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星期五
德国实施代号“黄色方案”进攻计划。
四百万德军部署在德国与荷兰、比利时、法国接壤一带。
德国投入百万空军，发动闪电战。
张伯伦政府垮台。
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之夜渐近尾声，丘吉尔休养生息，准备接受一项重大的使命：领导英国。之前，儿子伦道夫给在海军部的丘吉尔打来电话，他向儿子透露：“我想，明天我将成为首相。”原以为权力交接之时该风平浪静，然时事乖蹇。翌日破晓，即令丘吉尔有失颜面的“七零八落”的挪威战役的整一个月后，希特勒再次在欧洲燃起熊熊战火。
凌晨五点半刚过，通常，手下会为丘吉尔送来一盘惯用早餐，一条烤面包，几枚鸡蛋，中间一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再唤醒丘吉尔，但此次送来的是令人震惊的消息：德国已入侵荷兰。丘吉尔回忆：“海军部，作战部，外交部，接二连三送来一盒盒电文。”早晨六点，他致电法国大使，商议向荷兰邻国比利时派兵之事。事态很快明朗：德国同样入侵了比利时。须知，战争初始，荷兰与比利时可是宣布中立的。通完电话，丘吉尔随即与空军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陆军大臣奧利弗·斯坦利讨论对策。霍尔回忆，丘吉尔的“精神根本没被失利或灾难击垮，于危机中反倒更加昂扬。一如既往，［他］信心百倍，随时能拿出应对之策”。且举证：“当时是早晨六点，下院此前刚结束一场耗时漫长的激烈辩论。他没马上离开，而是抽着硕大雪茄，吃着煎蛋熏肉，看似一大早纵马归来的神态。”
丘吉尔、空军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陆军大臣奧利弗·斯坦利随后来到海军部内阁作战室。早晨七点，这里将召开军事协调委员会会议。最新战报纷至沓来：德国军队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凌晨三点展开进攻，其速度、规模、战果令人瞠目。纳粹德国空军密集轰炸了荷兰、比利时境内的重要目标，并往这些地方空降了数以千计的德军。此刻，德军正进攻卢森堡境内重要目标。军事协调委员会会议已下达命令，英法军队在向比利时挺进。英国总参谋长埃德蒙·艾恩赛德爵士回忆，当时乱哄哄的，他进到一间屋里，“再想出来，已无可能。值夜班的，值白班的，均不见人影。所有门加了两道锁甚至三道锁。［他］走到一扇窗前，打开窗，爬了出去。确实人心惶惶”。
艾恩赛德爬窗时，英国各地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对内广播电台的七点新闻节目，欲知端倪。电台风闻德军行动，播报道：“据尚未得到官方确认的消息，德国人已入侵荷兰。”
伦道夫·丘吉尔就在父亲的老部队第四轻骑兵团服役。早晨七点三十分，他从赫尔军营给父亲打电话，探听究竟。温斯顿告诉他：“德国这个流氓国家在大举进兵低地国家。英法军队前往迎击他们。一两天后，双方将短兵相接。”伦道夫问：“您昨晚说的今天出任首相之事怎么办？”父亲回答坚决：“啊，我现在不关心此事。现在头等大事是击溃敌人。”
不过，伦道夫问的事，在过去三天里，传得沸沸扬扬。结果究竟如何？谁将出任首相？张伯伦已放出话来：他要等工党决定，再就辞职之事表态。设若工党愿合作，加入他领导的内阁，则正合他意，他当然继续担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和阿瑟·格林伍德似乎还不知德国人正采取闪电攻势、横扫西欧，搭乘十一点三十四分的火车由滑铁卢火车站前往伯恩茅斯，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工党高层会议。按理说，张伯伦那天将得知工党的态度，却迟迟没听到工党决定。
