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说到以利亚告诉我，我的身份和我自以为的不一样。我不太想去回忆那个时刻的感受。就好像眼看着污水口越张越大，把你吞进去——不只是你，还有你家，你的房间，你的过去，你所知的关于自己的一切，甚至你的长相——那一刹那的感觉是坍塌，窒息，黑暗，全都混在一起。
我准是在那儿干坐了起码一分钟，什么都没说。我觉得自己要大口呼吸才能喘上气。我觉得浑身战栗。
妮可宝宝，圆脸蛋，不谙世事的双眼。每一次我看到那张出了名的照片，我都是在看自己。照片上，那个让很多人陷入很多麻烦的宝宝刚出世没多久。我怎么可能是那个人？我在心里否认，在自己的脑瓜里大喊不是的。但没有一丝声音流露出来。
“我不喜欢这事。”最终，我轻声说道。
“我们谁都不喜欢，”以利亚和气地说道，“我们都希望现实不是这样的。”
“我希望没有基列这个地方。”我说。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消灭基列。”埃达用她特有的语气说出这句话，好像消灭基列就跟修好漏水的水龙头一样简单。“你要咖啡吗？”
我摇摇头。我还在努力接受现实。也就是说，我是难民，和我在圣怀会看到的那些担惊受怕的女人们一样；和大家一直争论不休的其他难民一样。我的保健卡，也就是我唯一的身份证明是伪造的。从头到尾，我在加拿大就是非法人口，随时随地都可能被驱逐出境。我妈妈是个使女？而我爸爸……“所以我爸是那些人中的一个？”我说，“大主教？”想到他的一部分成了我的一部分——就在我真实的血肉之躯里——我就不寒而栗。
“幸好不是，”以利亚说，“或者该说：根据你母亲所说，并不是大主教，但如果公开这么说，就会让你的亲生父亲落入险境，她不想那样，因为他可能还在基列。但基列坚称，你的法定父亲就是大主教。基于这种立场，他们才一直想把你要回去。妮可宝宝回归。”他把话讲明白了。
基列从未放弃，一直不依不饶地想找到我，以利亚对我说。他们从未停止寻找；非常顽强。按照他们的想法，我属于他们，他们有权利追踪我的下落，有权把我拖过国境线，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合法还是不合法。尽管那个特定的大主教已消失在大众视野里——很可能是在肃清运动中被干掉了——但根据他们的法律，未成年的我从属于他。他还有在世的家属，所以，如果诉诸法庭，他们也可能获得我的监护权。“五月天”不能保护我，因为它在国际上已被列为恐怖组织。“五月天”只能存在于地下。
“这些年来，我们部署了一些误导性的线索，”埃达说，“有人告密说你在蒙特利尔，还有温尼伯。然后有人说你在加利福尼亚，之后又在墨西哥发现了你。我们把你移来移去的。”
“这是不是梅兰妮和尼尔不让我去抗议游行的真正原因？”
“部分原因。”埃达说。
“结果我去了。这是我的错，”我说，“是不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埃达问。
“他们不想让我被人看到，”我说，“因为他们想把我藏好，所以才被杀了。”
“不完全是这样的，”以利亚说，“他们不希望你的照片流传出去，不希望你出现在电视镜头里。不难想象，基列也会在游行示威的影像里搜查，试着比对资料照片。他们有你婴儿时期的照片，肯定对你现在的长相有过大致的评估。但事实上，他们只是怀疑梅兰妮和尼尔是‘五月天’成员，和你没关系。”
“他们可能也在跟踪我，”埃达说，“他们很可能把我和圣怀会联系在一起，然后盯上了梅兰妮。他们以前曾在‘五月天’内部安插过眼线——至少有过一个，假扮成了逃跑的使女——也许还有更多眼线。”
“甚至可能在圣怀会内部。”以利亚说道。我想起了去我家开会的那些人。其中的某个人可能参与了杀害梅兰妮和尼尔的计划，甚至就在他们吃着葡萄、嚼着奶酪的时候，这个念头让我作呕。
