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欢迎归国的珍珠女孩和她们带回来的新皈依者的感恩庆典上，贝卡和我第一次见到了杰德。她是个高挑的姑娘，感觉有点别扭，但也说不清是哪儿别扭，她会直截了当地到处张望，那种看法简直有点胆大妄为的意思。我那时就有一种感觉：她不会适应阿杜瓦堂的，更别说基列了。但我的心思没怎么留在她身上，因为我很快就沉浸在感人的美好典礼中了。
我心想，很快就会轮到我们了。贝卡和我作为恳请者的培训课程就快结束了；我们差不多已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可以当嬷嬷了。很快，我们就会收到珍珠女孩的银色长裙，比我们平日里穿的棕色裙子好看多了。我们还会得到上一任传下来的珍珠项链；我们将启程，去达成我们的使命；我和她都将带回一个皈依的新珍珠。
在阿杜瓦堂的前几年里，这个愿景曾让我朝思暮想。那时我还是个彻彻底底、真心真意的信徒——就算不信基列的一切，至少是真的相信嬷嬷们在做无私贡献。但现在我没那么确定了。
第二天，我们再次见到杰德。就像所有新珍珠一样，她也要在教堂里参加通宵守夜，潜心静默冥想和祷告。守夜过后，她就要换下银色长裙，换上我们都穿的棕色长裙。这倒不是说她注定要当嬷嬷——对于新来的珍珠们，要经过一番谨慎的观察才能决定把她们指派为有前途的夫人、经济太太或恳请者，也有过一些不幸的例子，会被分派去做使女——但和我们在一起时，她们的穿着也和我们一样，只是会加一枚人造珍珠做的新月形大胸针。
对杰德来说，基列展现真实面貌的方式有点严酷，因为守夜之后的次日她就列席众决大会了。亲眼目睹了两个男人被使女们活生生地撕碎，她肯定震惊到无以复加；即便是我，已经在这些年里见过很多次了，依然觉得那场面很骇人。使女们通常都是百依百顺的，但她们在这种场合展现出的狂暴和愤怒会让人惊恐。
这套法规是四位创建者嬷嬷创立的。换作贝卡和我，可能会采取不那么极端的方式。
那天的众决大会上，被处刑的第二个罪人是格鲁夫医生，就是贝卡以前的法定父亲，那个牙医，罪名是强暴伊丽莎白嬷嬷。或者说是强暴未遂。想到我自己在他那里的遭遇，他是得逞还是未遂我都无所谓。很遗憾地说，我很高兴看到他罪有应得。
贝卡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在她的童年时代，格鲁夫医生对她做出了可耻之极的恶事，虽然她本人愿意谅解，但我实在找不出理由去宽恕他。她比我仁慈；我赞赏她这一点，但我不能像她那样。
格鲁夫医生在众决中被撕碎时，贝卡晕倒了。有些嬷嬷把她的这种反应当成孝女之爱——格鲁夫医生是个恶棍，但他依然是个男人，一个地位很高的男人。他也为人之父，女儿应该以顺从表现对他的尊重。然而，我知道她们不知道的事：贝卡觉得对他的死负有责任。她认为自己不该把他的罪行讲给我听。我向她保证，我绝对没有把她的秘密讲给任何人听，她说她信赖我，但丽迪亚嬷嬷肯定用什么办法知晓了。嬷嬷就是这样获取权力的：把秘密都挖出来。绝对不能说出来的秘密。
众决大会之后，我陪贝卡回来。我给她泡了一杯茶，劝她躺会儿——她的脸色依然很苍白——但她说她已稳住情绪了，没事了。我们正要开始晚间的《圣经》阅读时，有人敲响了房门。我们惊讶地发现站在门外的竟是丽迪亚嬷嬷；和她在一起的是新珍珠，杰德。
“维多利亚嬷嬷，英茉特嬷嬷，你们被选中执行一项特殊的工作，”她说，“刚刚加入我们的珍珠女孩，杰德，就此分派给你们了。第三间卧室就作为她的寝室，我知道那间屋子还空着。你们的任务是在方方面面帮助她，在每个细节上辅导她开始我们在基列的侍奉事业。你们的床单和毛巾够用吗？要是不够，我会安排送一些过来。”
“是，丽迪亚嬷嬷，宜应称颂。”我答道。贝卡也这样回答了。杰德朝我们笑了笑，笑得既倔头倔脑，又战战兢兢。她不像平常那些来自国外的新皈依者：要么很凄惨，要么热情满溢。
“欢迎你，”我对杰德说，“请进。”
“好的。”她说着，迈过我们的门槛。我的心一沉：当时我就意识到自己和贝卡在阿杜瓦堂度过的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就此结束——变化已然发生——但我还不知道那将是让人多么痛苦的巨变。