与此同时，将近八点，丘吉尔步态轻松，沿老路出海军部，穿过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朝唐宁街十号走去。斯坦利、霍尔两人跟在后面，步态同样轻松。战时内阁那天在唐宁街十号会议不断。他们便是去参加第一个会议。内阁大臣、军队将帅、内阁秘书等共计二十人围红木圆桌坐定，讨论目前局势。温斯顿尚未被正式授权掌领政府，内维尔·张伯伦仍处“主位”，但丘吉尔毫不矜持，俨然以首相自居，唱起了主角。他明确无误地告诉在座诸位：“英法盟军向低地国家进军的全盘计划业已实施。部队尚未与敌人正面交锋，但肯定指日可待。”
不到三小时，温斯顿便主掌整个战事。有人会以为，张伯伦既目睹他如此当仁不让，事已至此，该会接受前天商量结果，即由他接任首相。如果这么想，就大错特错。塞缪尔·霍尔和丘吉尔均记载道，此次会议后，张伯伦私下对塞缪尔·霍尔男爵说，他“不该提辞职一事，除非法国战事结束”。早晨八点的战时内阁会议的纪要并没记录张伯伦的发言，他会后不让位的表态，的确令人惊讶。事情还在戏剧性发展：英国百姓一觉醒来，发现前天的事已走漏风声，上了各报头版头条：
张伯伦行将辞职：新首相有望是丘吉尔
首相最后一搏宣告失败：工党回应“不”
首相称：努力至终。若联合政府动议遭否，即日辞职
社会主义者在十号的最后之夜
张伯伦既然已经同意，怎能事后又改口背信？不过话说回来，他又怎能放弃权印？若丘吉尔此刻上位，他在位最后三年甚至在锲而不舍推行绥靖政策过程中的所有努力将付诸东流。结果是，他会被证明犯错了。大错特错。他对丘吉尔长达六年的告诫充耳不闻会被视为错上加错。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他自慕尼黑返回伦敦，走下飞机舷梯时宣布“我们时代的和平”。这话如今听来如此可笑。他当初攥着的那纸又轻又薄的协议如今也成笑话。如今，过去一切皆成笑话。
唯丘吉尔例外。他识清了来自德国的威胁。在英国，王室、贵族、缙绅，均被纳粹障眼迷惑，但丘吉尔始终眼明脑清。他不惧众人蜚短流长，仗义执言。结果呢？遭到他参与建构的政治圈的排挤，被贴上“战争贩子”标签。尽管如此，他不改初衷，一直固守自己奉行的原则：绝不与独裁者协议媾和。
如今，外人只能想象，张伯伦第一次接到德国坦克横扫整个西欧的战报时当作何想——他处境狼狈。尽管颜面扫地，他仍欲最后一搏，保住相位。近年来，人们评论他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时温和了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及随后几十年间，他可是人民公敌。但比较而言，他临终前几个月才是最艰难的时刻。战时内阁会议结束，他召来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表达了留任想法。
将张伯伦力保相位归结为执迷不悟或赤裸野心，或许是错误的。他对丘吉尔的确心存疑虑。他与许多同僚及几乎所有接受与希特勒媾和主张的人——这些人（其中就有哈利法克斯）心照不宣形成了一个能量巨大的政治集团——想到丘吉尔坐镇政府，辄倒吸冷气。温斯顿居至尊领袖之位？丘吉尔家族的温斯顿统掌全局？这个六五耆叟、玩弄辞藻、酗酒成性、数十年间误判错断之人掌舵英国？鉴于丘吉尔过往表现，张伯伦不愿让位，也是情理之中。
张伯伦负隅挣扎，倒不全是出自私心。他的行动代表了一批位高权重者的心声。在这些人心里，英国此刻，或许比以往任何时期，更需一位稳定、清醒、理智、冷静、沉着的领袖。温斯顿无论如何够不上如此标准。丘吉尔本人口若悬河，表示愿派大军与强敌展开胜负难料的恶战，听似投入的不像是血肉之躯的军人，而是他总角之年玩的铅兵铅将，兼之他满脑子美妙却不切实际的英雄主义诗歌作祟，这使人笃信，英国将因此速招灭顶之灾。
一九四〇年五月，连丘吉尔铁杆拥趸中的许多人，想到他领导英国，也忧心忡忡，以至于惶恐悚然。鉴于此，战时内阁会议开毕，张伯伦便找金斯利·伍德表露心迹。他有理由期望，他的一些友人在最后关头给予支持。他们即便不认可他有领导英国的优势，至少须看到他的对手的诸多劣势。
