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我系上了安全带。这次，维罗妮卡的停车技巧就是以大约二十英里的速度把两个前轮都开上路缘，然后狠狠地一脚踩下刹车。
“出去。”她命令道，直直地瞪着前方。
我点点头，解开安全带，慢悠悠地下了车。我拉着车门半天没关，只是为了最后再气气她。最后我说：
“这么开下去你会毁了轮胎的。”
她突然开走，车门猛地从我手里抽了出去。
坐火车回家途中我什么也没想，真的，只由着自己跟着感觉走。我甚至没去想我到底是什么感觉。直到晚上我才开始认真考虑白天的事儿。
令我自觉愚蠢且备感屈辱的主要原因是——就在几天前，我是怎么对自己描述那种心情的？——“永怀希望和信念”。还有此前的说法：“战胜某人鄙视的诱惑”。正常情况下，我并不觉得自己虚荣心很强，不过显然我比自己想象的要更自欺欺人。最初我只是想拿到分给我的遗产，但现在这份决心已经演化成了某种大得多的东西，某种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贯穿全部时间与记忆的东西。还有欲望。我曾以为——在我人生的某个阶段，我其实以为——或许我能回到起始，改变一切。我以为我可以让血液倒流。在虚荣心作祟下——即使我没有用比这更强烈的措辞——我曾自认为能让维罗妮卡再次喜欢我，自以为这么做很重要。当她在邮件里提到“善始善终”时，我全然没察觉到其中的嘲弄之意，反而把那当成了邀约，甚至是诱惑。
现在回头审视，维罗妮卡对我的态度一以贯之——不仅仅是最近几个月，而是这么多年来始终如此。她已发现我不合她意，更倾心于艾德里安，而且始终觉得这些判断颇为正确。现在我明白，这一切——哲学上也好，其他什么也罢——都是不言而喻的。可是，由于没看清自己的动机，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我也一心只想着向她证明她看错我了。或者，确切地说，我想向她证明，最初的时候——当年我们互相探索彼此的身体与心灵，她在我的书和唱片里发现自己中意的东西，她甚是喜欢我，把我带回她家——她对于我的看法才是正确的。我以为我能战胜她的蔑视，将懊悔还原为歉疚，并最终得到原谅。不知怎的，我被某些想法所诱惑，以为我们可以剔除大部分彼此的生活，可以切割录下了我们人生的那盘磁带，重回当年那一人生的十字路口，改走那条少有问津，或者说彻底无人问津的道路。然而，如此这般想入非非时，我把常识完全抛在了脑后。真是个老傻瓜啊，我自嘲道。没有比老傻瓜更傻冒的了：这是我早已去世的母亲生前在报纸上读到那些老男人的故事时经常嘟哝的一句话，那些个老头子会仅仅因为一个傻兮兮的笑容、一头染过的头发或是一对翘挺的乳房而迷上年轻女子，甚至不惜抛家舍业。不过，母亲倒没那么说，她说得要委婉些。而我呢，甚至不能拿陈词滥调来当借口，说什么我只是做了其他这个年龄的男人一样会做的寻常事。不，我可是个极品老傻瓜，可怜巴巴地将一腔爱慕倾注于那个世上最不可能接受它的人。
接下来的一周是我一生中最孤独的时光之一。似乎再也没什么可期待的东西了。我孑然一身，脑海里有两个清晰的声音在不断重复：玛格丽特的声音在说，“托尼，你现在得靠自己了”；维罗妮卡的声音在说，“你就是不明白……以前没明白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明白”。我知道如果打电话给玛格丽特的话，她绝不会雀跃欢呼——我知道她会很乐意答应像以前那样一起去吃顿午饭，我们可以一如既往地继续交往——这只让我感到更加孤寂寥落。忘了是谁说过一句话：活得越老，懂得越少。
不过，正如我一再强调的，我有求生自保的本能。事实上，相信自己有这种本能，几乎等同于真正拥有这种本能，因为这意味着你会如此行事。所以，几天后我重新振作了起来。我明白自己必须回到之前的状态，摆脱这一愚蠢、老朽的幻想。除了打扫自家的公寓和管理社区医院的图书室以外，我无论如何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嗯，没错，我还可以再回过神来专心考虑拿回我那份遗产。
