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的繁盛期，是整个中国戏剧史中的黄金时代。
但是，这个黄金时代是以沉重的代价换来的。
宋代虽然把传统的思想文化推到了空前精细的地步，但国计民生的江河日下，完全无力对付金元侵略者的南下。二帝被俘，朝廷南渡，抗金失败，奸佞掌权，西湖歌舞，负帝蹈海……这些事，组合在一起，不能不给人们带来深深的失望和惆怅。整个民族产生了由汉代以来最深的郁闷。南北朝时期的纷乱，安史之乱以后的黯淡，都不能与之相比。
早就习惯了的文化表述方式，已不足为用。有的知识分子决心不再为文，“断其右指，杂屠沽中”。但也有一些智者不想这么退缩，而是用关汉卿那样的不屈劲头寻找着一种足以酣畅倾吐的艺术形式，以求获得内外平衡。这便是元杂剧。
中国舞台艺术也就由此扭转了以嬉戏娱乐为主的倾向，大步走向精神层面，并成为全民族精神层面最强烈的外化形式。
整个元代杂剧，可分前后两个时期。14世纪初年（更严格地说，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为分界线。我们所说的元杂剧的黄金时代，是指前期。统观这一时期的元杂剧，在精神上有两大主调：第一主调是倾吐整体性的郁闷和愤怒，第二主调是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精神主调的划分，并不是题材划分。在元杂剧的题材分类上，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有“杂剧十二科”，也就是：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趣（又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亦即君臣杂剧）；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洁；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亦即脱膊杂剧）；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亦即花旦杂剧）；十二曰神头鬼面（亦即神佛杂剧）。朱权的这个分类，表明了元杂剧的丰富性，也囊括了中国古代多数戏剧、小说的惯用题材，展示了中国古代文艺分类学的特点，很值得注意。本书在此处以注释的方式保存，表示元杂剧的繁荣情况实在是蔚为大观了。）
第一主调大多表现恶势力对善的侵凌，以悲剧和正剧为多；第二主调大多表现善对于恶势力的战胜，以喜剧为多。至此，长久闪烁在以往戏剧雏形中的悲剧美和喜剧美，才构成完整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