我刚才说我们的日子波澜不惊，但也许用词不太准确。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日子都是井井有条的，尽管有些单调。每一天都很充实，但有种奇特的感觉：好像时间并没有流逝。阿杜瓦堂收我做恳请者那年我十四岁，现在虽然年纪上去了，但在我看来，自己并没有长大多少。贝卡也一样：我们好像被冻结了，就像在冰块里封存着。
创建者们和年长的嬷嬷们各有锋芒。她们是在前基列的年代里长成的，经历过我们有幸避免的磨难，而那些磨难消磨了本该存在于她们心中的柔软。但我们无需被迫经历那样的折磨。我们是被庇佑的，不需要应对普世的艰难困苦。在前辈的牺牲的荫庇下，我们成为坐享其成的得益者。她们始终提醒我们记住这一点，教我们有感恩之心。但若不知详情，就很难有发自肺腑的感恩。我们恐怕根本无法透彻地领会丽迪亚嬷嬷那一代前辈在烈火中淬炼到了什么程度。她们的那种冷酷无情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没有的。
虽有时间停滞的感觉，但我其实已经变了。我不再是初入阿杜瓦堂时的那个我。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现在的我已是成年女性，哪怕没有多少女性的经验。
“我很高兴嬷嬷们让你留下来。”第一天，贝卡这样对我说道，用羞涩的眼神注视我。
“我也很高兴。”我说。
“我在学校里就一直仰慕你。不只是因为你身在大主教之家、家有三个马大，”她说，“你不像其他人那样说那么多谎话。而且你对我很友善。”
“我没那么好啦。”
“你比其他人友善。”她说。
丽迪亚嬷嬷允许我和贝卡同住一套寝室。阿杜瓦堂的宿舍区分隔了很多套公寓；我们住的是C套房，房门上写着字母C和阿杜瓦堂的训言：月循苦旅，生生不息。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女性的生育周期里要不断地生养孩子。”
“这么几个词，讲了这么多意思？”
“原文是拉丁文。用拉丁文说听上去更好。”
我问：“拉丁文是什么？”
贝卡说，那是一种很久很久以前的语言，现在已经没人用了，但大家会用拉丁文写训言、箴言类的东西。比方说，高墙里以前写着万物箴言：Veritas，就是拉丁文的“真理”。但他们已把那个词凿去并重新粉刷过了。
“如果那个词已经不见了，”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在希尔德加德图书馆看到的，”她说，“只有我们嬷嬷能去图书馆。”
“图书馆是什么？”
“是人们存放书本的地方。有好多好多个房间，都摆着书。”
“都很邪恶吗？”我问，“那些书？”在我的幻想里，堆在房间里的书就像易燃易爆物品。
“我一直在看的那些书都不是坏书。最危险的那些书都保存在阅览室里。你必须得到特殊许可才能进去。但别的书你都能看。”
“她们让你进吗？”我感到很惊奇，“你就直接进去看书吗？”
“如果你得到许可的话。除了阅览室都能进。如果你没有许可就进去，就要被关一次纠正禁闭，在地下室的一间屋子里。”阿杜瓦堂公寓下面的地下室是隔音的，她说，以前是钢琴房之类的地方。但现在R地下室是维达拉嬷嬷用作纠正禁闭的地方。纠正禁闭是一种惩罚手段，劝导那些违反法规的人。
“可是，惩戒都是公开进行的呀，”我说，“惩罚罪犯用的。你知道的，像是众决大会，还有在高墙上悬尸示众。”
“是的，我知道，”贝卡说，“我真希望他们别把那些人吊在上面那么久。那味道会钻进我们卧室，让我直反胃。不过，地下室的纠正禁闭性质不同，那是为我们好。好了，我们去取你的衣装吧，然后你就能选名字了。”
阿杜瓦堂有一份经过批准的名字列表，是由丽迪亚嬷嬷和其他资深嬷嬷们攒出来的。贝卡说，那些名字都取自于女性一度钟爱的物件的名称，并经过再三斟酌，因而都是令人放心的好名字，但她本人并不知道那些物件都是什么。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不知道，她说。
她把列表上的名字读给我听，因为我那时候还不识字。“美宝莲怎么样？”她说，“听起来很可爱。美宝莲嬷嬷。”
“不要，”我说，“太花哨了。”
“爱芙莉嬷嬷怎么样？”
“太冷傲了。”
“那这个呢：维多利亚？我记得以前有过一位维多利亚女王。你可以叫维多利亚嬷嬷：即便我们还在恳请阶段，也可以用嬷嬷的称谓。但要等我们去国外完成珍珠女孩的传教使命，才能正式被封为嬷嬷。”在维达拉学校，我们没学过太多珍珠女孩的内容——只知道她们很勇敢，冒着生命危险为基列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应该尊敬她们。
