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禅宗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早在唐代就已出现官僚文人的参禅之风。据记载，王维、李翱、张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裴休等著名人物都曾受禅学的熏陶，加入参禅者的行列。
大诗人王维曾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为友，“十年座下，俯从受教”；又受慧能弟子神会之请，作《六祖能禅师碑铭》。张说长于文辞，他与禅僧频繁交往，撰写过许多有关佛教的像赞、经赞和碑铭。白居易既信道教，又对佛教颇感兴趣，与禅僧也有交往。柳宗元在柳州期间，常与禅僧往来，南方诸大德的碑铭多出自其手。刘禹锡与衡山、牛头山、杨岐山等处禅僧有广泛的交往。裴休曾官至宰相，他既是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又是虔诚的禅宗信徒；他不仅是希运最得意的在家弟子，而且与宗密有着深厚的友谊。李翱为朗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市)刺史时，曾谒见禅僧惟俨，并由此得悟。后来又遇到紫玉禅翁，从他那儿“增明道趣”(指对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曾作偈颂云：“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景德传灯录》卷一四)云在青天飘浮，水在瓶中静止，一动一静，天真自然，不用着心，这就是他所领悟的禅。
唐代文人参禅之风很大程度上受安史之乱的刺激而起。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处于鼎盛时期，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恢宏自豪、开朗奔放的气氛，官僚文人大都充满事业上的信心，怀抱建功立业的热情。对于他们来说，佛教主要是点缀风雅的玩物，炫耀财富的形式。然而，安史之乱使他们受到极大震动，促使他们带着无限的失望和苦恼转向禅宗，“禅悦”风尚由此而起。“禅悦”，原意指在禅定中获得心神愉悦。怡乐于山水之间，耳听潺潺流水，目送悠悠白云，吟风颂月，无拘无束，本是封建文人梦寐以求的境界，而寺院的自然环境和宗教气氛又提供了与此相应的禅悦条件。现实生活中失去的，有可能从禅悦的虚幻中取得补偿。在封建文人眼里，上层禅僧的恬淡宗教生活与老庄自然无为、退隐适意的高雅世俗生活没有矛盾。所以，史载天宝(公元742—756年)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而禅僧也往往“以诗礼接儒俗”，这就不足为奇了。
当禅宗勃兴之时，佛教其他各宗却相继走向衰落。宋以后，由于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加强以及理学思想的出现，禅宗转而热衷于儒、释、道“三教”的调和，也开始失去原先的特色。尽管如此，禅宗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并为众多官僚士大夫所向往。
据记载，宋代上层官僚如富弼、杨亿、李遵勖〔xu序〕、杨杰、张商英、张九成、李邴〔bing饼〕、吕本中等人都曾热衷于参禅学佛。他们与禅僧相互激扬酬唱，书信、偈颂频频往返，成为“方外道友”。如，富弼曾问道于云门宗禅僧投子义青，往来书信偈颂甚多；杨亿、李遵勖两人与临济宗禅僧广慧元琏、谷隐蕴聪关系颇为密切，又与石霜楚圆激扬酬唱；杨杰与杨岐派禅僧白云守端交往频繁，获得证悟；张商英参学于黄龙派禅僧兜率从悦门下，扣关击节，彻证源底；张九成、李邴、吕本中三人均在大慧宗杲〔gao 槁〕处“登堂入室”。此外，黄庭坚住于江西黄龙山时，与禅僧晦堂祖心等交往极为密切；欧阳修曾力主排佛，但在见到禅僧契嵩所著《辅教编》(内容以提倡忠孝为主)后，改变立场，转而对禅学发生兴趣，并与禅僧多人交谊甚笃。苏轼更是热衷于参禅生活，经常出入禅院，深得禅悦之趣。
在这一历史潮流冲击下，即使主张排佛的理学家也无不受禅宗影响，染禅悦之风尚。程颐与禅僧灵源惟清长期友好相处，至今还保存着两人往来的书信多封，而他的坐禅入定功夫更为世人所共知。朱熹自述年十五六时，对禅学已有相当了解，他在18岁应举考试前，木箱内只有大慧宗杲的《语录》一部。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禅学功夫深了，就会自然地投入它的怀抱。
