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们正在千佛山酒店大厅领取房卡，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伴随着噼噼啪啪的碎裂声传来。我根本来不及反应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见一起领卡的同事们拼命往大厅外跑，我也弯腰躬身，撒开腿逃命。冲出大厅，我放慢脚步抬头一看，哇噻，兄弟们比我跑得还快，一部分人已经到了停车场，有几个兄弟还在台阶上连滚带爬地往下逃。此时，大地还在剧烈颠簸，石阶非常湿滑，眼看着跑在前边的兄弟们有的已经摔倒。我暗暗告诫自己：别慌，慢慢下，绊倒了就麻烦大了。
我们跑到停车场，大家惊魂未定，满脸写着恐惧甚至绝望。正当我们没头没脑左奔右突之时，又听到一声惊叫：“糟了，火山爆发！”
大家循声而望，只见从距我们立足处数百米的百鸟园背后的大山腰部，一大团腾空而起的黑烟裹挟着残枝败叶、杂草泥浆铺天盖地而来，本就阴霾遍布的天空一下子黑了下来，这阵势让我们只感觉世界末日到了，大家本能地向停车场前方旗杆处跑去。突然，咔嚓一声，脚下裂开了半尺宽数米长的地缝，吓得我们又赶紧撤回到停车场中部。大地还在不停抖动，地面还在不停开裂，怎么还不停下呀？就在人们惊惶失措束手待毙的时候，更大的危险逼近我们，哧一声刺耳的地啸，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山鸣，百鸟园背后的那座大山像刚刚被震醒了的恶魔，以摧枯拉朽之势向我们扑来。这下可完了，一个也逃不掉，众人情不自禁闭上了眼睛，等待死亡那一瞬间的到来。出乎意料的是，巨响过后，大地稍稍平静了下来，天也渐渐放亮了，咦，我们还活着？大家睁眼一看，百鸟园背后的大山没有了，残留的半坡上，裸露着或红或白或黑的岩石，倾泻而下的土石就在我们面前约十米处停下了。
这时候，我看见同车到达的兄弟们都在，才想起了比我们先期到达的邢行长、万林和陶虹。听小范说，他们可能探查将要进行拓展训练的山路去了，我禁不住为他们的安危担心。我看见驾驶员小吴，就问：“小吴，邢行长他们在哪里？”
小吴说：“他们在大草坪，我是第一次到千佛山，也不知道大草坪在哪里。”
我吩咐小吴说：“你快去把他们叫过来。”
我想，有邢行长在，我们就有了主心骨。不一会儿，邢行长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我们面前，他还以为发生了伤亡事故，先是问大厅里边的人是不是都跑出来了，接着问有没有受伤的，当得知除了刘总右腿膝盖受伤较重无法行走处，其余几位同志只是摔倒了，并无大碍，邢行长满脸的紧张才稍微舒缓了一些。
可是鼻梁和脸颊挂彩的“贵宾”（在逃命时摔了一跤，眼镜整飞了）几乎带着哭腔说了一声：“糟了，姚总和小邓他们还在后头。”
大家想起地震时听到一路进山沟壑像大年三十此起彼伏的鞭炮般的崩裂声，又把刚刚放下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好在不多一会儿，山下冒出两个人来，正是姚总和小邓。姚总说，三台、梓潼、盐亭还有涪城、江油的车子在后头，他们才是最危险的。
此时，千佛山的主峰还在不时地下沉并压迫它前面的次峰，地下仿佛有恶魔在挣扎、在咆哮。随着它的每一次挣扎，我们脚下的大地都要来一次不小的抖动。邢行长对我们说：“大家千万不要紧张，我们现在不晓得外面的情况，但我估计外面的情况也很糟糕，即便上级行不来救我们，昝行长也一定会想办法营救我们，可能他现在正在找地方政府的领导，我们现在首先要冷静下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听了邢行长的话，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渐渐平静了下来，大家惶恐的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天快要暗下来的时候，我说：“晚上我们怎么过？”
