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是
2019年秋冬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来说是悲喜交加的。
这一年9月10日，《使女的故事》续作《证言》全球发布。但就在英伦做新书宣传时，和她相濡以沫四十年的伴侣格雷姆·吉布森（Graeme Gibson）因失智而病逝。曾有记者在文中艳羡地写道“每个女作家都该嫁给格雷姆·吉布森”，阿特伍德显然很赞同——她把这句话印在了T恤上。
这一年10月14日，她凭借《证言》第二次荣膺布克奖；第一次是2000年的《盲刺客》。但不久后有一种小范围的舆论认为，这届布克奖看起来是双黄蛋，实际上阿特伍德的风头完全盖过了该奖史上第一位非裔女作家伯纳黛特·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
这一年11月18日，阿特伍德八十岁大寿，企鹅兰登出版社给她的生日礼物是来自世界各地读者们的视频寄语。
这一年，根据《使女的故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第三季上映，该剧已在这三年里横扫艾美奖、金球奖和（被誉为奥斯卡风向标的）评论家选择奖。虽然在1990年就有了同名电影，但影响力远不及这次葫芦网（Hulu）制作的电视剧集。阿特伍德本人还在第一季中客串了一位嬷嬷，在剧中扇了奥芙弗雷德一巴掌，明明是自己写出来的场景，她演出时却觉得特别恐怖。
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电视剧的成功促动了阿特伍德动笔写续集——电视剧推动了书籍的销售，英文版《使女的故事》售出了八百万余册。之后，有观众和读者问她：基列国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再之后，特朗普时代的女性主义者穿上了使女的红袍白帽——显然这本书已缔造、衍生出了重要且普及的文化符号——举牌抗议游行，她也更清醒地意识到：在原著出版三十多年后，世界并没有进步太多，甚至有后退。
因而，毋宁说《证言》是“影—视—书使女系列”数以亿计的受众推动出来的新作，既是历史和现实互动的产物，也是受众和创作者互动的产物——甚至于“琼”这个名字也是读者们抽丝剥茧推测的，因为在红色感化中心提到的五个真名中（阿尔玛、珍妮、德罗拉丝、莫伊拉、琼）只有琼在整本书中没有被称呼过，换言之，她就是第一人称的拥有者；阿特伍德没有否认读者的这种推断，于是，琼的名字在电视剧版得到了正式使用。
有使女的基列国在影视化的强烈视觉感中尤其让人难忘，不仅将原著建构的虚拟世界具象化了，还以集体创作的方式对原著精神做出了更全面的阐释——在原著作者阿特伍德和制片人米勒（Bruce Miller）的指导下，创作团队发挥群智群力，填满了既有大框架中的小缝隙，弥补了一本书的体量所不能完备的人物和场景细节，塑造出性格更丰满的尼克、丽迪亚嬷嬷、珍妮、奥芙格伦，补全了马大信号系统（由不同烘焙品组成暗号）……这次非常成功的影视化充分说明了影视可以是原著作者梦寐以求的一种“解读＋延展”的方式。但影视化也必定导致我们会在阅读续作时有强烈的代入感。所以，十五年的间隔是必要的，让剧集有充分的舞台细腻演绎已有角色，而不影响到续作的构成；更重要的是，让新一代人物上场，让续作关注新的命题。
事实上，剧集刚进入第二季，观众就发现改编已脱离原著：原著的结尾是“五月天”在尼克的指示下将奥芙弗雷德带离大主教家，生死未卜；而在剧集中，妮可出生后被送往加拿大，奥芙弗雷德放弃了一起逃亡，决定留在基列拯救大女儿……所以，每个人都会问：《证言》要怎样处置剧集与原著的不同呢？
《使女的故事》是在柏林墙倒下之前构思动笔的，当时阿特伍德在西柏林，目睹了罗马尼亚实行的《770法令》：为了让罗马尼亚人口从当时的2300万增加到3000万，齐奥塞思库在1966年10月授权通过《770法令》：除了45岁以上（后来被降至40岁）、已经生育至少4个孩子（后来被提升为5个）、可能会因为生育而有生命危险、由于强奸或乱伦而怀孕的女性之外，堕胎和避孕均为非法。
但最初的写作冲动也许要再往前追溯五年：1980年阿特伍德在参加波特兰诗歌节的时候，因华盛顿州的圣海伦火山爆发，公共交通爆满，她不得不和诗人卡罗琳·佛雪（Carolyn Forché）拼车南下，一路上，佛雪向她讲述了自己在中美洲萨尔瓦多目睹的内战实情：包括性暴力在内的各种暴力行径都是外界所不知的。阿特伍德曾在《作为女性写作者》一文中提到这件事，视其为自己写作生涯中的转折点，她开始明确意识到艺术创作需要背负社会责任感，要有政治性，并在1981年的演讲中提及这类素材进入写作场域的重要性，“因为写作者就是观察者，见证者”。
