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所谓的“有意义”，时常同义于“有用”，也就是具有功利上的价值。但是，一个读书人往往不大可能同时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反之亦然。读书人会有追问的习惯，会把问题逼到证据和逻辑的极限，不经意间就会使好奇心远远压倒了功利性。现在不妨让我们假设一个情境，如果真的发现了可靠性很高的新材料，或者根据一种崭新的价值观，证明岳飞原来不那么光彩，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也许有点匪夷所思的是，对于这类问题，新论调的说服力越强，大多数人往往反而越是坚定原有的立场。是的，如果主动接受了新的论调，前后不一致的感觉会让人很不舒服，而为了消除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最常见也是最自然而然的情形就是继续保持原有的一致性。事实上，这就是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在1959年提出的经典的认知失谐理论的核心内容，但在岳飞的这个具体问题上，该理论的解决能力比之它的预测力与解释力似乎要逊色许多。
好在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经验。是的，同类的并且更难解决的问题古人早就遇到过了。事情发生在两千年前，在汉景帝的朝堂上，两位学者型的大臣正在争论着一个看似和时政毫无关系的纯学术问题，即商汤王和周武王到底是好是坏。
商汤王和周武王分别是商、周两代的开国之君，向来被儒家知识分子尊为受命于天的万世楷模，谁能想到这时候会突然有人为之翻案，并且玩的是180度的大逆转呢？根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黄生和辕固在汉景帝面前争执不休，黄生说：“帽子就算再破，也该戴在头上；鞋子就算再新，也只能穿在脚上。所以，夏桀王和商纣王虽然都是暴君，但毕竟是君上；商汤王和周武王就算再怎么圣明，原本都只是这两大暴君的臣子。君上有了错，臣子不但不去劝谏引导，反而造了反，这不就是乱臣贼子吗？”辕固反驳道：“照你这么说，本朝开国皇帝（刘邦）本来是秦朝的臣民，却起兵推翻了秦朝，难道他老人家也是乱臣贼子不成？”
看似一个简单的“纯学术”问题，实则大大关乎世道人心，更关乎刘氏政权的稳定性。但到底判定谁对谁错呢，这可真让汉景帝左右为难。如果支持黄生，就等于承认自家的汉王朝是祖上篡夺来的，其合法性马上就会轰然倒塌；可如果支持辕固，又等于给那些对朝廷心怀不满的人提供了作乱造反的依据。如果展开一场范围更大的讨论，让学者们自己辩出个所以然来，皇帝置身事外，这样好吗？不，所谓理越辩越明，无论最后是否真能辩出个所以然来，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辩论的过程只会使正反两方的观点中所包含的危害政权稳定性的毒素越发明朗起来，也越发深入人心。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不愧是缔造过“文景之治”的一代明君，汉景帝做出了一个高瞻远瞩、影响深远的结论：“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吃；做学问的人不谈‘汤武受命’，不算傻。”
这话如果再解释一下，意思就是，对一位吃遍天下美味的美食家来说，没人会仅仅因为他没吃过马肝就认为他不配称美食家；同样，对一位学者来说，没人会因为他不谈商汤王、周武王闹革命的事就认为他不配称学者。
如果继续阐释的话，汉景帝这是在告诉我们：你们该打酱油的去打酱油，该回家吃饭的回家吃饭，纠缠这种问题有意义吗？
但是，一个读书人的回答（悄悄地）会是：管它有没有意义呢，反正很有意思。
相应地，汉景帝的支持者们也会抛出下一个观点：就算有意思，但这种问题会有结论吗？在一个明知没有结论的问题上花那么多的工夫，这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归根结底还是意义，是那个作为“功利性”的同义词的“意义”。但是，对于读书人来说，没有意义并不重要，没有结论也不重要，反正他们的心里早已经装满了没有意义、没有结论的东西。不必经过很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不爱读书的人，观点和知识常常是鲜明的、整体的、确定的，一个读书人则恰恰相反，是太多模糊的、散碎的、不确定的，这也正是接下来要谈的读书人的第三个反常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