小吴说：“我知道哪个房间有被子。”
我说：“好，带我去。”
跟着小吴，顺着坍塌的围墙，踩着遍地瓦砾，七弯八拐，我们摸进了宾馆的第一个房间，小吴说：“梁哥，你拿这床被子先走，我晓得里边还有。”
我叮嘱说：“你小心点。”
我扯起被子往头上一笼，刚一转身，没有想到架在鼻子上的眼镜让被角扫了一下，突然滑落，幸亏被我一口衔住。我想，此地不能久留，先下楼再说。我出了院门，扶正眼镜，夹着被子飞也似的跑到了停车场，随后，我又到茶园拖了两把椅子。这期间，我们国兴银行未受伤的职工也大都主动去找被子、搬椅子、抬桌子、搬大伞，忙了好一阵子。我们每个人都有了椅子、被子，伤员和女同志都坐在了伞下，御寒、避雨、歇息的问题初步解决了。小杨兵和陈红琳冒着余震的危险两次进入茶房搞来了两瓶开水、几袋瓜子，也不知他们从哪儿搞来的一次性杯子和茶叶。嗑着瓜子，品着香茶，在许多人都还慌乱无助的时候，我们的“难民”生活算是惬意惨了。经过长时间余震折磨之后，女人们似乎不再那么恐惧了，男人们的俏皮话也多了起来，闲不住的搞笑大师小杨兵居然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枝有点像玫瑰的花儿献给了小邓，怀有身孕的保险公司美女邓倩也停止了抽泣。大家（主要是男人们）纷纷为她未出世的宝宝取起了名字，据说她老公姓李，有的说叫李震邓，有的说干脆来点现代的就叫邓震李，或者叫震生什么的，惹得众人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这时，有两三个当地老乡来到我们坐的地方，问我们今晚要吃点什么啵？他那儿还有几十斤卤牛肉和几件啤酒，这下可把我们高兴坏了，邢行长和大赵斌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统统的给我们拿来，钞票大大的有。不一会儿，一把菜刀、两桶牛肉和两件啤酒就送到了我们面前。整整五十斤牛肉收了我们三千块钱，我们不由得暗暗佩服起老板的精明。刚开始我们还以为他是酒店的大厨，要给我们准备晚饭呢！大难不死后，大家仿佛突然觉悟了，对金钱不再那么看重，管他呢，肚儿整圆了再说。于是乎，由大赵斌操刀，海斌与小邓给大伙儿分菜，啃着牛肉、喝着啤酒，那才叫个香啊！啤酒整多了，我内急难受，瞅着停车场左边广告牌背后是个好地方，到那儿连侦察滑坡带解决了个人问题，并告诉其他兄弟，那儿就是我们的“WC”。天渐渐黑了下来，邢行长说：今晚，我们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男同志两人一组轮流值班。我第一个报了名与定忠同志分在一班，负责三点到四点，我说：我负责盯着左边那座小山，啥时垮了我就通知大家往右边已经垮了的地方跑。为了让同志们睡好觉，我又告诉大伙儿，那座山两百年之内垮不下来，你们放心地睡吧。入夜，我们裹着被子和毛毯，听到车载电台播放的差不多都是德阳、都江堰的受灾及救援情况，我们才知道，千佛山并不是震中。广播只说绵阳三台的一座水塔倒了，绵阳城里也只倒了一些老旧的房子。说实在的，我的心稍稍得到些许宽慰。利用收拾餐具的工夫，“牛肉老板”又问我们谁要纸烟，我怕自己口袋里的好烟整完了没得搞，就向他要了好几包软红塔。夜，渐渐深了，天空无月但也并不怎么黑暗，酒店背后黑黢黢的千佛山主峰依然在不停地咆哮，进山公路两边隐隐约约的山体依然在不停地炸响。我死死盯着左边的那座小山，它时而也有石土垮到下面的深沟里。山沟里激流的轰鸣声越来越大，几只不知名的鸟儿掠过头顶歇脚在酒店的房檐上。一个讨厌的面包车主人总是不时地开关着他那破车门，弄出刺耳的声响。在大伙儿的强烈干预下，他总算是消停了下来。女人们有的静坐无言，有的钻进了帐篷，不时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个别男人坐着打起了呼噜，惹得失眠人忌羡。躺在车里的刘总实在受不了身体蜷曲的难受和右膝的伤痛，我们只好扶他起来，坐一会儿之后又把他“塞”进了车里。下半夜，天空飘起了细雨，坐着的人忙不迭挤到了伞下。就在大伙儿都昏昏欲睡、疲惫不堪时，大地又一次强烈的抖动吓醒了所有的人。女人们又钻出了帐篷，男人们腾出了搁脚的椅子和伞中央的位置。看到天边渐渐露出了晨曦，我钻进了一个空着的帐篷，美美地放平了身子，呼噜噜睡着了。