“亲爱的杰克，”我写道，“关于维罗妮卡，不知你是否能再帮帮我。我觉得她差不多和以前一样神秘难解了。唉，我们什么时候能长进点呢？另外，说到我那老朋友的日记，就是你母亲在遗嘱里留给我的那份，目前为止冰层尚未融化。有什么进一步的建议吗？对了，还有个小小的谜团。几周前，我和维在城里吃了一顿愉快的午饭，之后她约我某天下午在北线上见面。她好像是想带我去见几个社区内照顾病员，但见完后她不知怎的就生气了。你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希望你一切顺利。祝好，托尼·韦。”
但愿这种友好的语气在他读来不像我感觉到的那么虚假诡异。接下来我又写信给冈内尔先生，请他为我代理福特夫人遗嘱的相关事宜。我悄然告诉他，近来我与遗赠者之女的来往可能引发某些变故，因此我觉得目前最好由一位专业人士致信马里奥特夫人，请求尽快解决此事。
我暗暗地沉浸于眷恋之中，向往昔道别。我想到维罗妮卡在翩翩起舞，头发披散在脸上。我想到她在向家人宣告“我要送托尼回房间”，然后对我低声耳语，祝我睡它个好觉，而我在她回到楼下之前就按捺不住地冲到小水池前手淫。我想到完事时自己手腕内侧闪着光，衬衫袖子卷到了手肘。
冈内尔先生回信说他会一一照办。杰克兄则一直没有回音。
我已注意到——呃，我会注意到的——只有上午十点到中午时分才有停车限制，估计是不想大家把车开进市区这里来，然后一整天都把车扔在这里再搭地铁去上班。于是这次我决定开车去，我开的是一辆大众波罗，车胎比维罗妮卡的耐用得多。在北环路上熬过了炼狱般的一个小时左右之后，终于到达目的地，我把车停在老地方，对着郊区街道上一个不算很陡的斜坡。傍晚的阳光照着水蜡树篱笆，上面的尘埃清晰可见。学童成群结队，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男孩子衬衫都没塞在裤子里，女孩子则穿着超短裙，很是挑逗撩人。很多人都在玩手机，有些在吃东西，还有一小部分在抽烟。我上学那会儿，人家跟我们说，只要穿着校服，行为举止就得符合规矩，不能伤风败俗。所以不能在大街上吃吃喝喝，谁要是被逮到抽烟，一顿教训肯定是少不了的。异性间亲昵举动当然也不行：当时紧挨着我们学校，有一所女子学校，宿舍也在我们旁边。一般她们都会早我们十五分钟放学，好让她们有时间离开，免遭那帮饥渴成性，“性”致勃勃的男同胞“捕食”。我就坐在那里回忆这些事儿，想着这些变化，却也没得出什么结论。我唯一关心的就是几周前我怎么会来到这条街上。于是我就坐在车里，把车窗摇下来，就那么等着。
大概过了两个小时，我就放弃了。第二天，第三天，依旧没什么收获。后来我就把车开到了大街上，那里有一个酒吧，还有一家商店，我把车停在外面。我等了一会儿，进到店里面买了点东西，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就开车回家了。我一点儿没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事实上正好相反——现在我的时间就是用来干这个的。而且后来证明那个小店蛮实用的，那一带从熟食店到五金店一应俱全。这段时间我在那里买了蔬菜、洗碗粉、肉片和厕用纸。我从提款机里取钱，还存了好多酒。没过几天，他们就开始叫我“老兄”了。
我也考虑过，要不要去区社会公益服务部问问社区温暖之家，有没有个全身挂满徽章的男人，但又觉得他们应该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人家要是问我：你问这个干吗？这第一个问题我就答不上来，我不知道我问这个干吗。不过就像我说的，我一点儿不着急。这就像不要难为你的大脑，硬是要求自己去记起什么。而我呢，我是不难为时间，不难为没准儿还会记起点什么，说不定还能想出个办法呢。
过了一段时间，我记起了偶然听到的那些话。“不行，肯，今天不去酒吧。星期五才是酒吧之夜呢。”于是，第二个礼拜五，我开车去了威廉四世酒吧，拿了一份报纸坐在里面看。迫于经济压力，此酒吧跟其他许多酒吧一样，也重新装修了。菜单上都是这个烧烤那个烧烤的，电视里低声播放着BBC新闻频道，到处都是黑板：一块黑板上宣传着每周一次的问答游戏之夜，另一块上面是每月一次的读书俱乐部通告，第三块讲的是下期的体育电视脱口秀明星，第四块上面是每日箴言，毫无疑问是从某本名言警句全集中直接摘录过来的。我一边做字谜游戏，一边慢慢喝了两杯，再没别人来。
