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人有兴趣了解基列人是如何操办婚事的，那我就来讲讲结婚前的准备工作。因为我生活中的一次巨变，所以能从两个视角——待字闺中的新娘，以及担负婚事预备工作的嬷嬷——体察婚事流程。
我自己的婚礼安排是按标准流程走的。在可供选择的人选中，对最终结果会有一定影响的因素是男方的性情，以及男方家庭在基列的社会地位。但每次择偶的目标都是一样的：不管是来自显赫的好人家还是不太受欢迎的平凡人家，各类女孩都要尽早成婚，不让她们有任何机会遇到不合适的男人，以免陷入前人所谓的爱河，或更糟的——失去童贞。后一种耻辱可能导致相当严重的后果，所以应当不惜一切加以规避。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乱石砸死，况且，那会让整个家庭蒙上几近不可磨灭的污点。
有天晚上，宝拉把我叫去客厅——用她的话来说，让罗莎把我从蜗牛壳里撬出来——叫我在她面前站好。我照她说的做了，不照做又能怎样呢。凯尔大主教也在，维达拉嬷嬷也在。还有一个我没见过的嬷嬷，她向我做了自我介绍，说她是盖帕纳嬷嬷。我说很高兴认识她，但语气想必不太客气，因为宝拉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她这个年纪嘛，”盖帕纳嬷嬷说，“就连本来乖顺可爱的女孩也免不了这个阶段。”
“她显然够大了，”维达拉嬷嬷说，“我们已经把能教的都教给她了。把她们留在学校里太久，反而会添乱子。”
“她真的成年了？”盖帕纳嬷嬷问道，用刁钻的眼光打量着我。
“当然。”宝拉说。
“都不是垫出来的？”盖帕纳嬷嬷说着，朝我的胸脯努了努下巴。
“当然不是！”宝拉说。
“你可想不到有些家庭会使出什么招数。她有个漂亮的宽胯，不像有些姑娘的骨盆那么窄小。艾格尼丝，让我看看你的牙齿。”
我该怎么让她看？像在牙医诊所那样，把嘴张大？宝拉看出了我的困惑。“笑一笑，”她说，“就笑这么一次吧。”我挤出了一个露齿笑。
“一口完美的牙，”盖帕纳嬷嬷说，“非常健康。那好吧，我们这就开始张罗。”
“只限大主教家庭，”宝拉说，“不能低于这个等级。”
“明白。”盖帕纳嬷嬷说。她正在写字板上做什么记录。我用敬畏的眼神看着她的手指，指间夹着一支铅笔。她记下的是什么厉害的符号？
“她的年纪有点小。”凯尔大主教发话了，我已经不再把他当作我爸爸了。“有可能。”长久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对他产生感激之心。
“十三岁不算小。凡事都要看情况，”盖帕纳嬷嬷说，“如果我们能找到合适的人选，婚事会给她们带来奇迹。她们很快就能安定下来了。”她站起身来。“别担心，艾格尼丝，”她对我说，“至少会有三个候选人让你挑选。他们都会认为这是一种荣誉。”她又对凯尔大主教说道。
“要是有别的需要，请尽管告诉我们，”宝拉仪态万方地说道，“越快越好。”
“明白，”盖帕纳嬷嬷说，“等有了大家满意的结果，会有惯常的捐助给到阿杜瓦堂吧？”
“当然，”宝拉说，“我们会祈祷你们成功的。愿主开恩赐予。”
“愿主明察。”盖帕纳嬷嬷说。两位嬷嬷和我名义上的父母互相点头微笑后，告辞了。
“你可以走了，艾格尼丝，”宝拉说，“有进展了我们会告诉你的。迈入备受祝福的已婚女人的身份前，每一步都要小心再小心，我和你父亲会为你把关的。你是个享有特别优先权的女孩。我希望你为此感恩。”她不怀好意、假惺惺地朝我一笑：她当然知道那只是说得好听。事实是：我是个碍手碍脚的拖油瓶，必须要用冠冕堂皇的办法快点甩掉。
