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五月七日，星期二
希特勒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挪威。
他蓄势待发，要征服欧洲其余各国。
在英国，下院不再信任其领袖内维尔·张伯伦。寻求继任者计划已启动。
英国下院辩论庭沸反盈天，批评声、斥责声此伏彼起。楼上，贵族与上院议员们高呼“滚出去！滚出去！”。他们身体前倾，伸着脑袋，把楼下看个清楚。“辞职吧，老兄！辞职！”眼前发生的是英国政治上史无前例的一幕。各反对党派成员将手里的下院程序文件卷成匕首状，掷向一个坐在辩论桌前的男人。他强撑不为人知的病体，心力交瘁，不复有生气活力。此人便是英国首相保守党人内维尔·张伯伦。
即便如此，张伯伦不愿下台。他有很多理由，其中之一——也是让他深为不安的问题——自己辞去首相之位，谁可能继任？
八个月前，英国卷入战争。战局持续失利。英国政界与民众呼吁更换首相。不凡时代有其别于一般时代的诉求，因此，他们要的新首相须是一位不凡的领袖。他须做到唯不凡领袖方能做到的不凡之事，亦即，能说出打动、左右、说服民众的话语，能说出可召唤民众赴汤蹈火的话语，能说出鼓舞民众使其欢欣的话语，甚至能说出诱使民众心底生出种种未曾感受的情感的话语。话语催生行动。当然，行动的结果，视行动周全缜密与否，不外乎两种：或凯旋班师，或一败涂地。
不仅如此，大凡陷于险境的国家或许还望其领袖具有一种更令人咋舌的秉质：质疑。这种秉质不可或缺。他们的领袖须能质疑自己的各种判断；他们领袖的脑袋须能同时容纳两种对立的主张，并综合两者；这样的领袖不固执己见，而固执己见者只能与一人交流，这人便是其自我。一个固执于某种主张的理论家很不适合做当下英国的领袖。英国需要的领袖须是一个全方位的思想者。
正如奥利弗·克伦威尔一六五〇年致信苏格兰教会所言：“我以仁慈上帝的名义，恳望诸位思量这种可能，即你们也许错了。”当下乱象丛生，没有定数；英国面临的问题纷繁严峻，其命运前途系于下一步决策举措；一个重要问题摆在面前：这样的领导者又在何方？
“即便你有过贡献，但远不足以支撑你久居首相之职。听我一言，辞职吧。英国不再需要你这样的首相。看在上帝的份上，辞职吧！”代表伯明翰市斯帕克布洛的下院议员利奥·艾默里道毕，坐回座位。下院厅内爆发出雷鸣般掌声。时间：一九四〇年五月七日夜，即今日已是传奇的挪威辩论会首夜。辩论会至此已进行九个小时。初夏夜晚透着暖意，夜色业已深沉。利奥·艾默里的话如刀，直捅保守党人张伯伦要害。
当时，英国分裂。政府没能凝心聚力，反倒政派纷争，因为人人偏执于自我，对鸡毛蒜皮问题的争执无休无止。因此，军事上，无论在陆地战场还是在公海战场，英国都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在欧洲，之前不可想象的事渐成现实：法西斯主义越来越劲，民主与人民渐行渐远。
那晚著名的议会辩论是果，因是五天前的事。当时，消息披露，驻扎在挪威特隆赫姆港的英军才第一次遭到纳粹德国猛烈进攻，便旋即撤离。由保守党议员和上院议员组成的旨在问责政府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监察委员会，与之目的相似、由克莱门特·戴维斯领导的跨党派议会行动组，组内亦有工党成员，这两方与利奥·艾默里达成一致意见：无论如何，须就与纳粹德国首次交锋犯下的错误进行辩论，并希望通过这场辩论，弹劾他们认为其咎难辞的英国罪相。
