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到献帝，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终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司马昭灭蜀，司马炎废曹灭吴，于是三国统一而晋兴。八王乱起，西晋又终；司马睿又建东晋。 自公元220年至公元420年，历时200年整，这一段时间便谓之“魏晋时代”。
曹魏曾经下过禁碑令，后来晋代也曾重申，因此这一时期碑刻数量锐减。但也不是绝无。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汉以来“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打破，思想变化节奏加剧，以书传言、交流思想频繁起来；加上士族文人以书法互相标榜，所以书法获得较大进展。
篆书仍有用场，隶书仍为通用的代表文字，然而由于禁碑令的限制，应用上不如以前广泛，故大多数篆、隶作品已渐致浇漓，呈现出强弩之末的颓势。但也出现了像《天发神谶〔chen趁〕碑》这种融铸篆隶、风格奇崛的作品。
楷书的发展，已是历史的必然。在隶书的原型上，融进一些简书、草书的笔法，加以净化、规范化，便是楷书的模型。楷书的萌生虽开始于汉末，但正式的成型则在魏晋时期。钟繇〔you由〕(公元151—230年)在楷书的形成中是一位卓有建树的书法家，他的《宣示表》、《力命表》虽都是小楷，但足以代表当时的楷书。
利于简札应用和展示风致的行草书，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草书领域，一方面对汉时的章草作了规范的整理，一方面在书写实践中增益挥洒的意趣，因而大大加强了“草”的飞动驰骋之势。卫瓘〔guan贯〕、陆机等人的草书虽仍属章草，但已极大地向今草靠近了。
把今草更向前推进一步的是王羲之(公元303—361年)。他曾拜过右军将军，故称“王右军”，因他在书法艺术上贡献巨大，世人尊为“书圣”。他的《十七帖》为今草中以“简约”为法的典范，展示了他高超的艺术才能。
当然，王羲之的更大贡献是把行书推到了成熟的高峰。
羲之的儿子献之，在他父亲的艺术创建中，曾提出了权衡抉择的明智的敦促意见，而且他自己的艺术实践也有很高的成就。所以，每提到行草书，必然提到他们父子，世称“二王”。不仅是晋代书法的典范，而且也成为历史上行草书的极则。
他们传世的墨迹都是稀世之宝，尽管它们的真赝〔yan 雁〕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在书史上还没有发现可以伪作出那些作品的书家。他们的名作极多，《丧乱》可为行书的典型。
在历史上，凡是艺术达到高峰的时代，理论也必有相应的高度。这正表明书法艺术家们的成就正是一种自觉追求的结果。魏晋时代在行、草书上的成熟，与当时理论的高度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