“所以，‘五月天’的事和你无关。”埃达说。我怀疑她这么说只不过想让我舒坦些。
“我讨厌当妮可宝宝，”我说，“我没有这种愿望。”
“说到底就是：人生很操蛋。”埃达说，“现在我们必须琢磨一下，从这儿出发再去哪儿。”
以利亚起身要走，说他个把钟头就回来。“别出去，别往窗外看，”他说，“别用电话。我会再安排一辆车过来。”
埃达开了一只鸡汤罐头；她说我需要吃点东西，所以我努力吃了一点。“万一他们来了怎么办？”我问，“他们到底什么样儿？”
“他们看起来就是普通人。”埃达说。
那天下午，以利亚回来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乔治：我曾以为跟踪梅兰妮的那位街友。“情况比我们预料的还糟，”以利亚说，“乔治看到了。”
“看到什么了？”埃达问。
“店里挂上了停止营业的牌子。那家店白天从来不关门，所以我就纳闷了，”乔治说，“接着就出来三个人，把梅兰妮和尼尔塞进车里。他们走路摇摇晃晃的，像是喝醉了。那三个人还在交谈，看上去就是普通交际，好像聊完了，正要道别。梅兰妮和尼尔就这样坐进了车里。回头去想——他们的头都耷拉着，好像睡着了。”
“或是死了。”埃达说。
“是的，有可能。”乔治说，“那三个家伙就走了。大概一分钟后，汽车就爆炸了。”
“这比我们之前猜想的更糟，”埃达说，“比方说，他们之前泄露了什么，还在店里的时候？”
“他们不会泄密的。”以利亚说。
“我们不能肯定，”埃达说，“这取决于对方用了什么招数。眼目可不会手下留情。”
“我们得尽快从这儿撤走，”乔治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到我。我不想来这儿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给圣怀会打了电话，以利亚就来接我了。可是，万一他们窃听了我的电话呢？”
“把电话给我们销毁吧。”埃达说。
“那几个人什么样儿？”以利亚问。
“西装。生意人打扮。看上去挺正派，”乔治说，“他们提着手提箱。”
“我就知道他们会带箱子，”埃达说，“而且把一只箱子留在车里。”
“我为此深表遗憾，”乔治对我说，“尼尔和梅兰妮都是好人。”
“我走开一下。”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要哭了；所以我进了自己的卧室，关上了房门。
我也没哭多久。十分钟后，响了一记敲门声，埃达直接打开了我房间的门，说道：“我们该走了，立刻马上。”
我窝在床上，被子直拉到鼻子底下。“去哪儿？”我问。
“好奇心害死猫。起来吧。”
我们从阔气的大楼梯走下去，但没有走到门外，而是进了一间楼下的公寓房。埃达有钥匙。
这间公寓房和楼上的房间类似：家具都是崭新的，没什么特色。房间看似有人住过，但也没住多久。床上有被子，和楼上的那条一模一样。卧室里摆着一只黑色背包。浴室里有一把牙刷，但橱柜里空无一物。我知道，因为我打开看过了。梅兰妮曾说过，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会看别人家浴室橱柜里有什么，所以你千万别把自己的秘密藏在那里头。现在我却想知道，她把她的秘密都藏在哪儿了，因为她肯定藏了很多秘密。
“谁在这儿住？”我问埃达。
“盖斯，”她说，“他会负责运送我们。现在，要安静得像只老鼠。”
“我们在等什么？”我问，“什么时候会有事发生？”
“等的时间够长，你就不会失望，”埃达说，“会有事情发生的。只不过你未必会喜欢。”
我醒来时天色已黑，公寓里有个男人。他大概二十五岁，又高又瘦。他穿着黑色牛仔裤、黑色T恤，衣服上没有任何标志。“盖斯，这是黛西。”埃达做了介绍，我说了声嗨。
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说道：“妮可宝宝？”
我说：“请不要那样叫我。”