天，终于亮了；雨，似乎大了。帐篷里的人都出来了，大赵斌他们从酒店给每个人搞来了一次性雨衣。对我这个只穿了一件短袖衫的半老男人来说太有用了，在美女的帮助下，我终于把那薄薄的雨布套在了身上，哇，遮雨御寒两相宜，真是安逸惨了！
这时候，邢行长和建伟招呼我们国兴银行的几个人和保险公司的同志先去搞点吃的，其他的人原地不动。邢行长、建伟则与千佛山的罗总、一个搞地质的游客以及一个当地老乡，到山上去勘探安全转移的路线。约莫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回来说，酒店背后左侧的半山上，有一片叫老屋基的树林，地势比较平坦，地质比较稳定，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振奋。
吃罢简陋的早餐，大家忙着收拾帐篷、食品，大包小包地缠在身上，拄着形形色色的拐棍向着酒店背后的山上出发了。转移的路上，小杨兵和我一左一右架扶着刘总一步一步往山上挪。出发前，见到有用的东西，小杨兵就往他那褡裢里塞，那褡裢其实是酒店的一个黄色椅套，往腰间一扎就成了褡裢。先行转移的人都是这样大包小包地往山上运，小杨兵塞的最多的是一次性桌布和“进口”的东西。他整了一个时髦的词儿，叫做多多地占有资源，于是乎，我就戏称他为“杨资源”。上山的路上，碰到一小段滑坡，一根横倒的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怕新的滑坡和飞石再一次袭来，想法节约时间，杨资源扳住树，刘总趴在我背上，一咬牙，起，嘿，我居然把比我高壮许多的刘总背了起来，尽管双腿打战，我还是咬紧牙关，艰难前进。过了滑坡滚石地段，汗水和着雨水，把我整“湿身”了。就在我和杨资源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第二次带队上山的邢行长下来接应我们了。他只说了句前面上山的路恼火得很，就矮下身，一用力把刘总稳稳地背了起来，我不由得暗暗地佩服起他来：这“小伙儿”不仅职务高、个儿高、长得帅、心眼好，就连力气也不小嘞。就这样，难路他背，好点的路我上，好不容易才到了第一块洋芋地。抓过一块烂篾席，扶着刘总坐下喘口气，稍事休息。邢行长说：真正的烂路才开始，我一看，这窄窄的、陡陡的、先行者踩踏出的上山之路，全是黑乎乎的污泥，两边是陡岩和深沟，靠里的陡坡上生长着几株杂树和几丛灌木杂草，给了我们些许的安全感。上吧，山上下来的李志和、孙东小等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与我们一起七手八脚地拖起刘总就往山上“挪”。我整了一根结实的竹棒，在下边换来换去抵住他们的脚跟，或者自己站在悬崖边靠着树别住他们的身体。好在先头上山的兄弟们给我们留下了几床军用棉被铺在最滑的路段，我们才得以一寸一寸地把刘总盘到了第二块斜坡洋芋地。这时，两个高高大大的藏族小伙子噔噔噔地下山来帮我们，其中一个汉名叫“长城”，他弯下腰说，我来背背看，于是我们感激而信任地把刘总扶到他背上。他“嗨”一声，果然背了起来，踩着松软的洋芋坡地，一口气就往上登了三十多米。之后接近小树林的一段险路，实在是又陡又滑，小伙子只好放下刘总，和我们一起将他连拖带架弄到了小树林。先前上山的兄弟们已经搭好了帐篷，我们扶着刘总坐在简易帐篷下歇息。邢行长连忙掏出三百元钱递给“长城”，小伙子坚决不要，邢行长执意塞到他手里，最后“长城”只好收下并连声道谢。我们为藏族兄弟的真诚和热情深深感动，好兄弟，谢谢了！兄弟们，这下我们安全了。
