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埃达的车里，试图接受她告诉我的事情。梅兰妮和尼尔。被炸弹炸飞了。“寻衣猎犬”门外。这不可能。
“我们要去哪儿？”我问。这么问太逊了，听起来太正常了；但没有一件事是正常的了。我为什么不尖叫？
“我在想。”埃达说。她看了看后视镜，然后停在了一条车道上。那栋房子上标着：多样翻修。我们这个区域的每栋房子都在不停地翻修，修好了卖出去，买家接手后又要装修，尼尔和梅兰妮都快被这种破事逼疯了。尼尔会说：明明都是好房子，为什么还要一掷千金去折腾，从里到外地掏空？那只是为了把房价炒上去，把穷人们赶出房产市场。
“我们要进去吗？”我突然觉得非常累。要是能进屋躺下，应该会舒服一点吧。
“不。”埃达说。她从皮质背包里取出一把小扳手，砸毁了她的手机。我眼看着它裂开，再断掉：手机壳被砸得粉碎，里面的金属芯片扭曲了，最终四分五裂。
“你为什么要砸烂你的手机？”我问。
“因为再小心也不为过。”她把手机的碎片倒进一只小塑料袋。“等这辆车开过去，你再下车，把它丢到那只垃圾桶里。”
毒贩就是这么干的——用一次性手机。我开始重新考虑，要不要跟她走。她不只是严厉，还很吓人。“谢谢你送我，”我说，“但我该回学校去。我会告诉他们爆炸的事，他们会知道怎么做。”
“你受到了惊吓。这不奇怪。”她说。
“我还好，”我说，虽然口是心非，“我可以就在这儿下车。”
“随便你，”她说，“但他们只能把你送到社会福利部门，那些人会把你安置到寄养家庭，可谁知道结果会怎样？”我没想过这些。她继续说：“所以，你丢掉我的手机后，要么回到这辆车里，要么继续走。你自己决定。但千万别回家。这不是命令，只是建议。”
我照她说的做了。既然她给了我选择，我该怎么选呢？回到车上，我抽泣起来，但除了递给我一张纸巾之外，埃达没有别的反应。她调头把车往南开。她开起车来又快又利索。“我知道你不信任我，”开了一会儿她才说道，“但你必须信任我。策划汽车爆炸的那伙人可能正在找你。我不是说他们真的在找，我其实不知道，但你不能冒这个险。”
冒险——他们在新闻里讲起那些受害者时才会用到这个词：住户多次警告过有危险的街区发生了青少年被活活打死的事件；某人的狗在浅坑里意外发现了因为没有公车而搭陌生人车的女人，脖子被拧断了。我在打冷战，尽管空气潮热又黏湿。
我不是很相信她，但也不至于不相信她。“我们可以跟警察说。”我胆怯地说道。
“他们没用。”我听说过警察的无能——尼尔和梅兰妮时不时地就会说一通。她把车上的广播打开：舒缓的音乐流淌出来，我听出了竖琴声。“暂时什么都别想。”她说。
“你是警察吗？”我问。
“不是。”她答。
“那你是什么人？”
“说得越少，恢复得越快。”她说。
我们在一幢方方正正的大建筑物前停了车。有标牌写着会聚厅和（贵格派）友好宗教社团。埃达把车停在一辆灰色厢式货车后面。“我们下一程坐这辆车。”她说。
我们从边门进了楼。埃达朝坐在门口小桌边的一个男人点点头。“以利亚，”她说，“我们有活儿要干了。”
我没好好看他。我只是跟着她穿过了整个会聚厅，那儿空无一人，寂静无声，我们穿过回音和凉丝丝的气味，然后走进了一间更大、更亮堂的屋子，里面还开着空调。那儿有一排排的床——不如说是简易铺位——有些女人躺在床上，盖着毯子，毯子的颜色各不相同。还有个角落里放着五把扶手椅和咖啡桌。有些女人坐在那儿轻声交谈。
“别盯着人家看，”埃达对我说，“这又不是动物园。”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
“圣怀会，基列难民组织。梅兰妮帮协会做事，尼尔也是，但工作方式不同。现在，我要你坐到那把椅子上，当一会儿壁虎。不要走动，也别说话。你在这里很安全。我得去为你做些安排。大概一个小时之内，我就会回来。她们会给你弄点甜的东西，你需要糖分。”她走过去，和一个管事的女人说了几句，然后快步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那个女人给我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甜茶和一块巧克力曲奇饼干，她问我感觉好不好，是不是还需要别的，我说不了。但她还是带着毯子回来，披在了我身上，那是一条蓝绿相间的毯子。