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我早该预见到这件事的：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女孩都经历过了。一直来上学的某个女生会在某一天突然不来了：嬷嬷们不喜欢大费周章地搞那种伤感泪流的欢送会。之后就会有订婚的传言，然后是婚礼的传言。我们都不可以参加婚礼，哪怕那个女生曾是我们的密友。一旦你开始准备结婚，就会从以前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下一次出现在别人面前时，你已经是令人肃然起敬、一袭蓝裙的夫人了，所有未婚女孩都必须在门口让路，让你先进出。
这也即将成为我的现实。我要被赶出自己家了——赶出塔比莎的家，赶出有泽拉、薇拉和罗莎的家——只因宝拉受够我了。
“今天你不用去学校了。”有天早上，宝拉这样说，我只能不去了。之后的一星期没发生太多事，只不过我有点烦躁，百无聊赖，不过我始终在自己的房间里独自沉闷，所以也没影响到别人。
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我就去绣早该完成的一组讨厌的点绣——绣的是水果碗，绣片适合用在我未来的丈夫的脚凳上，不管他是谁。我在方形脚凳盖布的一个边角上绣了一只小骷髅头：代表我继母宝拉的骷髅头，但如果有人问起，我打算说它寓意的是拉丁语memento mori，提醒我们牢记凡人终有一死。
这种说法蕴含虔敬意味，谁也无法反驳：我们学校附近老墓园里的墓碑上就有这样的骷髅头图案。除非要出席葬礼，否则我们就不能进墓园：因为死者的姓名都刻在墓碑上，那可能会导致阅读，继而导致堕落。阅读不是女孩们该做的事：只有男人才够强悍，足以应对阅读的力量；当然还有嬷嬷们，因为她们和我们不一样。
我开始思考：一个女人是怎样变成嬷嬷的呢？埃斯蒂嬷嬷说过一次，你需要得到上天的召唤：告诉你上帝希望你帮助所有女性，而非仅仅一个家庭里的人；但是，嬷嬷们是怎样得到那种召唤的呢？她们是怎样获得力量的？她们有特殊的大脑吗：既不是女性的，也不是男性的？在她们的制服之下，她们还算女性吗？她们会不会是假扮女性的男人？这种事真让人没法往下想，哪怕只是一丝怀疑，但万一是那样，简直就是丑闻！我很想知道，如果你强迫嬷嬷们都穿粉色的衣服，她们会是什么样儿？
闲到第三天时，宝拉叫马大们抱了几只纸箱到我的房间。她说，是时候该扔掉孩子气的东西了。不久以后，我就不会住在这里了，现在就可以把我的东西收拾好。等我开始布置新家了，就能决定该把哪些旧东西捐给穷人。比方说，某个没什么特权的经济家庭的女孩会欢天喜地地得到我的旧娃娃屋，虽然那并不是最高级的娃娃屋，质地也有点粗糙，但在这儿那儿补点油漆就能焕然一新。
娃娃屋已在我的窗前安放多年了。它依然留存着我和塔比莎共度的美好时光。夫人玩偶，坐在餐桌边；几个小女孩，乖乖地自己玩；马大们在厨房做着面包；还有大主教，安全地锁在他的书房里面。等宝拉走了，我把夫人玩偶从座椅里拔出来，扔到了房间的另一头。
用宝拉的话来说，盖帕纳嬷嬷的下一步举措是“带装饰团队上门”，因为她们都认为我没有能力选择自己在婚礼前、尤其在婚礼现场应该穿什么。你必须要理解，在任何事情上，我都没有自主决定的权利——哪怕身在特权阶层，我依然不过是个被婚约锁定的年轻姑娘：锁定，这个词一听就有金属味儿，俨如一扇铁门咣当一声关死了。
装饰团队负责的大概就是你们所说的舞台布景吧：服装，餐饮，饰品。这个团队里，没有一个人的性格是专横的，所以她们才被分配到这个相对而言比较卑微的职位；所以，即便嬷嬷们的地位更高，天性专横的宝拉还是能够做主——在有限的范围内，忙于筹备婚礼的这群嬷嬷都得听她的。
在宝拉的陪同下，三个嬷嬷上楼来到我的房间，我已经绣完了脚凳绣片，只能玩接龙纸牌，勉强自娱自乐。