天，似乎漏了；雨，还在下个不停。扎营小树林的人越来越多，主要分为三拨人马，一是我们银行与保险公司的与会人员；二是酒店的职工和附近的山民；三是酒店民族歌舞演艺团的成员，也就是“长城”他们的队伍。树林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帐篷，帐篷外搁着五颜六色的雨伞，伞下放着粘满泥浆的鞋子，大多数的人钻进帐篷躲雨。我们安顿好刘总之后，雨还是下个没完没了且越下越大，很多人在转移过程中衣裤都湿透了。大家想到了点火，既是为了取暖，又是为了向天空发信号，告诉寻找灾民的飞机“这里有人”。我们几个人去找柴草。大家从未尝试过在这种大雨天点火，一次不行，二次三次，又搬来一根横倒的枯树，捡来一大堆枯枝败叶蓬蓬松松地架在枯树上，无奈柴草都被雨打湿了，火怎么也点不燃。还是小杨兵有才，他从包里扯出会议指南和讲话材料作引火纸，孙东小他们弄来一些没被打湿的干篾条，我用打火机点燃纸，大家再一根一根把篾条凑上去。在大家小心翼翼的呵护下，火，终于点燃了。因为是湿柴，浓浓的黑烟冲向空中。熊熊燃烧的火焰带来了温暖，带来了希望。雨一直下着，火一直燃烧着……国兴银行的人和保险公司的小伙子们都自觉地踊跃去拾柴禾。火，越烧越旺，这时，我终于体会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滋味。火堆上方不远的坡坎上有一个大树桩，开始几个兄弟去搬了几下没搬起来。我想，要是把这家伙整起来，足可让火烧好一阵子，于是我先用脚蹬了它两下，也许是雨水起了作用，嗯，有点松动，再使出全身的力气往起一搬，树桩终于挪出了窝。又跑过来两个兄弟，我们三人合力把它掀到火堆边。大家都知道火千万不能熄，因此拾柴的、砍树枝的越来越多，火越烧越旺，烤火的人都打着一把伞，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我和大伙儿的双手都粘满了黑乎乎的泥巴，看见空地上有一个凹坑，旁边有一个废纸袋，我把它扯开铺在坑底上，雨水汇集形成一个小小的水凼，兄弟们，这就是我们的洗手池了。
洗了手，烤了火，我与一些胆大的兄弟到树林左侧去观看千佛山主峰下沉的势头。雨雾轻柔地缠绕在半山腰，主峰与次峰连接处像佛祖巨手撑开的虎口，地震将它撕开了一个巨大的豁口，豁口外泻满了细碎的土，像燃烧过的煤炭灰；不时有滚落的石块砸进沟里的激流，颇有乱石崩云的气势。次峰的外岩上，早已不见了郁郁葱葱的植被，只剩下黑黝黝的裸岩，自下而上裂开了上百米的缝隙，随着山体的一次次剧烈震动，所有岩缝都冒出一股股白色的烟雾，虎口在一点一点地张大。有人说，是不是山里边在往外边冒水哟？我说不会哟，肯定是地气和岩石撞击出的粉粉噻。管他是啥子，反正我们这儿是安全的。于是，受小范邀请，我钻进帐篷躲雨去了。
这是一顶浅黄色的单人单层帐篷，斜斜地搭在坡地上，篷子里已经有小范、小杨兵、陈小玲三位，我进去与小范在一头睡。帐篷四边都已湿透，靠角落的被子也已打湿，四个人只好半坐半躺地蜷缩在这个小小的篷子里。时不时有几只不知名的小黑虫在篷布上蠕动，偶尔也钻进篷布里，爬到人的脸上或脖颈上，美女们吓得花容失色，男人们被搞得心烦意乱。篷布外的，我们弹掉它，钻进来的掐死它，免得小虫子影响大家的心情。小范拿出一副扑克，我们斗起了“干瞪眼”。我的手气奇好，连整几把都赢了，气得他们三位没了兴致，罢、罢、罢，不来了。收起扑克，小杨兵拿出笔记本，就着昏黄的天光写笔记，真实而又详细地记录如何地震了山垮了逃过了转移了“混帐”了。他刚写完，我们就听到小邓说开饭了，一人半块白斩鸡鸡腿或翅膀，这可是好东西，我小口小口嚼着，连骨头都细细地嚼了咽下。好香啊！可小范看着白生生的鸡翅膀，怎么也不肯下口。我说，小范，你必须吃下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你不吃就没劲，就没法逃命。在我的鼓励逼迫下，小范终于皱着眉头“津津无味”地把鸡腿吃了。