到了第二个礼拜五，我想要不晚饭也在这儿吃了吧，于是就点了烤鳕鱼，手工薯片还有一大杯智利解百纳，吃得蛮好的。然后到了第三个礼拜五，我正在就着意大利干酪和胡桃酱吃通心粉，这时走进来两个人，一个走路一瘸一拐，另一个留着八字胡。他们熟门熟路地在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服务员给他们每人拿了半杯苦啤，然后他俩就若有所思地喝了起来。很显然，服务员对他们的要求都一清二楚。他们没有环顾四周，更没有直视他人；当然了，也没有人注意他们。大概过了二十分钟，一个妈妈模样的黑人妇女走了进来，她走到吧台付了钱，然后很温柔地把他俩带了出去。我一直都只是在观察，等待。没错，时间是站在我这边的。歌里唱得有时候还真是真理。
现在，不管是店里还是酒吧，我都是老顾客了。我既没加入读书俱乐部，也没参加问答游戏之夜，就只是坐在靠窗的一张小桌子旁边，研究菜单。我到底在期待什么？什么时候跟那个年轻护工搭个讪？我第一天下午来的时候看到他一个人看护他们五个人。又或者甚至跟那个徽章男聊聊，他看起来最和蔼可亲，容易接近。我可有耐心了呢，而自己竟然都没感觉，时间都懒得算了。后来，有一天傍晚早些时候，我看到那个女人领着他们五个走了过来。不知怎的，看到这个我竟然都没觉得惊奇。那两个常客进了酒馆，其他三个人跟女护工一起进了小店。
我站了起来，把圆珠笔和报纸留在桌子上，表明我还要回来。我在小店门口拿了个黄色塑料篮子，然后在附近慢慢晃悠。走道尽头，他们三人站在一堆洗衣液前面，围在一起很严肃地讨论应该买哪种。因为空间很窄，我过的时候很大声地说了一句“借过”，那个又高又瘦、戴眼镜的伙计立马就贴紧了厨房用具的架子，脸朝里面，其他三个人也都不说话了。我路过的时候，看到那个徽章男盯着我的脸看，我便笑着说了句“晚上好”。他继续盯着，然后又点了点头。我没再说什么，就回酒吧去了。
过了几分钟，那三个人也加入了喝酒的行列。女护工也走到吧台前面，点了东西。别看他们在大街上吵吵闹闹，一副小孩子气，到了小店和酒吧里面，却变得羞羞答答，窃窃私语起来。服务生给新来的人上了饮料。我感觉好像听到了“生日”这个词，不过也有可能是我听错了。我决定去点东西吃，因为去吧台的话，就可以接近他们。我其实没啥计划。后面来的那三个人还站着，看到我走过去，稍稍侧了一下身体。我又一次跟徽章男道了一声“晚上好”，声音透着愉悦，他的回应跟上次没什么变化。那个又高又瘦的家伙正好挡在我前面，我就停下来仔细看着他：大概四十来岁，身高六英尺多一点，肤色苍白，戴了一副老厚老厚的眼镜。我感觉到他很想转过身背对我。可是，他的举动却出乎我意料。他摘下眼镜，仔细看着我，棕色的眼睛泛着温柔。
几乎想都没想，我就轻轻对他说：“我是玛丽的朋友。”
我看着他，他先是微笑，然后就慌了。他转过身，轻轻呜咽着，拖着步子走到那个印度妇女身边，握住了她的手。我继续往吧台走，半个屁股坐在吧台椅上面，开始看菜单。过了一会儿才感觉到那个黑人护工站我旁边。
“不好意思。”我说道，“但愿我没做错什么。”
“这个可不好说。”她答道，“最好不要让他受惊吓，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我之前见过他一次，有一天下午跟玛丽一起过来的。我是她的朋友。”
她盯着我看，好像在评估我的动机和可信度。“要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你会理解的。”她轻声说道，“你会的吧？”
“是的，当然理解。”
事实上，我早就明白了。我根本不需要跟徽章男或是那个男护工打探消息。现在我明白了。
一切都写在了他的脸上。这种情况不常见，是吧？至少，对我来说不常见。别人说的话，我们听着，写的东西，我们读着——那就是我们的证据，那就是我们的佐证。但要是有人面部表情跟所说的话对不上，我们“审问”的是前者。眼神飘忽不定，突然泛起红晕，面部肌肉不由自主地抽搐——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伪善面目，虚情假意全都展露无遗，事实赫然呈现在眼前。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更简单。没有什么跟什么对不上，一看他的脸，我就什么都明白了，就这么简单。他的眼睛，从颜色到神情，他那苍白的脸颊，还有整个脸部的骨架结构。他的身高及其跟骨骼和肌肉这两者的比例，这些都是证据。他就是艾德里安的儿子。不需要出生证明，也用不着DNA测试——我分明看到了，也感觉到了。而且算算日子也对：他现在也该这么大了。
