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方在全市党政干部大会上讲话时提到河塘村以后，河塘村的名气骤然大了起来，连躺在医院的大老板钟明仁都注意到了。钟明仁专门把贺家国找来谈了一次。
钟明仁指出：“问题不在于选了一个算命先生上台，而在于我们的党员同志人家老百姓一个不要！河塘村32个党员中不可能一个好人没有，为什么人家就是不要呢？以前的党员干部太腐败嘛，老百姓一旦有了民主权利，不赶你下台才怪呢！实际上警钟早就敲起来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充耳不闻，就不愿多想想怎么做好这个人民公仆，怎么好好为老百姓服务，还在那里为了自己的所谓政治利益机关算尽，想着法子保护腐败分子，我看呀，这不但是失职了，也很愚蠢——我就不信搞民主选举老百姓会选他赵某人做省长、副省长！”
钟明仁一边批评赵启功，一边也冷静地进行了反思，头一次把贺家国当做了自己的同志和朋友，说得诚恳而坦然：“我看，一把手现象确实存在，决策不民主，用人不民主的现象，不但在峡江市，在西川省存在，在全国不少地方也存在。改革开放之初，左的那一套还很有市场，不这么干不行，政治形势需要有乔厂长这种人拳打脚踢去开创局面，所以一部《乔厂长上任记》才会风行全国。以后政治形势稳定了，政治生活正常了，再这么干就不行了，势必要走到事物的反面，走上主观和客观相背离的道路……”
那天钟明仁情绪不错，针对民主说了不少话，说到最后，又一次主动问起了国际工业园，要求贺家国一定说真话。贺家国见钟明仁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还不错，才把有关情况说了——仍没敢说透，怕钟明仁一下子接受不了。说完后，还趁机向钟明仁推荐了两本环保方面的书，一本是《寂静的春天》，一本是《大熊猫深思录》。
话虽然没说透，钟明仁已经有点吃不消了，这位大书记怎么也不相信国际工业园的污染会这么严重，而且除了关园，竟然无路可走。15年了，钟明仁看到的，听到的，全不是这么回事。钟明仁听罢虽然没有发火，可态度还是有所保留的，他深思着说：“如果你和李东方说的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那么，钱凡兴就从没和我说过真话。”贺家国也不客气了，把钱凡兴的所作所为如实汇报了一番，包括在时代大道资金问题上“逼宫”的设想。钟明仁气坏了，这才知道自己差一点被逼上梁山，连叹了几声“可怕，可怕”，感慨地说缺少民主作风真是害己害人啊。
贺家国担心钟明仁的心脏吃不消，不敢多说了，建议钟明仁以后搞点微服私访。
钟明仁苦笑起来：“——你这狗娃，又异想天开了吧？我搞什么微服私访啊？现在还是微服私访时代啊？有了电视以后，我这个省委书记就成西川最大的明星了，走到哪里人家认不出来？”叹了口气：“我对电视这东西真没有什么好感，害得我连上街逛逛的自由都没有喽！”
从钟明仁那里回来，贺家国向李东方进行了一次汇报，李东方觉得时机成熟了，准备把国际工业园15年来的污染材料陆续送到医院，让钟明仁自己看，自己作出判断，以便促成问题的早日解决。同时，李东方要求贺家国根据钟明仁的这个谈话精神，把河塘村的材料好好搞一下，尽快在《内部情况》上发出来。李东方把话说得很明白：在廉政风暴越刮越猛的时候，就是要把政治警钟敲响一点，在长鸣的警钟声中，进一步统一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
贺家国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情绪却不太高。
河塘村的民主试验并不成功，除了警钟长鸣的意义，几乎没有其他实际意义，贺家国心里最清楚：他的民主理想已被现实无情地粉碎了。河塘村的新村委会开了3次会吵了3次，第3次还打起来了，一个姓王的村委被飞起的烟灰缸打破了脑袋，缝了五六针。除了一个为风水改村门的决议外，什么决议也没作出来。村主任甘子玉一看玩不转，干脆不管事了，整天忙于给人算命看相，据说陈仲成被捕前就找他算过，算得还很准，甘子玉的名气就越来越大，一段时间内，省市不少小车直开河塘村，影响极坏。副主任聂端午倒干事，却也不是什么带领群众奔小康的正事，而是不断上访，从镇上到县里，带着十几个人三天两头跑个不休。不但告前任三届村委会的党员干部，也告甘子玉，说甘子玉有意包庇甘姓腐败分子，和腐败分子同流合污。
计夫顺只要向贺家国汇报起来就叫苦连天，骂骂咧咧。
钱凡兴本来就对贺家国的民主试点不满，这回逮着发泄茬子了，在市政府门前摆脱纠缠后，就在车里给贺家国打了个电话，把正在峡江宾馆研究《内部情况》稿件的贺家国连讽刺加挖苦地训了一通。
这时候，贺家国心里残存的最后一点民主理想也消失了，他抓起电话要计夫顺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阻止这种影响恶劣的群访。
计夫顺觉得挺为难。
贺家国道：“这我不管，老计，你看着办好了，反正你的土政策、土办法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