他说：“没错。我不应该说出这个名字。”
“我们可以走了吗？”埃达问。
“据我所知可以了，”盖斯说，“她应该掩饰一下。你也一样。”
“怎么掩饰？”埃达说，“我又没戴着我在基列的面纱。我们从后门出去。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来时开的那辆车不见了，现在有了另外一辆车——车身上写着奇效速通水管的厢式货车，还画着一条可爱的小蛇从水管里探出头的卡通画。埃达和我钻进了后车厢，里面摆了些通水管的工具，还有一张床垫，我们就坐在那上面。车厢内又暗又闷，但我感觉得到，我们车行的速度很快。
“我是怎么被偷运出基列的？”过了一会儿，我问起埃达，“我还是妮可宝宝那会儿。”
“告诉你也无妨，”她说，“那条线路多年前就作废了，被基列封锁了；现在已全面覆盖了巡查犬。”
“因为我？”我说。
“不是每一件事都是因为你。反正结果就是这样。你母亲把你托付给了几个她信赖的朋友；她们带着你北上，从公路穿过森林，到了佛蒙特州。”
“你是她信赖的朋友之一吗？”
“我们都说自己是猎鹿人。我以前是那一带的向导，认识很多人。我们把你藏在背包里；喂你吃片药，那样你就不会哭闹了。”
“你们给婴儿下药啊。那可能会把我毒死呢。”我愤慨地说道。
“但我们没有把你毒死，”埃达说，“我们带你翻过了群山，然后在三河地带进入加拿大领地。那是早年最常用的一条偷渡路线。”
“早到多早？”
“哦，大概一七四〇年吧，”她说，“他们曾在新英格兰拐带年轻姑娘，把她们当成人质卖钱，或是把她们嫁掉。等她们生下孩子，就不会想回家了。我就是这样得来的混血气质。”
“什么混什么？”
“一半是贼，一半是被掠夺的人，”她说，“我是二元对立体。”
听了这话，我坐在通水管的工具堆里，在黑暗中思忖了片刻。“那她现在在哪里？我的亲生母亲。”
“机密，”埃达说，“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她就那样离我而去，不要我了？”
“她自己都难保，”埃达说，“你能活下来实在很幸运。她也很幸运，据我们所知，他们两次想干掉她都没成功。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妮可宝宝这件事上，她比他们智高一筹。”
“那我父亲呢？”
“一样。他潜伏得很深，从没出头露面。”
“我猜想她不会记得我，”我悲苦地说道，“她根本不在乎。”
“谁也不能断言别人在不在乎，”埃达说，“她和你保持距离是为了你好。她不想让你有危险。但即便在这种情形下，她还是尽可能地关心你的动态。”
我听了这话有点欣慰，但还不想就此平息怒气。“怎么关心？她来过我们家吗？”
“没有，”埃达说，“把你置于靶心？她可不会冒这种险。但是梅兰妮和尼尔把你的照片寄给过她。”
“他们从没给我拍过照，”我说，“这是他们的特点——没有照片。”
“他们拍了很多照片，”埃达说，“在晚上。等你睡着了以后。”那感觉太诡异了，我脱口而出。
“诡异就诡异呗。”埃达说。
“他们把照片寄给她？怎么寄？这是重大机密的话，难道他们不怕——”
“快递。”埃达说。
“人人都知道那些快递服务跟筛子一样漏洞百出。”
“我说的不是快递服务，而是由情报员亲自快递。”
我想了足有一分钟。“噢，”我说，“你把照片亲手给她？”
“不是亲手，没那么直接。我负责把照片送到她手里。你母亲真的非常喜欢那些照片，”她说，“当妈的都喜欢自己孩子的照片。她会好好看，然后烧毁，所以，无论如何，基列的人没机会看到那些照片。”
差不多一小时后，我们到了怡陶碧谷的地毯批发市场。这个市场叫作“舒毯”，标志是一块飞毯的图案。
从外面看，“舒毯”是地地道道的地毯大卖场，有个陈列了许多地毯的展示间，但在店铺后头——穿到仓库区后面——有个狭小的房间，沿着墙分隔成五六个小间。有些隔间里有睡袋或被褥。其中一个隔间里有个穿短裤的男人正四仰八叉地熟睡着。
