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好人·中国坏人 移羞做怒:刘瑾

某个美丽的傍晚,一位钻研心理学的朋友,占据着我最好的一把椅子,沐浴着唯一一束阳光,冥想了大约二十分钟,然后把思想的作品,发布给一直在敬畏地等待的我:“假如你做了太监,会怎么样?”

我激动地把他从椅子上赶开。——这便是常人的反应。对这类问题,我们必须反应激烈,最好是带些愤怒,以表明自己的身心,不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和那个大不韪的问题沾一点边。特别是在我们中国,阉宦等于邪僻和奸恶;不是不能够举出些好宦官的例子,但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有一百个反例,来说明肢体的残缺会导致人性的残缺,尽管这一点从来也没有被真正证明过。

本篇想说刘瑾,但刘瑾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他的名字,人们并不陌生,就是没念过书的老汉,或许还看过《法门寺》呢。在明代的太监中,论凶狡他不及魏忠贤,权力不如王振,深沉不如冯保,差有一技之长者,就是捞小钱,报小仇。

人说宦官爱财,未必是一定之论,不过刘瑾确是有些钱癖的。他得志之后,外官入觐、京官出使,都得送他钱,成为常例。刚开始收贿时,不过以几百两为望,有一个叫刘宇的人,一次送他一万两,刘瑾大为惊喜,说“刘先生对我真是太好了”,以后胃口颇开,但聚敛之术似乎只有贿赂一方,所得终于有限。

刘瑾爱作威福。受廷杖者去衣,是他的首创,乃有杖死者,不过究其本意,着重处在于羞辱而不在杀人。明代的大太监中,刘瑾远不算最残暴者,很少杀人,如方良永之不揖,刘玉之劾,处罚不过是撤职或罚米,这样的例子不少。若换在魏忠贤时代,死的人就会很多了。刘瑾也没什么大志,军国大事都糊涂,“知州改御史”之类的事倒做了一些。他的获死,罪名是谋反,当是张永、杨一清等人怕他死灰复燃,捏造出来以致他于死地的。

刘瑾恨翰林,恨御史,这种仇恨不难理解。读书人也憎恨他们。但宦官上应天象,也是读书人的发明。天市垣的中心是帝座,周围有众星屏藩,其中便有四颗星辰叫“宦者”。既然取则天象,虽然可憎,也是不能少的了。自东汉以后,痛骂宦官,又英雄又稳当。中上阶层的人,极端看不起这些刑余之人,说了无数难听的话,以为他们“奸心素笃,憎爱移易”,是变态的小人;然后又没有一个人主张废除宦官制度,就连骂宦官最烈的黄宗羲,也只说宦官可留几十人,不能再多。

阉人不是中国独有,在亚述,在印度,在古埃及,直至后来的拜占廷,都有宦者的身影。只是在这些地方,宦者既不怎么显眼,也不特别地为人痛恨或厌恶。也有掌大权的宦者,如东罗马帝国的克里萨菲乌斯,做过狄奥多西二世的首相的,以及更早的巴葛阿斯,那被亚历山大大帝亲吻过的。这些人士的政治作为,不大能看出和他们的生理有关,社会也不怎么难于接受,便在容易夸张的文学当中,从泰伦斯到莎士比亚,也没有我们这里常见的大惊小怪的因素。

刘瑾最可述的,是他的凌迟处死。据监刑官回忆,头一天例该剐三百五十七刀,从胸膛两侧割起,初下刀时尚有血出,再割则无血。十刀一停歇,一吆喝,这样割到晚上,押回宛平县寄监,此时刘瑾不仅活着,还能吃粥两碗。次日再刑,刘瑾发说宫中不该外传的秘事,行刑者便堵上他的嘴,赶紧将他割死了。

刘瑾得势时,谈不上“权倾朝野”。在内不过是八虎之一,在外有不少附和他的大臣,实分其势,其中乖戾的焦芳,傲慢的张彩,都不是他所能控制的,又有一位大名士李东阳,名不在阉党,却最得刘瑾敬爱。文学之臣和宦官亲密,自刘瑾时候始,前面说过刘瑾的权力不及王振,但当年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此之谓共同罪恶。

没有人喜欢攀结宦官,但人都喜欢攀结权力。读书人知道和宦官勾结,名声大为可虞,但眼前的利益,总是更有说服力,何况声名或许还有办法可想,张居正便是例子。在宦官一方,权力只是假象,一旦皇帝变了心意,“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兽散”。他们不过分到了一两成皇权,皇权的恶,倒分到了十成。有纵人为恶的机构,自不愁找不到为恶之人,而骂宦官,剐刘瑾,虽然义勇可形,但既然又主张宦官制度,知者难免要说那是移羞做怒。

明代宦者少则好几千,多则十万,如刘瑾者,前后数十百人而已,“奸心素笃”云云,至少得不到统计学的支持。至于宦官的心事,我的心理学家朋友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听说过的,一个是宦官往往重视乡谊(如刘瑾是陕西人,便把陕西的高考名额提高许多),不知是不是因为没有家庭的缘故。另一个是宦官喜欢穿好衣服,虽是夏日,也包裹严整,老北京有一句话,说人夏天穿得太多,叫做“练当太监”,便是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