他母亲，是他姐姐。艾德里安的母亲大概半年前去世了。他受了很大打击，所以最近……才状况不大好。”
很机械地，我放了一片薯片在嘴里，然后第二片。薯片太淡了，这就是厚薯片不好的地方。里面土豆太多了。薄薯片不光外面很脆，盐分也分布得更均匀。
我能做的就只有跟特里握个手，然后把自己的承诺重复一遍。“希望他能好起来。我相信你们会把他照顾得很好的。他们五个看起来相处得很不错。”
他站起身来。“唉，我们尽力而为吧，但几乎每年预算缩减都会影响到我们。”
“祝你们好运。”我说。
“谢谢。”
结账的时候，我给了平时两倍的小费。至少这样我也算是有所帮助。
后来，回到家，花了点时间又把事情重新理了一遍，我总算搞清楚，弄明白了。我明白了为什么艾德里安的日记一开始就会在福特夫人手里，明白了她为什么会写下“附言：这听起来虽然有些奇怪，但我想，他人生的最后几个月是快乐的。”明白了第二个护工说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甚至明白了维罗妮卡说的“血腥钱”的意思。还有最后，给我看的那张纸上艾德里安的话的含义。
“那么，你如何表达一个包含b，a1，a2，s，v五个整数的累加赌注呢？”接着是几组公式，表示可能的组合方式。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第一个a是艾德里安，另外那个是我，安东尼——他以前正经点儿叫我的时候就这么叫的。b代表宝宝，而这个宝宝的母亲，年纪过大，生孩子相当危险。结果呢，孩子生下来就有毛病。现在这孩子已经是四十岁的大男人了，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叫他姐姐玛丽。我看着整个事件的责任链，在那儿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缩写。记得我在那封恶毒的信里还强烈建议艾德里安询问一下维罗妮卡的母亲。我又看了一遍自己的文字，它们将会永远阴魂不散地缠着我，就像艾德里安没说完的话一样。“因而，比如，假使托尼……”我知道自己现在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也补救不了了。
你的生命走向终结——不对，不是生命本身，而是其他什么东西：生命中任何改变的可能性的终结。你有一段漫长的暂停时间，足够让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还有其他什么事做错了吗？我想到了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一帮孩子；想到了一位年轻女子此生唯一一次起舞；想到了自己现在不知道或不明白的东西；想到了自己永远不可能知道也不会明白的东西；想到了艾德里安对历史的定义；想到了他的儿子把自己的脸塞进一堆加厚厕用纸里面就是为了躲开我；想到了一个女人无忧无虑、粗心大意地煎鸡蛋，其中一个碎在了平底锅里也不在意，然后还是同样那个女人，在阳光照耀的紫藤下偷偷做了个水平的手势。然后我想到了月光下，浪头汹涌而过，渐渐消失在了上游，后面跟了一群叽叽喳喳的学生，他们的手电筒光在黑暗中相互交织。
有累积。有责任。除此之外，还有动荡不安。浩大的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