但木已成舟，颓势难挽。英国需要联合政府。工党为此提出了不容讨价还价的条件，即张伯伦必须走人。
金斯利·伍德是这场跌宕起伏较量中的传信者。他认为，狠狠心向张伯伦直言传递委实是记闷棍的坏讯，反倒对张伯伦好。这就是，“与您的期望相反，新危机使得成立联合政府之事尤为必要，惟其如此，或能直面这场危机”。在大多数人眼里，金斯利·伍德有如张伯伦门生。张伯伦此刻从他嘴里得知此讯，只得无奈默认了交印结局。
德国装甲部队正迅速进军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低地国家，法国在其虎视眈眈之下。与此同时，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战时内阁召开第二次会议。他们得到战报，德军已轰炸法国南锡，造成伤亡。但掌握的情报少得可怜，且不确切。艾恩赛德告知内阁，德国人或计划一路横穿卢森堡和阿登森林，直逼比利时默兹河防线，另一路强行通过比利时进攻驻防阿尔贝特运河沿岸的盟军。事实上，德国人推进速度远快于盟军预期。然而，正如菲利普·华纳在《法国战役》中所写，比利时早已宣布中立，这就意味着，它的军队没想过为防德军进攻“默兹河沿岸防线”而准备和训练，“［因而，］德国滑翔机降落在她的防地，为他们始料不及。起初，他们以为这些不过是出了故障的飞机，第一反应竟是要帮助他们以为被困的飞行员”。
国防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延至下午一点在海军部召开，讨论锁定“比利时默兹河沿岸几个渡口”展开轰炸的作战计划。会议再次由丘吉尔“主持”。比利时也已向盟军求援。陆军上将黑斯廷斯·伊斯梅，也是丘吉尔的坚定盟友，回忆，早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英法最高战时委员会会议决定，“德国一旦侵犯比利时领土，D计划自动实施。这就意味着，英国远征军［一九三九年九月战争爆发后驻扎在法国超过三十九万四千人的英国陆军］无须等待下步行动命令，可迅疾开赴比利时。”如今，该时刻已到。据会议纪要，“如果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德国人已‘肆无忌惮’，那么，英国政府将采取行动，即夜发动进攻，［轰炸］德国境内的炼油厂和列车编组站”。
这一天于丘吉尔相当漫长，远未结束。他与心腹比弗布鲁克勋爵一起匆匆用完午餐，又赶回唐宁街十号，主持下午四点三十分召开的第三次战时内阁会议。联合情报委员会呈上报告，报告详述了德国对新锁定的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境内目标以及对英国肯特郡五处目标的轰炸情况。（德国第一次轰炸英国，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十月，目标为英格兰东海岸。）之前会议讨论了如何对德国境内目标实施反轰炸。第三次会议继续讨论该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温斯顿表现出不放过点滴细节，认真倾听他所信赖、经验丰富的与会同僚的意见。空军元帅西里尔·纽沃尔赞成立刻反击德国，理由是，“迅疾打击敌人最薄弱之处，将在世界范围产生非常巨大的心理影响。”空军大臣塞缪尔·霍尔附和。他指出：“我们若不立即痛击德国，将听到世界严厉批评之声。拖而不决导致不了了之的案例，史上不胜枚举。”空军态度强硬，而艾恩赛德意见相左。他佐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勋爵的观点：如此空中轰炸“丝毫无助于地面战场”。估计，霍尔话里“史上”“案例”四个字，如大本钟钟声，在丘吉尔耳际訇然，教他想到许多。没谁比他更了解，仓促贸然采取军事行动可能导致何种灾难性后果。因此，他倾向暂缓行动，二十四小时后再视情而定。据当时会议纪要，张伯伦“听了几方意见后……赞成延迟打击……无论如何须延迟二十四小时”。