房间的中央有些办公桌椅和电脑，还有只破沙发靠墙放着。墙上贴着几张地图：北美的，新英格兰区的，加利福尼亚的。几个人正在电脑前忙活，有男有女；看穿着打扮，他们和你在夏天街头看到的喝冰拿铁的普通人没啥两样。他们朝我们这边看了看，又回头忙自己的去了。
以利亚坐在那张沙发上。他起身迎过来，问我还好吗。我说我挺好，可以喝杯水吗，因为我突然觉得非常渴。
埃达说：“我们之前没怎么吃东西。我去倒水。”
“你们俩都该待在这儿。”
盖斯说着，出门往前楼走去。
“这儿没人知道你是谁，除了盖斯，”以利亚压低了声音对我说，“他们都不知道你是妮可宝宝。”
“就那样最好，”埃达说，“言多必失。”
盖斯给我们带来一只纸袋，里面有些软趴趴的早餐羊角三明治，还有四杯很难喝的外卖咖啡。我们走进一个小隔间，在一些陈旧的办公椅上落座，以利亚打开了隔间里的小平板电视，好让我们边吃东西边看新闻。
电视里仍在播报“寻衣猎犬”的相关新闻，但尚未有嫌犯被捕。有个专家声称这是恐怖分子干的，但说得很含糊，因为恐怖分子也分好多类别。还有个专家提到了“外国特工”。加拿大政府表示，他们正多方寻证，埃达说他们最喜欢在垃圾桶里找。基列作出了官方表态，声称对此次爆炸案一无所知。多伦多的基列领事馆外面有一场抗议活动，但参与者不太多：毕竟，梅兰妮和尼尔不是名人，也不是政客。
我不知道该悲伤还是愤怒。梅兰妮和尼尔被杀害让我怒不可遏，想到他们生前的各种善行更让我悲愤。然而，理应让我义愤的事情却让我悲哀，比如：为什么基列竟然能够置身事外。
新闻里还重提旧事——担负传教任务的珍珠女孩被发现吊死在公寓门把手上——关于阿德丽安娜嬷嬷有了后续报道。警方表示已排除自杀的可能性，此案涉嫌谋杀。位于渥太华的基列大使馆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正式控告“五月天”恐怖组织应对这起谋杀案负责，指责加拿大政府故意包庇，并强调现在正是铲除整个“五月天”非法组织、将其绳之以法的好时机。
新闻里压根儿没提到我的失踪。难道我的学校还没上报？我问道。
“以利亚搞定学校那边了，”埃达说，“他认识校方的人，最早也是靠这个人脉把你送进去的。得确保你在公众视线之外。更安全些。”
那天晚上我是在一张床垫上和衣而睡的。早上，以利亚召集了我们四人开会。
“局面是可以扭转的，”以利亚说，“我们可能要尽快离开这里。基列正在向加拿大政府施压，催促他们镇压‘五月天’。基列扩建了军队，巴不得伺机开火。”
“加拿大人，洞穴人，”埃达说，“一个喷嚏就能把他们吹倒。”
“更糟的是，我们刚刚听说基列会把‘舒毯’作为下一个目标。”
“我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的内线，”以利亚说，“但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寻衣猎犬’还没在夜里被洗劫。我们已和他或她失去了联系，也和我们潜伏在基列内部的大部分救助人员失联了。我们不知道他们目前怎样了。”
“那我们该把她安置在哪里？”盖斯说着，朝我一点头，“没人找得到的地方？”
“我妈妈在的地方怎么样？”我问，“你们说过，他们想杀她但没成功，所以她肯定很安全，或者说比这儿安全一点。我可以去她那儿。”
“她那儿就算比这里安全一点，也不是长久之计。”以利亚说。
“那么，去另一个国家怎么样？”
“要是几年前，我们还能从圣皮埃尔岛把你送出去，”以利亚说，“但法国人把那儿的通道关了。而且，难民暴乱后，英国也去不成了，意大利，德国，还有欧洲的小国家也都一样。谁都不想惹基列。更别说他们本国国民的公愤了，都惹不起。就连新西兰也不许进了。”
“有些国家说他们欢迎从基列逃出来的女性，但你在那种地方活不过一天就会被当作性奴转手卖掉，”埃达说，“南非也甭提了，太多独裁者。加利福尼亚很难进，因为在打仗，还有得州共和国的局势也很紧张，他们和基列的战事陷入了僵局，但决不会给基列入侵的理由。他们都在避免各种挑衅之举。”