时间：五月七日下午三点四十八分，为期两天的辩论的首日。地点：下院辩论庭。张伯伦第一个就“战争行为”发言。他竭力说明，撤军之举意在拯救英军。然而，他的发言丝毫无济于稳固其首相地位，也丝毫无济于消弭听众的恐惧：英国总之在走向毁灭。相反，他的发言进一步让听众确信：他已倦怠、唯求被动防御，他只会加速英国坠入险境。之后，有评论如此描述当时情形：张伯伦形容“悲伤枯槁”，其对手的中伤言辞更叫人难忘，即便如此，他仍硬撑着抵御。他对这些言辞熟稔于心，正是他创造了“我们时代的和平！”（他一年前信心满满的承诺）和“没赶上这趟车！”（他据观察而认定希特勒已无任何在欧洲兴风作浪的机会）。此刻，他创造的言辞，如一枚枚手榴弹，在自己脚下轰然炸开。
张伯伦在发言过程中，没听到支持声，用工党议员阿瑟·格林伍德的话说，这源于“一种化合大众心理”，下院气氛前所未有地沉重：“它不安，焦虑，岂止焦虑，而且恐惧。”
张伯伦结束发言，回到座位。保守党议员海军上将罗杰·凯斯，一身戎装（如此装束开了下院着装先河），器宇轩昂走到辩论桌前。庭内鸦雀无声。凯斯长期不满首相所为。此刻，他指责政府“表现出的无能令人震惊”。他本人见证了这场错误，自有发言权。
随后发言者是反对党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他口才并不出众，不过此刻，他的话题显然使其一反常态，语言尖刻犀利，批评政府在处理当下形势方面的“无能”：
不止挪威。政府之前很多作为令人不满，挪威事件不过是其中登峰造极之举。英国上下在议论说，那些关键主事者从头到尾几乎没做成任何事。先是捷克—斯洛伐克［原文如此］、波兰，再是挪威。各地形势四字以括：为时已晚。首相曾用“没赶上这趟车”的说法。我质问，自一九三一年至今，他及其同僚错过了多少班车？这该如何清算？他们错过了数班和平之车，赶上的却是战争这班车。大家已看清，他们对态势从未有过正确判断，他们认定希特勒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他们认定对希特勒可采取绥靖之策，因此，他们似乎也不会预判到希特勒将进攻挪威。
时间：五月七日午夜前一刻。张伯伦命运封棺。但不少人认为，首相本人似乎不能接受。他的此种昏聩绝非首次。他的私人秘书长约翰·“乔克”·科尔维尔曾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六日星期一的日记中写道：“报纸连篇累牍攻击他，他为此非常沮丧……我以为，他得了一种奇怪的虚荣与自尊综合征，这源于慕尼黑绥靖事件［即一九三八年九月，张伯伦被判定为默认了希特勒所有强横要求，但他本人却坚称，他用谈判赢得了和平］。该症自此始，给他带来累累伤痕，不见减轻，反倒严重起来。”
因此，五月八日上午，在辩论会第二天也是决定性的一天前，鉴于张伯伦明确表示不愿下台，监察委员会与跨党派议会行动组成员再次在下院聚议，决定强行推动下院投票。用工党议员赫伯特·莫里森的话说，“要求全体议员就满意或忧惧首相的作为表决”。换句话说，张伯伦继续合法执掌首相大印需得到规定的支持票数，此举旨在将他的支持票消减殆尽，彻底击溃他。
党鞭们闻讯后四处活动，汲汲于与各投票阵营协议支持张伯伦。据科尔维尔日记，一些资深保守党人“都在谈重组政府，郑重其事商议各种重组方案（方案将由保守党议员哈利法克斯［勋爵］向工党议员［赫伯特·］莫里森提出）。照此方案，塞缪尔·霍尔、金斯利·伍德、［约翰·］西蒙［爵士］等保守党政府要员退阁，邀反对党工党成员入阁，但前提是张伯伦保留首相职位”。
时间：下午两点四十五分。下院议员齐聚，继续就“战争行为”辩论，刀剑纷亮，尤为锋利。
工党议员赫伯特·莫里森对阻止下院投票表决的请求充耳不闻。工党方意志决然：绝不入阁一个仍由“那个人”，即张伯伦，主掌的联合政府。莫里森发表了长达二十分钟的激情澎湃的演说。他敦促，下院须用良心投票，须认真彻底思考鉴于目前形势，鉴于战争仅打了八个月，政府表现即如此糟糕，若不改变，英国还能存续下去吗？他的意思简单明了：不止张伯伦必须下台，所有支持对德绥靖政策的人也须一同滚蛋。他认为，英国三十年代盛行的这一政策是充满错误的主张，竟然相信只需喂饱独裁者，他便会心满意足，退而安居于自己的巢穴。这就意味着，塞缪尔·霍尔爵士（时任空军大臣）和约翰·西蒙爵士（时任财政大臣）也须辞职。
