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读韩愈《祭鳄鱼文》，佩服得不得了。“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多么有气势啊！难怪鳄鱼听了文章，既惭且感，西避六十里，从此吃斋持素，变成一只好鳄鱼。后读胡适《白话文学史》，说鳄鱼远徙六十里的故事，是韩愈自己编造的。我那时想，胡适也许是在嫉妒。
但韩愈确实是个让人头晕的人。比如他自称“日与宦者为敌”，但又写诗拍大宦官的马屁，至写出“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这样的名句，不得不在中国文学恶心史中占一席之地。他掊击道家，反对服食，说服食“杀人不可计”，自己却甘冒奇险，偷偷地服丹饵石，用硫黄喂公鸡，每天吃一只。——公鸡何辜？而且如果白居易的话可信，韩愈竟是死于服用硫黄。他一生好言天命，又在与友人书里说：好人总无出路，不怎么样的人倒做上大官；好人总是活得艰难，不好的人志满气得；好人未必长命，不好的人倒可长寿，不知造物者到底居心何在？是老天爷他老人家的价值观与我们完全不同呢，还是漫无主张，百事不理，任人浮沉呢？
在一种内在地矛盾着的价值体系中，有这样的疑问，是自然的。聪明的办法是把这心事藏起来，继续遵从主流，至少是在口头上。至于矛盾不能不映射到行为上，那也是没办法的事。——韩愈《谏佛骨表》的骨气，让人敬佩。此事导致潮州之贬，是韩公一生中的大事迹，还促他写出一生中最好的一首诗，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样的好句子。但读诗之后，千万别再读他在同月中写的《到潮州谢上表》。这种上表乃是通例，并无可议，但写到韩愈这个份上——他甚至劝唐宪宗封禅泰山——可谓佞之雄者。还有更有趣的，韩愈以排佛遭贬，到潮州不到半月，便求见当地的名僧大颠和尚。看来宋代的理学家攻击韩愈言行不一，也不是全无理由。
曾国藩说韩愈“心有所耻，行不能从”，略近持平之论，其实，想做官，想发财，想出名，有什么可耻的呢？义利之辨，一直被人为地尖锐化，似不如此不能显出儒者以及他们的命题的重要。而又有多少人只顾搬起石头砸人痛快，全不管自己下面的脚。所耻的事那么多，又怎么遵从呢？后儒起而倡言行合一，又怎么可能完全做到呢？难不在行，难在言。
韩愈确实喜欢做官，不在乎为此低声下气，他自己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王公大人无以成其志。——问题来了，问题出在给对利益正常的追求套上义的光环，这一来人们只好听信你自己的话。但实际呢？比如韩愈没当上史官之前，史学讲得极好，一当上了，全不是那么回事，气得柳宗元大老远地寄信给他提意见：你的志跑哪儿去了？
朱熹说韩愈一生事业，只是做官，这是太过分的话。韩愈是个有志向的人，做官只是其中之一。看他一生事迹，果然好人，至少道德水准在平均以上。只不过调子唱得太高，后人拿他宣扬的标准来要求他，自然难以收场——其实拿那些标准来衡量任何人，都难以收场。人常奇怪骄傲一生的嵇康临死前写的《家诫》，小心烦碎，简直不像《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作者写的；捧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苏轼读到韩愈的《示儿》，失望地说“所言皆利禄事”。我不知道他们希望嵇康或韩愈怎么写，难道对自己的儿子也不能说几句老实话吗？
韩愈得罪程朱，也和他的高调有关。他杜撰出所谓的道统，尧传授给舜，舜传给禹，最后传到孟子，孟子之下，就是他自己了，可谓百代单传。宋儒不服气（如程颐认为直接孟子而复兴圣学的是他哥哥程颢），所以要把韩愈从座位上赶开，换上自己的屁股。韩愈吃亏在于原来不是个擅长思维的人，比不得周程辈会钻牛角尖，在这方面不成对手。想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非要以道统自命，这是何苦来呢？王夫之批评韩愈只是文章写得好，“琅琅足动庸人之口，技止此耳”。但自古及今，文章能写得如此之好的，能有几人？将此作为立身的根本，还不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