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我们当然自命不凡——人不轻狂枉少年。我们使用“世界观”、“狂飙突进运动”这类术语，喜欢说“从哲学上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并且相互安慰说，想象力的第一要务乃是逾矩犯规。我们的父母看事物的角度却不一样。在他们心目中，孩子是突然暴露在毒流中的无辜婴孩。因而，科林的母亲总称我为他的“黑色天使”；父亲发现我在读《共产党宣言》时，就责备亚历克斯；亚历克斯的父母撞见他拿着一本冷硬派美国犯罪小说时，他们就归咎于科林。如此云云。说到性事，也是一样。我们的父母们深恐我们互相毒害，变成他们最害怕的那号人：无可救药的手淫狂，楚楚动人的同性恋，处处留情的浪荡子。为了我们，他们怕少年间的亲密友谊，怕火车上陌生人的巧取豪夺，怕坏女孩的诱惑勾引。他们如此忧心忡忡，远远超出我们的实际经历。
一天下午，老乔·亨特仿佛想回应艾德里安早先的挑战，叫我们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各抒己见：具体而言，作为始作俑者，杀害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刺客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那时候，我们大多是绝对主义者，只喜欢对与错，褒与贬，有罪与无辜——或者，就马歇尔而言，动荡不安与非常动荡不安。我们喜欢有输赢结局的游戏，不喜欢平局。因此，对某些人而言，那位塞尔维亚枪手——我早就忘了他的名字——负有百分之百的个人责任：剔除了他，这场战争就绝不会发生。其他人更倾向于百分之百的历史潮流责任论，即认为敌对国的冲突无可避免：“整个欧洲就像个一触即发的火药库”，此类论断，不一而足。更有无法无天者，比如像科林，他坚信一切都由偶然所致，整个世界都存在于一种永恒的混沌状态，只有某种原始的讲故事本能——毫无疑问，此本能本身乃是一种宗教遗风——以回溯的方式将意义加诸于那些本该或本不该发生的事情。
对于科林这种试图否定一切的论断，亨特只是轻轻地点点头，仿佛病态的怀疑是青春期一种自然而然的副产品，长大了也就渐渐好了。老师和家长老是说他们也曾年轻过，所以他们的话颇具权威，这样的念叨很烦人。他们坚持说，这不过是阶段性的罢了，你总会长大成熟的；生活会教会你什么叫现实，什么叫务实。但是那时候我们拒绝承认他们曾经有一丁点儿像我们，而且我们坚信自己能够把握人生——还有真理、道德和艺术——跟这些已经妥协的年长者比起来，我们看得更清。
“芬恩，你怎么这么沉默？是你起的头。你堪称是我们的‘塞尔维亚枪手’。”为了让大家领会这个隐喻，亨特顿了一顿，“可以说说你有何高见吗？”
“我不知道，先生。”
“还能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吗？”
“呃，某种意义上说，我无法知道我到底什么不知道。从哲学上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也稍稍停顿了一下，让我们再次纳闷他是在隐隐嘲讽呢，还是在故作严肃。“说实在的，这整个追究责任的行为难道不就是一种逃避吗？我们责备某个个人，目的就是为其余人开脱罪责。或者呢，我们归咎于历史进程，为一个个个体免责。抑或将一切归咎于一片混沌，结果也是一样。在我看来，似乎有——或者曾经有——一条个体责任链，所有责任不可或缺，但此链并非无限之长，不然谁都可以轻率归咎于他人。当然，我想要追究责任，这或许只是反映了我本人的心境，并非对事件的合理分析。先生，这不就是历史的核心问题之一吗？这是个主观阐释与客观阐释的问题，即我们必须了解历史学家的历史才能理解此刻摆放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版本。”
全场默然。不，他不是在说笑，一点玩笑的意思也没有。
老亨特看了看表，微微一笑。“芬恩，我五年后就退休了。如果你愿接手，我非常乐意引荐你。”他也不是在开玩笑。
一次晨间集合时，校长庄重宣告了一条沉痛的消息：理科六年级的罗布森在上周末离开了这个世界，校长平常只在宣布开除学生或体育竞赛惨败时才会用如此庄重的口吻。在一片喃喃低语中，他说罗布森的离世好似一朵盛开的花儿溘然凋零，他的离去是我们整个学校的一大损失，我们都会象征性地参加他的葬礼。事实上，我们真正想知道的事情他一件也没说：罗布森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如果是谋杀的话，凶手是谁。
“爱神和死神。”第一节课上课前，艾德里安评论道，“死神又一次得胜。”
“罗布森不是爱神或死神会眷顾的那种人。”亚历克斯告诉他。我和科林点头表示赞同。以我们和他同窗数年的了解来看，他是一个沉稳而缺乏想象力的男孩，对艺术毫无兴致；他缓步前行，从没冒犯任何人。可是现在他以早逝而留名于世，却冒犯了我们。确然是一朵青春之花：而我们所知的罗布森是一棵平凡无奇的蔬菜。
我们没有听人提及疾病、自行车事故、煤气爆炸一类的字眼。几天后，数学六年级的布朗传出了官方无法提供也不愿提供的流言：罗布森弄大了他女朋友的肚子后，在阁楼上吊自杀，尸体两天后才被找到。
“我压根儿也不会想到他竟然知道怎么上吊自杀。”
“他是理科六年级的啊。”
“可是你得打一个很特别的滑结吧。”