我喝了一点茶，牙齿不再格格打战了。我坐在那儿看人们走来走去，就像我在“寻衣猎犬”店里看人来人往。有几个女人进来了，其中一个抱着婴儿。她们看起来真的累惨了，而且吓坏了。圣怀会的女人们迎上去招呼她们说：“你们到了，没事了。”基列的女人们都哭了起来。那时候我心想，哭什么呀，你们应该高兴才对啊，你们逃出来了。但一想到那天自己经历的一切，我就明白她们为什么哭了。你会忍着，不管是泪还是别的，直到你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然后，终于安全了，你才能把所有眼泪哭出来，而那之前的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在哭泣上。
那些女人在抽噎和喘气间隙断断续续地说：
要是他们说我必须回去……
我只能把我儿子留在那儿，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流产了，没有人……
管事的几个女人把纸巾递给她们，还说了些抚慰的话，诸如：你要坚强。她们是在努力安抚。但别人要你必须坚强——这会造成多么大的压力啊。这是我学到的另一件事。
大约过了一小时，埃达回来了。“你还活着呢。”她说。好像在讲笑话，还是个冷笑话。我只是瞪着她。“你得甩掉这条苏格兰毯子了。”
“什么？”我说。我觉得她像是在讲外语。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她说，“但我们眼下没有时间悲伤，必须尽快动身。我不是要吓唬你，但确实有麻烦。好了，我们去拿几件衣服吧。”她拽起我的胳膊，把我从椅子上拖了起来：真没想到她力气那么大。
我们从那些女人面前走过去，进了后面的一间小屋，桌上堆着些T恤和毛衣，还有几个带衣架的支架。我认出了几样东西：“寻衣猎犬”捐出来的慈善衣物原来都跑到这儿来了。
“拣几件你平常绝对不会穿的衣服，”埃达说，“你得改头换面，要像另一个人才行。”
我翻出一件印有白色骷髅头的黑色T恤，一双打底裤袜，上面也有白色骷髅头。我又拿了双黑白两色的高帮运动鞋，几双袜子。每一样都是别人穿过的。我确实想到了虱子和臭虫：梅兰妮总会问清楚别人打算卖给她的东西有没有清洗过。有一次，我们店里有了臭虫，简直是场噩梦。
“我转过身去。”埃达说。没有更衣室。我扭来扭去地把校服脱下，再穿上旧的新行头。我的动作像是慢镜头。我有气无力地想到，万一她要拐卖我呢？拐卖——学校里教过的，被拐卖的女孩会被偷渡出去，再卖作性奴。但我这样的女孩不会被拐卖，只不过，有时会被假扮成房产销售员的男人们锁在地下室里为所欲为。那种男人常有女性同伙。埃达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人？万一她所说的梅兰妮和尼尔被炸死根本就是诓人的谎话呢？此时此刻，他们两人可能已经疯掉了，因为我不见了。他们可能会给学校打电话，甚至报警，哪怕他们一直鄙视警察无能。
埃达还是背对着我，但直觉告诉我：哪怕我只是有逃跑的念头——比方说，从会聚厅的边门跑出去——她都能预料到。而且，就算能跑掉，我又能跑去哪儿呢？我唯一想去的地方就是我家，但如果埃达说的是实话，我就不该回去。再说了，如果埃达所言不虚，我从今往后都回不了家了，因为家里不会有梅兰妮和尼尔了。我一个人在空房子里是要干嘛呢？
“我好了。”我说。
埃达转过身来。“不错。”她说着，脱下她的黑色皮夹克，塞进一只手提袋，再套上衣架上的一件绿色夹克衫。然后，她把头发盘起来，戴上墨镜。她对我说道，“把头发披下来。”我就把扎马尾的皮筋扯下来，把头发拨得松散些。她又拿了一副墨镜给我：镜片是橘色的。她递给我一支口红，我就给自己涂了个大红唇。