晚餐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陈肃从保险公司美女的帐篷里探出头来问我：梁哥，你们那里还可以挤个人吗？我说：不嫌挤你就过来嘛。他好不容易挤进帐篷，我调头到了小杨兵和陈小玲那头（主要是他们二位要苗条些）。三人并头，确实挤得难受，别说翻身，动都动不了，我侧身而卧，弯着腿，脸时而贴着帐篷，时而紧挨着小玲的脑袋。小杨兵不知从哪里要来半块方便面，带点挑逗性地一点一点分送到我们嘴里，脆脆的咸咸的，真香。但香香的方便面也抵挡不住篷子里的五味杂陈，大家又挤又闷，小玲美女率先被挤了出去烤火。夜里，千佛山的主峰还在时不时发出咚咚、轰隆隆的闷响，偶尔，还听到山下的人上山来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听烤火的人说，山垮了，把老街都给埋了。幸亏我们转移上来了，我暗暗地佩服邢行长他们的先见之明。后半夜，雨似乎停了，倦意袭来，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迷迷糊糊中，帐篷外有人喊我：梁哥，梁哥，喝酒，喝酒。揉揉惺忪的睡眼，咦，帐篷里咋只有我一个人了呢？喔，天亮了，他们都出去了。钻出帐篷，有人给了我半块方便面。东小说，梁哥，来，整口茅台。说着就给我倒了半碗。我问，你们从哪儿搞的酒呢？东小说，我从藏民那儿要来的。我喝了两口，递给了李志和。酒传来传去，又传到我手里。我递给小范，她扯起普通话说：我不要。我说不喝不行的，喝了就对嘛。她勉强喝了一口，又递给我。我想，这么好的东西，你们都不晓得享受，还是我把它享受完得了。于是我喝了一个碗底朝天。
天已大亮了，5月14日的缕缕朝霞洒进了小树林，不少人陆陆续续收拾东西下山了。刘总叫住我：梁哥，麻烦你帮我给“长城”他们说一声，我出四万请他找四个兄弟把我抬出去。邢行长说，莫先说四万，先说给两万。我说，好的。我找到“长城”，他们正在收拾场地准备出发。他为难地说：“领导，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人太多，又是拖儿带母的，等我们出去后再回来抬他行不行？”
我只好说：“算了，算了，你们先走吧。”
我返回去向刘总汇报，他叹了一口气，沉默不语，一副茫然无助的样子。邢行长和我连忙安慰他：“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带你出去。”
看到其他队伍撤走后丢下了不少毛毯和被子，我们挑着干净的收到营地。江油支行的老杨太有才了，他把毛毯一破为二，用刀割了三个口子，往头上一笼，穿出两只胳膊，再用带子一捆，就成了一件土红色的呢子大衣，其他人纷纷效仿，不多一会儿，林子里的我们就变身成了一支由某位宗教人物带领的杂牌队伍。我说，你们要注意解放军的空中侦察，如果发现了我们，再误会为叛乱的队伍，我们可就完了。大家说着笑话，邢行长带着我和小杨兵及陈肃等四五个兄弟下山，去搜罗长期驻扎需要的生存资源。
我们下了山，看见大草坪里的人们都在慌慌张张收拾东西，我顺便捡了一双女式旅游鞋。我们直奔那些开着门又无人守的商店，见到吃的喝的和穿的东西就搬到大巴车上去，有点像“共产主义社会里的土匪”。上到天音楼，洞经乐团的老人们请我们吃炖鸡，喝鸡汤。我边说谢谢，边整了两碗带肉的鸡汤和一碗面条。小杨兵他们留下继续搜罗，我与邢行长听山上下来的同事说，他们正在盘刘总下来，就又上山去接应，我们上到公路与坡地交接处，就碰到定忠与小范他们下山来了。我把捡的鞋交给小范，要了定忠拄的那根竹棒，远远看见山上一队人马抬着刘总正吃力地往下挪，我们迅速上去与他们一起合力将刘总盘下了山。