为此，阿特伍德做了充分的功课，专门收集了二战集中营、焚书、克格勃、蓄奴制及美国内战前的地下铁道救助系统之类的历史资料，因而她屡次强调：书中所写到的一切迫害都是历史中确实发生过的。虽然她把故事设定在近未来，但不言自明的是：那些事也可能在未来重演。
在使女系列横空出现于整个文化领域后，对其是否归属于科幻类可能是最无聊的一种讨论了——就因为时空设定是未来、是虚构、是反乌托邦的就必须是“科幻”吗？阿特伍德从一开始就用“Speculative Fiction悬测／推理”这个概念来界定这部小说，同时也极其强调这是“见证者文学”——《使女的故事》中的奥芙弗雷德是用录音机口述的，《证言》是用第一人称记述的手记和口述记录组成的。
至于《证言》诞生的背景，我们不妨仿照阿特伍德的做法：用一些历史事件来概括——
1792年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出版了《女权辩护》，指出女性并非天生地低贱于男性，只有当她们缺乏足够的教育时才会显露出这一点；她也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应被视为有理性的生命，继而设想了建立基于理性之上的社会秩序。（顺便说一句，《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玛丽·雪莱是她的大女儿。）
1859年英国第一个女权组织（Ladies of Langham Place）成立了“促进女性就业协会”。
1869年《妇女的屈从地位》出版，作者是英国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呼吁给予妇女平权和参政选举权。这本书得到了他的妻子哈莉特·泰勒·密尔的大力协助。
1884年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手稿后加以补充，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出：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私有财产，因此形成了阶级和阶级对立；各阶级的冲突导致以血亲家族为基础的旧社会被摧毁，被组成国家的新社会所取代，家庭制度受所有制支配。
1949年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出版《第二性》，这部被誉为女权主义“圣经”的存在主义杰作从文学、历史、社会学、生物学和医学多方面进行了丰富的阐述，不仅控诉男人对于女人的歧视、卑鄙甚至有时残忍的所作所为，同时也指出了女人对于自己弱势地位的造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认为她们被动、屈服、缺乏雄心。在波伏瓦看来，女性获得解放必须依靠以下两个途径：对于生育与否的自我决定权以及工作。
1963年美国女作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女性的奥秘》，针对家庭主妇群体的普遍问题，明确指出当时的社会在商业、教育、媒体等多方面都提倡“女人的最高价值和唯一使命就是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女人完美的本性只存在于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温顺服从和对孩子施加母爱之中。追求事业的成就和接受高等教育会导致女子的男性化，会对丈夫、家庭、孩子都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其本质就是要求女性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放弃职业，成为一名全职家庭主妇。
1970年澳大利亚学者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出版《女太监》，认为女性从婴儿到少女直至成年，始终都摆脱不了男权社会认可的理想女性形象对自己的诱惑和束缚，始终被囚禁在这个精神牢笼中，从而变成弗洛伊德所称的“被阉割的人”，即“女太监”——精神阉割的产物，被社会男权控制主宰的女性。
1973年罗诉韦德案。
1978年美国银行职员米歇尔·文森诉上司性骚扰。
2017年底#metoo反性侵女性平权运动因美国电影人哈维·韦恩斯坦的性骚扰事件而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如火如荼地展开。
2019年底以第一人称讲述性侵事件的《黑箱：日本之耻》作者伊藤诗织获得胜诉。
