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末，整整一百年，是中国戏剧丰收的世纪。在这一百年中，传奇艺术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有四部：《牡丹亭》、《清忠谱》、《长生殿》、《桃花扇》。这些作品，在整个中国戏剧史。上也是第一流的。
只有在层峦叠嶂之中，才有巍峨的高峰。因此，我们应该首先对这个世纪戏剧文化总貌，作一个简单的描述。
这次戏剧繁荣，集中显现在两位年龄相差不多的退职官员的住宅里。
一位是江西临川人汤显祖(1550—1616)，退职时已年过半百；一位是江苏吴江人沈璟(1553—1610)，退职时不到四十岁。他们都因官场风波，退避故里，全身心地投入到戏剧活动之中，汤显祖称其堂为“玉茗堂”，沈璟称其堂为“属玉堂”，这两座玉堂，长期来丝竹声声、散珠吐玉，成了明代戏剧活动的两个重要的中心。
汤、沈两位都是进士。年少三岁的沈璟中举反而较早，而汤显祖则因为不肯敷衍一代权相张居正(1525—1582)而屡次“春试不第”，直到张居正逝世后的第二年才中进士，那已在沈璟中进士的九年之后了。他们两人，都在外面做了十五年左右的官，宦海波澜，沈璟比汤显祖承受得少一点，但也不能全然避免。沈璟回乡的原因据王骥德说是被忌，（王骥德《曲律》：“仕由吏部郎转丞光禄，值有忌者，遂屏迹郊居。”）汤显祖回乡，先是郁闷难舒，向吏部告归，后来则干脆被追论削籍。总之，他们都带着斑斑伤痕来到了戏剧领域。
汤显祖和沈璟，都以令人瞩目的艺术成果繁荣了万历剧坛，但在戏剧观念上却是泾渭分明的对头。汤显祖以“玉茗堂四梦”（“玉茗堂四梦”又可称“临川四梦”，包括：《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著称，沈璟以“属玉堂传奇”（“属玉堂传奇”内含十七种，今存七种：《义侠记》、《红蕖记》、《埋剑记》、《双鱼记》、《桃符记》、《坠钗记》、《博笑记》。）名世。汤显祖以一组梦境为标帜，在戏剧界、思想界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生活中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沈璟的思想比较保守，在剧作的内容上无法与汤显祖比肩，但他精研音律，倡导本色，制订戏曲音律的法则，聚集起了一支阵容可观的戏剧队伍。汤显祖的剧作，《牡丹亭》最佳，其他几部较为逊色；沈璟的剧作，《义侠记》、《博笑记》较可一读，其他则皆平平。
汤、沈对峙，从思想上说，汤主情而沈主理，是当时思想界情理对峙的一种艺术化的反映；从艺术上说，汤随情而上天入地，沈守理而斤斤格律，构成了两种鲜明的戏剧创作流派。没有汤显祖，明代戏剧界便失去了神采飞扬的最高代表；没有沈璟，明代戏剧界便失去了一位艺术规范的护法者，戏剧活动的召集人。
在思想上与汤显祖有前后连贯关系的，倒是比汤显祖大三十岁的戏剧家徐渭(1521—1593)。徐渭在戏剧上的代表作是杂剧《四声猿》，内含四部短剧：《狂鼓史》、《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汤显祖说：“《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见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可见汤显祖受其影响之深。
徐渭是浙江山阴人，在杂剧全面衰微的时代坚持创作着杂剧，这也是他对当时剧坛中“以时文（八股文）为南曲”的拙劣创作的一种抗议。他的创作，被袁宏道称之为“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袁宏道：《徐文长传》。）首先是因为“意气豪达”，（袁宏道：《徐文长传》。）充溢着一种狂傲的浪漫精神。
徐渭活了73岁，但在45岁时就为自己写了墓志铭，说自己平口“疏纵不为儒缚”，一涉大义，则“虽断头不可夺”。他的杂剧，痛骂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奸臣奸相（《狂鼓史》）；歌颂那些突破礼教、隐瞒身份而成了文臣武将的年轻女子（《雌木兰》、《女状元》）；即使是那些荒诞不经的“脱度”题材，也包含了对禁欲主义的嘲弄。徐渭的戏剧，总是把阳间和阴间，今生和来世，低位与高位，纵欲与禁欲，僧侣和娼妓，弱女和猛将，闺阁与金銮，强烈地搓捏在一起，借以表达自己全方位的挑战心理。戏剧理论家王骥德一度曾居住在徐渭的隔壁，熟悉徐渭的创作过程和创作风格，（王骥德《曲律》：“先生（指徐渭）居与余仅隔一垣，作时每了一剧，辄呼过斋头，朗歌一过，津津意得。”）在他所著的《曲律》中把徐渭的作品评之为“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王骥德：《曲律》卷四。）所谓“奇绝”，也就是不可以寻常的规矩去度量。
