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但是，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样一种幼稚的问题竟能缠绕中国古典哲学两千年。——哲人要为人间立法，需要若干下脚处，在道德法便是一切法的体系中，不可分析的人心不能不有本原的地位。
哲学家也会成为自己的哲学的受害者。朱熹劾唐仲友一案，当时的人已纷纷猜疑朱子私下的动机。台州知州唐仲友官德不检，朱熹所劾，并没怎么冤枉他，但唐仲友的行为，在南宋的官僚中，并不算出格，举世滔滔，大抵如是，而朱子严密调查于先，一劾再劾以至于六劾于后，若有深仇大恨，又像死按住一个小人物，以当天下之咎。——人们会想，这是为什么呢？
事情闹到皇帝那里。宰相王淮对宋孝宗说：唐仲友是三苏一派，朱熹是二程一派。意思是说，二人争执，在于学术。王淮是唐仲友的姻亲，一直在维护唐仲友，知道此时的孝宗正倾向苏学，厌恶程学，所以要这么说，意在暗中拉偏架。唐仲友也是个理学家，他与朱子的学术分歧，后人总结了若干条，但都不是要紧的事。南宋理学家中，学术主张敌如水火，而不害私谊，终身互相敬重的，大有人在。唐仲友与朱子的异同，本身并不算什么。
于是又有一种怀疑，说有人挑拨。据说陈亮（另一个著名的哲学家）曾告诉朱熹，唐仲友议论朱熹“不识字”，怎么能做好官。但记载这件事的周密，好编排是非，他讲的故事，往往不可信。事后唐仲友确实曾以为陈亮居中谮间，只是起因，各家说法虽多，今天已经难以确定。
这个案子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唐仲友得罪名教，正史中连他的传记也没有。朱熹一生名誉，受累于此案最多。闲言碎语，一直不断，至今流传的民间版本，还绘声绘色地讲朱子如何打“小姐”的板子，甚至说他吃干醋。人言可畏，朱子早当知之。
案中涉及的官妓严蕊，被塑造成这个混乱的故事中唯一的英雄。在传说中，她宁肯熬刑也不肯牵连唐仲友，在传说中，她还做了一首词，中有名句“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云。其实这首词并不是严蕊做的。另外，据朱熹的按状，严蕊如实承认了她和唐仲友的关系。按宋代的法律，官员不可以与妓女有亲密关系。只是这条法律，并不受重视，官员招妓，几无避忌，像司马光那样让妓女跳墙的老实人，实在没有几个。朱子费了一番力气审出的唐严关系，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根本不算不得了的事，反显得朱子欲加之罪，无所不用其极了。
朱熹六劾唐仲友，越来越愤激，他的按状，长的竟在万字以上。朱子绝不是不聪明的人，怎么将小题如此大做？他一生勤于修养心性，不会让一种情绪完全地主使自己，也不会让一种动机，蒙骗全体的心智。但是，当若干种情绪，都有一致的指向，当高尚的动机，足以掩蔽其余，那么，要判断一种宣泄是否合理，要看清心中真正的向背，虽在圣贤，也是难处。
宋孝宗登位之初，理学家将学术与国家复兴的双重希望，寄在他身上。后来他渐渐地只觉得累，一方面是个性使然，另一方面，道学公议对他逼迫太急，颇有为中人所不能堪者。理学家善于高谈深论，在行政上给孝宗的帮助并不多，只是一味督促。至朱唐案，孝宗阅后只是微笑，——他对道学的敬意，至此已失掉大半了。
就朱子而言，事情应该是很简单的。他认为唐仲友是坏官，他认为唐仲友犯了法，他认为法律应该惩罚他。在他看来，这些理由，每条都堂堂正正，就算有别的因素，也不能影响它们的成立，按劾唐仲友，就是秉道直行。——可惜，他自己所属的哲学便主张以心性为出发点，而任何人在成为圣人之前，都要以藏污纳垢的胸怀，来推论和怀疑别人。
至于唐仲友，他的学术和作为，都很一般，但他对严蕊确实很好，帮她赎身脱籍，给她安排落脚处，还动用官钱，大张旗鼓地为她饯行。严蕊被捉进官后，唐仲友曾派吏卒闯入司理院衙门，捶打推司，不知是意在威胁审讯的官员，还是竟想把严蕊抢出来。这个人的放肆，也有有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