我用的是基列司空见惯的纸牌，但考虑到外界未必了解，我先来描述一下。很显然，A、K、Q、J的牌面上是没有字母的，其余的数字牌面上也没有数字。A牌面上是一只从云后探出来的大眼睛。K牌面上是穿着制服的大主教，Q牌面上是大主教夫人们，J牌面上是嬷嬷们。有人头的是最大的牌。至于花色，黑桃是天使，梅花是护卫，方块是马大，红桃是使女。每张人头牌上都有一圈线条勾勒的小人影：天使的夫人牌就是一圈小黑人代表的天使围绕着蓝色的夫人，使女的大主教牌就会有一小圈使女。
后来，等我获准进入阿杜瓦堂的图书馆后，我研究过这些纸牌。历史上，红桃曾代表圣杯。也许这就是红桃是使女的原因：她们拥有珍贵的容器。
三位装饰团队的嬷嬷进了我的房间。宝拉说：“把纸牌收起来，艾格尼丝，请你站起身。”这是用她最甜美的声调说的，也就是我最讨厌的，因为我知道那有多么虚伪。我照她说的做了，听她介绍了三位嬷嬷：圆脸蛋、笑眯眯的是罗娜嬷嬷，不苟言笑、含胸驼背的是萨拉莉嬷嬷，一脸犹豫又夹杂着歉意的是贝蒂嬷嬷。
“她们是来量尺寸的。”宝拉说。
“什么？”我说道。根本没人提前告诉我，她们什么都不说，好像不觉得有这个必要。
“别说什么，要说不好意思，”宝拉说，“试几套你参加婚前预备班要穿的衣服。”
宝拉指示我脱下粉色的校服，因为我没有别的衣服可穿，除了去教堂的白裙子，所以就一直穿着校服。我只穿着衬裙，站在房间的中央。房间里不是很冷，但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上下打量，我还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罗娜嬷嬷给我量了尺寸，贝蒂嬷嬷在小笔记本上记下数字。我用心地看着她：每当嬷嬷写下一些只有她们自己懂的记号时，我总会去留意。
然后，她们说我可以穿上校服了，我就穿了。
接着，她们讨论了我有没有必要在过渡阶段换穿新的内衣。罗娜嬷嬷认为新内衣挺好的，但宝拉说没必要，因为所谓的过渡阶段很短，我现在的内衣还挺合身的。宝拉赢了。
三个嬷嬷走了。几天后她们再次登门，带来了两套衣服，一套是春夏装，另一套是秋冬装。两套都是绿色系，春夏装是春绿色配白色点缀——口袋有白色花边，还有白色的衣领，秋冬装是春绿色配深绿色点缀。我见过同龄女孩穿这种衣裙，也知道这代表的含义：春绿色象征初生的新叶，寓意这女孩可以成婚了。不过，经济家庭是不允许穿这样奢侈的衣裙的。
嬷嬷们带来的衣裙是别人穿过的，但还没有穿旧，因为没有谁可以长期穿这种绿裙子。裙子按照我的尺寸改好了。裙边在脚踝以上五英寸，衣袖长及手腕，腰围略微宽松，衣领很高。每条裙子都有配套的帽子，有帽檐和缎带。我讨厌这些衣物，但也不算太讨厌：假如我必须穿衣服，那穿这些还不算最糟心。我还从中发现了一线希望：这两身裙子够穿一年四季，也许我真的可以一路穿到秋冬，不用马上结婚。
我穿过的粉色、紫红色的衣裙都被收走了，清洗后将给别的小女孩用。基列处于战时；我们不喜欢白白扔掉东西。
我一拿到绿色衣裙，就去另一所学校报道了——红宝石婚前预备学校，好人家的年轻姑娘要在这里为结婚而学习。校训出自《圣经》：“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红宝石。”
这所学校也是嬷嬷掌管的，但这里的嬷嬷们不知怎的更有格调，尽管她们也穿那种毫无生气的土褐色制服。她们要教我们怎样扮演高层家庭女主人的形象。我用“扮演”这个词是有双重含义的：在未来的家庭里，我们就将像舞台上的女演员那样。
维达拉学校的舒拉蜜和贝卡和我同班：维达拉学校的小学生们常常直升到红宝石。从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俩并没有过去很久，但她们看上去都好像长大了很多。舒拉蜜把黑辫子盘在脑后，眉毛也修过了。你不会说她很美，但她的活泼一如往昔。我要在这里强调一下，夫人们不会用赞许的口吻说到活泼这个词，因为那意味着鲁莽。