会议接近尾声。首相告诉大家，他刚收到工党就成立联合政府之事做出的回应。工党声明：“本党经酝酿，愿全力襄立新政府，听命于新首相，履行所分之职责。此举或将重振全民信心。”张伯伦接受现实，说，“他由此得出结论，唯一可行之道便是，他该即刻向国王递交辞呈。他说当晚便去”。当日发生的一切逼得他别无选择，但他仍不能也不甘在十九位参会者面前接受这样的结果：他心目中不适合继任首相的家伙，如今要接掌驾驭全局的缰绳。
休会。战时内阁成员各自回到办公室。工党决定在保守党内传开。有一位保守党党鞭仍做最后努力，欲说服哈利法克斯再次考虑接任首相。他赶到外交部，却吃了闭门羹：哈利法克斯看牙医去了。安德鲁·罗伯茨在哈利法克斯传记里写道：“一九三九年末，［他］确须两月里看牙医两次，然而，假设他真愿见那些在最后关头劝他接任首相的说客，恐怕会被困在外交部难以脱身。”
战时内阁会议一结束，张伯伦即前往白金汉宫，正式向国王乔治六世交还相印，并荐举新首相。所荐之人却非陛下心仪。国王在日记里回忆：
我认为，他之前受到的待遇多么粗暴、不公平，所有关于他的争议令我深感难过。接下来，我俩就继任者一事做了非正式交流。我当然青睐哈利法克斯。但他告知，哈［利法克斯］不热衷于此，原因是，他身为上院议员，在下院无实权，而下院可是动真刀真枪之处。我本以为，哈乃众望所归，至于他的贵族衔位，鉴于当下形势，可暂予忽视。实情却令我失望。我随后了解到，可邀组阁政府且深孚众望之人唯有温斯顿。我问张伯伦意见，他答，的确如此。
国王提出暂取消哈利法克斯贵族封号，助他成为实权首相，此举如何？国王希望相印不落他人之手，这么做，也是利用宪法条文的非常之策。要知道，国王在白金汉宫听报事态发展到这步，既错愕又难过；唐宁街十号即将易主为丘吉尔，尚在这里的张伯伦手下，心情也如他们的国王。张伯伦私人秘书长乔克·科尔维尔在日记里写道：
国王如此行事，是一场可怕的赌博，难免有一切为应急而采取的非常规做法所固有的危险。我不由得担心这个国家或将因此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险境……没什么能阻止他［丘吉尔］实现己愿，因为他有左右他人的本事与能量，除非国王充分利用君主特权，强行排除他人；即便如此，天公不济，国王可用之人唯有哈利法克斯，而后者又执意不就。
尚在唐宁街十号的每个人已觉光景黯淡。
众人这些想法，如一块重石，估计丘吉尔被它压得痛苦不堪。他再怎么自信，也还是深深感受到来自众人的不信任。大家指责他曾导致巨大伤亡，他能否摆脱失败阴影，获得从未获得过的荣光？他看似咄咄逼人；脱掉这层外衣，他不过是一个阅历足够丰富的耆叟，如今，最后一次可望成功从而弥补过往失败的机会摆在他面前。
丘吉尔离开唐宁街十号，返回海军部。此时此境，他多么需要克莱门坦的支撑与宽慰。女儿玛丽回忆：“那些天，他紧张焦虑，而克莱门坦［参加葬礼］不在伦敦，温斯顿为此非常痛苦。他感觉，决定性时刻即将到来，于是打电话给克莱门坦，求她尽早赶回。”就在他准备离开海军部前往白金汉宫时，她出现在他面前。她为他壮行，让他坚信，他是接任首相的不二人选。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近傍晚六点，接温斯顿的车行驶在摩尔大道上。他坐在车里，看到“人们无暇关心国内外正在发生的事，白金汉宫大门处竟空无一人”。这番情形令他陷入沉思。不过也就一时罢了。他即将实现夙愿就任首相，越来越按捺不住内心狂喜，竟至于觐见国王时，略有几分失态。他回忆：
陛下见到我，极其谦和。他请我就座，好奇地打量着我，过了好一阵才说：“我以为，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是吧？”我用他的神态应道：“是的，陛下，我根本无法想出您召见我的原因。”他笑出声来，说：“我想请你组建政府。”我应道愿效犬马之劳。
