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书名吧。意思是……毫无意义。小说中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叫费迪杜克的人物。这只是开了个头而已，后面还有更多让人气愤的地方。
1937年岁末《费迪杜克》出版时，作者年方三十三岁，它是这位伟大的波兰作家写的第二本书。他的第一本书名为《不成熟时期回忆录》，这个题目倒是很适合这本小说。也许贡布罗维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选用了一个没有意义的题目吧。
第一本书的题目曾遭到华沙评论界一窝蜂地抨击，觉得它听起来就好像贡布罗维奇是在假装漫不经心地抖搂自己丑事似的。那本书是一个短篇小说集（那些作品从1926年起陆续发表在一些杂志上）；其后的两年间，他又写了很多短篇小说，其中包括两个姊妹篇（《跑入费利多深处的孩子》和《跑入费利伯深处的孩子》）。后来他把这两篇短篇小说分别配上冗长的滑稽模仿序言，就像《费迪杜克》中的插曲。这期间，他还写了处女作剧本《艾佛娜公主》。1935年，他着手创作长篇小说。难道那第一本离奇短篇小说集的题目真的似乎——他的原话——“取得很差”？现在他可是真的要挑衅了。他决定写一个史诗般的作品来为不成熟辩护。他在晚年时曾经宣称：“不成熟——多么折衷、讨厌的词啊！——它变成了我的战斗口号。”
贡布罗维奇坚持使用“不成熟”（而非“年轻”）一词，这是因为它给人以缺乏吸引力和“劣等”（他的另一关键词）的联想。他在小说中所描绘和认可的并不是像浮士德那种想要重返年轻时光辉岁月的渴望。一天早晨，年届三十的青年一觉醒来，想到自己的一生和所从事的事业一无是处，顿生恼怒。他被老师诱拐，带到了乳臭未干的小学生中间。这一经历对他而言是一种耻辱和堕落。
贡布罗维奇从一开始写作就决定选用一种近乎于“癫狂、愚昧、荒谬”的“荒诞古怪，而又异乎寻常的风格”。也许在贡布罗维奇看来，激怒一个人就等于征服了他。我思故我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一心想在华沙文学界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早已成为作家咖啡馆中的谈资，他们津津乐道贡布罗维奇狂妄的鬼脸和姿态。在写作中，他希望呈现给读者的故事也同样狂野。夸张和癫狂，这就是不依不饶的叙述产物。
然而，贡布罗维奇动手写这部小说时，也许根本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个样子。“我记得很清楚，”贡布罗维奇在去世的前一年，即1968年，还这样宣称（他真是回想起来的吗？还是想卖弄他的传奇故事？）：
我当初动笔写《费迪杜克》时，只是想写一篇尖刻的讽刺小说，以此来挫败我的仇敌们。但我的笔很快就不听我使唤了，犹如上了嚼子的马似的，自己冲着疯狂的境地直奔而去，怎么撵也撵不上。我只好把小说的开头部分重新写过，好让它跟后面部分的怪诞风格保持一致。
然而，（我怀疑）问题不在于小说的前几章需要进一步加强疯狂的力量，而是贡布罗维奇没有料到自己的故事会承载这么多关于性爱本质、关于文化（尤其是波兰文化）和关于理想的内容。
《费迪杜克》开篇讲述主人公被骗到一个梦幻般的荒谬世界，那里的一切都倒了个儿：大的东西在那儿是小的，小的东西倒出奇地大：例如半空中巨大的臀部。与刘易斯·卡罗尔为一个小女孩编出来的那个童话世界不同，贡布罗维奇的变形奇境充满了欲望：
黑暗中一切都在扩张。在膨胀和变宽的同时，也在收缩和拉紧，躲避着某种东西，无差别或有选择地剔除着，有凝聚作用的压力与有压力的凝聚，千钧悬于一发，转变成另一种东西，变形，接着——落入一种累积的、高耸的系统，就像在一块狭小的木板上竖起了六层高楼，伴随着所有器官的兴奋。痒痒的感觉。
在《爱丽思漫游奇境记》里，一个孩子掉进了一个无性的地底世界，那里的人们自有一套稀奇古怪而又冷酷无情的逻辑。在《费迪杜克》中，那个变回小学生的成人发现自己可以重新像孩子那样自由自在地惹是生非、坦白自己难以启齿的欲望。