不过我承认，我第一反应想到的还是自己。我没办法不去想自己在给维罗妮卡的信中说的话：“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他发现你是个无聊鬼之前，你能不能怀上他的孩子。”其实我当时根本就没这么想——我不过就是一通胡乱攻击，想着法子伤害她。事实上，我跟维罗妮卡交往那么久，发现她有很多特点——魅惑迷人，神秘莫测，吹毛求疵——但我从来都不觉她无趣。即使是最近跟她交往，虽说形容词可能升级换代了——招人生气，固执己见，傲慢自大，仍不失魅惑迷人——但我还是不觉得她无趣。所以说，当时我的话是又假又伤人。
但这还没完。那时候想毁掉他俩，我还写过：“我隐隐希望你们有个孩子，因为我坚信时间是复仇大王。可是，报复必须有的放矢，那就是你俩。”然后我又接着写道：“所以我又不希望你们那样。倘若让某个无辜的胎儿发现它原来是你们俩的崽子——请原谅这一陈词滥调——让它遭受这样的痛苦，那未免太不公平。”从词源学上来说，“悔恨”这个词是指不断噬咬的动作，因为这种情绪会不断蚕食你。想象一下我再次阅读自己文字时那种被蚕食的感觉，那些文字，就好像古老的诅咒，而我自己却都不记得这事儿了。我当然不信——也没信过——诅咒这回事儿，这就跟说语言会引发事件一样。但是看着自己曾经说过的话随后变成现实——自己期待邪恶发生，而魔鬼就真的来了——这还是会让你直哆嗦，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另一个世界。年轻时候的我，诅咒他们，年老的我，见证了诅咒的结果，两个我心情却截然不同，这真够荒谬。要是一切开始之前，你能告诉我说艾德里安没自杀，而是跟维罗妮卡结了婚，生了个小孩，可能不止一个，再后来孙子孙女都有了，我应该会回答说：那太好了，我们分道扬镳，各走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可是现在呢，那些无谓的陈词滥调遭遇了不可改变的事实：报应在了那个无辜的胎儿身上。我想到在店里那个可怜巴巴、身患残疾的人，把自己的脸贴在一卷洗碗布还有一堆加厚厕用纸上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躲开我。唉，他的直觉是对的：我活该遭人嫌。要是人生真的奖励“德行”的话，我活该被人嫌弃。
就在几天前，我还对维罗妮卡抱有一丝幻想，还以此自娱自乐，而与此同时呢，又承认自从上次见她，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我对她的生活一无所知。现在，之前没问的问题，我也有答案了。她确实怀上了艾德里安的孩子，然后呢？——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能他自杀带来的创伤影响到了子宫里的孩子，她的宝宝被诊断出有点……什么呢？有点没法在社会中独立生活，不管是情感上还是经济上都需要持续不断的支持。我很想知道诊断结果是什么时候出的，是一出生马上就告诉她了呢，还是中间有几年的缓冲期，好让她觉得孩子在事故中幸存了下来，从中寻求安慰？但是知道以后呢？为了他，她牺牲了多少年华？可能打着什么低贱的短工，同时送他去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接着，设想他越长越大，也越来越难相处，最后她终于无力挣扎，叫社工把他领走了。想象一下她当时的感觉，那种失落感，挫败感，还有内疚感。而我呢，却因为女儿偶尔忘了给我发邮件就自己犯嘀咕。我还记得在摇摆桥第一次跟她重逢时自己那卑鄙的想法：她看起来有点寒酸，蓬头垢面，还觉得她难相处，不友好，而且毫无魅力可言。事实上，她答应白天抽时间见我，我就已经很幸运了。我还指望着她把艾德里安的日记给我？现在，我觉得她肯定早把日记烧掉了，站在她的角度看，我可能也会烧掉的。