“要像个狠角色。”她说。
我不知道怎么才算狠，但我努力了。我摆出一副臭脸，噘起被蜡封住似的红唇。
“行吧，”她说，“你绝对想不到。我们带着秘密走是安全的。”
我们带着什么秘密？我已从人世间正式消失了？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我们上了灰色货车，开了一会儿，埃达密切关注着我们后方的车。我们在迷宫般的小巷里转来转去，随后停在一栋褐石老宅前的车道上。半圆形的空地以前大概是花圃，即便是现在，没人修剪的杂草和蒲公英里还夹杂着以前留下来的几株郁金香，地里还插着一块牌子，上面有公寓楼的照片。
“这是哪儿？”我问。
“帕克代尔。”埃达说。我以前没来过帕克代尔，但听说过这地方：破败的城郊现在被改建成了欣欣向荣的中产社区，学校里有些吸毒成瘾的小屁孩觉得这儿特别酷，这儿有一两家时髦的夜店，里面尽是谎报年龄混进去的青少年。
这栋老宅所在的地块又脏又乱，杵着两三棵参天大树。落叶久未清扫；洒得到处都是的护根覆土里埋着些红色、银色的塑料破布，一闪一闪地随风飘扬。
埃达朝楼里走去，还回头看我有没有跟上。“你还好吗？”她问。
“嗯。”我有点头晕。我跟在她后头，走过高低不平的人行道；我觉得脚下轻飘飘的，像是踩在云里，随时都会踏空。世界不再是踏实而可靠的，而是千疮百孔、真假莫辨的。任何东西都会消失。与此同时，我目之所及的每一样东西却又非常清晰。就像我们去年在学校里学过的超现实主义绘画。融化的钟表摊在沙漠上，形态实存，却不真实。
厚重的石阶通向前门廊。门廊上有一道石造拱门，在石刻的枝蔓和精灵面容的环绕之中，大楼的名字卡纳芬用凯尔特字体刻在拱门上——多伦多的老建筑上常常能见到这种漂亮的字体。刻划那些小精灵的本意大概是为了渲染顽皮活泼的氛围，但在我看来他们恶意满满。那时候，任何东西在我眼里都似乎充满了恶意。
门廊上有股猫尿的骚味。大门宽阔又沉重，饰有黑色铆钉。在涂鸦艺术家手中的红色颜料下，这扇门已面目全非；他们写了些尖头尖脑的词句，有个单词稍微还能认得出，应该是呕吐。
虽然这扇门看起来有够破烂，门锁却要用磁卡才能打开。进到门内，只见一条褐红色大厅地毯，还有螺旋形的宽阔扶梯，扶梯的弧度很美。
“这栋楼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寄宿屋，”埃达说，“现在是带家具的出租公寓。”
“本来是干吗的？”我靠在墙上问道。
“避暑别墅，”埃达说，“有钱人的。我们上楼去吧，你需要躺下休息。”
“‘卡纳芬’是什么意思？”我爬楼梯都觉得有点累。
“是威尔士的一个地方，”埃达说，“肯定有谁犯了思乡病。”她扶住我的胳膊，“来，小心台阶。”家，我心想。我又要开始吸鼻子了。我要忍住。
我们走到了顶层。这儿又出现了一道沉重的木门，又需要一道磁卡。门里有个前厅，摆了一只沙发、两把安乐椅、一张咖啡桌和一张餐桌。
“有一间卧室给你用。”埃达说，但我一点儿不想去卧室。我直接倒在沙发里。突然之间，我什么力气都没有了；我觉得自己甚至没法爬起来。
“你又开始发抖了，”埃达说，“我去把空调关小点。”她从一间卧室里抱出一床羽绒被，崭新的，雪白的。
这个房间里的一切都比真的更像真的。桌上有些盆栽，但也有可能是塑料花；那些晶晶闪亮的叶子像是橡胶制的。四壁都贴了玫瑰色的墙纸，玫瑰底色上还有些深色的树影。墙上有些钉眼，想必以前挂过画。这些细节都非常鲜明，几乎泛着闪光，好像从里到外被灯光照亮了。
我闭上眼睛，把光亮挡在外面。我肯定瞌睡过去了，因为再一睁眼已经天黑了，埃达正要打开平板电视。我猜想那是为了我好——好让我知道她讲的都是实话——但这太残忍了。“寻衣猎犬”已成废墟——窗户粉碎了，门被炸得洞开。衣物的碎片四散在人行道上。最前面是梅兰妮的车，皱皱巴巴，像块烤焦的棉花糖。镜头里还能看到两辆警车，一条黄色胶带圈起了受灾区域。看不到尼尔或梅兰妮，我稍感欣慰，因为我太怕看到他们焦黑的身体、他们头发的灰烬、他们烧糊的骨头。