小说以诱拐始，也以诱拐终。第一次（由平科教授施行的）诱拐把主人公带回真实的，即难以驾驭的情感和欲望。第二次诱拐则使主人公暂时变回了所谓的成人：
万一有人看到我站在黑暗的门庭里，我该怎么解释自己的越轨行径呢？我们怎么会走在这种崎岖异常的道路上？正常就是在异常的深渊上走钢丝。在日常秩序中包含着多少潜在的疯狂——不知何时你就会给逼得去绑架一个农夫，带着他逃遁到荒郊野外。要绑也得绑佐西娅，把佐西娅从庄园里拐出来，这才是正常和合理的事，要绑就得绑佐西娅，而不是这个愚蠢、白痴似的农夫……
《费迪杜克》堪称是迄今描写性欲最爽和最直接的一部小说——可书中却没有一处涉及描写性交场面。当然，小说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性爱的意念。在臀部、大腿、小腿的喧闹声压倒了社交客套话的氛围下又有谁不会发生共鸣呢？大脑命令这样做，或希望这样做。臀部统治一切。
后来，贡布罗维奇称这部小说为小册子。他还称其为是对伏尔泰风格的哲学故事的拙劣模仿。贡布罗维奇是二十世纪超级辩手之一——“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也要唱反调，”他宣称，“这是当今艺术的首要因素”——而《费迪杜克》则是一本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小说。这些思想让这本小说有了分量和翅膀。
贡布罗维奇雀跃，咆哮；威吓，嘲弄；但他对于自己的重新评估工程、对崇高“理想”的批判也是完全认真的。《费迪杜克》是我所知为数不多的尼采风格小说之一；当然它也是独一无二可以担当得起这个称谓的喜剧小说。（相比之下，黑塞那篇动人的幻想小说《荒原狼》则显得过于感伤）尼采痛感由基督教撑腰的奴隶思想之盛行，号召人们起来推翻腐朽的理想，创造新的上乘艺术形式。贡布罗维奇断言“人性”需要缺憾、不完善和卑劣的青春，他自称是精通于描写各种低劣行为的专家。将粗野的青少年时期视为拯救体面的成人生活的一剂猛药，似乎过于激进，但贡布罗维奇正是这么认为的。“堕落成了我不变的理想。我崇拜奴隶。”这仍是一项尼采式的还原和揭露工程，伴随着二元论欢快的双人舞：成熟对不成熟、整体对局部、衣冠楚楚对赤身裸体、异性恋对同性恋、完整对不完整。
贡布罗维奇欣然展示了高雅文学现代派（后被贴上“后现代”的标签）所运用的多种背离传统小说创作的手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故事叙述者都是喋喋不休、爱管闲事的人，陷于矛盾情绪之中无法自拔。滑稽逐渐变成了悲怆。在不自我夸耀时，他就变得很可怜；在不装疯卖傻时，他就显得脆弱而自怜。
不成熟的叙述者必然是一个坦白的叙述者；他甚至会把通常隐去不说的东西拿出来炫耀。然而他却不是一个“真诚的”叙述者，因为类似于真诚这样理想化的东西在那个充满坦白与挑衅的世界里是毫无意义的。“真诚在文学世界毫无用武之地……我们越是矫揉造作，距离坦诚就越近。矫揉造作使艺术家得以窥见不体面的真相。”至于他那著名的《日记》，贡布罗维奇说：
你读到过“真诚”的日记吗？所谓“真诚”的日记其实是最骗人的……而且，从长远来看，真诚是多么令人乏味的东西！它毫无用处。
那又如何？我的日记必须是真诚的，但它却不可能真诚。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词语这种不确切和文过饰非的东西幸好有一个特性：它近乎真诚，这不是说它所坦陈的内容，而是就它所标榜和追求的东西而言。