没有谁可以跟我一起分担这些——就算有也只是一小会儿。就像玛格丽特说的那样，我只能靠自己——而且我也理应如此。尤其是考虑到我有一段过去，需要重新评估，而相伴左右的，除了悔恨，别无其他。重新思考了维罗妮卡的人生及其性格之后，我就不得不回到过去，跟艾德里安打交道。我这个朋友，可是个大哲学家，他凝视人生，断定任何有思想、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享有拒绝这一礼物的权利，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主动索求过这一礼物。而在过去的这几十年中，他那高贵的举动一次又一次凸显了大部分生命的妥协和渺小。所谓“大部分生命”，即我的生命。
所以他的这一形象便成了对我的谴责，伴随我度过余生。这种谴责已“离世”多年，却又如此鲜活，现在这一切都被颠覆了。“一流的学位，一流的自杀”，亚历克斯和我已达成共识。我所了解的艾德里安又是怎样的呢？把自己女朋友肚子搞大，却不敢面对后果，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选择了“走捷径”。其实那一步一点儿也不算什么捷径，那是对个性的最后声明，是同压抑它的普遍性背道而驰的。不过现在我得给艾德里安重新定位了，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引用加缪的负心汉了，不再是那个只关注自杀的哲学问题的艾德里安了，而是……什么呢？他不过是罗布森第二，亚历克斯过去还老说他“算不上什么专注情爱啊死亡啊这些事儿的货色”，但就是这个默默无闻的理科六年级学生自己选择离开了这个世界，只留下了一句“妈妈，对不起”。
那时候我们四个还老是猜罗布森的女朋友会是怎样的——从一本正经的处女到满身淋病的娼妇，全都想过了。但那时候，谁也没考虑过孩子啊，未来啊什么的。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我想知道罗布森的女朋友，还有他们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孩子妈妈应该跟我年龄差不多，很有可能现在还活着，那孩子现在差不多将近五十了。他还相信“爸爸”是意外去世的吗？也许他被人领养了，从小到大，都活在“自己是多余的”阴影中。但现在，被领养者都有寻找自己亲生母亲的权利了。我想象了一下那个尴尬又辛酸的母子重聚的场面，发现即使过了这么久，自己还是想去给罗布森的女朋友道个歉，说我们过去说她闲话，根本没考虑到她的痛苦和耻辱。我有点想要联系她，请她原谅我们多年前的错误——尽管这些事她当时根本就不知道。
然而，思虑罗布森和他女朋友，只不过是想逃避艾德里安这档子事。罗布森当时也就十五六岁？还跟父母一起住在家里，毫无疑问爸妈绝不是什么思想开明的人。要是他女朋友当时不到十六岁，估计同样也会面临强奸起诉。所以二者其实没什么可比较的，艾德里安已经是大人了，他没跟爸妈住一起，而且比可怜的罗布森聪明多了。再说了，那个时候，你要是把一个姑娘肚子搞大了，而她又不愿意做人流，你就得把她娶回家：那时候规矩就这样。然而，即便是这传统的解决方式，艾德里安都无法面对。“你觉得这是不是因为他太聪明了？”母亲有一次这么问，想故意刺激我。不是，跟聪不聪明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甚至跟道德勇气就更不搭边了。他并不是庄重地拒绝一件既存礼物，他害怕的是过道里的婴儿车。
像我这么一个日子一直过得谨小慎微的人，对人生又了解几何呢？我既没有尝过成功的滋味，也不知道失败的感觉，只是过一天是一天而已。跟其他人一样，我也有梦想，但却过早地接受了没能实现愿望的现实。我怕受伤害，称之为生存能力。我买东西付账，跟所有人都尽量友好相处，对我来说狂喜和绝望不过是曾在小说中读到过的两个单词而已。我所有的自我谴责，从来都不过是说说而已，没有带给我什么实际的痛苦。现在，我一边考虑这些，一边受某种特别的悔恨感折磨。一个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知道怎么逃避痛苦的人（这恰恰是受伤害的原因所在），最终还是受了伤。
“出去！”维罗妮卡发话了，她以二十英里每小时的速度把车开到了路缘上。现在我来说一下这两个字的言外之意：滚出我的人生，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要你走近我的人生。我根本就不该同意见面，更别说一起吃午饭，带你去见我儿子了。出去，给我出去！
