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盗贼也没有，岂不是政治清明，社会完美，大同盛世、大大同盛世？假如这么想，你就错了。没有罪恶的社会一旦出现，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恶的能力被统治者独占了。幸运的是，人类的政治还从未曾达到过这种极致，尽管有许多次都相当地接近。
严延年任河南太守，“野无行盗”，庶几太平。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多杀人。他的朋友看他杀戮太重，写信劝他，他回信说：河南当天下咽喉之地，又承周代余弊，坏人多好人少，怎么不可以痛加铲除？为了树威，他把各县的死囚集中到郡府行刑，血流数里，河南人恐惧战栗，背地里叫他“屠伯”。
西汉的酷吏，往往有立致太平的政声。郅都做济南太守，如狼牧羊，郡内道不拾遗；义纵治南阳，吏民重足一迹，其治定襄，以前的坏蛋都改行做了官府的帮手。王温舒做广平郡的都尉，外地的盗贼不敢过境，及做上河内太守，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夜里连狗叫声都听不到；尹赏任长安令，几个月后，本来嚣张的盗贼，死的死，逃的逃，长安顿时安定。其余诸人，大致如此。
酷吏的另一个好名声是清廉。腹诽罪的发明人，酷吏之宗张汤，死后遗财不到五百金；王温舒死后，家产不值五十金。郅都最有廉名，从不收礼，在官不拆私信，常说：既然出来给皇帝做事，家里的事，只好不顾了。
酷吏最大的特点——在我们平民看来，简直就是美德——是和豪强作对。酷吏之祖侯封，便是被吕后用来压制刘氏宗室。宁成也是如此，皇帝委任他做中尉，便是专门让他约束宗室。余如郅都的诛戮济南大姓，行法不避贵戚，权贵都不敢正眼看他；王温舒到广平，一下车便捉捕郡内豪强，连坐至千余家，往往族灭。张汤擅长整治诸侯王，排挫富商，锄灭豪强，也是他的拿手事。
严延年更是如此。他的治术，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之人犯了法，他不惜舞文弄法，为他们脱罪；豪门若欺负小民，他同样舞文弄法，必致之于重罪。这一点有些像后代的海瑞，海瑞力不能多杀人，但手段一同汉代的酷吏，其清廉也很像其中的几位。
可惜酷吏的功用，并不是解纾民困。西汉的酷吏，正史中有传的一共十八人，有十二人是汉武帝之臣，不是巧合。中国的帝制起于秦始皇，成于汉武帝，谓之秦三世，亦无不可。帝师李斯的理论之一，是把社会压扁。在他看来，对帝权的威胁，不来自易于胁制的小民，而来自有文才或武勇、有势或有钱的中间阶层，把“五蠹”去掉，天下就安定了。对李斯的五蠹之说，汉武帝去其二而用其三；酷吏或自以为得意，其实他到底在干什么，自己未必清楚，而是简在帝心。
小民从酷吏那里得到的好处，纵有也是暂时的，酷吏能去恶人于一时，却助纵恶之制长命百岁。何况酷吏绝不是秉法之人，如杜周所说，哪里有什么法律，人主的意旨就是律令。酷吏往往善伺上意，便在于此。为酷吏鼓掌的人，需得有把握自己绝无可能犯法，或者犯忌，否则不要抱怨得不到公平的对待。
严延年做官是在汉宣帝时。汉宣帝初政苛察，后来渐渐和缓。酷吏治郡有方，各地曾纷纷模仿，然而不数年间，老百姓更加铤而走险，盗贼蜂起，朝廷无可奈何，重视酷吏的风气，便渐渐止息。——并不是以后没有，只是少用酷吏之目了。
为帝爪牙，换来的名声却不好，皇帝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西汉酷吏，能善终的没几个。严延年做官时，去汉武帝已有二三十年，前辈的命运，他便视而不见，也有人替他看到。他的母亲来河南探望，看见他杀人，大吃一惊。再三劝阻无效，便告辞说：我可不忍看见自己的儿子被刑戮，我还是赶紧离开，回老家替你预备后事吧。一年多后，严延年果然被朝廷处死。
又严延年治河南时，邻郡的黄霸以宽恕为政，郡中也很太平，连凤凰都给面子，数次光降。不过，什么凤凰于降，以及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类，都是汉代官场中的套话，当不得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