“反正他们早晚都要把我弄死，我不如放弃吧？”这并不是我的真实想法，但那时就想这么说。
“噢，不，”埃达说，“他们可不想让你死。”
“杀死妮可宝宝会让他们的嘴脸变得很难看。他们想要你在基列本土，活着并微笑，”以利亚说，“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切实的途径了解他们有什么打算了。”
我想了想。“你们以前有途径？”
“我们在基列有线人。”埃达说。
“有人在基列帮你们？”我问。
“我们不知道那是谁。他们会警告我们有突袭，告诉我们哪条线路被封了，给我们送来地图。他们的消息一向很准确。”
“但他们没有警告梅兰妮和尼尔。”我说。
“看起来，他们没办法通晓眼目组织的内情，”以利亚说，“所以，不管他们是什么人，都不在食物链的顶端。根据我们的揣测，应该是权限较低的公职人员。但他们是冒了生命危险在帮我们。”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问。
“不清楚，但不是为了钱。”以利亚说。
照以利亚的说法，线人用的是微点照相机，这技术很老旧——老到基列根本想不到去搜查。情报是用一种特殊的照相机拍摄的，非常非常小，肉眼几乎看不到：尼尔是用安置在钢笔里的读取器接收情报的。对于过境物资，基列的搜查非常彻底，但“五月天”借助了珍珠女孩的宣传册作为情报传递的媒介。“这个办法一度很安全，”以利亚说，“我们的线人会把文件拍好，粘在妮可宝宝的宣传册上，再给到‘五月天’。可以放心地让珍珠女孩去‘寻衣猎犬’：梅兰妮在她们的有望教化的名单上，因为她总会收下那些小册子。尼尔有一部微点照相机，可以把这边的情报粘在那些宣传册上，再让梅兰妮把它们还给珍珠女孩。她们是按照命令这样做的：任何多余的宣传册都要带回去，以便到别的国家再次利用。”
“但微点这招不能再用了，”埃达说，“尼尔和梅兰妮死了，基列发现了他们的照相机。所以，他们已经逮捕了纽约上州逃亡路线上的每一个成员。很多贵格派教徒，几个走私犯，两个猎人向导。一大批人将被悬尸示众。”
我觉得越来越无望了。基列的势力太强大了。他们已经杀害了梅兰妮和尼尔，还会追踪到我不知名也不知在何处的母亲，把她也杀了，还要把“五月天”斩草除根。不管用什么办法，他们会逮住我，把我拖去基列：那儿的女人们活得像家猫，每个人都是宗教狂热分子。
“我们还能怎么办？”我问，“听上去无计可施了。”
“我就要说到对策了，”以利亚说，“现在看来似乎还有一线希望。当然，你可以说只是很微弱的希望。”
“再微弱也比没有强。”埃达说。
以利亚说，基列的线人曾许诺用存储器的方式给“五月天”送一大批情报。不管这批情报里面有什么机密，都足以让基列灰飞烟灭，至少线人是这样说的。但他或她还没能把情报搜集全，“寻衣猎犬”就被端了，这条通路就此断绝。
不过，不论是他还是她，线人在以前的数次微点交流过程中曾和“五月天”商讨过一个应急计划。因珍珠女孩的传教而皈依基列的年轻女性可以轻松进入基列，有很多女性就是这样入境的。而传递这个存储器的最佳人选——事实上，也是唯一能够接近线人的年轻女性——正是妮可宝宝。这名线人毫不怀疑“五月天”知道她在哪里。
线人说得很明白：没有妮可宝宝，就没有机密情报存储器；没有机密情报存储器，基列就将继续作威作福。“五月天”没有多少时间了，梅兰妮和尼尔也将白白牺牲。更不用说我母亲的性命也将不保。但是，只要基列瓦解了，一切都将不同。
“为什么只能是我？”
“线人在这一点上非常坚决。说你成功的机会最大。首先，就算他们抓到你，也不敢杀了你。他们为了把妮可宝宝塑造成标志性人物已煞费苦心。”
“我不可能摧毁基列，”我说，“我只是一个人。”
“不是你一个人，当然不是，”以利亚说，“但你要负责运送弹药。”