……被性骚扰、被家庭和生育禁锢的女性用了将近半个世纪才得到声张的权利和勇气；但随着现任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的上台，一切又走回了弯路，美国女权主义者一直在争取生育自主权，如今在部分地区又要推倒重来。进步是在倒退中艰难前行的。这些事实只会让我们觉得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具有先知般的预言力——早在1984年，她就敏锐地意识到女性运动现有的成就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推翻，并以文学的形式普及了一种政治性的警示。
所以，《证言》不需要再重申预言式的警告了。世界并不会乖乖地听懂。
所以，《证言》要力证的是如何拨乱反正，如何让错误的灭亡。
那么，基列是怎么被推倒的呢？
如果你在基列，你是个使女，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在基列，你是个主教，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在基列，你是个嬷嬷，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在基列，你是个孩子，你会怎么做？
问题在于：这个体制中的幸存者该如何打败这头怪兽？不要以为主教或眼目都是胜利者，他们只是死得比较慢的幸存者而已。所有人都（多多少少）知道基列所谓的真理是对宗教的曲解，是父权对平权的不顾一切的反噬，所有人都明白：最终起效的不是律法，不是真理，只是一时的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阿特伍德在开拓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同时呼吁的是真正的平权——作为专制暴力的对立面的男女平权。
“男性小说讲的是如何得到权力，谋杀啊，获胜啊之类的。女性小说亦是如此，不过途径不同。”这是阿特伍德在《黑暗中谋杀》中所写的，《证言》再次验明了这一点。要推翻基列的暴政，没有操控权力的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极权国家基列，掌握谎言背后的真相，就等于拥有了最强大的武器。
《证言》将时间轴直接推到《使女的故事》结局的十五年后，奥芙弗雷德、大主教夫妇完全退出了舞台。但有两个已为大家所知的人物依然存在：丽迪亚嬷嬷，以及在《使女的故事》最后一章“史料”中出现的R.弗雷德里克·贾德大主教——“贾德从一开始认为，通过女人来管理女人，是达到生育或其他目标的最好、最划算的办法”——“史料”这章非常重要，它还指明了这一点：“基列虽然在形式上毫无疑问是父权制的，但在实质内容上偶尔确是母权制的。”贯穿两本书的这两个人物是位于基列统治阶级最高层的。烂就是从根上烂的。
新书发布后，记者曾追问阿特伍德书名Testaments有何深意？她指明了三层意思：遗言、证词、遗命，《旧约》和《新约》，坦白真相。
《证言》和三十五年前的《使女的故事》具有同样的结构：小说主体由一个世纪以后的历史学家发现的手写材料组成；材料本身是以第一人称重述二十一世纪初的基列共和国的内幕。《证言》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由丽迪亚嬷嬷手写的。这不出人意外，因为只有嬷嬷还能看书写字，基列剥夺了其他女性的一切知识权，连超市购物都是用图片说明的，明令禁止女人接触语言、文字、书本，但教学依然进行——教的是花艺、女红之类的内容，以及政教合一的体制必定会灌输给下一代的宗教意识形态；他们会篡改、添加《圣经》原文，不难想象，对下一代的教育不可能是启蒙性的，而势必是遮人耳目的洗脑式教育。
奥芙弗雷德会在口述事实的同时加入回忆和想象，因而使《使女的故事》拥有丰富性：她身为使女受苦的同时也在自省和观察，感受到身为大主教、主教夫人、马大和守卫的各种人的压抑和凄楚；她既是“行走的子宫”，同时也在奴隶、反抗者、统治者的各种他者中间体察到了愧疚、无奈、麻木和欲望；她不是一味地屈从，心里始终在寻找出路，相信她会走出这个世界；她认知到自己的渴望和软弱……借她一人之眼，作者披露了基列的日常生活，而诸如“过去这里有过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但现在再也见不到律师，大学也关闭了”这样的巨变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使女的故事》用诗意的、残酷的语言讲述了被生殖器化的女性在精神上、身体上的痛苦。
