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了吗？去葬礼？”
“没邀请我。也没邀请科林。只有家人，没别人。”
“你认为呢？”
“那是他们家人的权利，我想。”
“不是，不是关于那件事。我是说他的那番解释。”
亚历克斯喝了一口啤酒。“真是不知道该说真他妈的好带劲，还是真他妈的好可惜。”
“现在呢？想好了吗？”
“呃，两者都有点儿。”
“我想不通的是，”我说，“自杀是自身的某种完满——我并不是说关注于自身，你知道的，只是涉及到艾德里安——还是某种对他人暗含的嘲讽呢？嘲讽我们。”我看着亚历克斯。
“呃，两者都有点儿。”
“你能说点别的吗？”
“我在想他的哲学教授会有何感想。他们会不会觉得多少要负些责任。毕竟是他们训练了他的头脑。”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他死前三个月。就在你坐的那个地方。所以我才建议咱们在这儿会面。”
“他是要去奇斯尔赫斯特。他看上去怎么样？”
“很开心。很快乐。跟他平时一样，只是状态更好。我们告别的时候，他说他恋爱了。”
那个臭娘们，我暗自想道。如果说这世上有哪个女的会让男人爱上她，仍然觉得生不如死，那这个女人非维罗妮卡莫属了。
“他没有说说有关她的事？”
“什么都没说。你也知道他就那样。”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我给他写信叫他滚出我的生活？”
“没有，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什么不奇怪，是我写的信，还是说他没有告诉你？”
“呃，两者都有点儿。”
我用拳头捣了亚历克斯一下，刚好弄洒了他的啤酒。
刚到家还没来得及回想刚才听到的事情，就得抵挡老妈的一个个问题。
“打探到什么消息了？”
我给她讲了讲来龙去脉。
“那些可怜的警察肯定很不爽，他们得处理这些事。他是不是有‘女朋友问题’了？”
我心里有点想要说：那还用问——他在跟维罗妮卡交往。但是我只是说了句：“亚历克斯说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很开心。”
“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我跟她短话短说，哲学家的名字都没提。我极力解释他是要拒绝一件他本不想要的礼物，是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接受。老妈听着这些，频频地点着头。
“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吧。”
“何出此言，妈？”
“他太聪明了。如果一个人聪明到了那个份儿上，自己早晚得把自己绕进去。肯定早忘了常识是什么了。其实是他的脑袋瓜让他失常了，所以他才会自杀。”
“是的，妈。”
“你也这么说？你意思是你也同意？”
要控制住我自己的脾气，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回答她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对艾德里安的自杀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的思索。我自己当然没指望他会给我一封绝别信，只是为科林和亚历克斯感到些许失望。我现在该如何看待维罗妮卡呢？艾德里安爱她，却选择了自尽：这要作何解释呢？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初恋即使没有走到最后——或许，尤其是没有走到最后的初恋——才证明、证实了生命的存在。而且，尽管在随后的几年中你的想法兴许会变，直至我们中的一些人完全对初恋不再抱有幻想，但是，当初恋的火花迸发之时，那是无与伦比的，是不是？你赞同吗？
但是，艾德里安不认同。也许如果他另有所爱……也许并非如此——亚历克斯不是说了，他最后一次见到艾德里安，他的情绪很好。难道是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什么大事？但就算真的出了什么事，艾德里安肯定会在遗书里有所提及。他是我们这几个人里最较真、最有哲学家思想的：遗书里他写明的原因，就肯定是他自杀的真实原因。
至于维罗妮卡，我一开始觉得她没有救艾德里安，很怪罪她，后来又觉得她可怜：看她趾高气扬地攀了高枝，可最后却碰上这样的事儿。我是不是应该向她表达哀思？那她肯定会觉得我很虚伪。如果我联系她，她要么会对我不理不睬，要么就会扭曲事实，那样我更没办法理清头绪了。
最终我理清了头绪。也就是说，理解了艾德里安的解释，尊重他自杀的那些理由，也很钦佩他。与我相比，他更有思想，性情更严谨；他的思维富有逻辑，而且会依自己的逻辑思维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却恰恰相反：往往我们是做出一个本能的决定，又依此建立起一系列的大道理来解释自己的决定。然后把这结果称为常识。我是不是把艾德里安自尽的行为看作是对我们的一种隐含的批评？不。或者至少可以说，我确信他的本意并非如此。艾德里安也许很吸引人，但他从未表现得好像他需要门生信徒；他坚信我们都是人人为己考虑。如果他还活着，那么他会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享受生活”，或是想要“享受生活”吗？也许会；也许他还会意识到自己无法言行一致，而备感内疚与懊悔。
可上面的任何一种假设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即，如亚历克斯所言，他的离世太他妈的可惜了。