是否辞职须由张伯伦本人决定。应该说，他受到各方攻击，已疲弱不堪，该认败才对。然而，他仍负隅顽抗。他纹丝不动坐在长椅上，仅偶尔抬眼，迎向枪弹般猛烈的恶言毒语。终于，他站起身——据工党议员休·道尔顿描述——他满腔怒火，“跳将起来，像一只被逼至死角的老鼠，呲着牙，大声道：‘我接受挑战。我请求我的朋友们，在下院里，我仍有一些朋友，我请求你们今晚投票支持现在的政府。’”
英国面临的形势异常险峻，张伯伦竟没认清，令反对者更加愤怒。他话音刚落，两旁议员纷纷跃起，希望议长安排发言机会。辩论庭响彻“滚出去！”“辞职！”的怒吼，张伯伦不为所动。显然，还须予他最后致命一击。最佳执行者此刻站起身，喧嚣的辩论庭随即肃静。此人便是前战时首相自由党人戴维·劳合·乔治。他斥责张伯伦将英国置于“史上最糟糕的战略地位”。他起先语速柔缓，渐渐地，愈来愈激愤，说到高潮处，直击张伯伦良心：“做一个牺牲的榜样吧。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该牺牲权印；没有什么比这更有贡献于取得战争的胜利。”
下院议长太太玛格丽特·劳合·乔治夫人当时坐在楼上，听了这番言辞，颔首赞赏。她后来写道：
我真替丈夫感到欣喜，他有了一位帮他把张伯伦逐出下院的人。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下院铁定心把他、约翰·西蒙爵士和塞缪尔·霍尔驱逐出去……他出去时，“出去！出去！”轰他的声音真是吓人。我也从未见过哪位首相离开时竟受到如此“礼遇”。他咎由自取。慕尼黑绥靖事件后，托利党人总挂在嘴边的话是，“他让我们免于战争，拯救了英国”。可怜的托利党人，他们这回该开眼界了吧。
辩论充满怨懑愤怒，持续至晚上。张伯伦不愿心平气和地辞职。也就几周后，他在日记里第一次写道，因为肠癌，忍受着“极大痛苦”。短短几个月后，肠癌夺去他的生命。他或许预感到：此刻辩论是他最后一次机会，来洗刷加在他头上的是他导致欧洲沦陷、民主消亡、英国人丧失了自己生活的罪名。当然，他不愿辞职，或许还有更深层、世人不知的原因。
在与张伯伦同一前排、隔着几个座位处坐着一个人。上月挪威一役，英军阵亡一千八百人，损失一艘航母，两艘巡洋舰，七艘驱逐舰，一艘潜艇。对此，此人其实更难辞其咎。
他便是海军大臣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英国海军战略几招灭顶之灾，温斯顿是主要制定者。首相成为众矢之的，他的发言又靠后，因此，他尚未遭到攻击。他不动声色，避免也成靶标。
温斯顿当时绝非为人所敬。事实上，他受人嘲讽，是利己主义者，用保守党议员亨利（·“齐普斯”）·钱农爵士的话说，他这“半个美国种”活着只为自己。谁能想到，如今，有报告称在英国，三千五百家酒吧酒店、一千五百多座厅堂大楼、二十五条街道用他的名字；啤酒杯托、门垫，几乎所有物件，印有他的头像；更别说美国总统椭圆办公室时不时摆出他的半身塑像。溯至一九四〇年五月，绝大多数人认为他和靠谱沾不上边。
一九〇四年，温斯顿脱保守党，入自由党；一九二四年，又脱自由党，重入保守党。因为改变党派，不少保守党人给他的标签一直是叛徒二字。但他的表现倒是证明他忠于张伯伦，这出人意料。此刻，他便表现出忠诚：劳合·乔治发言到一半时，他挺身而出，愿代首相受过：“海军所为，我负全责，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劳合·乔治见丘吉尔打断其发言，并无慌乱，而是老练应道：“这位先生愿代人受过，令人尊敬，但他决不可将自己变成防空掩体，为他的同僚遮挡弹片。”