王骥德本人也值得一提。他是浙江会稽人，是徐渭的门人。他也写剧本，但他最重要的身份是中国古代仅次于李渔的戏剧理论家。他的《曲律》，与同时代吕天成的《曲品》被视为“曲学双璧”。《曲律》自成体系，兼及史论，在风神、虚实、本色、行当等方面都有深刻论述，并对汤显祖和沈璟两人作出了及时的研究。
由于这部《中国戏剧史》自定为戏剧现象史，不以当时产生的戏剧理论为分析对象，因此对王骥德的理论成果只能约略提及，后文也将不对影响更大的李渔的《闲情偶寄》作出论述。但是，这些理论的产生却表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戏剧史进入了一个理论自觉的时代，而这种理论自觉，主要是围绕着昆腔传奇获得的。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在很大部分上就是中国昆曲理论史。在昆曲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产生过更像样的理论，直到王国维的出现。
那么，让我们姑且把戏剧理论搁下，再回到汤显祖的时代。当时，还有一些剧作值得一提，例如高濂的《玉簪记》，周朝俊的《红梅记》和孙仁孺的《东郭记》。
《玉簪记》写书生潘必正和道姑陈妙常勇敢结合的喜剧故事。这个故事可在《古今女史》（《古今女史》载：“宋女贞观尼陈妙常，姿色出众，诗文俊雅，工音律。张于湖授临江令，宿观中；见妙常，以词调之，妙常亦以词拒之；后与于湖故人潘法成通，潘密告于湖，以计断为夫妻。”）中找到根源，后也有人搬演为杂剧，但潘必正、陈妙常的名字如此为中国普通老百姓所熟悉，应该归功于《玉簪记》和以后由它派生出来的许多地方剧种的折子戏，如《秋江》、《琴挑》等。《玉簪记》在戏剧开展的方式上与《西厢记》颇为接近，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人们明知其近似而又不觉雷同，反而从一种近距离的对比中感受到高濂迈出的新步伐，有相映成趣之妙。例如，《玉簪记》的“秋江哭别”与《西厢记》的“长亭送别”有近似之处，但是，“长亭送别”缠绵凝滞，“秋江哭别”灵动迅捷；前者笼罩着凄清的秋色，后者飞溅着哗哗雪浪。相比之下，后者化静为动，更是难得。
《红梅记》以权相贾似道和书生裴禹的矛盾贯串全剧。贾似道残酷地杀害了只是赞美了一下裴禹风度的侍妾李慧娘，霸占了裴禹的爱人昭容，又囚禁了裴禹本人。李慧娘的鬼魂救出了裴禹，致使最后裴禹和贾似道在升沉荣辱上产生逆转。这样一个戏剧故事，批斥的是贾似道，成就的是裴禹和昭容的结合，但是，历史和观众却筛选了其中的李慧娘。后代许多地方戏在改编《红梅记》时，大多强化了李慧娘的形象。一种死而不灭的仇恨，一种死而不熄的感情，化作了强有力的戏剧行动。
《东郭记》是一部讽刺剧。就像一个生动的漫画展览，种种寡廉鲜耻的嘴脸和行动都呈现无遗。凭借的是《孟子》里的寓言，揭露的是明代现实。例如，一伙贫穷的无赖汉看到世上污秽不堪，有机可乘，便分头出发，谋取富贵。竟然，他们有的骗到了娇妻美妾，有的谋取了显赫高位，他们既互相擢拔，又互相构陷，真可谓满眼丑恶。这样的集中刻画，显然是夸张的，寓言化的，符合讽刺剧的特性。
晚明时期可以提一提的剧作，是孟称舜（约1600—1655）的《娇红记》和阮大铖（约1587—约1646）的《燕子笺》。
《娇红记》表现了一个纯净的殉情故事。王娇娘和申纯相爱，除了感情，不计其他。人们为了阻止他们的爱情，还向王娇娘出示了申纯与别人结婚的“实物证据”，王娇娘说：“相从数年，申生心事我岂不知！他闻我病甚，将有他故，故以此开释我。”可见对爱情的信任丝毫无损。后来王娇娘因逼婚太甚，终于自尽，人们又劝说申纯，申纯说：“你怎知我与娇娘情深义重，百劫难休，她既为我而死，我亦何容独生”，随即自尽，“随小姐于地下”。这种殉情，出于纯爱，与“从一而终”的节烈观念完全不同，因而永远让人感动。
《燕子笺》的作者阮大铖是明末之际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政治品质低劣，为士人不齿。但是，他对戏剧倒着实是个行家，在创作中善于制造戏剧效果，便于实际敷演，在文辞上又不肯粗疏，因而也能获得一些韵味。更何况，他家里蓄得起私家戏班，易于投诸排演，易于实验校正，使戏剧创作与戏剧演出融成了一体。