鉴于国王早先与张伯伦晤谈时的态度，如此开局，顺利得匪夷所思。国王在日记里写道，丘吉尔“一腔似火激情，充满必胜斗志，决意完成首相职责”。重任在肩，丘吉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此，亟需这种似火激情。
第一次以大英帝国首相之尊打小车里出来时，丘吉尔转头看着警察保镖沃特·亨利·汤普森探长，说：“只有上帝知道，首相担子如今多重。我只望担任此职为时不晚。可我很是担心，这天迟来了。别无选择，让我们殚精竭虑，勖力为之吧。”言罢，两眼噙泪。他别过脸去，嘟囔了几句，但很快镇定，神色转为坚毅，情绪变得高昂。他一边踏上首相府台阶，一边酝酿起他的战时内阁。
温斯顿委实深谙政道。过去三天，该发生的均已发生，即便如此，他此刻心明如镜：须得到保守党全力支持，否则，他的首相之位很快就要丢了。毕竟，他未掌牢权柄。尽管当时下院里的形势是，众多托利党人站着嚷着弹劾张伯伦。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人乐见他登上相位。据闻，外交次长理查德·奥斯汀（·“拉布”）·巴特勒曾如此评论：“温斯顿及其同伙密谋夺位，出人意料地如愿以偿，是一场严重灾难。发生这等事情并非必然。他们［保守党高层］表现软弱，没有作为，竟遂了有一半美国血统的家伙的心愿。”
估计温斯顿正是知晓这些，这才坐在海军部的办公桌后，提笔给张伯伦写下此信：
亲爱的内维尔：
我自白金汉宫返回海军部，首要之事便是给你写信，借此表达对你在危难苦痛之时尚允襄助于我、共济国忧之举的至诚谢意。我对前路不存任何侥幸幻想。我深知，在未来数月，我们别无选择，须闯过一条既长且险的沟壑。然有你指点襄助，兼之以你为领袖的杰出政党的支持，我坚信将不辱使命。你在弃小我、顾大义方面堪为楷模，为人景仰。这将成为不少人行事之准绳、所有人精神之源泉。
过去八个月，我俩共谋国事。期间，我日益赢得你的友谊与信任。为此，我不胜荣幸。我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此，我尽可高枕无忧。至于其他，我则坚信我们的事业，它肯定不会败在我们手上。
我与工党高层晤谈后，当在今晚再写信予你。你将向翘首以盼的英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为此，我的欣喜之情难于言表。
你可信赖的
永远的
温斯顿·斯·丘吉尔
给一个曾不遗余力阻止其成为首相之人写信，怎样方能下笔啊。此举可有太多解释：出自真诚，策略使然，纡尊降贵，洞察时务，宽宏大量，诸如此类。无论温斯顿有何种动机，是时是举的精明程度盖世无双。就算张伯伦认为，丘吉尔的做法简直不可思议，可对方毕竟示好，因此难有微词。哈利法克斯勋爵也收到丘吉尔一封意思大体相当的信，但信的语气，因为一段读似宿命口吻的文字，较为冷硬：“我感觉，你我将为该事业并肩战斗到底，因此倍加欣喜。可以肯定，在这场战争中，你的外交行动是我方的一股核心力量。真诚感谢你愿留任该不凡之职，继续尽力。你任该职，可谓既勤勉有加，又游刃有余……”不出几周，得此番评价之人反过来让丘吉尔不得安宁：两人在各自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否与希特勒媾和——上发生冲突，竟至于不可调和。
不止于写信，丘吉尔还清楚，他的战时内阁不可缺少他俩，即所谓亲近朋友，更要亲近对手。倘若两人中任何一个辞任，毋庸置疑，将引发大乱，他也相位难保。鉴于此，张伯伦任枢密院议长并领导下院，哈利法克斯勋爵留任外交大臣。同时，丘吉尔邀工党方克莱门特·艾德礼与阿瑟·格林伍德分别出任掌玺大臣与不管大臣。人马配齐。丘吉尔认为，张伯伦、哈利法克斯会跟自己唱反调，如此安排，可望艾德礼、格林伍德起到平衡制约的作用。在《风云紧急》中，丘吉尔写道，自己“在下院与艾德礼、格林伍德相识相知良久。战争爆发前十一年间，在某种程度上，我独立于各党派，与保守党、各届联合政府，与反对党工党、自由党，均有龃龉，但与前两者冲突尤甚。”