丘吉尔貌似救张伯伦，实有他图。他的义举不过是其谋划好的行动的第一步，虽料定不会成功，但同时，他表现的令人动容的忠诚会赢得同僚的赞许——借此良机，他表现出自己若有意于首相之位，他会有多“具首相特质”；继而顺势竞逐首相之位，成为一匹黑马。
他终于等到发言，洋洋洒洒。张伯伦的反对者们倾着身体，若有所期，想听他谴责张伯伦的隽语。然而，他们的期待落空，他的发言不足以名垂千古，也没什么值得让张伯伦拿去刻到自己的墓碑上。相反，他赞张伯伦，但又恰到好处地不温不火。这正是他想让听众感觉到的：不过尔尔，为时已晚。温斯顿其实可说更多，但他显然把更多雄辩留给将来的某天某刻。他已在酝酿这样的发言，在心里字斟句酌。它们要用在将来更撼人心魄的事情上，它们将在这座厅里产生他要的效果。
温斯顿回到座位上。他的发言或许为他赢得了一点：他的星，若熠熠闪光尚待时日，但在一个重要关节，当其他人的星黯然无光时，开始闪烁着一些光芒。
至此，议长发话：下院进行分区投票。绝大多数人认为票决结果已定。齐普斯·钱农回忆：
我们盯着变节的保守党人一个个走出投反对票区……我们朝他们喊“叛徒”“败类”。他们用“走狗”还击……“二百八十一票对二百票”……“辞职——辞职！”声不断……乔希·韦奇伍德那个又老又蠢的家伙开始挥舞手臂，唱《不列颠万岁》军歌。旁边的哈罗德·麦克米伦也搀和进去，不过，他俩被骂声压了下去。内维尔看似震惊于让他死里逃生的投票结果，第一个站起来，面色凝重，神有所思，怅然哀伤……慕尼黑绥靖事件前，他不乏掌声，但今晚无人为他喝彩——此刻，他只是一个孤独的不受人待见的男人。这个男人为英国已殚精竭虑。
张伯伦虽险胜，但失去了其政党的信任：共计四十一名保守党议员投了反对政府票。其中，最年轻的是保守党人约翰·普罗富莫。他时年仅二十五岁，竟溜出军营来参加投票。保守党党鞭戴维·马杰森第二天大光其火，骂他，“你这个卑鄙至极的人渣……你会为你昨晚的行为羞耻终生”。保守党虽然仍在下院占多数席位，但缩减至八十一席，政府信任度已见分晓，无需继续辩论。接下来便是看在首相接任人选上的公众动员，正如张伯伦私人秘书长乔克·科尔维尔评论道，“所有人只把精力放在政治内斗上，而不想明天，不想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动”，这委实“令人恶心”。事态发展到这步，英国须有一位新首相。问题是谁？谁具备这样的资格？谁做好了出任首相的准备？
英国局势本已糟糕，政治内斗雪上加霜。此时，须有人不仅能团结保守党，且能团结各反对党与军队。说到军队，他们相互掣肘，与德军首次交锋便失利；德国入侵波兰而引发的长达八个月的所谓“假战”，也因此遽然终止。
钱农在日记里写道：在英国政坛上层，“谣言与心计，阴谋与反制”，如火如荼。丘吉尔虽在过去几天辩论中赢得众多支持与赞誉，且渐获保守党内部力挺，但没人视他为首相人选。唯有一个名字浮出，该人被看作接替张伯伦的唯一当然人选。他便是现任外交大臣、上院议员哈利法克斯勋爵，可他不得坐在下院的坐席上。这些天，他与其他上院议员、外国大使以及来自英国盟国的政要，坐在辩论庭楼上，不动声色目睹了辩论始终。
哈利法克斯接替张伯伦的最大障碍是宪法条款。英国议会制度有其特色，规定：任何上院议员不能同时代表下院民选议员，也不能同时出任下院民选议员。假如哈利法克斯勋爵有意于首相之职，而首相自然成为下院领袖，可他非下院议员，宪法条款便构成了难以逾越之障。