下得山来，听到有人说，明天可能有大暴雨，趁着天晴，被困千佛山的国兴银行的兄弟姐妹们匆匆踏上了回家的“路”，我和小杨兵自告奋勇留下照顾受伤的刘总。实际上，我们在13日上午搀扶刘总上山转移的路上就已约定，如果大部队要撤离，我们一定会陪着刘总坚守待援。我留下，并不是我有多么高的觉悟，而是基于五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受伤的刘总是咱们的银行人，是朝夕相处的好兄弟，扔下他，我于心不忍，大部队留下等他，没有什么必要；其二，我想，我老婆和小孩都在绵阳城里，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尤其是儿子，已是十九岁的大小伙子了，应该具有自救和救人的能耐，老婆子呢，要么在家里，要么在公司，要么在银行的哪个网点，应该也是安全的；其三，我相信，只要大部队能够安全撤出去，一定会组织人马来营救我们；其四，千佛山主峰下沉的势头已经不再那么厉害，我也问当地老乡，这个季节连续下大暴雨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说不大，我想，发生特大泥石流的可能性也不大；其五，我在行里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业务工作，而其他的同志都肩负着十分重要的部门和机构负责任务，我留下，相对心理负担要小得多。
邢行长左右为难，他不想丢下任何一个人，又没有其他办法。临别，邢行长掏出身上仅有的三千二百块钱交给我，并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我说：“你快走吧，赶快追上大部队，别忘记目前你是这支队伍的最高领袖，我们自己会注意安全的。”
大家走后，我去买了十包“硬云”，与小杨兵回到天音楼。这里是洞经乐团的住地，一座全木结构的吊脚楼，老头老太太们非常热情地请我们吃午饭，希望银行来人营救的时候我们能带着他们一起走，我们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吃罢午饭，我们一起开了一个短会，相互介绍认识之后，洞经乐团的王团长给他们的成员作了分工。一位姓杨的大爷负责煮饭，姓桂的大爷和姓邓的大爷负责洗碗，我和小杨兵负责尽可能多地搜罗生存资源。小杨兵给他们讲了必要的野外生存知识和技巧，我强调了与其他留守团队合作的注意事项。就这样，我们与乐团的老人们开始了两天的留守合作，彼此公开了各自的生存资源并统一保管，因为怕有限的矿泉水被其他人拿去，我们将水集中放到了自己的大巴和小车上。随后，我与小杨兵分头行动，他去找精神食粮（洞经乐团一老人想找一盘千佛山风光的碟子），我去找洗洁精。我一个人进入餐厅，从窗子钻入厨房寻找，突然一次较强余震袭击，把我吓惨了，连忙破窗而出，当时我想这下要是被埋了，我就只好与家人和兄弟们彻底拜拜了……
5月14日的傍晚，小杨兵、我和千佛山的罗总顺着百鸟园后垮下来的土石勘查，计划泥石流一旦发生时我们的逃生路线，我们谢绝了乐团老人们请刘总睡他们帐篷的好意。三人仍然睡在车里。没有事情可做，我们就听车载电台的广播，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听到消息：国兴银行千佛山与会同志已安全回家，我们的家人都平安，以及组织上正在全力营救我们。这无疑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安慰，之后我们睡得很香。上午，洞经乐团的老人们似乎对我们不大放心，又找了个借口把水拿回去。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把所有的矿泉水都让他们拿了去。小杨兵有点生气了，说，算了，算了，树子砍了免得老鸦叫。王团长诚恳地给我们作了解释，我们知道那些老人家的心思，也就释怀了。为了消除大家对缺水的恐慌，我舀了一碗山泉，放了两瓣生蒜，观察了十多分钟，见蒜并未变色，就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半天过去，啥事也没有。看着停车场满是垃圾和乱飞的苍蝇，我与其他留守团队的成员一起打扫垃圾。小杨兵找来灭害灵全面进行喷洒，保持了我们栖息地的干净卫生。吃过午饭，千佛山的罗总说，下午将有直升机给我们空投物资，让我们在停车场做一个大大的白十字，飞机来了再舞动红旗。等啊等，终于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结果，飞来的是一架运输机，失望之余，我在下面大吼：兄弟们，给我们空投两个洗脚妹下来，我给你们摔两瓶矿泉水上去。那飞机理都没理我们就直朝北川方向飞走了。