遥控器在沙发边的茶几上。我把声音关掉了：我不想听新闻主播用毫无波澜的语调讲话，好像这事和某个政客登上飞机没什么差别。汽车和店面的镜头消失后，现场报道记者的脸突然像只搞笑气球似的冒了出来，我就把电视机关掉了。
埃达从厨房里走过来。她端给我一只盛在盘子里的三明治：鸡肉的。我说我不饿。
“有只苹果，”她说，“想吃吗？”
“不了，谢谢。”
“我知道这感觉很怪。”她说。我什么都没说。她走出去又回来。“我给你搞到了生日蛋糕。巧克力的。香草冰淇淋。你最喜欢的。”蛋糕搁在白盘子上；还有支塑料叉。她怎么知道我最喜欢什么？肯定是梅兰妮告诉她的。她们肯定谈论过我。白盘子白得晃眼。一支蜡烛插在蛋糕上。小时候我会许愿。现在我该许什么愿呢？愿时光倒流？愿今天是昨天？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许这种愿。
“洗手间在哪儿？”我问。她讲给我听了，我进去后只想吐。后来我又躺到沙发上，浑身颤抖。过了一会儿，她端来一杯姜汁汽水。“你得保持血糖正常。”说完，她走出客厅，关了灯。
像是得了流感病假在家的感觉。会有人帮你盖好被子，端来汤水；尽由别人来应付现实生活，你根本不需要动一下。要是能永远这样也挺好：那我就永远不需要再考虑任何事了。
远处传来城市的喧嚣：车声，警笛，一架飞机飞过。厨房里传来埃达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她走动起来很轻、很快，好像踮着脚尖在走。我听到她在低声讲电话。她是负责人，但我猜不出她负责的是什么任务；无论如何，这让我觉得有人罩着我，一安心就困了。我闭着眼睛，但听到门被打开，过了一小会儿，门又关上了。
我再醒来时已是清晨。我不知道几点钟了。要是睡过头了，上学会迟到吗？然后我想起来了：不用去学校了。我再也不用回到那所学校了，我知道的所有地方都不用再去了。
我躺在卡纳芬的某间卧室里，盖着白色羽绒被，还穿着T恤和打底裤袜，但没穿袜子和鞋子。卧室里有一扇窗，百叶窗是拉合的。我小心地起身。我看到枕头上有些红色，但那只是昨天的大红唇膏留下的印子。我不觉得恶心和头晕了，但很迷糊。我从上到下抓了抓头皮，拉扯了一下头发。只要我头痛，梅兰妮就会叫我扯一扯头发，那会加速脑部血液流通。她说，所以尼尔才那么做。
我站起来后，感觉更清醒了。我在一整面墙镜里照了照自己。我不是前一天的那个人了，虽然看起来很像。我打开门，光着脚，沿着走廊走到厨房。
埃达不在厨房里。她坐在客厅的一把安乐椅上，手捧咖啡杯。坐在沙发上的是我们走进圣怀会边门后见过的那个男人。
“你醒啦。”埃达说。成年人总是陈述明显的事实——梅兰妮也会对我说你醒啦，好像睡醒是了不起的大事情——我失望地发现埃达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
我看着那男人，他也看着我。他穿着黑色牛仔裤、凉鞋和灰色T恤，胸前印着两个词，一根手指，还戴着一顶蓝鸟队的棒球帽。我揣测着他知不知道自己T恤上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应该有五十岁了，但头发依然很黑很浓，所以也可能要年轻一点。他的脸就像起皱的皮革，一侧脸颊上方有道伤疤。他对我微笑，露出白牙齿，但左边少了颗臼齿。像这样少了颗大牙会让一个人登时有了非法之徒的气质。
埃达朝这个男人努了努下巴：“你记得以利亚吧，圣怀会的。尼尔的朋友。他是来帮我们的。厨房里有麦片。”
“你吃完了我们可以聊聊。”以利亚说。
麦片是我喜欢的类型：圆圈型，豆类制。我端着碗走进客厅，坐在另一把安乐椅里，等着他们开聊。
但他们两个都没有开口。他们对视了一眼。我试探性地吃了两勺，以免我的胃还会不舒服。我只能听见自己咀嚼圆圈麦片的声音。
“长话短说，还是短话长说？”以利亚问。
“长话短说。”埃达说。
“行，”他说完就直视我，“昨天不是你的生日。”
我吓了一跳。“是的，”我说，“五月一日。我满十六。”
“实际上，你还有四个月才满十六岁。”以利亚说。
