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大家在兴致盎然地讨论一次演讲。大概演说家那次对创作的自由度发了一些抱怨，然后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只有在宽松自由的环境里，才能诞生文化艺术的杰作。
这好像是一句老生常谈，但那又怎么样，大家还是觉得这话很对，是每个人都想说而不敢大大方方说出来的。可是，事情明明不是这样啊！我插了一句：难道你们都没看过苏联文学吗？没看过苏联电影吗？就算都没看过，至少也听过苏联歌曲吧——《红莓花儿开》《山楂树》，这些总该听过吧？
即便是从没读过《古拉格群岛》的人也不会对苏联的社会空气一无所知，但那么多诞生在苏联的艺术杰作就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依然是当之无愧的经典。还有那个莱妮·里芬斯塔尔，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她为纳粹歌功颂德的片子直到今天还是多少电影学院里的学生必修的经典之作——当然，仅仅是从艺术角度来看。
里芬斯塔尔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便在纳粹那样的险恶环境里，领袖的文化素质决定了艺术的高度；而在苏联的故事里，是的，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确饱受迫害，尤其令我心悸的是茨维塔耶娃，这个那么卓绝的诗人，讨一份洗碗工的工作而不得，只好选择了自杀。
还有个再近不过的例子，每个人都不陌生：在清朝那个满是文字狱高压的时代，至少还出了一部《红楼梦》，还有被王国维推崇为北宋以后第一人的纳兰性德。
我承认，宽松自由的环境是人们想要的，文化艺术的杰作也是人们想要的，这都没错，但这两者真的存在必然的联系吗？除非把数不清的反例一一解释为特例，并且解释清楚。
我就是这么发言的，但没有人附和我，也没有人反驳我。对他们来讲，我的问题似乎突如其来，既让他们不甚喜欢，也让他们来不及反应。然后，没有人愿意继续这个话题，大家就这么不欢而散了。我的出现经常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大家叫我“气氛破坏者”。
我的看法总是和大家不同，他们觉得我喜欢故意搞怪，我觉得他们经常逻辑短路。我发觉大家总有许多约定俗成的观念，既没有清晰的来由，也不曾被清晰地整理过，但这些都是每个人心灵的根须，坚定地拒绝着任何一把喜欢刨根究底的铲子。
我发现作家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总是容易顾此失彼，喜欢诉诸直观的感觉，而不是细致地加以论证。我这么讲，完全没有鄙薄他们的意思——事实刚好相反，我觉得这正是作家们可爱的地方。作家不需要接受任何学术训练，不需要掌握严密的逻辑思辨技巧，那都是学者们的事情；作家只要有自己独特的眼光，细心加工出一个奇幻的世界给我们看，尽情想象，尽情批判，而学者式的严谨恰恰会扼杀这一切。
其实哲人们也常常说一些可爱的蠢话，像孩子或诗人一样。我爱他们的真理，更爱他们的谬误，那些谬误的确缺乏细腻的论证，表达着哲人们最直观的感受和最本真的好恶，像一只拒绝变色的蜥蜴，不谙世事地在掠食者的世界里展现本色，不假任何遮掩，静候天敌的吞噬。在无怨无悔的固执里，总有一种悲剧的美，让人在窒息中迷醉。
最早迷住我的正是这样的一些书，各式各样的乌托邦，在古往今来中被幻想出来的理想世界。我觉得那些为人类设计乌托邦的哲人就像我自己一样，耽于幻想，在一个个晴天的云卷云舒里，在一个个夜晚的星移斗转里，飞升至天国的高度，或者像庄子那样“登假于道”，在云彩与星空的图纸上寄托自己云母一般的才思与哀愁。
我要讲的第一个乌托邦，第一本书，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它是我这一旅程的起点与终点，是我少年梦想的摇篮与坟墓。当“海盗路飞”在雅典的街市上挑剔着旅游纪念品的时候，我的旅行却从两千多年前的古代雅典悄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