明末文学家张岱对阮大铖并无好感，但对他家里的演出却作了公允的评价。张岱《陶庵梦忆》中专有一节写阮圆海（即阮大铖）家里的戏剧活动：
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错认》、（《十错认》，即《春灯谜》，全名《十错认春灯谜记》。）《摩尼珠》、（《摩尼珠》，即《牟尼合》，全名《马郎侠牟尼合记》。）《燕子笺》三剧，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至于《十错认》之龙灯、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戏，《燕子笺》之飞燕、之舞象、之波斯进宝，纸札装束，无不尽情刻画，故其出色也愈甚。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如就戏论，则亦镞镞能新，不落窠臼者也。（张岱：《陶庵梦忆·阮圆海戏》。）
张岱在这里对阮大铖的人品和戏剧活动作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分析，基本态度是平正的，只不过对阮大铖在戏剧上的成绩描绘得有点过头。
阮大铖的戏剧代表作是《燕子笺》。一个书生热恋一个妓女，自绘了一幅两人嬉戏的图画，却因裱画店的错误，落到一个官家小姐手上。官家小姐在画上题了词，立即又有一只燕子把画衔回到书生手中。后书生发迹，娶得两妻，正是那个妓女和那个官家小姐。
这样的戏，不管演出时多么讲究，也无法掩盖本质上的庸俗和没落。
在阮大铖之后出现的清初戏剧家，太多是他的对头。他们都是一批刚毅之士，对阮大铖等人祸国殃民的行径深恶痛绝。李玉、朱素臣、朱佐朝、丘园、毕魏、叶时章、张大复等戏剧家，都是苏州人，人称“吴门戏剧家”。苏州的旖旎风光没有给他们的创作染上纤弱的弊病。相反，明末南方志士的不屈豪气，清兵南下时在江南留下的深深血污，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了雄健惨烈的基调。
李玉（约1591—约1671）除了我们后面要重点分析的《清忠谱》外，还创作了《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以上四个剧本，人们取其首字联缀成“一人永占”的熟语，名声很大），《千钟禄》（即《千忠戮》）、《麒麟阁》、《牛头山》等许多剧目，据统计一生大约共写了四十个左右的剧本，是一个多产作家。
《一捧雪》是继《鸣凤记》之后又一部直接抨击明代奸臣严世蕃的作品，历来盛演不衰。“一捧雪”是一只玉杯的名字，严世蕃为了抢到它，先向原主人莫怀古强索，未成，竟要把莫怀古杀掉；莫怀古的仆人莫诚愿意冒名顶替，代主人一死。严世蕃的幕客汤勤发觉死者不是莫怀古，正待追究，莫怀古的一个美貌侍妾雪艳假装愿意与汤勤结婚，在成婚之夜刺杀了汤勤并自杀。虽然最后严世蕃的权势溃败了，莫怀古家也因此复苏，但仅仅是为了一只玉杯却失去了两条忠诚于莫家的人命。
这个戏渲染了一种出于封建门阀观念的“义仆精神”，为很多抱有民主思想的人们所不悦。但应该看到，这里的“义仆精神”是在参与对黑暗专权的抗争，具有一个道义大背景。这也是广大观众能够接受它的原因。
《千钟禄》表现了明代一场最上层的政权争夺战，即写了燕王朱棣攻占南京后建文帝在程济的陪同下化装成和尚逃亡的故事。这个戏同样在揭露黑暗政治的同时宣扬了一种愚忠思想。但《千钟禄》让君王处于颠沛流离之中，来重新感受大地和人生，自有另一番境界。建文帝在路上唱道：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从这段唱词中也可以看出李玉的整体剧作风格：气象开阔，郁愤苍茫。
以李玉为首的苏州戏剧家群中，朱素臣的《十五贯》、（《十五贯》，又名《双熊梦》，写一对姓熊的兄弟因十五贯钱遭冤，钟况梦见双熊生疑，亲自查访而终于昭雪。上世纪50年代有昆剧新改本。）朱佐朝的《渔家乐》、（《渔家乐》，写东汉时大将军梁冀和清河王刘蒜互相争逐的故事。）叶时章的《琥珀匙》、（《琥珀匙》，写侠盗金髯翁从官府手中救助桃南洲父女的故事。）丘园的《虎囊弹》，（《虎囊弹》，写梁山好汉鲁智深的故事。）在当时和以后都享有一定声誉。
这时，一位重要的戏剧活动家已经出现了，那就是作为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小说家的全方位艺术实践家李渔。