因此我不得不避免把自己的日记变成坦白的供认。我得用行动，用我把自己以某种方式强加给读者的决心，用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创造一个自我的欲望，来展现自己。“我想让你以为我是这个样子的”，而非“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过，尽管《费迪杜克》情节离奇，读者还是能一眼看出主人公及其渴求其实就是作者本人个性与异常心态的折射。作者安排乔依·科瓦尔斯基（主人公兼叙述者波兰语名字的音译）当作家——主人公还写了一本失败的、饱受讥讽的短篇小说集，对了，题目就叫《不成熟时期回忆录》——贡布罗维奇倒想看看，有哪个读者敢不联想到小说作者本人。这是一位梦想摆脱自己身份及附属特权的作家。一位幻想通过诱拐回到青春年华的作家；以此来逃避成年人可预见的命运（在书中表现为离开那个自己所处的世界）。
接着幻想变成了现实。（很少有作家能像他那样，一生为命运所左右）三十五岁那年，就在1939年9月1日这个灾难的前几天，贡布罗维奇意外地受到驱逐，来到远离欧洲的“不成熟的”新大陆。真实生活中的这一变化对于他来说，就像小说中三十岁的男人忽然变成小男孩一样可怕。他束手无策，无以维持生计，人们对他没有任何期望，因为没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丢弃自己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波兰，他是出身名门的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著名的“先锋派”作家，写过一本被很多人（包括他朋友，同时期波兰另一伟大作家，布鲁诺·舒尔茨）奉为经典的书。在阿根廷，他写道，“我什么都不是，也就什么都干不了。”
要是没有在阿根廷生活的这二十四个年头（其中很多日子都是在贫困中度过的），简直无法想像贡布罗维奇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他把阿根廷视为磨炼自己幻想、勇气和自尊的对象。他离开波兰时，正当壮年；而当他回到欧洲（但再也没去过波兰）时，已年近花甲，六年后，他在法国南部溘然长逝。与欧洲的隔绝并非使贡布罗维奇成为作家的主要因素：这个在流放前两年就出版了《费迪杜克》的人早已奠定了一位文学艺术家的名声。是机缘巧合，让他验证了自己在小说中写过的那些际遇，并指引他写出了后来那些富有感染力的非凡作品。
离乡背井的痛苦经历——贡布罗维奇确实觉得痛苦——磨炼了他文化批判的敏锐感，这在《日记》中就有记述。他的《日记》——英文版分为三卷，全然不是什么“私人”日记——可被当成自由体小说、后现代的先锋派作品来读；也就是说，受到类似于《费迪杜克》那样打破常规的计划启迪。在人们折服于作者惊人的天赋和敏锐的才智时，也有传言说作者不甚可靠，议论他的种种缺点和让人难堪的地方，甚至还指责他野蛮和粗鄙。贡布罗维奇认为自己受到了三十年代十分活跃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界的轻视，因此他对其进行了抵制，但他同时也认识到这儿的文坛中有一位毋庸置疑的伟大作家，所以贡布罗维奇宣称自己与博尔赫斯“截然相反”。“他深深地植根于文学中，而我却植根于生活。说实话，我是反文学的。”
就好像是为了附和（浅薄地附和）贡布罗维奇完全出于自身考虑的文学理念之争，现在很多人都把《日记》看成贡布罗维奇最伟大的作品，而不是《费迪杜克》。
没人会忘记《日记》那个著名的开场白吧：
星期一
我。
星期二
我。
星期三
我。
星期四
我。
在确定了上述体例之后，贡布罗维奇才在星期五的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对刚刚从波兰报纸上读到的一则消息的敏锐思考。
贡布罗维奇试图用他的自我中心来引起读者的愤慨：一个作家必须时刻捍卫自己的疆界。但作家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领土，而贡布罗维奇争辩说，自我中心是获得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前提。从“我……我……我……我”的声音之中，人们可以听到这位孤独的流亡者在嘲弄“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贡布罗维奇从没有停止与波兰文化的论战，质疑它顽固的精神统一（通常称为浪漫主义）和波兰作家对为国捐躯和民族身份的迷恋。他在文化与艺术领域充满睿智与活力的观点，他对波兰人的虔诚的不懈挑战，他的滔滔雄辩——这一切使他成为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波兰最有影响力的散文作家。
