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纪的庾信，是古体时代最后一位大诗人。他本来在梁朝为官，后来羁留北朝，终身不得南还。现在的人承认他的杰出，但在唐初，他给看成“词赋之罪人”。勉强说他好的，也认为他到北方后受了些风霜历练，这才华实相扶，而以前的诗文，尽是郑卫之音。杜甫是为庾信力辩的第一个大人物，但也说“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
庾信的身后名，和一种主流观念有关。唐人认为文章是用来载道、明道的，如果不包含些大道理，就等于没道理，假如文字再好看些，便成靡靡之音，可以导致亡国（持此论者显然相信靡靡之音比正音的影响力大）。古人想不明白为什么王朝一个接一个地倒掉，他们琢磨出的原因，有些有道理的，也有些不着边际的，女人祸水论是一个，文学亡国论是另一个。
此外便是南北之争。庾信的时代，北方的文化比南方落后。当年晋室南渡，带走一大批士人。中原为五胡所据，河洛关中，尽沦左衽。从民族融合方面说，这是好事，但在文化上，要恢复旧观，尚须时日。庾信刚到北方时，人问他北地文士如何，他说只一两个人还凑和，其余不过是“驴鸣犬吠，聒耳而已”。
不仅他这么说，北方文人，也常南瞻而自失。北魏人以拥有温子升为荣，说他一个人就可颉颃南方颜延之和谢灵运，再加上沈约和任昉。——话虽然说得骄傲，其实没底气，还是在以南方文学为准绳。魏收和邢邵，是温子升之外最出色的两个北方著作家，但他们互相攻击，邢邵说魏收偷窃任昉，魏收说邢邵“常于沈约集中做贼”。
中国人口和赋税的重心南移，是宋以后才发生的，一直到明清，才有黄河不可恃，漕运倒关乎民生，甚至有俗谚云“黄河是败家子，运河是聚宝盆”的事。本来，直到秦汉，社会发展程度一直以北方为高，北方又以河南为最发达，所谓“豫州人士半天下”。孙策以淮泗人的身份建立政权于东吴，是一个重要的融合。至永康乱后，中原衣冠南渡，遂成空前的南北交流。
因为关乎利益和风俗，当时的人，对这种融合，并不都能以平常心待之。司马越到了南方，人地两生，全靠顾荣的接引，才立得住脚。后来便有一位丘灵鞠说：我真想刨了顾荣的坟，江南本来多好啊，顾荣忽然引来这些“伧”辈，死有余罪。——“伧”是那时南方人骂北方人的话，北方人则呼南人为“貉”。陆机当了大都督，一个小都督竟敢骂他为“貉奴”，因为北方人的势力大。晋室虽然仓皇而至，后来也竟反客为主。所以一些本地人不高兴，要骂顾荣。
这种不高兴也发生在北方。
在庾信时代，从北方南迁的侨姓，都自认为南人。但随着北朝的军事胜利，南方的人才又回流，如北周攻下荆襄之地，江陵人士多徙关中，隋朝灭陈，南人更是大规模北迁，杨广一个人便收罗学士逾万人，其中大多是南士。
南士受到重视，北方的文士，自然不高兴。隋代的王通，是当时北方最大的著作家，他把南人骂了个遍。他说谢灵运和沈约都是小人，鲍照、江淹为狷，吴筠、孔稚珪为狂，谢庄、王融格调纤病，徐陵、庾信夸夸其谈，谢朓浅薄，江总诡谲。——总之没好人了。庾信是南方文风的集大成者，自然要成北矢之的。
王通代表着隋唐之际北方文士的态度。政治上的胜利者，自然不愿低下文化的头颅。北方文人批评南方文学情胜于理，文过于质，进而把南方的政治失败，归因于这种文学的腐化作用（胜利者经常以为自己在每一方面都胜利了）。注重风格的文学是坏的，而坏的文学可以亡国，——很不幸，这种观念成为主流，生存至今。相反的议论，我只记得钱钟书曾说庾信早年的文章最好，至于流落北地后的诗文，慷慨之意虽然好，文字却无足称了。
梁简文帝曾说，立身须谨重，文章须放荡。后人反是。自唐以后，圣道没见到弘扬多少，国祚没见到延寿多少，而文章倒成功地弄得无趣了。喜欢趣味的，由文被逼入诗，又逃诗入词，逃词入曲，又逃到小说，最后小说里也全是大道，这时人们方心满意足，吮大拇指而发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