在年份上的简单说法就是：正是在汤显祖、沈璟去世前后，李渔出生。（据《龙门李氏宗谱》，李渔出生于1610年，死于1680年，比传统的习惯说法(1611—1679)早生一年，晚死一年。李渔出生之年，正恰是沈去世之年，汤显祖也只有几年光景了。）李渔的戏剧创作赶不上他的理论建树，（笔者在为新版李渔《闲情偶寄》写的序里说：“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要提到他对戏剧理论的贡献，大多把他看作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戏剧理论家，其次，还会提到他在戏剧和小说创作上的成果。”）但作为一个在戏剧界极为活跃、颇有魅力的人物，他的《笠翁十种曲》还是广为人知的。李渔写剧，为的是给自己的家庭戏班演出；而演出的目的，又着重于消遣和娱乐，顺便宣扬一点封建道学。这就决定了他剧作浅薄、庸俗、嬉闹的基调。
李渔在自己最欣赏的《慎鸾交》一剧中借主角华秀的口说了这样一段话：
小生外似风流，心偏持重。也知好色，但不好桑间之色；亦解钟情，却不钟偷外之情。我看世上有才有德之人，判然分作两种：崇尚风流者，力排道学；宗依道学者，酷诋风流。据我看来，名教之中不无乐地，闲情之内也尽有天机，毕竟要使道学、风流合而为一，方才算得个学士文人。
《蜃中楼》把元杂剧中的两个神话戏《柳毅传书》、《张生煮海》拼在一起，让张羽替柳毅和龙女传书，结果却用风流色彩把原来两剧中的坚毅精神减弱了，炫目的外彩包裹着平庸的实质。在其他剧作中，或者一男二美，妻子热心为丈夫娶亲；或者一夫三妻，丈夫由奇丑而变为俊美，博得三位妻子的喜欢；或者美男丑女、美女丑男互相错位，最后又丑丑相归、美美相合；或者妓女守节，终得佳夫，才子持重，终获美眷；或者皇帝恋妓，几经周折，册封爱妓和貌似者为贵妇……这样的“风流”，竟然还能与道学结合起来。写妓女才子互相等待，也要他们褒扬成“一个矢贞不嫁，一个守义不娶”的“义夫节妇”。写皇帝热恋妓女的戏，也要插入几个忠臣，宣扬一下“竞义争忠世所难，行之我辈独心安，若无铁汉持纲纪，风俗靡靡世早坍”的观念。李渔甚至认为，道学的目的，正应该通过风流的途径达到。《凰求凤》一剧的尾诗写道：
倩谁潜挽世风偷，旋作新词付小优。
欲扮宋儒谈理学，先妆晋客演风流。
由邪引入周行路，借筏权为浪荡舟。
莫道词人无小补，也将弱管助皇猷。
李渔的这些想法证明，僵硬的道学在淫靡的世风中渐渐风化，淫靡的世风倒能在僵硬的道学中找到存身的依据。李渔所写的都是喜剧，由于他谙悉编剧技巧，熟知剧场三昧，精通喜剧法则，了然观众心理，所设置的喜剧冲突和喜剧场面都颇为热闹，容易产生演出效果。一个个误会，一次次巧合，一层层纠葛，缠夹搭配、相映成趣。有些剧作如《风筝误》之所以能轰动当时、（《笠翁一家言·答陈仙》：“此曲浪播人间凡二十载，其刻本无处无之。”）传之久远，也由于此；然而，在这种表层的技巧性滑稽之外，我们又看到了一种深层滑稽，那种不是由艺术、而是由历史所赋予的可笑性。
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剧作家们把陈腐道学与黑暗政治放在一起，构成了封建意识形态内部的尖锐分裂，从而酿造出悲剧性；李渔则把这种道学与风流败行放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自我嘲弄，从而酿造出了可笑性。
在李渔之后，《桃花扇》和《长生殿》还要进一步显示出悲剧性的一面，在《桃花扇》和《长生殿》之后，传奇领域就没有再出现过于夺人眼目的人物和作品了。被称为乾隆间第一曲家（李调元语、杨恩寿等人均有这样的评价。）的蒋士铨(1725—1785)以《冬青树》、《桂林霜》等传奇作品，刻画了中国历史上爱国志士的壮烈风格，可是败笔屡见，又不适于登场，终究已无力重振传奇舞台；与他同时存世的杨观潮(1712—1791)用杂剧这种“隔世遗传”的艺术样式创作了不少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作品，结集为包括三十余个短剧的《吟风阁杂剧》。不过他的作品与蒋士铨的作品一样，更多地是给人读而不是让人演的。
以上，就是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末这一百年间传奇创作的基本轮廓。现在，我们可以集中来看一看产生在这一时期的四部杰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