“我们要去国外吗？去那么远的地方会不会很吓人？难道基列并不很辽阔吗？”那感觉就像坠跌出了世界本身，因为基列显然是无边无际的。
“基列比你想象的要小，”贝卡说，“周围还有别的国家。我会在地图上指给你看的。”
我肯定露出了困惑的表情，因为她笑了。“地图就像一幅画。我们在这儿会学习怎样读懂地图。”
“读图？”我说，“你要怎么读？图又不是书。”
“你会明白的。我一开始也不会看地图呀，”她又笑了，“有你在这儿，我再也不会孤单了。”
六个月后会怎样？我很忧虑。阿杜瓦堂会允许我留下来吗？嬷嬷们看我的眼神就像在察看一株植物，让人浑身不自在。她们要求我低头看地板，那是很难做到的：眼神稍微抬高一点，就等于盯着她们的身体看，那不礼貌；要是直视她们的眼睛，那就算放肆了。除非高级别的嬷嬷先对我说话，否则我决不能开口，这也很难做到。顺服，卑屈，俯首听命：这些美德是必需的。
接着是识字，我觉得很挫败。我心想，也许我不年轻了，已经学不会了。也许这就像绣花一样：你必须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学，否则就永远笨手笨脚的。但我一字一句地学会了。“你天生就有这本事，”贝卡说，“你比我刚学时好多了！”
给我练习阅读的几本图书讲的是男孩迪克和女孩简的故事。那些书都很旧，书里的图片都被阿杜瓦堂修正过了。简穿的是长袖长裙，但你可以从很多涂色的细节上看出来，她的裙子本来是短的，裙边在膝盖上面，袖子本来也是短的，袖口只到手肘。她的头发以前是散着的，没有被遮起来。
书里最让我吃惊的是：迪克、简和宝宝萨莉所住的小房子周围空无一物，只有一道白色的木栅栏，栅栏那么细，木板那么薄、那么低，任何人都能轻易跨过去。没有天使军士，没有信念护卫。迪克、简和宝宝萨莉在户外做游戏，任何人都看得到。宝宝萨莉随时都可能被恐怖分子劫走，就像妮可宝宝和其他被劫走的无辜孩子那样，当作走私品被卖去加拿大。虽然现在简的其他部位都已被涂上了，只有脸裸露着，但你依然想象得到，她原本裸露的膝盖随时都可能激起任何路过的男人的冲动。贝卡说，给这些图书的插画补色是一项工作，以后也会让我去涂的，因为这种工作是指派给恳请者做的。她已经涂过好多本书了。
她说我不一定会被准许留下来：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嬷嬷的。在我来阿杜瓦堂之前，她认识两个被接纳的女孩，但其中一个只待了三个月就改主意了，她的家人把她接回去了，原本为她安排好的婚约终究还是执行到底了。
“那另一个呢？”我问。
“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贝卡说，“她叫丽丽嬷嬷。一开始，她看起来没什么不对劲的。每个人都说她适应得不错，但后来因为顶嘴受了一次纠正禁闭。我认为那不算是最厉害的一次纠正：维达拉嬷嬷要是发脾气，肯定纠正得更厉害。她在这么做的时候会问：‘你喜欢这样吗？’但你怎么回答都是错的。”
“那丽丽嬷嬷呢？”
“那次纠正之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想离开阿杜瓦堂——说她不适合这地方——但嬷嬷们说如果她要走，她就必须按照原计划成婚；但她也不想结婚。”
“她想怎么样？”我问。我突然对丽丽嬷嬷很感兴趣了。
“她想独自生活，在农场里干活。伊丽莎白嬷嬷和维达拉嬷嬷说，那就是太早读书的结果：她的思想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抵制负面影响，却已在希尔德加德图书馆里受到了错误观念的侵蚀，有很多有问题的书都该被销毁。她们还说，她应当接受一次更严厉的纠正，以便帮助她集中心智，不要胡思乱想。”
“怎样的纠正？”我很想知道自己的思想是否足够强大了，我会不会也要经历好几次纠正呢？
“在地下室关一个月禁闭，就她一个人，只给她面包和水。她被放出来后就不和别人说话了，只回答是或否。维达拉嬷嬷说她的意志太薄弱了，当不了嬷嬷，终将只有一条路可走：结婚。
“就在指定她离堂的前一天，她没有来吃早餐，也没有来吃午餐。没人知道她去哪儿了。伊丽莎白嬷嬷和维达拉嬷嬷说她肯定逃跑了，钻了安保系统的空子，接着就开始了一场大搜索。但她们没找到她。后来，洗澡水的气味开始变得很奇怪。所以她们又找了一番，这一次，她们打开了我们洗澡用水的屋顶贮雨水箱，结果发现她在里面。”