据哈利法克斯传记作者安德鲁·罗伯茨记述，之前，没人想到哈利法克斯会成为首相接替人选；五月八日，亦即辩论第二天，结果出人意料。外交大臣与首相就此匆匆会晤，进行了短暂磋商。张伯伦“明确表示，他若被迫辞职，望哈利法克斯接任”。五月九日，星期四，再提首相之职的接任，哈利法克斯勋爵的态度却非所期。他在日记里写道：首相请他上午十点十五分到唐宁街十号面晤；张伯伦向哈利法克斯表示，“下院分歧已使首相之位难堪，他认为，不能听任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他还认为，当前要事是重建众人对政府的信任”。张伯伦再次谈及首相职位的接任。哈利法克斯回应（据其日记）：“若由我接任，他［张伯伦］或许继续供职于政府。我列举了所有能想到的不利于接任的理由，特别强调，身为首相却被排除在下院权力中心之外，将何等尴尬。”
有人若质疑哈利法克斯的谦让言不对心，不无道理。之后，哈利法克斯的言行表明，他汲汲于掌握权杖。他在日记里写道：“此次谈话，以及他［张伯伦］表露无遗的心迹，让我胃痛。我又重复前天的话说，即使工党愿唯我马首是瞻，我也该向他们表明，我尚无接任首相之心。”
胃痛？保守党议员理查德·奥斯汀·“拉布”·巴特勒在回忆录里记载了狡黠的哈利法克斯面晤张伯伦后与他的一次谈话，说辞大相径庭：
他［哈利法克斯］告诉我，他认为自己胜任首相之职。他还认为，须对丘吉尔施加影响，加以制约。如何更有效制约丘吉尔，是凭首相之威，还是凭丘吉尔政府中的阁员之位？纵使他选择前者，就丘吉尔的资质与经验而言，他肯定仍将我行我素，操控战事，他的首相之位因此旋将虚空。
哈利法克斯百般推诿，然而，上述理由似乎更为可信，解释了他为何婉拒代表英国政坛巅峰的首相宝座。他是上院议员，无法作为首相进入下院。如此，他作为英国领袖，又将位居何处？正是该问题，才致其忸怩。
只有大英帝国领袖名号，却没有实权可舞，兼之将一直受丘吉尔掣肘，他深知此人在军事战略与战术方面，较之于自己更胜一筹。因此，首相职位，对于哈利法克斯这类已有地位且自我的人，前景几乎吊不起胃口。问题是，他的政治伙伴们怎么就严重误判了他的心思？上院望他出任首相，国王乔治六世望他出任首相，连工党也望他出任首相。情形似乎是，他们在合力推举某人，可此人突然，至少就目前情况看，对所荐之位几无兴趣。
如此，丘吉尔这个名字令人不可思议地扶摇升至接任首相人选名单的首位。
好个惊天逆转。几天前，大家还压根儿没想过丘吉尔，现在，他竟被当作有力竞逐者。不过，大家顾虑重重。选他，委实教人为难，因为他是多个相互龃龉角色的合体：善表演，好炫耀，夸夸其谈，诗人，记者，历史研究者，冒险分子，忧郁，疑为酒徒，已到六十五岁可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而最为人知的却是，一路走来，败绩连连，总把握不准态势，须明判时屡屡构错，且该类错误竟成家常便饭。他还被视作危险的好战分子，这源于他身为海军大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错行（主要指那场他难辞其咎的人类灾难，即在地中海东部对奥斯曼帝国的加利波利一役中，英联邦将士亡四万五千人）。他因此过去十年中多半时间过着，用其话说，“与世隔绝的生活”。当然，其错不止于此，还可枚举，例如他反对印度自治，粗暴应对威尔士矿工罢工。
鉴于其错行累累，后果严重，丘吉尔此刻该质疑自己是否适居首相之位，方才合乎情理。他若相悖而行，觊觎首相宝座，实在反常，且心理上说不通。他并非不知自身瑕疵。他并非不知，在其生涯的当下阶段，自己是众人笑柄，漫画家们乐此不疲的人物模型——今天的许多人，只知后来的丘吉尔，或许会惊讶于前述。因此，尽管他竞逐首相的雄心不可动摇——他自少年起便梦想当上首相，填补父亲伦道夫未竟的家族史上的一页空白——他也自知过去每逢关节处的拙劣表现，及因此造成的人员伤亡。然而，即便他认为自我质疑是消极负面的——他常说，领导者应根据各类情报形成远见，并果断实践其远见——你我万不可苟同，须知，只要自我质疑不至于令人气馁，那么，一个人质疑自己时，便会对他人意见给予应有的重视、参考这些意见，因此，这种自我质疑可被视为任何稳健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英国总参谋长埃德蒙·艾恩赛德爵士当时对温斯顿的看法具普遍代表性。他的日记记录了其矛盾心理：“能接替［张伯伦］者唯有温斯顿，这顺理成章。然而，他过于多变。不过，他确实具有终结战争的超人才干。”