5月15日的夜晚，有两三个当地老乡带来了解放军已到樱花湖的消息，但是，军队无法进山来营救我们，我们必须自己到樱花湖边跟他们一起撤离。听到这个消息，其他留守团队的个别成员颇为激动，因伤因病滞留的女旅客因绝望而抽泣起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居然说要去投诉。我与小杨兵对他们进行了安慰，让他们能走的先走，不能走的不要绝望，要相信政府不会丢下我们不管，大家一定能够活着出去。
5月16日的清晨，听到解放军不能进山营救消息的人们，包括洞经乐团的老人们，收拾舍不得的东西先走了，留下的人包括我们只有十三四个。我想，你们走了，留下的生存资源就多了。我们把车开到了天音楼下的坝子里，我打算在那里好好练一下车技。我刚倒了一把车，就看到朱小林、毛小平、范振寰、蒋四哥（绵阳师院体育教授蒋洪）以及十个军人（预备役）走来，我们非常激动。国兴银行的兄弟带着解放军来救我们了。临走前，我们把仍然滞留在酒店的人逐个登记了名字，并注明了具体的情况。没走的几个人，尤其是两个因癌症在此疗养和转移下山时了脚的中年妇女哭得很伤心，再三请求我们出去后一定要请政府派人救他们。我们非常肯定而真诚地答应了他们。
紧急收拾了一些吃的喝的，我们就踏上了回家的路。这一路，我们用尽从远古到现代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在未损坏的公路上，我与预备役军人轮流搀扶刘总；在乱石中，我们架着他一步一步跋涉。路上，预备役军人砍了两根结实的楠竹绑了一副担架，怕抬不起刘总，就让我上去试了一下，那感觉真爽，可让刘总躺上去走了一截，他说把他屁股夹得难受，不能再用。又往前走，我们捡了一个建筑工地常用的小斗车，推着他前进，到了又一个滑坡乱石堆，只好又弃车步行。路上，有幸又捡了一辆女式自行车，尽管刘总把它压得嘎吱嘎吱叫，连轮胎都给压爆了，但只要钢圈还在，我们都舍不得丢了它。一路上，有路人骑车，无路车骑人，仙海的老彭硬是扛着它翻过了海拔近三千米的大山。16日晚近十点，经过十三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到了茶坪，在宝藏村李书记的帮助下，我与朱小林找到了茶坪抗震救灾总指挥、安县总工会主席朱常委。朱常委对我们非常热情，他安排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另想办法住宿，把指挥部的帐篷腾给我们住，并派人给我们送来了方便面和啤酒，茶坪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倒上了热茶。我们详细向朱常委汇报了千佛山仍被困人员的具体情况，并借用他的卫星电话给国兴银行领导和家人报了平安。卫星电话管用却不好打，必须要等三颗信号满了才可通话，我给老婆打通电话的时候，感觉声音都变了。她问：“喂，哪个？”
我说：“我梁德新。”
她说：“你还活着呀？”
我说：“我活得好好的，你莫忙改嫁啊，我说不定明天下午就回来了。”
这话，把那几个预备役军人笑得差点岔了气。
5月17日的晨曦把我们（至少是我）从沉沉的梦中唤醒，听说，朱常委已请部队到千佛山去营救我们汇报中的那九个被困人员了。我们每个人用正红花油揉搓了还很酸痛的脚踝，早上六点半就向着云遮雾绕的茶坪山出发了。一路上大约有两三千人扶老携幼与我们同行，我们把水和药送给老乡，相互鼓励并帮助对方往上攀登。有个老大爷八十五岁了，他老人家边走边嘟哝，说他还是在民国二十四年“躲”老红军的时候爬过这座山呢。在盘旋而上的水泥公路上，我们遇到一辆从山上下来的摩托，营救我们的预备役军人请司机帮我们搭载一下刘总，质朴的山里小伙儿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说：“等把我老母亲送上去，马上下来接你们。”