我要是有她地址，肯定会正儿八经给她写封信的。我给邮件加了个标题“道歉信”，然后又改成了“道歉信”，但又觉得看起来过于醒目，于是又改了回去。邮件中我说得很坦率，也很直接。
亲爱的维罗妮卡：
我知道你是最不想收到我的来信的，但我希望你能把这封信看完。我并不指望你回信。但我最近重新考量了一些事情，觉得应该跟你道个歉。我并不指望你因此对我的看法有所改观，但也几乎不可能更糟了。我写的那封信，真的是不可原谅。我只能说，当时那些恶毒邪恶的话都是一时冲动，过了这么多年，我再次重读那些话，真的是大吃一惊。
我也不指望你把艾德里安的日记交给我。要是你已经把它烧了，这事儿我们就不再提。要是还没烧，很显然它应该由你保管，因为那是你孩子父亲写的东西。我也很困惑你母亲为什么一开始会把它留给我，但这些都不重要了。
很抱歉我这么烦人。当时你想告诉我什么事的，而我自己太笨了，一直都没明白。如果还有可能的话，希望你们母子能平平静静地过日子。任何时候，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希望你能尽管开口。
托尼
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虽说没有我期待的那么好，但至少每个字都是真心实意的，没有隐藏的动机，也没暗自期待这封信能给事态带来什么变化。我没想要日记，没想要维罗妮卡对我的看法有所改观，甚至都没想她接受我的道歉。
邮件发完之后，我也说不好自己到底是感觉好点了呢，还是更糟糕了。其实我没太多感觉，只是筋疲力尽，好像被抽空了一样。我无意告诉玛格丽特这件事。更多时候我想的是苏茜，想到了她后天的情感构成，正是这一构成决定了她的人生路程。这个曾经的小孩子，小姑娘，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还想到了那些孩子四肢健全、大脑正常的父母该有多幸运啊。就像一位诗人曾经对新生儿的祝福那样：愿你此生普通如常。
我的生活在继续。不管是生病的，正在恢复的，还是时日无多的，我都向他们推荐书籍。自己也读一两本。我把垃圾拿出去再利用，写信给冈内尔先生叫他不要再纠结日记的事了。一天下午，心血来潮，开车沿着北环路走，买了点东西，在威廉四世酒吧吃了晚饭。店里的人问我是不是去度假了，我说是，酒吧里的人也问我是不是去度假了，我说没。答案一点也不重要，其实本来重要的事就没多少。我想了想过去这么多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而我自己做过的事却是少之又少。
一开始我以为只是一封旧邮件，不小心被重发了一次。但是我的标题“道歉信”还留在那里，下面是我的邮件内容，还没删除。她这样回复：“你还是不明白。你从来就没明白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明白。所以干脆就别试了吧。”
这封信我就放在收件箱里没删，偶尔会再看一下。要不是已经决定死后要火葬后撒骨灰，我都可以把那句话当墓志铭刻在石头或大理石墓碑上了：“托尼·韦伯斯特——从来都不曾明白过”。不过这是不是有点夸张，甚至有点自怨自艾。要不“现在他孑然一身了”怎么样？这个应该好点，也更真实。要不或者我会写“每天都是星期天”。
偶尔我也开车去小店和酒吧转转，这两个地方总是让我感觉很平静，而且给我一种目标感，也许这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正儿八经的目标了，虽说这听起来有点怪异。跟之前一样，我从没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现在我的时间就该用来干这个。而且这两个地方的人都很友好，至少比我住的地方的酒吧和小店里的人友好。我没啥计划，不过这也不新鲜，这么多年来我都没啥“计划”。而我对维罗妮卡旧情复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算不上什么计划，更多的是一种短暂、病态的冲动，是短暂羞辱史上的一个附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