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王安石荆公之新法，则包括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法、免役法、保甲法及保马法等。
中国古时有乡村自治，汉代即有，长官称“三老”，地方如有重要事情便咨询三老，三老可贡献意见，且可见皇帝。
三老之下有两种官员：一是啬夫，助政府收取钱粮；另一是游徼，助政府治安。
三老管教化，代表民意，汉时已有此制，后来至隋唐时失去此法。在晚唐时则到处有打仗，但该地区须供应军队之食宿诸问题，今日亦是同样情形。而在唐末至宋时，不是由地方自治，而是成为政府的当差，由衙前办事，在地方上举一有钱人当差，一当三年，便可破产，实很妨害社会。衙前之下有里正帮助收租，如收不足则由自己赔足填数。
尚有地方耆长，是专治盗贼之人员，这些均由乡间人民产生，是从汉代的乡村自治变来。
乡官来管，是地方自治。
讲说中国古代制度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唐代杜佑的《通典》，一本是宋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马端临称衙前、里正、耆长为“役”即当差。他又说汉代的三老、啬夫、游徼，是官，是自治，与役不同。故役与官不同。有人将汉之官当成职役，也是根据《文献通考》，这是抄错了书。
王荆公就不要民间当差，称免役，叫民间出免役钱，由政府自己办事，使官民两利。
汉代已全国皆兵。西洋之全国皆兵，自普鲁士开始，未足二百年，而中国早有此制了。但中国人口太多，不必全国皆兵，故唐代改为府兵制，只从部分地区挑选出精壮的才当兵。全国设若干府，谓之兵府，府兵是国民的义务兵，是荣誉的。
至宋代成为募兵，即成为雇佣的职业兵，这种兵的缺点是国家要出养兵费。这种兵不认为荣誉，故不能打仗。
宋有大敌辽当前，义务兵有兵役年龄，过了时间就不用，故一直是精兵；但职业兵不然，老了仍在军中当兵，成了老弱残兵。王荆公想改，故定为保甲制，乡村中十家为一保，每家报出壮丁，二丁出一，四丁出二，编成队伍，每年冬季训练打仗，练后回家，国家要用时就召集。“保”即保护，“甲”是武装。
当时打仗非马不可，马有战马，要有种，宋代无法之原因：
（一）出马地不在宋国境内，而在西夏、在辽。马必出于冷的高地，低湿之地不出马，马要用栈，用小木片搭成，免马脚受潮气，且要有跑马场，养一匹马之经费可养二十五人，可见其费用之昂。牛油与炮弹，其价孰轻孰重，不问可知矣。
（二）买了马后，因地盘小，黄河以南无养马地，王荆公将马分配到农村，要用时再集合。但保马法可说是最坏之法，因农兵领得了马，不懂养马，食住不好，还要马工作，因此老了，瘦了，死了要赔，且不死之马已无用矣！
故此乃两害之策，书生不懂，其用心是好的。
这些政策均好，但当时反对者却很多。
欧阳修是王安石前辈，有一天他对王说：“你可做韩文公。”王答说：“我想做孟子。”王推出的新政，欧阳修都反对，我想欧阳修说他可做韩愈，主要是说他文章写得好，但搞政治变革则不妥当。〔叶按：钱宾四先生曾说，他对唐宋八大家，最喜欢的是王安石。〕与王安石同时的是司马光山西人，与王齐名。司马光亦反对王安石变法，他在洛阳编《资治通鉴》，用了十九年才完成，十分伟大。仁宗不能留他。一日，苏轼去看司马光，开门老头说：“相公没有。”原来是司马君实不在家，后来司马光对苏说：“我这老佣人几十年来给你一句话教坏了。”本来老佣人只知他叫君实，不知相公。可见司马光之伟大，今日落野部长仍自夸大。司马光的人格是从中国文化中陶冶出来的。司马光童年时有破石缸出水的故事，可见他有智有勇。
梁任公把王安石看得太高，把司马光压低了，造成后辈要打倒孔家店，实无民主风度。
程颢先帮王安石，做八特派员之一，后来亦反对王安石了。至少当时之君子均反对王之新法。梁任公认为法是好的，君子不来帮忙，却用小人而失败。其实不能如此说。何以欧阳修、司马光、程颢他们都不帮王安石？我们应平心静气地说，不可一笔抹杀。其理由是：“徒法不能以自行。”必须有行法的人，这是人治，即法治也要人去推行。
当时推行青苗法的人，光借钱给富人，不借给穷人，王安石并不知道。
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是：
（一）反对与民争利。
（二）社会上圣人、恶人少，多的是中间人，故由政府放债收利易生流弊，当时光靠听君子是不够的。欧阳修、司马光、程颢等不主张由政府来经营这事，因易生流弊也。
王安石变法之根本毛病是易有流弊，因为这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只在法上想，而欧阳修、司马光等人连推行的人也想进去了。总之，政府不应权太大。
按照传统的政治思想说，王安石这种做法是越职，不应去经商与民争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