一年之后，科林和亚历克斯提议大家聚个会。艾德里安的祭日那天，我们三个相约在查令十字酒店喝酒，然后去吃了印度菜。我们想缅怀和追忆我们的朋友。我们记起他和老乔·亨特说他失业了，还说起他给菲尔·狄克逊讲爱神与死神。我们讲起过去的事情，已经像在说故事一样了。我们忆起大家庆祝艾德里安获得了剑桥的奖学金。我们说着说着，发现他虽然去过我们家里，我们却从没去过他家；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问过？——他的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酒店的酒吧里，用红酒敬了他，吃过饭后又用啤酒敬了他。吃完饭走出来，我们互相拍了拍彼此的肩膀，并信誓旦旦地说这样的聚会以后每年都要搞一次。但其实那时我们的人生已经奔向了不同的方向，共同缅怀艾德里安已不足以将我们连在一起。也许他自尽一事毫无隐秘之处，所以结案就比较容易。当然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的。但是他的自尽更像是一个范例，而不是一场“悲剧”——像《剑桥晚报》上按惯例所称——于是他很快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隐入了时间与历史的凹槽之中。
那时，我已经离开家，开始在艺术管理局实习。后来我认识了玛格丽特；我们结了婚，婚后三年苏茜出生。我们贷了一大笔款买了栋小房子；每天都要搭公交去伦敦上班。实习期结束后我继续从事那份工作。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某位英国人曾说，婚姻就像是一顿冗长而无聊的饭局，最先上的是美味的布丁。我觉得这种说法未免太愤世嫉俗了。我陶然于婚姻之中，不过也许有些太过安静——太过太平——但我感觉这没啥不好。结婚十来年以后，玛格丽特移情别恋，爱上一个开饭店的家伙。我不太喜欢他——他的手艺更不敢恭维——怎么可能会喜欢他，是不是？我和玛格丽特共同抚养苏茜。值得庆幸的是，我和她妈妈的分手对她的影响似乎并不大；我现在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把那套伤害理论用在她身上。
离婚之后，我有过几次艳遇，但都没有认真对待。我总会把自己新交的女朋友告诉玛格丽特。那时候跟她讲一讲好像是件很自然的事儿。现在，有时候我在想当时我是不是想让她吃点儿醋；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这样一来，新发展的恋情就没法儿变成正式的男女关系了。在我这更加空荡的生活里，我又开始想出各种各样的主意，都被我称之为“项目”，也许这样听起来可行性更大一些。但其实这些项目没有一个付诸实施。唉，也无所谓了；其实我的人生故事本来就没什么所谓。
苏茜也长大了，人们都开始管她叫苏姗了。她二十四岁的时候，我挽着她的手臂，将她送入婚姻的殿堂。肯是一名医生；现在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钱夹里这两个孩子的照片，看上去总是比实际年龄要小。我想，这也正常，如果不说“哲学上”“不言而喻的”的话。但你会发现，你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们长得太快了，是不是？”但其实你真正的意思是：对我而言，如今时间流逝得更快了。
玛格丽特的第二任丈夫还真不那么太平：他又找了一个和玛格丽特长得很像的女人，但关键的是人家比她要年轻十岁。我和她的关系依然不错；家庭聚会上常常相见，有时还会一起吃顿饭。有一次，几杯酒过后，她颇为感伤，提议我们二人不如重新走到一起。按她的话说，怪事情发生了。毫无疑问，确实奇怪，但是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很享受一个人的孤寂。也许我不够怪异，不想做那样的事情。有一两次我俩谈起一起去度个假，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指望对方去谋划此事，去订机票、挑酒店什么的。所以度假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公寓自己住着。有三五酒友，若干女性朋友——当然都是柏拉图式的。（她们也与本故事无关。）我是本地历史社团的一名成员，但不像某些人那样对拿金属探测仪发掘古董兴致盎然。前一阵子，我志愿去管理本地医院的图书室；每天就穿梭在各个病房间，送书、收书、向病人们推荐图书。有了这个差事，我可以出去走走，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总归是好的；而且我还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当然都是些病人；有一些已是奄奄一息。这样也好，至少轮到我的时候，这个医院的环境我已经熟门熟路了。
这也是一生，不是吗？些许成就，些许遗憾。我自觉生命很有趣了，不过，要是别人觉得我此生乏味，我也不会抱怨或感觉意外。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艾德里安明白自己在干什么。这倒不是说我会为了什么事而错过我自己这一生的，你应该能理解。
我幸存了下来。“他活了下来，向别人讲述这一切”——人们这样说，对不对？现在我明白了，历史并不像我曾经巧舌如簧、信誓旦旦地对老乔·亨特说的那样是胜利者的谎言；我现在明白了。历史其实是那些幸存者的记忆，他们既称不上胜者，也算不得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