“噢，太可怕了！”我说，“她是——有人杀了她吗？”
“嬷嬷们一开始是这么说的。海伦娜嬷嬷都快疯了，她们甚至特批一些眼目进入阿杜瓦堂搜寻线索，但没什么发现。我们恳请者中有些人上楼去看了看水箱。她不可能是失足掉进去的：那儿有一把梯子，还有一扇小门。”
“你看到她了吗？”我问。
“棺材是封起来的，”贝卡说，“但她肯定是故意这么做的。她在口袋里装了几块石头——谣言是这么说的。她没有留下遗言，就算有，大概也被维达拉嬷嬷撕掉了。她们在葬礼上说她死于脑瘤。她们不希望外人知道有个恳请者的下场是这么可怕。我们都为她祷告了；我相信上帝已经原谅她了。”
“可是，她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我问，“她想死吗？”
“没有人想死，”贝卡说，“但有些人不想用任何一种被准许的方式活下去。”
“可那是把自己淹死啊！”我说。
“会很平静的，”贝卡说，“你会听到钟声和歌唱声。天使们唱的那种。海伦娜嬷嬷是这样跟我们说的，好让我们感觉好一点。”
我学完了“迪克和简”的那套书后，又得到了一本《给年轻女孩的十个故事》：由维达拉嬷嬷撰写的小诗集。我还记得这首：
看看朵雅吧！她坐在那儿，
披散着缕缕长发，
看她怎样在人行道上大步流星，
高昂着头，骄傲得很。
看她怎样吸引了护卫的眼光，
诱惑他沦入罪孽的情境。
她从不改变她的做派，
她从不跪下祈祷！
她很快就会堕入罪恶，
接着就被吊上高墙。
维达拉嬷嬷写的都是女孩们不该做的事，以及如果做了不该做的事会有什么恐怖的后果降临在她们身上。我现在意识到了，那些都不算什么好诗，但即便在当时，我也不喜欢听闻那些可怜的姑娘犯了错就受到严厉惩罚，甚或被处死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可以看懂些什么了，这让我非常激动。
有一天，我正对着贝卡大声朗读朵雅的故事，好让她纠正我的错误，她突然说道：“那决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不可能发生什么？”我问。
“我决不会对任何护卫做出那种举动，决不会吸引他们的眼光。我都不想看他们一眼，”贝卡说，“任何男人。他们太恐怖了。包括基列版的上帝。”
“贝卡！”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基列版？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想把上帝简化成一个样子，”她说，“他们清除了很多内容。《圣经》里用白纸黑字写着：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出来的，男人女人都是。等嬷嬷们让你看了，你就会看到的。”
“别说这种话，贝卡，”我说，“维达拉嬷嬷——她会认为这是异端邪说。”
“我可以对你这么说，艾格尼丝，”她说，“我以性命发誓，我完全信赖你。”
“别，”我说，“我没那么好，不像你那么好。”
我在阿杜瓦堂的第二个月里，舒拉蜜来看我。我在施拉夫利咖啡馆见到了她。她穿着蓝色长裙：正式的夫人装。
“艾格尼丝！”她叫出声来，伸出双手，“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你还好吗？”
“我当然很好，”我说，“现在我是维多利亚嬷嬷了。你想来杯薄荷茶吗？”
“只是宝拉暗戳戳地说你可能……有点……脑子——”
“说我疯了吧。”我说着，笑了。我注意到舒拉蜜提到宝拉时俨然在说熟稔的朋友。舒拉蜜现在的地位比她高，可想而知，那准会让宝拉郁闷——竟然把这么年轻的姑娘提拔得比她还高级。“我知道她是这么想的。对了，我该祝贺你完婚了。”
“你不生我的气吗？”她说，语气又回到了我们在学校里讲话那样。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呢？”
“这个嘛，我抢走了你的丈夫呀。”她是这么想的吗？她以为自己赢得了一场比赛？我怎么能在不侮辱贾德大主教的前提下提出异议呢？
“我得到了召唤，要在更高层次侍奉上帝。”我只能这样拘谨地应答。
她咯咯笑起来。“你真的听到了？好吧，我得到的召唤是低级层次的。我有四个马大了！我真希望你能看到我家的大房子啊！”
“我敢说肯定很漂亮。”我说。