波兰在历史上经历了很长的外国占领时期，而波兰文化在整个欧洲文化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它所关注的焦点也与西欧国家截然不同——正是这些因素帮助这个不幸的流亡者在多年近乎与世隔绝的写作生涯中挺了过来，这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勇敢地着手从自己在阿根廷所遭遇的无依无靠的境遇中挖掘出深刻和解放性的意义。流放考验和拓展了他的写作才能。他对民族主义者的虔诚和沾沾自喜现象的不满日益加深，使得他成为世界文学领域里的顶尖人物。距《费迪杜克》写成已过去了六十多年，贡布罗维奇当年嘲笑的波兰式的专门目标现在大多已不存在了。它们与贡布罗维奇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波兰一起消失了——在历次战争、纳粹占领、苏联统治（禁止他再踏上故土半步），以及1989年后的消费风潮中被破坏殆尽。同样过时的是他关于成年人总是号称自己已经成熟的假定：
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我们希望自己有教养、胜人一筹、成熟稳重，于是我们使用成熟的语言，而且谈一些美、善、真之类的话题。但事实上，私底下我们只感觉力不胜任、尚未成熟……
这种看法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现在人们不可能用美、善、真之类夸夸其谈的词来掩饰令人难堪的力不从心的局面。成熟、教养、智慧等欧洲式理想已稳步让位于美国推崇的永远年轻。对文学及其他“高雅”文化形式的怀疑，把它们视为精英文化或反生活的东西，这正是受娱乐价值支配的新兴文化出现的根源。对自己异常的性需求的轻率现已成为公众娱乐业的常规的（如果不是强制性的）推动力。号称喜欢“劣等事物”的人会说，那东西本来就不低劣；相反，是高级的。贡布罗维奇当年曾驳斥过的那些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观点，现在几乎全都失了宠。
那么《费迪杜克》还能激起人们的愤慨吗？还那么让人难以容忍吗？除了小说中带有厌恶女性心理的刻薄言词外，也许回答是否定的。它仍然显得放纵不羁、才华横溢、令人不安、无畏、有趣……奇妙吗？不错。
贡布罗维奇是个精心维护自己传奇形象的人，因此当他号称成功地躲开了各种形式的伟大时，他既说了真话，也没有说真话。但无论他是怎么想的，或者说他想要我们以为他这样想的，当一部杰作问世以后，总会带来某种不可避免的后果，并最终得到世人的认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费迪杜克》终于（幸运地得到了赞助）被译成法文，贡布罗维奇也终于被“发现”了。他所追求的不过就是这种成功；这种打败真实及想像出来的对手和恶意诽谤者的快意。但作为奉劝读者尽力避免表达自我，捍卫自己的所有信念，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尤其不要把别人对自己的描述当成真实自我的一个作家，贡布罗维奇肯定会坚持说，他并不等于那本书。实际上，他得比它差才对。“作品被改造成文化，在空中翱翔，而我还呆在地面上。”就像小说最后，主人公不太情愿地飞向正常世界那样，《费迪杜克》已经飞向了文学领域的最高峰。它对于企图把欲望正常化的所有尝试的绝妙讽刺万岁……伟大文学作品的深远影响万岁。
2000
（王晓霞 译，沈弘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