你怎么能证明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肯定有出生证明之类的文书，但梅兰妮把它搁哪儿呢？“我的保健卡上写着呢。我的生日。”我说。
“再接再厉。”埃达对以利亚说。他低头看着地毯。
“梅兰妮和尼尔不是你的父母。”他说。
“他们当然是！”我说，“你干吗这么说？”我感到泪水涌上了眼眶。又有一个空洞在现实世界裂开了：尼尔和梅兰妮在褪色，在变形。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怎么了解他们，也不清楚他们的过去。他们没有谈过以前的事，我也没问。大家都不会去追问父母的事——他们各自的往事，不是吗？
“我明白这会让你很苦恼，”以利亚说，“但这很重要，所以我要再说一遍。尼尔和梅兰妮不是你的父母。很抱歉，说得这么唐突，但我们的时间不多。”
“那他们是谁？”我说。我在眨眼睛。有一滴眼泪滑出来了；我把它抹掉。
“不是你的亲戚，”他说，“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个婴儿时就被安排在他们身边了。”
“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说。但我已经没刚才那样坚定了。
“是应该早点告诉你的，”埃达说，“他们不想让你有烦恼。他们本来打算昨天告诉你的……”她没往下说，抿起了嘴。关于梅兰妮的死，她一直沉默不提，好像她们根本不是朋友，但现在我看出来了，她真心很难过。这让我更喜欢她了。
“他们的部分职责是保护你，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以利亚说，“我很抱歉要由我来告诉你。”
这屋子里有新家具的气味，但我可以闻到更重的味道：汗津津的、壮实的以利亚散发出的自助洗衣房的肥皂味。有机洗衣皂。梅兰妮用的那种。以前用的。“那么，他们究竟是谁？”我轻声问道。
“尼尔和梅兰妮是非常宝贵、经验丰富的成员……”
“不，”我说，“另外的父母。我的亲生父母。他们是谁？他们也死了吗？”
“我再去倒点咖啡。”埃达说着，起身进了厨房。
“他们还活着，”以利亚说，“至少昨天还活着。”
我瞪着他看。我在想他是不是在撒谎，但他为什么要撒这种谎呢？如果他要编个故事出来，显然可以编出更好的谎言。“我全都不相信，”我说，“我甚至不知道你干吗要说这些。”
埃达拿着一杯咖啡回来了，她说谁想喝就自己去倒，还说我也许需要一点时间把所有事情想明白。
什么事情？有什么好想的？我父母被杀害了，但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而是奉命上岗替代他们的另一组父母。
“什么事情？”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法想。”
“你想知道什么？”以利亚用慈悲但疲惫的声音问道。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的？”我问，“我的亲生……另一对父母在哪里？”
“你对基列了解得多吗？”以利亚问。
“当然。我看新闻。我们学校里也教过，”我愠怒地回答，“我还去了那场抗议游行。”就在那一刻，我希望基列蒸发殆尽，让我们全都清静点。
“你就是在那儿出生的，”他说，“在基列。”
“你开什么玩笑。”我说。
“你是被你母亲和‘五月天’偷偷送出来的。他们为此冒了生命危险。基列为此闹得不可开交；他们想要你回去。他们说你所谓的合法父母有权拥有你。‘五月天’把你藏起来了：有许多人找过你，媒体上的舆论也曾铺天盖地。”
“就像妮可宝宝那样，”我说，“我在学校里写过一篇关于她的作文。”
以利亚再次低头看向地板。然后他抬起头，直视我。“你就是妮可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