舒拉蜜说她很期待结婚。事实上，她根本不谈别的事——嬷嬷们正在为她遴选什么类型的丈夫，她青睐什么样的丈夫，她是多么地迫不及待。她想要个四十岁上下、不怎么爱第一任夫人、膝下无子的鳏夫，他的官阶要高，他长得要帅。她不想要没有性经验、年纪轻轻的傻小子，因为那会让她不舒服——万一他不知道该把他的家伙放进哪儿呢？她以前就有一张没把门的嘴，现在更是没轻没重了。她大概是从某个马大那儿学到这些闻所未闻的粗俗用语的。
贝卡比以前更瘦了。一直在她脸上十分突出的那双绿褐色瞳孔好像比以前更大了。她告诉我，她很高兴能和我同班，但对身在这个班上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她苦苦哀求过家里人，不要这么快把她嫁出去——她太小了，还没准备好——但她的家人得到了极好的求婚请求：“雅各之子”某个大主教的大儿子，这个儿子自己也即将成为大主教。她母亲对她说，别傻了，她再也得不到更好的求婚者了，要是她不抓住这个机会，以后的求婚者只会越来越差劲，而她的年纪会越来越大。如果她年满十八还没出嫁，就不再算妙龄少女，那就别想抢到大主教了，就连嫁个护卫都要算她运气好。她父亲，牙医格鲁夫，说大主教会考虑她这样出身低阶层的女孩是很不寻常的，要是拒绝，无异于侮辱大主教，难道她想毁了他吗？
“但我不想要啊！”等丽丝嬷嬷走出教室后，她就会对我们哀号，“让那些男人整个儿趴到你身上，就像，就像虫子一样！我恨死了！”
我突然想到一点：她说到恨的时候用的不是将来时态，她当时已经痛恨这事儿了。在那之前，她经历过什么事吗？某些让她难以启齿的事？我想起她听到“把妾的尸身切成十二块”的故事时是多么难以自控。但我不想去问她：如果离得太近，另一个女孩的耻辱会蹭到你身上的。
“不会太疼的，”舒拉蜜说，“而且，想想你会拥有的一切啊！你自己的房子，你自己的车子和护卫，还有你自己的马大们！要是你没法生孩子，她们还会发你一个使女，要多少有多少！”
“我不在乎车子和马大，甚至也不在乎使女，”贝卡说，“是那种恐怖的感受。湿哒哒的感受。”
“什么样儿的感受？”舒拉蜜咯咯地笑着说，“你是说他们的舌头吗？顶多就像狗狗的那样！”
“才不是呢！”贝卡说，“狗狗都很友好的。”
对于即将结婚有何感想，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能跟她们说自己在格鲁夫牙医诊所里的遭遇：他仍然是贝卡的父亲，贝卡依然是我的朋友。无论如何，我那时的反应更像是恶心和厌恶，但在贝卡发自肺腑的恐惧感面前，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她真的坚信婚姻会毁了她。她会被压垮，被废弃，像雪花一样被融化，化到了无痕迹，她就不存在了。
趁舒拉蜜不在的时候，我问她，她母亲为什么不肯帮她呢。我这一问，她的眼泪就下来了：她母亲不是她的亲生母亲，这是她从她们家马大那儿发现的。令人羞耻的是，她的亲生母亲是个使女——“和你的一样，艾格尼丝。”她说。她名义上的母亲还利用这一点来打击她：为什么她那么害怕和男人性交呢，毕竟，她那个荡妇使女亲妈可没有这种恐惧呀？怎么有其母没有其女呢？
听完这话，我拥抱了她，说我明白了。