“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说，“我不可能皈依。他们决不会相信我的。”
“我们会培训你，”以利亚说，“训练你祷告和自我防御。”听上去简直是某种电视真人秀。
“自我防御？”我说，“防谁？”
“还记得死在公寓里的那个珍珠女孩吗？”埃达说，“她是为我们的线人工作的。”
“不是‘五月天’杀死她的，”以利亚说，“是另一个珍珠女孩，她的搭档。阿德丽安娜嬷嬷的搭档肯定猜到了妮可宝宝的下落，所以她试图制止她。肯定有过一场争斗。可惜阿德丽安娜输了。”
“死了那么多人，”我说，“贵格派的，尼尔和梅兰妮，还有那个珍珠女孩。”
“基列杀起人来毫不手软，也不加遮掩，”埃达说，“他们是狂热的盲信者。”她说，信徒本该投入有德性的宗教生活，但如果你是极端的狂热信徒，就会相信你在有德性地生活的同时还能杀人。狂热的信徒认为杀人也是有德性的，或者说，杀死某些特定的人。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在学校里学过何谓狂热信徒。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明确同意就答应去基列了。我说我会考虑一下，但第二天清早每个人的表现都好像我答应了，以利亚夸我多么勇敢，说我带来了新的生机，即将给许多受困的人带去希望；所以我多少有点骑虎难下，不好意思改口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自己是欠尼尔和梅兰妮的，还有那些死去的人们。如果所谓的线人只肯接受我，那我只能搏一下了。
埃达和以利亚说他们会尽力帮我，在短时间里让我准备就绪。他们在一个隔间里拼凑出了小型健身房，放进了拳击用的沙袋、跳绳和一只实心皮球。盖斯负责体能培训。一开始，他不太跟我多话，只说我们要做什么：跳绳、拳击、来回扔球。但后来就热络起来了。他告诉我，他是从得州共和国来的。得州人在基列刚刚建国时就宣布独立，让基列气急败坏；双方打过一场战争，以和解并划定新国界线告终。
所以，按照官方说法，得州目前是中立国，其国民抵抗基列的任何行动都算非法。加拿大并不算中立，他说，但其实就是用不太起劲的消极态度保持中立。不太起劲是他的用词，不是我说的，一开始我觉得这么说有点侮辱加拿大人，但后来他说加拿大的消极有消极的好处。所以，他和几个朋友就来到加拿大，加入了“五月天”的林肯组：由外籍自由战士组成的分队。基列和得州打仗的时候他还小，只有七岁。但他的两个哥哥都在那场战争中阵亡了，还有个表姐被掠走后带去了基列，从此音信杳无。
我默默算了算他现在几岁。比我大，但也大不了多少。我在他眼里不会只是个任务吧？为什么我会在这种琐事上浪费时间？我需要集中精力啊，要去应付我应该完成的事情。
刚开始的时候，我每天训练两次，每次两小时，主要是为了增强耐力。盖斯说我的体能素质不错，这话不假——我在学校里的体育成绩一向很好，但那感觉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后来他教了我几招防御和踢打的动作：如何用膝关节踢中对方的腹股沟，如何挥拳打出致命一击——握拳时要把大拇指包在中指和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下面，出拳时要伸直手臂。我们练了很多次挥拳动作，他说，只要有机会，你就该抢先出拳，因为攻其不备你就占了先机。
“打我。”他说。然后他会把我拨到一边，出拳打中我的肚子——不是很用力，但足以让我感觉到。“你的肌肉要绷紧，”他说，“难不成你想让脾脏被打破？”就算我哭出来——要么是因为疼，要么是因为挫败——他也不会可怜我，只会嫌恶地说：“你到底想不想练好？”
埃达拿来一个硬塑料的假人头，有凝胶做的假眼珠，盖斯教我怎样把人眼抠出来；但用我的大拇指把湿乎乎、黏答答的眼球挤出来——这个念头让我浑身发抖，好比让你光脚踩死虫子。