由此可知，温斯顿能否登上英国政坛顶峰，远非定数，但他有哈利法克斯不能抗衡的一面，即战争经验。尽管他曾连连铸错，但在从戎资历上——他参加过英布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当记者时亲历了各种军事冲突——他全面压过哈利法克斯。后者别说实战，即便纸上谈兵，也捉襟见肘。就在一个月前，哈利法克斯暴露了其军事无知。据罗伯茨记述，哈利法克斯被问及“进攻特隆赫姆是否比进攻纳尔维克更为有利，他不得不承认，愧阙能力，无法回答”。
哈利法克斯还有一减分项，其公众形象因之受损，即他是绥靖政策的支持者。希特勒贪婪之心已昭然若揭，就在此势态下，哈利法克斯仍固执主张和平，且是几乎不计代价的和平。
再者，此次竞逐首相之位一反常态，除哈利法克斯与丘吉尔外，竟无其他强劲对手。安东尼·艾登本可为热门人选。据一九三九年三月关于谁堪任下届首相的民意调查，安东尼·艾登的民众支持率为百分之三十八，丘吉尔与哈利法克斯的民众支持率仅为百分之七，相形见绌。只可惜艾登不满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辞去外交大臣之职；之后虽再入政府任自治领大臣，但较之于前职，位低言轻。因此，在这关节，他全无成为接任首相人选的机会。
哈利法克斯当下对首相之位又示退避之态。如此一来，丘吉尔的姿态与言行——不论他人评价如何——俨然具备首相之风。
不过，丘吉尔并不想让人看出自己谋求首相之位，而要不动声色地推进此事，为此，五月九日上午会晤了几个盟友。艾登为其中之一，他在海军部与丘吉尔见面。当时，丘吉尔边修面边“与我［艾登］又谈及前晚事情。在他看来，内维尔无力邀工党组阁联合政府，但组阁联合政府之事势在必行”。
丘吉尔接着面晤老友比弗布鲁克勋爵。后者是报界巨擘，举足轻重。他试图让丘吉尔就接任首相的问题明确表态。丘吉尔一如过去，不露星点口风，仅道：“无论谁接任首相，只要他能掌控战争局势，我都愿效劳。”
当天，丘吉尔与艾登及掌玺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共进午餐。期间，伍德明确表态，支持海军大臣接任首相。他向丘吉尔建议，“若有人问到，他应明白无误地告知对方自己［接任］的意愿”。据艾登回忆，“当时，金斯利·伍德提醒丘吉尔，张伯伦会让哈利法克斯接替自己，且要求丘吉尔首肯。他这话让我始料不及。伍德建议：‘别同意，别做任何表态。’这番话则让我震惊，须知，他之前可是力挺张伯伦。不过，他的确说得对。我表示赞同”。
张伯伦去意已决，于是，当天下午四点三十分，将哈利法克斯与丘吉尔召至唐宁街。
三人会晤改变了历史。关于此次晤谈的版本相互抵牾，因此，它多少成了一桩公案。如今，能确定的是参加晤谈的人：内维尔·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勋爵，温斯顿·丘吉尔以及保守党党鞭戴维·马杰森。张伯伦召集几位，一要告知他们自己辞职的决定，二要与他们议定谁承接领导英国的大任。此次会晤最直接的记载来自哈利法克斯的日记。据他回忆，张伯伦明确了辞任之心，但他并未明确支持谁接任其职，仅说，“两位中无论谁接任首相，他都将乐意效力麾下”。工党要人们——他们主导工党如何或是否与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计划当晚前往伯恩茅斯，翌日将在那里召开会议；而新政府，无论谁来领导，都得授工党要员们要职；因此，必须尽快做决定。