“但你真的还好吗？”她焦虑地替我着想，有一部分是发自真心的。“这地方不会把你累垮吗？这么暗淡凄凉。”
“我很好，”我说，“我祝愿你万事如意。”
“贝卡也在这间地牢里，是吗？”
“这儿不是地牢，”我说，“她在。我们同住一套宿舍。”
“你就不怕她用修枝剪攻击你吗？她还是那么疯癫吗？”
“她从来就没疯癫过，”我说，“只是不快乐。见到你太好了，舒拉蜜，但我必须回去做自己的事了。”
“你不喜欢我了。”她有点认真地说道。
“我会被培养成一个嬷嬷，”我说，“说真的，我不该喜欢任何人了。”
我的阅读能力提升得很慢，老是磕磕绊绊的。贝卡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们用《圣经》原文作阅读材料，用来练习的都是经过批准、可以让恳请者阅读的段落。我终于亲眼看到了之前只能听讲的经文。我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塔比莎去世前我常常想到的那段，多亏贝卡帮我找出来了：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我拼写单词也很吃力。单词落在纸页上感觉就好像变了样：不再像我在脑海中默记时那样连贯、清晰，而是变得更扁平、更枯燥。
贝卡说拼写和阅读不同：阅读的时候，词句就像歌，你能听得见。
“我大概永远也学不会了。”我说。
“你会的，”贝卡说，“我们再试试读些真正的歌。”
她去了图书馆——那时我还没有获得准许——带回来一本阿杜瓦堂自己编撰的圣歌集。那本集子里有塔比莎用银铃般的歌声给我唱过的睡前安眠曲：
此刻我躺下，想要安睡，
我向上帝祈祷，让我的灵魂安在……
我把这首歌唱给贝卡听，过了一会儿，我就能读给她听了。“太值得期待了，”她说，“我愿意这么想：有两位天使一直等着我，终将和我一起飞翔。”接着又说：“从来没有人在我睡觉前给我唱歌。你真幸运啊。”
除了阅读，我还要学会书写。从某些方面看，书写更难，但总比别的事容易些。我们用的是绘图墨水和金属笔尖的直液笔，有时也用铅笔。用什么要取决于库房最近分发给阿杜瓦堂什么进口物资。
书写工具是大主教们和嬷嬷们享有的特权物资。除了他们，在整个基列境内都不太能搞到笔墨；女人们要笔墨没用，而大多数男人也用不到，只有写报告和写物品清单时才有用。除此之外，大多数人还有什么要写的呢？
我们在维达拉学校里学了刺绣和画画，贝卡说写字也差不多——每个字母都像一幅画，或一行针脚，一个音符；你只要学会如何写出字母，再学会拼接连缀就行了，就像串起一串珍珠。
她的手写体很漂亮，经常耐心十足地手把手地教我；后来，等我会写了，尽管写得歪七扭八的，她就挑了几句《圣经》上的箴言让我抄写。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爱如死之坚强。
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
我一遍又一遍地抄写这些句子。贝卡说，通过比较前后所写的同一个句子，我就能看出来自己的进步。
我写下的句子也让我产生疑问。爱，真的比信更重要吗？我有爱，或有信吗？爱和死一样强大吗？小鸟要传扬的声音是谁的？
学会读写并不能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而是引发出新的问题，然后是更多的问题。
头几个月里，除了读写，我也顺利地完成了其他分派给我的任务。有些任务并不繁重：我很喜欢给“迪克和简”那些图画书里的小女孩的裙子、袖子、头巾涂色，我也不介意在厨房干活，帮厨师切萝卜和洋葱，洗盘子。阿杜瓦堂的每个人都要为群体的福祉贡献一份力，不可以轻视体力劳动。没有哪个嬷嬷被看作是高高在上的，尽管实际上大部分重活都是恳请者们做的。但是为什么不呢？我们更年轻。
但刷马桶并不是令人愉悦的事，尤其当你第一遍已刷得很干净，却不得不再刷一遍，接着刷第三遍的时候。贝卡提醒过我，嬷嬷会要求你一刷再刷——这和马桶的洁净程度毫无关系，她说，那是在考验你的服从力。
“可是，硬要我们把一个马桶刷三遍——也太不合情理了，”我说，“浪费宝贵的国家资源。”
“洁厕灵不算宝贵的国家资源，”她说，“和有生育力的女性完全不能比。但要说不合情理——是的，所以才称其为考验。她们想看看你能不能毫无怨言地服从不合情理的指令。”