“妈的。那真能把人疼死吧，”我说，“大拇指戳进眼睛里。”
“你就是要让他们疼，”盖斯说，“你必须想要伤害他们。我敢打赌，他们绝对想让你痛不欲生。”
“好恶心。”盖斯叫我练习抠眼珠的时候，我这样说过。我把那些眼球想象得太逼真了，过于逼真。像剥了皮的葡萄。
“你是要开个研讨会吗？关于你该不该死？”坐镇训练场的埃达说道，“这不是真人的头。别磨蹭，戳进去！”
“恶心。”
“光喊一声恶心改变不了世界。你得亲手干脏活儿。再加点胆量。好了，再试一次。像这样。”她动起手来毫无顾忌。
“别放弃。你是有潜力的。”盖斯说。
“多谢你了。”我用的是讽刺的语调，但我也是认真的：我确实希望他认为我有潜力。我喜欢上他了，一种无可救药的青涩的爱。但无论怎样幻想，我都不能在脑海中看到一丝现实的、未来的可能性。一旦我去了基列，我大概再也没机会看到他了。
“进展如何？”每天我们训练完，埃达都会问盖斯。
“有进步。”
“她能用拇指杀敌了吗？”
“快到那一步了。”
他们训练的另一组内容是祷告。埃达试着来教我。我心想，她倒是挺擅长这事儿。我可没戏。
“你怎么会懂这些的？”我问她。
“我长大的地方，人人都懂。”她说。
“哪儿？”
“基列。在那儿变成基列以前，”她说，“眼看着要爆发政变，我就赶紧离开了那里。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没来得及走。”
“所以你才帮‘五月天’做事？”我问，“因为私人原因？”
“深究的话，你会发现每件事都有私人原因。”
“以利亚呢？”我问，“他也是出于私人原因吗？”
“他以前在法律学院教书，”她说，“他上了黑名单。有人给他通风报信。除了身上的衣服，他什么都没带就逃出了边境。好了，我们再试一次。天上的父啊，宽恕我的罪，祝福……请你别再笑了。”
“对不起。尼尔总说上帝是个幻想出来的朋友，你还不如信该死的牙仙呢。不过他没有说该死的。”
“你必须严肃对待这件事，”埃达说，“因为基列肯定会严肃对待的。还有：别再爆粗口了。”
“我平常不爆粗口的。”我说。
他们告诉我，我接下去要做的是打扮成街头的流浪汉，在珍珠女孩能看到我的地方乞讨。等她们和我攀谈起来，我就要让她们说服我，带我走。
“你们怎么知道珍珠女孩肯带我走？”我问。
“有这个可能，”盖斯说，“因为那就是她们的工作。”
“我当不了乞丐啊，我不知道怎样去演。”我说。
“举止自然就行了。”埃达说。
“别的流浪汉会看出来我是假冒的——万一他们问我，我怎么会在那儿的，我父母在哪儿——我该怎么说？”
“盖斯会和你在一起。他会说你受到精神刺激，所以不太说话，”埃达说，“就说家庭暴力。大家都会懂的。”我想象了一下梅兰妮和尼尔施暴的画面：太荒谬了。
“如果他们不喜欢我呢？别的流浪汉。”
“如果？”埃达说，“捡到烂香蕉就自认倒霉呗。你的人生里，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你。”
烂香蕉。她是从哪儿学到这种俗语的？“可是，有些流浪汉不是……难道不就是罪犯吗？”
“贩毒的，吸粉的，酗酒的，”埃达说，“都有。但盖斯会罩着你的。他会说他是你男朋友，要是有人想找你麻烦，他就会出手干涉。他会一直跟在你身边，直到珍珠女孩接手。”
“那要用多久？”我问。
“我猜想不会太久，”埃达说，“珍珠女孩把你捞走之后，盖斯就不能陪你了。但她们会把你当成一颗蛋精心保护，捧在手里怕摔了。你将是她们手中最宝贵的珍珠。”
“但等你去到基列，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以利亚说，“她们叫你穿什么，你就必须穿什么，谨言慎行，留神她们约定俗成的做法。”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表现得无所不知，”埃达说，“她们又会怀疑我们训练过你。所以，你要自己权衡。”