丽丝嬷嬷教我们礼仪和惯例：怎样使用刀叉，怎样沏茶，怎样亲切但严格地对待马大，假如事实证明必需使女，怎样避免和使女们产生情感上的纠葛。丽丝嬷嬷说，每个人在基列都要各司其职，每个人都为大家贡献一份力，所有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的天赋和别人的有所不同。如果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全能的，把各种天赋混为一谈，那结果只能是混乱和损耗。谁也不该指望一头牛像鸟一样高飞！
她也教我们最基本的园艺技巧，重点放在种植玫瑰上——对夫人们来说，摆弄花草是合宜的爱好；她还教我们如何判定食物的好坏——吃食都是马大为我们烹饪并端上我们的餐桌的。现在是国家物资紧缺的特殊时期，珍惜并善用食物是头等大事。动物为我们而亡，丽丝嬷嬷提醒我们记住这一点，还用慈悲的口吻补充了一句：植物也一样。我们要为此感恩，感谢上帝的慷慨恩赐。把食材煮坏、不吃就扔掉，这些都是对天意的不敬，甚至可以说是罪恶的。
因此，我们学习了如何正确地煮鸡蛋，如何掐准温度端上乳蛋饼，海鲜奶油浓汤和蔬菜奶油浓汤的区别。我得承认我现在对这些课程记不大清楚了，因为我始终没机会实践这些知识。
她还教了我们如何进行合乎时宜的餐前祷告。假如我们和丈夫一起进餐，就该由他们默诵祷文，因为他们是一家之主，但如果他们不与我们一起进餐——这将是常有的情况，因为他们不得不加班，而我们决不该对他们的晚归有任何异议——那代表孩子们默诵祷文就是我们的责任，言下之意，她希望我们都有一大群孩子。说到这儿时，丽丝嬷嬷挤出了一丝生硬的笑容。
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却是我和舒拉蜜开玩笑时用的假祷文，那时候我们还是维达拉学校里的好朋友：
祝福我的杯中物满溢，
溢流到地，
因为我吐了个干净，
主啊我又回头再多要些。
我们咯咯的笑声已渐渐消逝。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多坏呀！但在如今预备结婚的我看来，这类小小的叛逆是多么天真，却也多么无用啊。
夏天来了，丽丝嬷嬷开始教我们室内装饰的基本知识，当然，我们的居家风格最终是由我们的丈夫们定夺的。她还教我们插花，日式的、法式的都有。
我们学到法式插花的时候，贝卡的情绪跌到了谷底。她的婚礼定在了十一月。为她挑选的男人已经去她家拜访过一次了。她的家人们在客厅里招待了他，她父亲和他闲聊时，她就安静地坐在一边——这是标准礼仪，轮到我的时候我也要这样做——她说，他让她浑身战栗。他满脸疙瘩，留着一小撮稀疏的胡子，舌苔白乎乎的。
舒拉蜜哈哈大笑，说那大概是牙膏，他准是出门前刷了牙，因为他想给她留下好印象，这不是很甜蜜吗？但贝卡说她宁愿自己生病，生很重的病：非但旷日持久，还最好有传染性，因为只有那样，订好的婚礼才会被迫取消。
法式插花课程的第四天，我们正在学习用花色对比强烈，但质感互补的花材做正式场合用的对称式花瓶插花时，贝卡用修枝剪划破了左手腕，被送进了医院。伤口不太深，不至于致命，但流了好多血。白色大滨菊被血毁了。
我眼看着她割的。我无法忘记她的神情：我以前从没见过她有那种恶狠狠的表情，那让我非常不安。好像她变成了另一个人——更狂野的人——哪怕只是转瞬即逝。急救人员赶到并把她带走时，她显得很平静。
“再见，艾格尼丝。”她对我说，但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那姑娘还不太成熟。”丽丝嬷嬷说。她的头发盘成了非常优雅的发髻。她侧身望着我们，放低贵族气派的长鼻梁，又补了一句：“和你们这些姑娘不一样。”
舒拉蜜神采飞扬——她是彻头彻尾成熟的——而我勉强地笑了笑。我心想，我正在学习如何表演，或者说，如何当好女演员。再确切点说：如何让自己的演技比以前更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