为了增加考验的难度，她们还会指派大部分初级嬷嬷担任督导。让一个和你年纪相仿的人下达愚蠢的指令，那要比一个长辈级的人发号施令更让人气恼。
“恨死了！”一连刷了四星期马桶后，我说道，“我真的太讨厌艾比嬷嬷了！她是那么刻薄，那么傲慢，那么……”
“那是考验，”贝卡提醒我，“想想约伯，他被上帝那样考验过呢。”
“艾比嬷嬷又不是上帝。她只是自以为是。”我说。
“我们要尽量宽宏大量，”贝卡说，“你应该祈祷，祈求你的恨意消散。你只需要想象呼吸，把恨意随着鼻息呼出去。”
贝卡有很多类似的自控技巧。我试着去练习。有时候还挺管用的。
我通过前六个月的考核后就获准成为永久有效的恳请者，也被准许进入希尔德加德图书馆了。很难形容这件事带给我的冲击。我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的大门时，感觉就像获得了一把金钥匙——即将开启一扇又一扇秘门的钥匙，门里的宝藏都将在我眼前一览无遗。
一开始，她们只准我进入外室，但过了一阵子，我就获准进入阅览室了。我在阅览室里有一张属于我的书桌。分派给我的一项任务是录入演说稿——也许，我该说是布道词——都是丽迪亚嬷嬷在特殊场合里当众演说所用的。她会反复使用一些底稿，但每次都要做些更改，我们要把她手写的修改部分打成清晰的打印稿。那时候，我已经学会打字了，但打得很慢。
我在书桌边工作的时候，丽迪亚嬷嬷有时会从我身边走过，她要穿过整个阅览室才能走到她的专用房间，据说，她在那里进行重要的研究工作，为了让基列尽善尽美：那是丽迪亚嬷嬷毕生的使命，资深的嬷嬷们都这么说。高级嬷嬷们精心保管的珍贵的血缘谱系档案、《圣经》、神学论文、危险的世界文学著作——全都收藏在那扇上锁的门里。只有当我们的思想足够坚定之后，我们才会获准进入那扇门。
就这样，几个月、几年过去了，我和贝卡成了亲密的朋友，互相倾诉从未和任何人讲过的家事，还有自己的事。我向她坦承了自己曾多么痛恨继母宝拉，哪怕我试过克服那种情绪。我描述了我们家的使女克丽丝特尔是如何悲惨地死去，以及我当时的心境何其不安。她跟我讲了格鲁夫医生的所作所为，我也把自己在他的牙医诊所里的经历告诉了她，那让她感同身受，气愤不已。我们谈到了各自的亲生母亲，讲到我们多么盼望知道她们是谁。也许我们不应该互相倾诉那么多，但那真的能够令人释怀。
“我真希望我有个姐妹，”有一天，她对我说，“如果我有，那就一定是你了。”
之前，我用波澜不惊来形容我们的生活，在外人看来确实是那样的；但在那些希求把自己奉献给更崇高的事业的人中间，我从那时开始领悟到的内心的震颤和波动并不罕见。我内心的第一次大震动出现在我能够阅读简单文本后的第四年，我终于获准能阅读《圣经》全文了。我们的《圣经》都收在上锁的柜子里，和基列境内的任何地方一样：只有意志坚定、性格稳重的人才能获准接近这部经典，并且，除了嬷嬷，不许任何女人看。
贝卡开始读《圣经》比我早——她一直领先于我：比我早得到获准，也比我更精通经文——但本堂规定不允许那些开始研读这些神秘书籍的人谈论自己神圣的阅读体验，所以我们没有谈过她学到了什么。
等到那一天，为我预留的那本带锁的《圣经》书箱将被带出阅览室，我终于可以翻开一切书本中禁令最严的这一本了。我非常兴奋，但贝卡在那天早上对我说：“我得提醒你一下。”
“提醒我什么？”我说，“但可是圣书啊。”
“书上写的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
“我不想看到你太失望，”她顿了顿，“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埃斯蒂嬷嬷的本意是好的。”接着又说：“《士师记》第十九章到第二十章。”
她只肯点到为止，不再多说。但我去了阅览室，打开木箱，翻开《圣经》，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那一章节。那是讲述妾的尸身被切成十二块的章节，正是多年前维达拉嬷嬷在学校里讲给我们听的故事——让幼时的贝卡惊慌失措的那个故事。
我记得很清楚，也记得埃斯蒂嬷嬷后来给我们做的解读。她说那个妾被杀死，真正的原因是她很抱歉自己违逆不从，所以牺牲了自己，以免让她的主人被邪恶的便雅悯人强暴。埃斯蒂嬷嬷说，那个妾是勇敢而高贵的。她说那个妾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但我终于亲眼读到了这故事。我想找到勇敢而高贵的那部分，也想找出选择的时刻，但都没有找到。那个姑娘就是被推到门外、再被强奸致死的；像宰切一头牛似的把她切成十二块的男人在她生前就像对待一匹买来的牲口那样对待她。难怪她一开始就想逃跑。