我思考了一下：我够聪明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只要有疑虑，你就装糊涂。”埃达说。
“你们以前有没有把假冒的信徒送到那边去？”
“有过几个，”以利亚说，“什么样的结果都有。但她们不像你有人保护。”
“你是说有线人的保护？”线人——我只能想象出用纸袋套住头的人。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我听的越多，越觉得他们古怪。
“纯粹是猜测，但我们觉得线人应该是个嬷嬷，”埃达说。“五月天”对嬷嬷群体所知甚少：她们不会出现在新闻里，甚至在基列国内的新闻里都不会露面；发号施令、制定法律、对外宣言的都是大主教。嬷嬷们在幕后工作。学校里的老师只对我们说过这些。
“据说嬷嬷的势力非常强大，”以利亚说，“但也是道听途说的。我们不了解内情。”
埃达有几张嬷嬷的照片，但只有那么几张。丽迪亚嬷嬷，伊丽莎白嬷嬷，维达拉嬷嬷，海伦娜嬷嬷：这四个人就是基列所称的创建者。“一群邪恶的老妖婆。”她说。
“太棒了，”我说，“听上去很好玩。”
盖斯说，我们一旦到了街头，我就要一切听他指挥，因为我俩之中，只有他有街头智慧。我不该说“去年你的奴隶是谁？”“你又不是我老板”之类的蠢话，以免挑唆某些人和盖斯打起来。
“我八岁以后就没再说过这种话了。”我说。
“这两句话都是你昨天说的。”盖斯说。他还说我该挑个新名字。别人可能在寻找黛西，我也绝对不可能叫妮可。我就说，那我就叫杰德吧。我想要比花朵更强硬的东西。
“线人说，她得在左上臂纹个图案，”埃达说，“这种要求总是没得商量的。”
我十三岁那年想去纹身，但梅兰妮和尼尔强烈反对。“很酷，但为什么？”我现在倒是会这样问了：“全基列都看不到裸露的胳膊，纹了给谁看？”
“我们认为那是给珍珠女孩看的，”埃达说，“在她们招募你的时候。她们会得到特殊指令，专门寻找这个纹身。”
“她们会知道我是谁吗？像是我和妮可有关？”我问。
“她们只是奉令行事，”埃达说，“不问也不说。”
“我该纹个什么呢，蝴蝶？”这是一句玩笑，但没人笑。
“线人说应该像这样。”埃达说着，描绘出一个图形：
“我不能在自己手臂上纹这个，”我说，“和我太不搭了。”这也太伪善了：尼尔准会吓傻的。
“也许和你是不搭，”埃达说，“但符合眼下的形势所需。”
埃达找来一个相熟的女人帮我纹了身，还设计了全套街头打扮。她的头发是淡绿色的，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头发也染成了淡绿色。我很开心：我觉得自己看起来就像电子游戏里的那种危险系数很高的人物。
“这是个开始。”埃达说着，打量着纹好的地方。
纹身不只是纹个图案，还是疤痕纹身：字迹要有浮凸效果。痛得我死去活来。但我努力装作不痛，因为我想让盖斯知道我忍得住。
那天半夜里，我突然有了个糟糕的念头。如果那个线人只是个诱饵，想钓“五月天”上钩呢？如果根本没有什么机要情报存储器呢？如果所谓的线人就是坏人呢？如果整件事就是下套——把我骗去基列的聪明的圈套？我进得去，但出不来。然后又会有很多人游行，举旗帜，喊口号，唱祷歌，聚成我们在电视上看过的人山人海，而我又会成为焦点。妮可宝宝，回到了属于她的国度，哈利路亚。来，给基列电视台笑一个。
清早，我和埃达、以利亚和盖斯一起吃着油腻腻的早餐时，把这种担忧告诉他们了。
“我们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以利亚说，“这就是在博弈。”
“你每天早上起床都会陷入这种赌局。”埃达说。
“这是很严肃的赌局。”以利亚说。
“我把赌注押在你身上，”盖斯说，“你赢了，那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