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虽然次序不定：
——一只手的手腕内侧，闪闪发光；
——笑呵呵地把滚烫的平底锅抛进了水槽里，湿漉漉的水槽上顿时蒸汽升腾；
——一团团精子环绕水池出水孔，然后从高楼的下水道一泻而下；
——一条河莫名地逆流而上，奔涌跃腾，在六束追逐的手电筒光线照射下波光粼粼；
——另一条河，宽阔而灰暗，一阵狂风搅乱了水面，掩盖了河的流向；
——一扇上了锁的门后，冰冷已久的浴水。
这最后一幕我没有真正见过，但是，你最后所记得的，并不总是与你曾经目睹的完全一样。
我们生活在时间中——时间掌控并塑造我们——但我感觉自己从未很好地理解时间。当然，我并不是指那些关于时光弯曲和折回的种种理论，或者可能存在于他处的平行世界。不，我说的是一般的日常时间，钟表用滴答、滴答之声来告诉我们正在悠悠逝去的时间。还有什么比秒针更貌似真实的吗？然而，只需寥寥的愉悦或痛苦，我们就能体会到时间的韧性。某些情感会促其加速，而另一些情感又会让它放缓脚步；偶尔，它好像不知去向——直到最后时刻，它真的猝然失踪，一去不复返。
我对学生时代兴味索然，毫无怀恋之意。然而，学校是那一切开始的地方，所以我得简要地重提那几件演化成趣闻的事情，回溯某些模糊的记忆，时间已将它们扭曲变形，使我笃信不疑。假如我对实际发生的事件不再能确信，我至少可以对那些事实所留下的印象有十足的把握。那是我最大的能耐了。
我们这个小团体本来有三个人，他加入后就变成了四个。我们三个本是个铁三角，他的加入让我们始料不及。拉帮结派是很早以前的事儿啦，我们都已经开始想象着逃离学校，走向人生舞台。他名叫艾德里安·芬恩，一个高挑而羞涩的男孩，起先总低着头朝下看，什么都放在自己心里。刚开始那一两天，我们几乎都没注意到他：我们学校从来不搞欢迎仪式，更不必说其反面了——新生惩戒仪式。我们只是意识到他在那儿，然后就等着。
相比我们，老师们对他兴趣更浓。他们得慢慢发掘他的才智，锻造他的纪律意识，评估他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看看他是不是一块“可获奖学金的料子”。在那个秋季学期的第三个早晨，我们有一堂老亨特的历史课。乔·亨特身着三件套西装，显得既和蔼可亲，又诙谐讥诮。他的管控之道在于让课堂保持足够无聊，但又不过度无聊。
“好了，你们应该还记得，我要你们预习一下亨利八世统治时代的历史。”我、科林和亚历克斯面面相觑，希望这问题不要像个钓鱼钩一样甩落在我们某个人的头上。“谁愿意描述一下那个时代？”其实，他自己已从我们躲闪的目光中获取了答案。“好吧，要不就马歇尔吧。你会如何描述亨利八世统治时代的历史呢？”
如释重负的感觉压倒了我们的好奇心，因为马歇尔这个人一问三不知，连自己的无知都不知道如何掩饰。他思忖了一下这个问题中可能隐含的复杂之处，终于给出了一个答复。
“那时候动荡不安，老师。”
全班哄堂大笑，连老亨特都差点儿笑出来。
“你能不能更详细地阐述一下呢？”
马歇尔缓缓点头，表示同意。他又思考了一会儿，终于觉得不能再犹豫了。“老师，当时非常动荡不安。”
“好吧，芬恩，你来回答。这段历史你熟悉吗？”
这位新来的男生坐在前面一排，在我的左边。对马歇尔弱智的回答，他没什么明显的反应。
“恐怕谈不上熟悉吧，老师。但是，要形容任何历史事件——譬如说，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唯一真正可说的一句话就是：‘事情发生了’。”
“真的吗？这么说来，我就得失业了，是不是？”一阵谄笑过后，老亨特原谅了我们的假日懒散症，娓娓地给我们讲了亨利八世这个一夫多妻的君王刽子手。
在随后的课间休息时，我去找了芬恩。“我是托尼·韦伯斯特。”他谨慎地看着我。“你给亨特的回答很精彩啊。”他似乎不知道我在指什么。“就是那句‘事情发生了’。”
“哈，是的。他没接茬儿，我很失望。”
其实他本不应该那么说的。
我还记得另一个细节：我们三个人，作为同盟的象征，经常把手表表面戴在手腕内侧。这当然是一番做作，但也许另有深意。它让时间感觉像是一件很个人，甚至是很私密的东西。我们希望艾德里安注意到这一举动，并跟着效仿；但他没有这样做。
那天迟些时候——又或许是另一天——我们有两节菲尔·狄克逊的英语课。他是个年轻教师，刚从剑桥大学毕业，喜欢使用当代文本，会出其不意地甩出一个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出生，求偶，死亡’——这就是艾略特所说的人生。有什么评论吗？”有一次，他把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位主角比作《斯巴达克斯》中的柯克·道格拉斯。我记得我们在讨论泰德·休斯的诗歌时，他拿腔拿调地把头一歪，喃喃自语道：“当然，我们都很想知道他没动物可写了会怎么样。”有时他称我们为“绅士”。自然，我们对他十分倾倒。
那个下午，他发给我们一首没有标题、没有时间、没有署名的诗歌，给我们十分钟来研读，然后要我们点评。
“芬恩，从你开始可以吗？简单地说，你觉得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
艾德里安从书桌上抬起头。“爱神和死神，先生。”
“嗯，还有呢？”
“性与死。”芬恩继续道，好像并不仅仅是后排的傻瓜们才不懂希腊文似的，“或者，不妨说，爱与死。无论如何，性爱原则会与死亡原则起冲突。以及冲突的结果。先生。”
此时此刻，我一副肃然起敬的神情，狄克逊都觉得有点不正常了。