随之而来的震惊是令人痛苦的：好心要帮忙的埃斯蒂嬷嬷对我们撒了谎。真相毫无高贵可言，就是那么恐怖。嬷嬷说女人的意志太弱，因而不适合阅读，其实是这个意思。我们会在强烈的矛盾中分崩离析，无法坚定意念。
在那之前，我并没有严肃地怀疑过基列神学的正确性，更别说怀疑其真实性了。如果我做不到尽善尽美，我只会得出一个结论：错的是我自己。但当我发现基列更改了什么、添加了什么、省略了什么之后，我担心我可能彻底失去信念。
如果你从来都没有信仰，也就无法理解那种感受。你会觉得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快死了；能够定义你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你将被孤零零地留下来。你会觉得自己被放逐了，好像迷失在黑暗的森林里。有点像塔比莎去世时我的感受：整个世界失去了意义。万事万物都是空洞的。万事万物都萎靡了。
我把内心的种种感受讲给贝卡听。
“我懂，”她说，“我也经历过。基列高层的每一个人都对我们撒谎了。”
“你要说什么？”
“上帝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她说，你要么信基列，要么信上帝，没法两样都信。当时，她就是这样捱过自己的信念危机的。
我说我还不能确定自己有没有能力做出抉择。我暗自担心自己会两样都不信。但我依然想有信念；真的渴盼有所信仰；可到头来，有多少信念是源自渴盼的呢？
三年后，又发生了一件更让人震惊的事。我之前说了，我在希尔德加德图书馆的职责之一是录入丽迪亚嬷嬷的演说稿。要打印的稿纸会在当天留在我书桌上的一只银色文件夹里。有天早上，我发现在银色文件夹后面还塞进了一只蓝色文件夹。是谁放在那儿的？是有人搞错了吗？
我打开蓝色文件夹。第一页上就跳出了我继母宝拉的名字。后面的文件记录的是她的第一任丈夫，也就是她嫁给我所谓的父亲凯尔大主教之前的那一任。我跟你说过，她的前夫桑德斯大主教是在自己的书房里被他们家的使女杀死的。坊间传言是这样的。
宝拉曾说那个姑娘很危险，精神很不稳定，从厨房里偷走了一根烤肉叉，在毫无来由的情况下突然冲过去，刺死了桑德斯大主教。那个使女逃跑了，但后来被抓住并处以绞刑，尸体悬在高墙上示众。但是，舒拉蜜说她家的马大曾说过，那实际上是暗通款曲——使女和丈夫非法私通，在他的书房里幽会。所以使女才有机会、有理由杀死他：他一直对她有所要求，最后逼得她快失去理智了。除此之外，舒拉蜜的版本和宝拉的版本一样：宝拉发现了尸体，使女被追捕，被吊死。舒拉蜜还多说了一个细节：为了挽回颜面，宝拉给大主教的尸体穿上裤子，结果弄了她自己一身血。
然而，蓝色文件夹的说法却大相径庭。还有一些照片、多次秘密录制的谈话转录的文本作为证据。桑德斯大主教和他家的使女之间没有私情——只有合乎法规操作的授精仪式。然而，宝拉和凯尔大主教——我以前的父亲——早有婚外情了，甚至在我母亲塔比莎去世前就开始了。
宝拉和那个使女交上了朋友，知道那姑娘过得很不幸福，便主动帮她逃出基列。她甚至给了她一张地图和路线，指示了一路上可以联络的几个“五月天”成员的名字。使女出逃后，宝拉自己用烤肉叉刺死了桑德斯大主教。所以，她的身上才有那么多血迹，并不是帮他穿裤子时沾上的。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脱下裤子，至少那天晚上没有。
她还威逼利诱，贿赂了她家的马大统一口径，做出使女杀人的假供词。然后，她叫来了天使军士，指控使女，接下去的事情就是众所周知的了。天使军找到那个不幸的姑娘时，她正绝望地在街头逡巡，因为地图不准确，“五月天”联络人也根本不存在。
使女遭受了审讯。（审讯笔录的副本也附在其后，但不忍卒读。）她承认自己企图逃跑，供认了宝拉涉及逃跑计划，但她坚称自己没有杀人——事实上，她对谋杀案一无所知——但审讯越来越折磨人，最终屈打成招。
她显然是无辜的。但她还是被吊死了。
嬷嬷们都知道真相。至少有一个嬷嬷知道。证据就在我眼前，就在这个文件夹里。但宝拉没事。明明是她犯下的罪，却把一个使女吊死了。
我惊呆了，就像被闪电击中。不只是因为这件事让我惊骇，也因为我很疑惑：为什么这个文件夹会出现在我的案头？怎么会有神秘人把这么危险的机密消息透露给我？
