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一看元杂剧的第一主调：倾吐整体性的郁闷和愤怒。
围绕着这一主调，能够形成如下阐释系列——
一、元杂剧郁愤的整体性；
二、提挈这种整体性的典型化形象构件；
三、元杂剧艺术家倾吐郁愤的几种方式；
四、这几种方式的整合。
郁闷和愤怒，本是各种艺术样式创作的一个重要契机，不足为奇；但是，元杂剧中流露的郁闷和愤怒，却特别弘阔深广，它们已不仅仅是针对个人遭遇的一种爆发，也不仅仅是对于几个具体事件的一种不满。《窦娥冤》中的几句唱词，正是形象地概括了这种郁愤的整体性和深刻性：
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一个弱女子，没有对头，也没有脾气，不招谁惹谁，只知平静度日，但是，几乎整个世界都与她过不去。因此，窦娥，这个几乎没有采取过任何主动行为的戏剧人物，成了社会整体黑暗的验证者。她最终要控诉的，不是哪个坏人，而是“天”和“地”。
在关汉卿等人的眼里，13世纪的中国大地，似乎一切都是颠倒了的，任何人都有可能陷入灾难的天罗地网，此间不存在任何具体逻辑。
但是，戏剧毕竟不是屈原的《天问》，天地间的邪恶需要集中在一系列负面戏剧人物身上。元杂剧为这类人物设定了一个核心身份：与权势勾结的无赖。
这种设定别具慧眼。因为唯有无赖，在邪恶的世界中最为自由，最不讲章法，最不计因果。当这种无赖与权势勾结起来了，好人就求告无门，活不下去。相比之下，朝廷之恶，体制之恶，虽然强大，倒还是有逻辑的，因此也是可以反驳和抗争的，即便因反驳和抗争而遭到迫害，也有名有目，有历史论定。但对于无赖和泼皮，什么价值系统都不存在了，在他们的狞笑背后，是一片昏天黑地。
仍以《窦娥冤》为例，几个坏人都带有明显的无赖气息：
张家父子是最典型的无赖，从一开始依仗着“救命之恩”要以一对父子娶一对婆媳，便是彻头彻尾的无赖念头。
赛卢医的无赖气，从他的“上场诗”中就可闻到了：“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小子太医出身，也不知道医死多人，何尝怕人告发，关了一日店门！”
最可注意的还是那个审案太守的无赖气息。他的自白是：“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既不仅仅是糊涂官，也不仅仅是个贪赃枉法之吏，而是一个穿着官服的张驴儿、赛卢医。
这些坏人都想杀人或已经杀了人，但都没有一点像样的目的性，一切都在荒谬绝伦中进行。这就是无赖们的特殊功用。
元杂剧中无赖群像的名单，可以开出一大串。最标准的无赖，莫过于那个鲁斋郎了。（见《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一船认为是关汉卿的作品，但戏曲史家尚有争议。）他有这样一段自白：
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闻吾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
小官鲁斋郎是也。随朝数载，谢圣恩可怜，除授今职。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但行处引的是花腿闲汉、弹弓粘竿、贼儿小鹞，每日价飞鹰走犬，街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分的人。
值得玩味的是，鲁斋郎所欺压的人之一，郑州恶吏张圭，本也充满了流氓气，他老婆说他：“谁人不让你一分？”他自己开口闭口便是：“你敢是不知我的名儿！”但是，就这么一个恶吏，却受到了比他更有权势的鲁斋郎的凌辱，而凌辱的手段又是十足的无赖式的：鲁斋郎要张圭把老婆立即献给他，再把自己玩腻了的一个民女强嫁给张圭，还谎说这是他的妹子，拿来与张圭换个老婆。恶吏遇上了这么一个有权势的无赖，立即成了妻离子散的悲剧角色。可见，在《鲁斋郎》所反映的时代，无赖气、泼皮相已经超越了其他罪恶，成了制服一切的幽灵。
《蝴蝶梦》中的葛彪，又是一个无赖。他的自白是：
有权有势尽着使，见官见府没廉耻，若与小民共一般，何不随他带帽子。
自家葛彪是也。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时常的则是坐牢。今日无甚事，长街市上闲耍去咱。
他拍马穿行闹市，撞了一个老汉，却说老汉“冲”了他的马头，举手便打，直到把老汉打死。打死了人，他仍是一副泼皮相：