“那是电影里和依法处决时才有的情景。其实用普通的结就可以了。只是窒息的时间要长一些而已。”
“你觉得他女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们考虑了几个能想到的可能：循规蹈矩的处女（现在不再是了），放荡的售货员，有经验的妇女，性病缠身的妓女。我们乐此不疲地议论着，直到艾德里安转移了我们的兴致。
“加缪说，自杀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哲学问题。”
“除了伦理，政治，审美，现实性还有其他一切。”亚历克斯的反驳甚是尖锐。
“唯一的、真正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其他一切问题均依赖于此。”
对罗布森自杀事件做了详尽分析之后，我们断定，他的自杀只有在算术的意义上才具有哲学意蕴：他即将在世界总人口数上再增添一位，所以才觉得保持地球人口总数恒常不变是他的道德义务。但是，在其他所有方面，我们认为罗布森都让我们备感失望，也辜负了严肃思考。他的行为无关哲学，简直是自我放纵，且不具艺术美感：换言之，是极端错误的。至于他的遗言——根据传闻（依然来自布朗），为“妈妈，对不起”——我们感觉它错失了一次强有力的教育机会。
也许，如果不是因为一件至关重要且无法更改的事实，我们也不会对罗布森如此严苛。事实就是：罗布森和我们年龄相仿，在我们看来，他其貌不扬，毫无出众之处，可他不仅与一位姑娘发展了一段地下恋情，而且还生生地把她上了。操他个混蛋！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所有人连追求女生的失败经历都没有？起码这种经历会给我们带来耻辱，而耻辱可以增添我们的智慧，给我们吹嘘的资本（“其实呀，当时她的原话是‘穿着帅气帆布鞋的脓包傻瓜’。”）从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得知，爱情总是与痛苦密不可分，只要有一个暗藏的甚或可想而知的前景，即爱情也许已悠然来临，那么我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去体验痛苦。
这就是我们的另一大恐惧：人生不会和文学一样。看看我们的父母吧——他们难道是文学的产物吗？他们充其量不过是旁观者和看客，是社会背景的一部分，烘托那些真正重要的大事件。比如说呢？文学的旨趣所在：爱，性，道德，友谊，幸福，痛苦，背叛，通奸，善与恶，英雄与恶棍，有罪与无辜，野心，权势，正义，革命，战争，父与子，母与女，个人与社会，成败，谋杀，自尽，死亡，上帝。还有仓鸮。当然也有其他文学种类——理论性的，自我指涉的，多愁善感自传型的——但这些不过只是干涩的意淫。真正的文学关涉人的心理、情感和社会现实，通过主人公的行为和反思得以展现；小说描写的是人物性格在时间长河中的发展历程。反正这是菲尔·狄克逊告诉我们的。除了罗布森以外，仅有一个人的生活像小说一样跌宕起伏，这个人就是艾德里安。
“你妈为什么离开你爸？”
“我不知道。”
“你妈外面有人吗？”
“你爸被戴了绿帽子？”
“你爸有没有情妇？”
“我不知道。他们说我长大了就会明白的。”
“大人们老是这么承诺。那为什么不能现在就解释呢？我往往这样反问。”其实我从来没说过这话。而且，据我所知，我家没有任何秘密，这让我感觉无比羞愧和失望。
“可能你妈在外面有小白脸呢？”
“我怎么知道？我们从来不在她那儿见面。一般都是她来伦敦。”
这真是没救了。在小说里，艾德里安才不会逆来顺受呢。如果主人公的行为举止并不让人觉得他在小说里，那么拥有一个戏剧化的人生又有何意义呢？艾德里安应该八卦一些，或者省下所有零花钱聘请个私人侦探；也许我们四个早该主动出击，展开一段“揭示真相之旅”。又或者说，这是否太像一个小孩子的故事而非文学作品？
那年的最后一堂历史课上，一直谆谆诱导、带领他那昏昏欲睡的学生穿越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以及帝国兴衰的老乔·亨特，邀我们一一回顾这几百年来的风云历史，并尝试得出结论。
“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开始，即，什么是历史？你有何想法，韦伯斯特？”
“历史就是胜利者的谎言。”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答道。
“是啊，我就担心你会这么说呢。呃，只要你记住，它也是失败者的自欺欺人。辛普森？”
科林显然比我更加胸有成竹。“历史是一块生洋葱三明治，先生。”
“何以见得？”
“因为它一个劲地重复，先生。就像打嗝似的。这一年来我们已经看了一遍又一遍。总是那套把戏，一直都在专制与反抗、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贫穷之中徘徊。”
“一块三明治夹的东西还蛮多的嘛，你说呢？”
我们哄堂大笑，到了期末，大家都显得有些歇斯底里。
“芬恩，你呢？”
“‘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
“确实是这样吗？你从哪里找到这句话的？”
“拉格朗日，先生。帕特里克·拉格朗日。是个法国人。”
“我早该猜到了。你能否为我们举个例子？”
“罗布森的自杀事件，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