一旦你认为千真万确的事被证明是假的，你就会开始怀疑所有的事。这是不是在试图策反我抵制基列？这些证据是伪造的吗？这就是丽迪亚嬷嬷让我的继母立刻放弃把我嫁给贾德大主教的企图所用的手段吗：威胁宝拉要揭露她的罪行？我作为嬷嬷在阿杜瓦堂有一席之地，就是用这么骇人的故事换来的吗？这是在委婉地告诉我，我的母亲塔比莎并不是因病而亡，而是被宝拉，甚至可能是凯尔大主教用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害死的吗？我不知道该信什么了。
没有人能让我倾吐这番心事，就连贝卡也不行：我不想让她知道，是因为不想危及她。对那些不该知晓此事的人来说，这种真相会引出大麻烦的。
我完成了那天的工作，把蓝色文件夹留在原位。第二天有一篇新的演说稿要我打，而前一天的蓝色文件夹已经不见了。
之后的两年里，我在书桌上发现了很多类似的文件夹，都在静候我的关注。文件夹里有大量罪行的证据。包含夫人们的罪行的文件夹都是蓝色的，大主教们的是黑色的，专业人士——比如医生们的——是灰色的，经济人群的是条纹的，马大们的是暗绿色的。没有收录使女罪行的文件夹，也没有嬷嬷们的。
留给我看的文件夹大都是蓝色和黑色的，详述的罪行各式各样。使女们被迫参与非法活动，然后又归咎于她们；“雅各之子智囊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彼此暗算；高层内部的贿赂和利益交换；夫人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彼此暗算；马大们靠偷听搜集信息，再出价贩卖情报；神秘的食物中毒案件发生，丑闻风传夫人们掉包婴儿，但谣言根本就是捕风捉影；夫人们因偷情罪名而被处以绞刑，但根本没有偷情的事实，只是因为某位大主教想换个年轻的夫人。公开审判——本该是为了肃清叛徒、净化领导力——已沦为酷刑后的屈打成招。
纵容证人作伪证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司空见惯。在对外展现的美德、圣洁的表象之下，基列已烂到骨子里去了。
除了宝拉的文件夹之外，和我有最密切关系的就是贾德大主教的了。那是一只很厚的文件夹。在其收录的许多不法不端行为之中，还有证据指明他诸多前妻的命运，她们都是在我短命的婚约之前嫁给他的。
他把她们全部处理掉了。第一个是被推下楼梯的，摔断了脖子。公开的说法是她绊了一跤，摔下去的。从我看过的其它文件内容可知，要制造出事故的假象并不难。他有两任夫人据说是死于分娩，或是生产后不久死亡；两个孩子都是非正常婴儿，但两位夫人的死因涉及故意引发的败血症或休克。在其中一例里，双头连体非正常婴儿卡在产道里时，贾德大主教拒绝施行手术。什么都不能做，他一脸虔诚地说道，因为胎儿还有心跳。
第四任夫人听从了贾德大主教的建议，以花卉绘画为爱好，他还周到地为她买了些颜料。后来她出现了一些症状，可以归因为镉中毒。文件资料里写明了，镉是众所周知的致癌物质，之后没多久，这第四任夫人就死于胃癌。
看起来，我侥幸逃脱了一次死刑。我自己也尽了一份力。那天晚上，我念了一段感恩祷文——纵有种种疑虑，我仍然继续祈祷。谢谢您，我说。我信不足。我又加了一句：帮帮舒拉蜜吧，因为她肯定会需要的。
刚开始看这些文件时，我胆战心惊，并且憎恶。有人故意想让我痛苦吗？还是说，这些文件也是我应该接受的一种学习？我的思想被磨砺得更强硬了吗？我是在为日后作为嬷嬷所要负担的重任做准备吗？
这就是嬷嬷们所做的事，我学到了。她们做记录。她们等待。她们用其掌握的信息去达成只有她们才知道的目标。她们的武器是强大却也肮脏的秘密，正如马大们一贯所说的那样。秘密，谎言，诡计，欺骗——但这其中不只有别人的秘密、谎言、诡计和欺骗，也有她们自己的。
如果我继续待在阿杜瓦堂——执行珍珠女孩的传教使命，归国后晋升为正式的嬷嬷——我就会变成这样。我获知的所有秘密——无疑还有别的数不胜数的秘密——都将变成我的武器，在我觉得合适的时机下随取随用。所有这一切权力啊。这种默默判决恶人、并以恶人无法预见的方式惩处他们的暗中势力。所有这一切复仇的力量啊。
就像我之前说的，我曾一度遗憾自己的内心有复仇的冲动。遗憾，但从没有被抹煞掉。
假如说我没有受到诱惑，那就是没讲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