宋代禅悦风尚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官僚士大夫政治上的失意。宋王朝300年间内忧外患不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这种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佛教所说“四大皆空”、“诸行无常”，感受到人生变幻莫测，世事难以逆料。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等名人大都有过政治上失意的经历，他们面对大千世界的沧桑之变，内心充满人生如梦、朝夕异世的伤感。王安石罢相后，写下《读〈维摩经〉有感》一诗，云：“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王文公文集》卷七四)这里不仅大有看破红尘之感，而且把维摩诘居士视为理想的人物。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忠规谠〔dang党〕论，挺挺大节，但为小人挤排，不得安于朝廷，郁憏〔chi翅〕无聊之甚，转而逃入于禅。”(《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黄庭坚谪居黔南时，戒酒绝欲，读《大藏经》三年，后来昼卧道中时豁然开悟。
宋代部分禅僧受时代思潮影响，注意对儒家思想的吸收，文化素养较高。既通禅理又具文采的禅僧脱颖而出，成为与文人士大夫直接交往的代表。如禅僧佛印了元很有文才，缙绅之辈都乐意与之交往，他与苏轼两人常“酬酢妙句，与烟云争丽。”(《禅林僧宝传》卷二十九)觉范慧洪更是才气横溢，据说他“落笔万言，了无停思”(《僧宝正续传》卷二)。琴棋诗画，自是文人士大夫的爱物，以此显示风雅脱俗。但当他们失意之时，风雅已不足弥补心灵的空虚，便要借禅悦衬托高洁，在幻觉中获得精神慰藉。
禅宗在明代万历(公元1573—1620年)以前，可以说是处境维艰，前景暗淡。明代禅宗的转机，应以万历为标志。明人王元翰记述当时佛教界的状况说：“其时京师学道人如林。善知识则有达观、朗目、憨山、月川、雪浪、隐庵、清虚、虞庵诸公；宰官则有黄慎轩、李卓吾、袁中郎、袁小修、王性海、段幻然、陶石篑、蔡五岳、陶不退、蔡承植诸君。声气相求，函盖相合。”(《凝翠集·与野愚和尚书》)所谓“声气相求，函盖相合”，如实地反映了僧侣与士大夫之间的密切关系。高僧袾〔zhu 朱〕宏的弟子不下数千人，其中居士多于僧侣，士大夫如宋应昌、陆光祖、张元、冯梦祯、陶望龄、赵贞吉、唐宜之、王性海等都曾受他影响。禅僧真可走南闯北，广交社会人士，与汤显祖、焦竑〔hong 洪〕、袁宏道、董其昌、陶望龄等都友好相处，陆光祖、冯梦祯、瞿如稷、王肯堂等也都向他问道。禅僧德清门下士大夫则有汪德玉、吴应宾、钱谦益、董其昌、屠赤水等人。智旭门下有程季清、严敏卿、陶望龄等人。此外，禅僧法藏、元来、元贤门下也分别有一批士大夫学佛者。
晚明士大夫参禅的典型是袁宏道(字中郎)。袁宏道生活的时代，是明末“四大高僧”试图中兴佛教的时代，也是泰州学派传人李贽、管志道、潘士藻、陶望龄、焦竑诸学者活跃的时代。李贽与佛教关系甚深，曾住寺院20年，专心参禅学佛，袁宏道一生以弟子之礼事他，受他影响最深。
袁宏道曾科举及第，做过县令，因见人世污浊，官场黑暗，不屑与一般俗吏为伍，乃舍去官位，在禅学上狠下功夫。此举受到李贽的高度赞许，称他为“真英灵男子”。袁宏道于城中置地300亩，中间筑长堤数条，四周植垂柳万株，取名“柳浪”。从此潜心禅悦，不问世事。
据袁宏道自己宣称：“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劲敌，唯李宏甫(李贽)先生一人。其他精炼衲子、久参禅伯，败于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与张幼于书》)其自负得意之情跃然纸上。但是究极说来，他的禅也并不纯粹，且处处透露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感情。其兄袁宗道对此看得十分真切，说：“石头居士(中郎)少志参禅，根性猛烈；十年之内，洞有所入；机锋迅利，语言圆转；自谓了悟，无所事事。虽世情减少，不入尘劳，然嘲风弄月，登山玩水，流连文酒之场，沉酣骚雅之业，懒慢疏狂，未免纵意。如前之病，未能全脱。”(序《西方合论》)可见在中郎内心深处，充满着深刻矛盾。对于时事的日非，虽深怀忧愤，却也无可奈何；虽一意参禅学佛，却又不愿放弃世俗的生活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