“韦伯斯特，给我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我倒觉得这只是一首描写仓鸮的诗。”
我们三个与这位新朋友之间有诸多不同点，这便是其中之一：除了偶尔严肃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在开玩笑。而他除了偶尔开玩笑，基本上都很严肃。我们颇花了点时间才搞清楚这点。
艾德里安终于逐渐融入了我们的小团队，但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在寻找归属感。也许他确实没有。而且，他也没有为了迎合我们而改变自己的观点。晨祷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他加入应答圣歌，而我和亚历克斯只是对个口型，科林则像个伪狂热分子一样，喜欢大吼大叫，极尽讥讽之能事。我们三个觉得，学校体育运动是一个秘密法西斯者的计谋，无非是想压制我们的性冲动；艾德里安却加入了击剑俱乐部，还参加跳高。我们五音不全，缺乏音乐细胞，而他是带着单簧管来学校的。当科林埋怨家人，我嘲讽政治体制，亚历克斯从哲学上反对感知到的现实的本质之时，艾德里安却不动声色，守口如瓶——起码，原先是如此。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其实我们也是——只不过我们纯粹地相信自己的事情，而不相信我们被决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持有的净化怀疑论。
学校在伦敦中部，我们每天从不同的行政区各自赶来，从一个管制系统过渡到另一个系统。那时候，事情简单多了：没现在这么多钱，没电子设备，极少时尚暴虐，也没女朋友。那时候，我们尽心尽责、心无旁骛地尽着人伦孝道的本分。学习，考试，拿着那一本本资格证书作敲门砖找份工作，然后踏上一条比我们父母更加富足的人生之路。父母们会心满意足，但在心中却暗暗地与他们自己从前的生活相比较，觉得那时候的生活更简单，因而更美好。当然，这种话从来都不会说出口：英国中产阶级彬彬有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总是含而不露。
“妈的混蛋，这些老家伙。”某个星期一，科林在午餐时抱怨道，“你小时候觉得他们蛮好的，等你长大了才发觉他们不过是……”
“亨利八世，科？”艾德里安接嘴道。我们逐渐开始习惯他的冷嘲热讽，也知道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调转枪口对准我们。在开玩笑或者要我们严肃起来的时候，他就会称我为“安东尼”，亚历克斯会变成“亚历山大”，而无法被加长的科林则被简化成“科”。
“如果我爸有半打老婆，我也无所谓。”
“而且还超级有钱。”
“而且霍尔拜因曾为他画像。”
“而且他还可以要教皇滚开。”
“他们为什么是‘妈的混蛋’？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亚历克斯问科林。
“我本来想一起去游乐场，但是他们说打算在那个周末做园艺。”
这就对了：妈的混蛋。只有对艾德里安来说不是这样。他一直听我们在骂骂咧咧，却几乎没有参与进来。但是我们觉得他才是最有理由抱怨的人。他的母亲多年以前就离家出走，撇下他爸爸独自抚养艾德里安和他妹妹。那时，人们还远未开始使用“单亲家庭”这一词语，只说“破碎的家庭”。在我们认识的人中，艾德里安是唯一一个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按理说，这本应给他足够的理由愤世嫉俗，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怨天尤人。他说，他爱母亲，敬重父亲。我们三个私下分析了他的情况，得出了一个结论：建立一个幸福家庭的关键，就是根本不需要拥有完整的家庭——或者至少一家人不要住在一起。分析完毕后，我们更加羡慕艾德里安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想象自己被囚禁在某种候宰栏之中，期盼着能被放出来，步入自己的生活。而那一时刻到来时，我们的生活——以及时间本身——都会加快前进的步伐。我们如何知道人生已然开始，益处已然获得，损毁已然造成？此外，我们解脱后只会步入一个更大的候宰栏，其界限起初根本无法辨别。
与此同时，我们既嗜读又好色，既笃信精英管理又崇尚无政府主义。在我们看来，一切政治体系和社会体制都是腐朽的，可是，除了追求混沌的享乐，我们一概拒绝考虑别的选项。然而，艾德里安敦促我们笃信原则应指导行动，将纸上谈兵的想法运用于人生。此前，亚历克斯已被视为我们中的哲学家。他读过我们另外两人都没读过的东西，比如，他也许会冷不丁地宣告：“无言之所，唯余沉默。”我和科林会静静思考一会，然后咧嘴一笑，继续谈笑风生。但是艾德里安的到来把亚历克斯拉下了马——或者，更确切地说，给了我们选择另一个哲学家的机会。如果说亚历克斯读过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艾德里安则读过加缪和尼采。我读过乔治·奥威尔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科林读过波德莱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上不过是我们几个一个个小小的速写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