《证言》则以丽迪亚嬷嬷之口，重述了那样的巨变是如何发生的，记录真相的方式也与使女有所不同：奥芙弗雷德的自述更感性，视野相对封闭；而身为开国元勋、拥有大权的丽迪亚嬷嬷的叙述更理性，格局相对开阔，爆料更多，要应对的矛盾也更复杂。她的正义源自复仇，而非意识形态；她的狠毒源自理性，而非天性；而她的善良不得不掩藏在最深处，是盔甲里最薄弱的软肋——但只要综观前后两本书就会发现，她始终不曾卸下那层盔甲。套用格里尔《女太监》中的概念来说，这个经历了大反转、亦正亦邪的人物既是被男权专制机器暴力统治的被阉割的女性，也不得不扮演了阉割她人的角色，制定女界规范，哪怕其本意旨在于有限范围内对女性群体加以保护，实质上也确实是专制机器的帮凶。丽迪亚嬷嬷的语言诗意有限，但残酷加倍，身为最厉害的“潜伏者”，她的痛苦纯然来自于道德层面的自我拷问。
《证言》还有另外两个第一人称的叙述声音：一个是在基列长大的艾格尼丝，另一个是在加拿大长大的妮可。就代际而言，三代女性对应了“前基列—基列—后基列”时代，就此扩展了名为“基列”的虚构时空。
妮可似乎生活在另一个平行世界：没有二十一世纪的互联网，没有我们所知的那些高科技玩意儿，更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春期的妮可担负了重任：不仅是信使、是证人，还承担了让本书有亮色、有欢笑的职责。阿特伍德历来都不缺乏幽默的天赋，看看她根据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改写的《女巫的子孙》就知道了！全书的搞笑戏、动作戏都安排给了妮可，她代表了民主自由教育下的健康少女，但不是假大空的脸谱人物，她的胆怯、善良、天真、正义最终融汇成一种生猛的力量，催生出了勇敢。
与妮可相比，艾格尼丝的性格就要复杂多了。丽迪亚嬷嬷在前作中就讲过，“到你们下一代就容易多了。她们会心甘情愿接受自己的职责”。艾格尼丝就是基列的“新一代”，从小受的就是基列的教育，但她并不心甘情愿，反而备受困扰，因为基列的婚姻制度根本只是暴政的工具，只会让每个家庭分崩离析，每个家庭成员都不可能得到幸福。
在艾格尼丝生活的时代里，基列有外忧——在打仗，但表面上没有内患——显然是在几次大肃清之间，她看到的是正常的，甚至也有爱的家国。艾格尼丝的重要性还在于，我们能以她的视角看到马大们、年轻女生、准新娘们、嬷嬷们等一众女性的生活实况：她们全都压抑着真正的身心感受，在自我审查、自我保护中如履薄冰，包括宝拉这样的毒辣女人，甚至包括舒拉蜜这样天真又粗鄙的新一代新娘。她们的状态最能映衬出基列是何等畸形——但坦白地说，那些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那些女性间的互相倾轧存在于任何形态的社会，是从属于人性本身的卑劣。
再参考福柯的权力政治理论，我们很容易看清这些女性幸存者——嬷嬷们、大主教夫人们、马大们、准新娘们——都是自我管制、自我驯服的产物。福柯曾这样评论被正常社会驯服的人：“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都会在这一监督的凝视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对每个人的监督，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
基列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因为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终究是容易满足的：文盲可以生活得很好，甚至可以通过婚姻（无论真假）得到财富、荣誉和其它特权；平庸的恶人不仅能幸存，还可能存活得最久……有智力的人未必有理性，现代未必是文明的保证；判断力往往会屈服于生存的基本需求，但理性会让一个人在幸存所意味的屈辱隐忍乃至违背本心的同时，在内心保持自己的判断力，在受到迫害、继而规避迫害的同时策划反抗或复仇。
看到这一页的读者应该已知道了：基列必亡。阿特伍德给出了终点，这显然是包括尼尔·盖曼在内的很多读者这次感觉到“希望”的原因。只是，亚里士多德说过：“以后的确定性在于从以前的迷惑中解脱出来，我们如果不知道症结在什么地方，就无法从中解脱出来”；而丽迪亚嬷嬷曾说过：“从前那个社会毁就毁在有太多选择。”这个症结在《证言》结束前尚未得到解决方案——但小说至少用排除法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即便“从前那个社会”破坏生态、生育力低下、有各种各样的堕落问题，但终究是比基列要好一点。小说不负责给出现实世界的解决方案，但愿新一代读者能找出避免走向“从前那个社会”的道路。
于是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