情势紧张急迫，让哈利法克斯难以承受。他回忆，当时他“胃部依旧疼痛”。看来，即便欲任首相，身体也不允许。他比较了自己与丘吉尔的“资质”。不止于此，他再次谈到，倘若接任首相，他的地位究竟如何：“温斯顿将执掌国防……而我［上院议员］，宪法禁入下院。两块举足轻重的领域，我均不能参与，从而游离于大事要事之外，不用多久，会沦为荣誉首相”。他的情况分析鞭辟入里。接下来，他多少有些尖酸地评价丘吉尔“得体表达的敬意与谦卑，［丘吉尔］说不由得感受到我话中的力量。首相无可奈何，而丘吉尔显然甚少无可奈何，表示接受我的意见”。外交部常务次长、哈利法克斯的左膀右臂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的当天日记佐证了这段回忆。
丘吉尔的回忆或许谬误最多。他在回忆录《风云紧急》里误记了此次面晤时间，记为五月十日。他以独有的笔法描述了当时情景：张伯伦情绪激动，问，“温斯顿，一位上院议员不该出任首相，我问你，其据何在？”温斯顿对此“保持沉默；［随后］很长时间，无人说话。可以肯定，长过纪念停战日时人们须静默的两分钟”。他如此描述，无非要让历史记住，他们的缄默令人煎熬，逼得哈利法克斯率先打破缄默；他极度痛苦，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何不能担任首相。然而，据戴维·马杰森回忆，哈利法克斯其实当即开腔，力荐丘吉尔，称其更具资质。
缄默与否，留作公案。有一点可证：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据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日记，至此，“党鞭［马杰森］与其他人均认为，下院一干人心里已渐偏向于他［丘吉尔］。设若内·张［张伯伦］留［在内阁］——他也有此意愿——那么，丘吉尔会服从他的意见，他也能把控丘吉尔”。如此盘算，他们愿打开笼门，放出丘吉尔这头雄狮。会晤结束。张伯伦当晚六点十五分即刻会见克莱门特·艾德礼和阿瑟·格林伍德。两人允诺，工党愿入阁联合政府，但提醒，不愿听命于他。工党翌日在伯恩茅斯召开高层会议。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届时将把有关事项提交会议讨论。
与此同时，哈利法克斯与丘吉尔走到唐宁街十号的花园，品茶休憩。据丘吉尔回忆，他与哈利法克斯并未谈及“任何特别之事”。之后，他回到海军部，准备要做的事。当晚，他与安东尼·艾登共进晚餐，向他讲述了白天发生的一幕幕。用丘吉尔的话说，他“希望内·张［张伯伦］不走，继续领导下院，继续领导［我们］保守党”。而就在翌日下午，张伯伦向国王乔治六世递交辞呈，并建议起用丘吉尔。更有意思的是，温斯顿不仅当了首相，且自领一顶新设官帽：国防大臣。
工党五月九日高层会议漫长激烈，无论结果如何，有一事已成定局：丘吉尔将主导战事。属于丘吉尔的时刻终于到来，且恰逢其时。希特勒正瞒天过海陈兵于德国与荷兰、比利时及法国的边境，布置坦克，即将发动一场闪电战。其势凶猛，不多时，政要们话风便开始转向：整个欧洲可能将臣服于纳粹虎狼之师。
丘吉尔后来回忆：“我感觉，仿佛与宿命同行；我走过的路做过的事皆是为这一刻、这一考验做的铺垫……我认为，自己对这场战争了如指掌，且自信该立于不败之地。”如今，英国命运系在他的身上。他的表现不愧为超凡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