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歌舞小戏盛行的同时，还有一种被称之为“参军戏”的滑稽表演也引人瞩目。
有一首唐诗这样写道：
楼台重叠满天云，
殷殷呜鼍世上闻。
此日杨花初似雪，
女儿弦管弄参军。（薛能：《昊姬》。）
这里所说的“弄参军”，便是指参军戏的滑稽表演。这种表演有时也伴有“弦管”歌舞，但总的说来却以说白和一般的舞台动作为主，基本上是“科白戏”。
参军戏继承了古优的讽谏传统，在直接干预时事政治的过程中继续为戏剧美酿制并积累着滑稽的质素。
“参军”原是一种官衔，后赵时期有一个叫周延的“参军”，担任了馆陶地方的县令，他因盗窃官绢数百匹，被捉拿下狱。统治者为了儆诫其他官员，就在宴会上要演员表演这样一个节目：一个演员扮演周延，身穿一件触目的黄绢单衣上场，其他演员一见就问：“你是什么官呀，怎么到我们之间来了？”扮演周延的演员答道：“我本是馆陶县令。”说着抖擞一下黄绢单衣：“就为这个，只得到你们这里来了。”这就引起参加宴会的官员们的一阵哄笑。（《太平御览》卷五六九引《赵书》：“石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断官绢数百匹，下狱，以八议宥之。后每大会，使俳优著介帻、黄绢单衣。优问：‘汝为何官，在我辈中？’曰：‘我本为馆陶令。’斗数单衣曰：‘政坐取是，故入汝辈中。’以为笑。”《艺文类聚》引此段时为：“石勒参军周雅，为馆陶令，盗官绢数百匹，下狱后，每设大会，使与俳儿着介帻，绢单衣。优问曰：‘汝为何官，在我俳中？’曰：‘本馆陶令。’计二十数单衣，曰‘正坐耳是，故入辈中’。以为大笑。”此中“二十数”，显为斗数（抖擞）之误。）
其实，这样的滑稽演出，产生的时间还要更早些，据《乐府杂录》记载，早在后汉，就有讽刺像周延那样的赃犯的演出了。（段节安《乐府杂录》“俳优”条：“开元中，黄幡绰、张野狐弄参军，始自后汉馆陶令石耽。耽有赃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即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从这一记载看，优伶所戏弄的是石本人，而不是装扮者。这样的“演出”，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处罚的形式，但却为纯粹的装扮性滑稽演出作了准备。）《三国志》则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两位共事的学士互相克伐纷争，闹得不像样子，刘备就叫两位演员装扮成这两位学士，在群僚大会上表演他们吵架、争斗的情景，让观者在嬉戏中感知其非。（《三国志·许慈传》记许慈、胡潜并为博士，典掌旧文，互相克伐，形于声色；先主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效其忿争之状，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
这种表演，至唐代而大盛。《乐府杂录》、《云溪友议》等书籍中记下了唐代一批善于“弄参军”的演员的名字，如黄幡绰、李可及、李仙鹤、张野狐、曹叔度、刘泉水、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冯季皋、孔乾饭、刘璃瓶、郭外春、孙有态、周季南、周季崇、刘采春等。这许多演员，各有自己擅长的节目，记述者还能隐示出他们的艺术品位，从中很可想见当时的繁荣景象。一般认为，其中的黄幡绰可称为唐代的第一演员，深得唐玄宗宠爱。
参军戏的滑稽表演，其基本格局是两个角色的有趣问答。这两个角色经过化妆，大多置身于特定的戏剧性情境中，与后代那种让演员基本保持第三者身份的曲艺说唱节目（如相声）有所不同。这两个角色，职能相对稳定，一个是嘲弄者，一个是被嘲弄者，实际上已构成“行当”。仍然可能是那个被嘲弄的参军周延太著名，被嘲弄的行当就被称为“参军”，而嘲弄者的行当则被称为“苍鹘”。“参军”这一行当，相当于后代戏曲中的净角，“苍鹘”这一行当，则相当于丑角。李商隐《骄儿》诗中有“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之句，可见晚唐时代连儿童也能按照既定行当来摹仿参军戏了。
当年优孟扮孙叔敖，只有演员一人，（有人设想，史籍中关于优孟扮孙叔敖的记述，可作另一种理解：可能不是优孟扮成孙叔敖给真实的楚庄王看，而是在楚庄王面前演了一出戏，戏中既有扮孙叔敖的人，也有扮楚庄王的人，真实的楚庄王看了这出把自己也演在里面的戏，才怦然心动。这样的戏，当然就会有演员多人了。但是，这种设想，毕竟没有什么依据，精于文字表达的司马迁不可能疏忽到把真实的楚庄王和扮演出来的楚庄王混为一谈。）而到了滑稽表演，则有多人演出，于是有对话，有问答，有往还，这就是戏剧性情境的出现。戏剧性情境是情节发展的载体，滑稽表演，无论是周延的扮演者与其他演员的对话，还是两位学士扮演者的互相克伐，其过程，其言词，其结局，都是预先设定的，构成了具有艺术假定性的情节发展；而优孟扮演孙叔敖则不同，尽管他的扮演带有戏剧性，但他无法预计被他讽谏的楚庄王的态度，因此他与真实的楚庄王的对话并不构成戏剧的情节性。
由于滑稽表演具有了预先设定的情节性，因而也就与歌舞小戏产生了亲和关系，加速了互相渗透。“优谏”，由此上升成为“优戏”。带有艺术性的政治讽谏，变成为带有政治意向的艺术。
由于戏剧美从直接的政治讽谏中滤析出来了，滑稽，也就具有了更独立的价值。据记载，唐代咸通年间著名演员李可及曾在唐懿宗面前表演过参军戏《三教论衡》。这个参军戏，并没有直接对唐懿宗提出讽谏，而是嘲弄了社会上的宗教观念。对此，当时有人认为是狐媚不稽之词。（高彦休：《唐阙史》。）照理，这对李可及来说仍然是危险的，因为唐懿宗对宗教的事情很敏感，曾为此贬谪过身踞高位的文学家韩愈，韩愈在贬途中写下的悲剧性诗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人所共知。但奇怪的是，唐懿宗观看李可及演的《三教论衡》时，却一会儿“为之启齿”，一会儿“大悦”，一会儿“极欢”，不仅当场“宠赐甚厚”，而且第二天竟给李可及授了一个官职：“环卫之员外”。
悲剧美的角色，总是以强硬的形式呈现自己的意图，因此常常引起敌对者加倍的警惕和防范，结果只能得到悲惨的结局；喜剧美的角色则相反，总是以机巧诙谐的外相藏匿自己的意图，因此常常使敌对者解除戒备。滑稽的力量就在这里，丑角的力量也在这里。
儒家的礼乐观念，本来就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习惯于苦中作乐。经由参军戏的阶段，中国戏剧更难全然剔除喜剧美的因素了，即便在貌似悲剧和正剧的故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