在此关节，丘吉尔想得最多的似乎是他将遇到的抵牾以及谁与他抵牾。根据他任海军大臣时的表现，他从来做不到只安于本职，这让与他打交道的人甚为恼火。他如今又要越俎代庖。为不被人如此指责，他决定伊始便师出有名：新设并自任“国防大臣一职，且不对该职权限做任何说明界定。”他因此有了自由操控国家乃至战事的实权。为进一步巩固权力，他那晚又宣布了三项重大任命：任命亲密盟友安东尼·艾登为陆军大臣，任命工党议员阿尔伯特·维克托·亚历山大为海军大臣，任命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为空军大臣。
至此，战时内阁组阁完毕。丘吉尔可缓口气，读读先前纷至沓来而今堆成小山的恭贺他就任首相的信札电文。晚九点，他打开收音机，收听内维尔·张伯伦向英国人民做的最后一次演说：
今天凌晨，没有征兆，没有理由，希特勒闪电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那些已令他的名字成为耻辱的罪行上更添新罪。纵观历史，没谁像希特勒一样，犯下如此滔天罪行，将如此多的人拖入受苦受难的深渊。他选择这个时刻，或许在他看来，这正是英国政治动荡、陷入泥淖的苦难之时，这正是英国内部分裂之时。如果他想借助我们的内部分歧实现他的野心，那么，他打错了算盘，错估了英国人民的意志……
这是我最后一次从唐宁街十号向你们表达我的心声，我想说一两件事情。在担任首相这段时间，准确说，将近三年时间里，我始终处于极度忧虑之中，我始终感受到责任的重压。大凡我认为能不失尊严地保有和平，我都竭尽全力抓住这样的机会。当最后的希望化为乌有，战争不可避免，我同样竭尽全力投入这场战争。你们或许记得，去年九月三号，我在广播里要求大家，我们应该与一切邪恶进行战斗。事实证明，我当时的言辞不足以描述现在这些人的邪恶。他们想通过这场刚刚开始的大战攫取所需。这场战争可能要打上数天甚至数周，不管怎样，我们知道了，战争业已爆发，我们不能像先前那样等待观望、犹豫不决。这或许起码让我们卸下了某种负担。无辜的荷兰人民、比利时人民、法国人民在经受考验，我们也终于等来了考验时刻。你们和我须团结起来，支持我们的新领袖。我们要勠力同心，以不可撼动的勇气，去战斗，去工作，直到这头窜出巢穴扑向我们的野兽最终被缴械，被掀翻在地。
张伯伦的广播演说充满尊严，鼓舞人心，得到了甚至他的批评者的好评。温斯顿收听完五分钟多一点的演说，接着又工作了六个小时。关于极具意义的这一天，他在《风云紧急》中如此写道：
在这场政治危机的最后日子里，从早到晚，我几无片刻休整，然一直心平气静。我泰然接受一切发生之事。不过，我不能向读者隐瞒这样的实情：凌晨三时许，我躺到床上，自心底顿觉轻松。我终于大权在握，可发号施令，左右全局了。我感觉，仿佛与宿命同行；我走过的路做过的事皆是为这一刻、这一考验做的铺垫。十年远离政治，置身事外，让我已无党派对党派的惯有敌意。过去六年间，我发出了无数警告，且次次详究底里。如今，它们均为冷酷现实所证明。事已至此，谁还能说我杞人忧天。没人能指责我制造了这场战争，没人能指责我没为战争的到来未雨绸缪。我认为，自己对这场战争了如指掌，且自信该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虽盼晨光，我仍能酣睡，且无需梦见什么令人鼓舞之事。梦再好，好不过无可争辩的事实。
伦敦城另一头，爱德华·伍德，亦即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其多彻斯特酒店的奢华套房里思考着自己的将来。这些天里，他拒绝也可说是放弃了大权在握之机——不能说他无成为首相的雄心壮志，只不过实现这样的雄心壮志须待时日——但绝没放弃其一生恪守的原则，这就是，任何问题总有一种理性的解决办法，用流血来解决问题该是万不得已之策。当他想着因自己屈让而得以顶替上位之人所代表的，几乎方方面面，与自己心目中领袖所应具备的形成巨大反差，想必心忧如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