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杨光先的名头不小,甚至有人说他是“本朝第一有胆有识人”。这是一个天生的斗士,与人谈论,无论什么话题,无论对方是谁,总是高声怒目,如斗似争。到了七十多岁,仍是姜桂之性,认识他的人,只好感叹“人之好斗至老不衰有如此者”。
杨光先原是安徽歙县的平民。反对他的人,说他在家乡屡兴是非,以告讦为业。但这一说法并无有力的证据。我们所知道的他的事迹,都是在他走出乡里,为天下出头之后。他第一状告的是崇祯时的兵科给事中陈启新,此人异途躐进,又有罢科举的主张,很为士林不齿。杨光先听说陈启新非议宋太宗的《劝学歌》,以此为由头,指责他废灭前圣之学,“如此作孽,真不容于天地之间矣”。但所说的事情毕竟捕风捉影,论述得又近乎不知所云,终为通政司拒收。
第二次告的是首辅温体仁。那时温体仁已被天下人目为奸相,和陈启新一样,也是舆论公敌,弹章如雨。杨光先“舁榇上书”,即抬着棺材,以示必死之意。这是经典的手段,果然轰动天下。他被廷杖后谪戍辽西,有些名气了。
后来杨光先回忆这两件事,说陈启新自投黄河而死,“举世皆笑启新之愚,而称臣言之是”。又说崇祯帝后来怀念自己,“悬大将军印以待之”。其实陈启新隐姓埋名,一直活到清朝,而大将军云云,是绝无可能的事。看来他喜欢吹一点牛,不过这种小的弱点,不能说明他做什么都出于名利心。他后来的力辟西学,确乎是在为天下忧。
第三次告状发生在清朝。这次他斗争的对象是时任钦天监正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及他所代表的洋教,罪名有几种,较可征实、且为后来的谳词采纳的,是历法方面的事。
元明的历法渊源于回回历,年久失修,误差很大。清初,多尔衮重用汤若望,改用西洋的推算方法。杨光先指摘新历诸般不是,另附两项罪名,一个是所颁《时宪历》封面上有“依西洋新法”五字,属“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另一个是顺治与董鄂妃的相继去世,是汤若望为荣亲王(董鄂妃的儿子)选择的葬期与其本命相克所致。
正赶上辅臣鳌拜和苏克萨哈有意变政,遂成大狱,五名钦天监官员被处死,汤若望等去职,胜利的杨光先出任钦天监正。
但杨光先的运气实在不好。因为历法是要通过实测来验证的,不像价值观之争,说来说去,全在口舌之间,人心之内。杨光先的许多观念,不但在有清一代实为主流,便到今天也为很多人奉行,能如此者,就是因为意识形态可以不受实际事务的干扰,自有生存之方。而历法就是另一回事了。
杨光先并不真懂历法,他任用的旧人,也只知沿袭旧术,所以他们编出的历法,错谬百出,一年里致有两次春分,两次秋分,他们对天文事件的推测,也全部失败。杨光先的主张,本来是“宁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但历法毕竟是国家大事,错乱不得,几年后颇有求实之风的康熙亲政,命将几种历法取来,与实情参验。这一来便露了底。翻案后,杨光先被定以诬告之罪,免死放归,病死在半路上。
清朝自康熙年间起,由起初的开放转为保守,这一过程与满人的汉化过程同步。士风也有类似的转变,所以杨光先在同时代人(如陆陇其、李光地等名儒)那里获得的同情较少,在后来的名誉反佳。而他的道死,也被说成是为洋人买凶毒死,虽然是谣言,但合乎人们的信念,想不流行也难。
杨光先虽然落罪,他所代表的思想却是胜利一方。有资实用、可以参验的方面用西学,与价值观相涉、无法参验的方面用中学,这一直是我们的技巧。当然,与精神相关的事务,也有无以自济其乏的,则可学韩愈的法子。韩愈力辟佛学,却偷偷地拿禅学的理义,改头换面,用在自己的《原道》中,这种技法,即陈寅恪曾指出的“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只是何者为实,何者为珠,未必尽如人们原先所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