这老子诈死赖我，我也不怕，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随你那里告来！
这口气，我们在杂剧《陈州粜米》中另一个有权势的无赖口里也听到过。这出不知作者其名的杂剧塑造了一个叫做刘衙内的形象，他的自白也是这样：
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闻着名儿脑也疼，则我是有权有势刘衙内。
小官刘衙内是也。我是那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打死人不要偿命，如同房檐上揭一个瓦。
他向朝廷推荐自己的儿子——小衙内刘得中到遭遇灾荒的陈州去放粮。那么，刘得中又是何等样人呢？我们再听：
俺是刘衙内的孩儿，叫做刘得中；这个是我妹夫杨金吾。俺两个全仗俺父亲的虎威，拿粗挟细，揣歪捏怪，帮闲钻懒，放刁撒泼，那一个不知我的名儿！见了人家的好玩器，好古董，不论金银宝贝，但是值钱的，我和俺父亲的性儿一般，就白拿白要，白抢白夺。若不与我呵，就踢就打就挦毛，一交别番倒，剁上几脚。拣着好东西揣着就跑，随他在那衙门内兴词告状，我若怕他，我就是癞蛤蟆养的。
元杂剧中的无赖形象还可以举出许多。这不是艺术家的因袭，而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北方蒙古、色目贵族起事南侵，本带有落后族群骤然暴发的贪婪特点，他们像分赃一样宰割着中原的一切，不仅他们不受任何法规的约束，而且他们的子弟、家族、亲戚也同样享有这种特权。这种群落繁殖很快，很快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简直如初夏的霉菌，秋田的群蝗。汉族的市井游民之间，也出现了不少趋附者、追随者和效尤者，情况就更加严重。元代的官方文书中，也已出现了“泼皮”字样，（例如，《元典章》三十九《刑部》卷之一《迁徙·豪霸凶徒迁徙》条载：“本部照得大德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中书省据江西、福建道本使宣抚呈巡行江西。据诸人言告，一等权富豪霸人家，内有曾充官吏者，亦有曾充军役杂职者，亦有泼皮凶顽，皆非良善，以强凌弱，以众害寡，妄兴横事，罗摭平民，骗其家资，夺占妻女，甚则伤害性命，不可胜言。交结官府，视同一家。小民既受其欺，有司亦为所侮，非理害民，纵其奸恶。”）元代的高级官僚中已有人向忽必烈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忽必烈也确实与一些大臣研究过对这些人的处置。但这位最高统治者又深知此辈群起，与政权本身有关，当然不愿采取强硬一点的措施，致使无赖、泼皮们的横行，变本加厉，成为元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灾难。
这些无赖、泼皮有着大大小小的政治背景，“交结官府，视同一家”，有不少本人还做了官；而许多地方官在这种气氛中也渐渐染上了无赖气、泼皮相。这样，无赖和泼皮就与政治权力紧相融合、互为表里，使得这一重大社会灾难更加令人心悸。杂剧艺术家把这些人提炼成普遍性的形象构件，可以想象，在当年极易引起社会共鸣。
这种共鸣，其实是一种刺痛。汉族士庶已经拥有过唐宋文明，也已习惯于渐趋条理化、周密化的社会秩序，当一批不受任何约束的声色之徒、无赖泼皮、社会渣滓突然居高临下地操持一切的时候，文化的自尊遭到凌辱，道义的堤防全面溃决。剧场里的这种刺痛式共鸣，立即变成了整体性郁愤。
那么，杂剧艺术家是如何来排解整体性郁愤的呢？
揭露当然是一个办法，但中国文化“情感满足型”的审美要求，一般不会让一些篇幅较长的作品仅仅停留在揭露。对传统的中国艺术家来说，如果自身的主体精神得不到呈示，郁愤将会更加郁愤。
元杂剧艺术家们以一系列的“法治之梦”和“缅怀之梦”，来回答周边的黑暗，排解心中的郁愤。
“法治之梦”也就是惩处之梦、秩序之梦、使社会回归常情理之梦，一大批“公案戏”就是这种梦的产物；“缅怀之梦”也就是骄傲之梦、呼唤之梦、复仇之梦，一大批豪壮的历史剧就是这种梦的产物。对于这两方面的剧作，后文将择要介绍。
除此之外，有的剧作家如马致远选择了“隐遁之梦”，以神仙道化来鄙弃现实世界。
这些梦也是文化之梦，因此元杂剧也就快速地提升了文化等级。一群无赖、泼皮导引出了一个高雅的精神世界，又随之导引出了一个优秀的剧种，这正是文化对于历史的幽默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