当时我认为小伙子不过是托词而已，在这个时候，除了解放军和志愿者，大家都是自顾不暇，谁还愿意再往返救人！然而，我的主观判断是错误的，过了一会儿，小伙子如约而至，把刘总送到了摩托无法再前进的山体崩塌处。我们要给他钱，他说什么也不要。大约在登到半山腰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牵马下山的老乡，我请他帮我们驮一下伤员，因为刘总太壮太重，那马和马夫都没有答应，否则，刘总算是把土洋的交通工具都坐遍了。在一个树林休息的时候，一位女同志盯着我手中的竹棒，不好意思地说：“叔叔，把你那个棒棒给我老爸调一下行啵？”
原来他们是看到我这根竹棒比较粗，上山的时候借得上力，她老爸的那根有点细，没法使劲。我说：“好吧，到了山顶可要给我换回来哟，我要把这根棒拿回去作纪念。”
实际上，我是和她开个玩笑，中午十二点半，我们终于登上了茶坪山顶，大有山高我为峰、一览众山“无”的快感，因为在云雾缭绕中，其他山都看不见。短暂休息之后，我们下山了。路上有红绳指引着下山的路，走到一个岔路口，不知道是谁有意地横放着一根树枝，此树枝把向导也给搞迷糊了，他说向下走，我们跟着他走了一截，他又说，咋个有点不对，原来的路不是这个样子啊。走过了药材地，他又带领我们顺着悬崖边向右走，脚下是仅容一人通过的崖边，只能紧贴着里侧的岩壁，揪着杂草或树根慢慢地挪过去。我想，等会儿刘总咋个过去哟。过了这段险路，又到了一片缓坡药材地，刘总他们已经坐在横七竖八的木头上休息，原来他们随当地老乡走了一段直下的大路。休息完了向前走，老乡说前边是一个很陡很高的悬崖，人必须一个一个攥着绳子吊下去。因为那块山体已经有裂缝，全靠野竹和灌木的根系连着，人必须分散着站，于是，我们就在坡地边等前边的人下去了再走。不一会儿，来了十几个解放军，带头的是一个中尉，他说：让开，让开，我们到前边去看看情况。我满以为他们是去维持秩序，帮助我们下山，我就动员其他老百姓给他们让开路，谁知等我到了拴绳子的悬崖边，解放军连影儿都没有了。我知道，他们是执行特殊任务的。我扔掉竹棍，死死抓住绳索溜了下去，我那还没洗过的牛仔布裤子居然磨出了两个洞洞。我们就这样在悬崖峭壁、山体裂缝间溜了三个多小时，终于下到了半山腰。上山的老百姓对我们讲：你们的领导就在山下接你们。听到这一消息，疲惫不堪的我们来了精神，死死地盯着脚下的路，因为崎岖的山路上有许许多多的细石米，稍不注意就会一溜到底。据老百姓讲，这叫“赶火炮子”。我们不时望一望山脚下的人和车，下山会师、回家成了我们唯一的念头。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德新，我们来了。这是邢行长的声音。德新，快喝口盐水。这是郭行长的声音。曹二哥也上来了，问我要不要紧。我说没问题。本来，我与小杨兵走的是一条路，不过，我看到了杨雅，心想他们相见可能要激动一下，我还是先走吧。郭行长说：“大家快走，堰塞湖要塌了。”
我本来想装出镇静的样子下山，听了郭行长的话，只得将先前的两步并作一步走。快到山脚的一段路上站满了山东省临沂的消防武警，他们蜿蜒的队伍，像火一样的消防服，恰似一道绚丽的生命接力线，时不时有人扶我一把，或者给我拍两张照片，我颇有点英雄凯旋的感觉。大约下午五点半左右，我们终于一路狂奔到了山脚，老远，我就看到了国兴银行昝行长率领的救援队，我当时心里那个激动和高兴呀，已没法用语言来表达，我拼尽最后的力气，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吼了声：
“我们胜利了——！”
也许是疲劳过度，体力透支过大，吼完之后，我就昏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