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告诉你们妈妈去世后发生的那些事，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塔比莎是爱我的，这毫无疑问，但现在她走了，我身边的一切都似乎动摇起来，变得很不确定。我们的房子、花园，甚至我自己的房间都感觉不太真实，好像都会融进雾里，消失不再。我总会想起维达拉嬷嬷让我们背诵的一段《圣经》里的诗文：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枯干，枯干。这个词读起来口齿不清，好像上帝不知道怎样把话说清楚。我们背诵时，好多人都结结巴巴地败在这个词上。
为了出席妈妈的葬礼，他们给了我一条黑色的裙子。有些大主教偕夫人前来吊唁，在场的还有我们家的三个马大。装着我妈妈遗体的棺材紧闭着，爸爸的发言很精简，讲她生前是个多么好的妻子，总是急他人所急，堪称基列女性的典范，之后他念了一段祷文，感恩上帝赐她脱离病苦，大家都念了阿门。在基列，他们不会大肆操办女人的葬礼，即便在高阶层人群里也不会。
离开墓园后，那些要人回到我们家。家里举办了小型酒会。泽拉做了些芝士泡芙，那是她的绝活之一，还让我当她的帮手。那挺有安抚作用的：可以系上围裙，碾碎芝士，把装在裱花袋里的面糊挤到烤盘上，再隔着烤箱的玻璃门看泡芙鼓起来。我们等客人都到齐了才开始烤。
烤完泡芙，我解下围裙，按照我爸爸的要求，身穿黑裙走进酒会，还按照他要求的那样保持沉默。大部分客人都假装没看到我，只有一个大主教夫人是例外，她叫宝拉。她是个寡妇，还挺有名的，因为她的先夫，桑德斯大主教，是在自己的书房里被他们家的使女用一把厨房烤肉叉杀死的——去年，同学们在学校里交头接耳地议论过这个丑闻。使女在大主教的书房里做什么？她怎么进去的？
宝拉的说法是那个女孩疯了，偷偷在半夜溜下楼，从厨房里偷走了烤肉叉，当可怜的桑德斯大主教打开书房门时，她出其不意地截住他——杀死了那个始终尊重她本人和她的职位的男人。那个使女逃跑了，但他们把她抓回来吊死了，并且在高墙上悬尸示众。
还有一个版本是舒拉蜜说的，她是听她家的马大说的，她们又是听桑德斯家的马大说的。这个版本不乏凶猛的情欲、罪恶的勾连。那个使女肯定用什么法子蛊惑了桑德斯大主教，于是，他命令她等别人都睡了，在深夜里悄悄下楼去找他。她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书房，是因为大主教正在等她，他的眼睛会像手电筒一样亮起来。谁知道欲火中烧的他会有什么样的需求？一些不正常的需求把那个使女逼疯了，倒不是说那些需求都很过分，因为需求本身都很暧昧，但那一次的需求肯定比大多数需求更过分。这种事没法多想，马大们这样说，她们显然会有一点别的联想。
因为丈夫没来吃早餐，宝拉去找他，这才发现他的尸体瘫在地板上，没穿裤子。宝拉在叫来天使军士之前，帮他把裤子穿上了。她不得不叫一个马大来帮忙：死人要么很硬，要么很软，况且桑德斯大主教是个虎背熊腰的大块头。舒拉蜜说马大说，宝拉费力地把裤子套到死人身上时，自己身上也沾了好多血，因为要保全颜面，她做了应该做的事，她肯定有钢铁般的意志。
我认为舒拉蜜的版本比宝拉的版本更可信。爸爸在葬礼酒会上把我介绍给宝拉时，我想起了这事。她正在吃芝士泡芙；她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我见过那种眼神，为了确认蛋糕有没有烤好，薇拉用吸管戳进蛋糕时就是这副表情。
她笑着说道：“艾格尼丝·耶米玛。多可爱啊。”还拍了拍我的脑袋，好像我只有五岁，还说能有条新裙子一定很不错。听了这话，我只想咬她：难道一条新裙子就能弥补我妈妈的去世吗？但最好不要吐露半个字，不能暴露出我的真实想法。我不是每次都能做到，但这次我克制住了。
“谢谢您。”我说。我默默地想象她跪在地板上的一摊血泊里，费劲地给一个死人穿裤子。在我的头脑里，这个画面让她陷于尴尬的境地，让我的感觉好了一点。
妈妈去世后几个月，爸爸娶了寡妇宝拉。我妈妈那只有魔力的戒指套在了她的手指上。我猜想是因为爸爸不想浪费，既然已经有这么漂亮、这么昂贵的戒指了，干吗还要再买一只呢？
马大们为了这事犯过嘀咕。“你妈妈想把那只戒指留给你的。”罗莎说。但是，她们当然无计可施。我被激怒了，但也一样无计可施。我独自深思，生着闷气，但不管是我爸爸还是宝拉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热衷于所谓的“逗我开心”，具体来说就是对我表露的任何情绪都视而不见，以便让我明白，我没办法用顽固的沉默令他们动摇。他们甚至会当着我的面讨论这种教育手段，提到我的时候就用第三人称。我发现艾格尼丝的情绪又不对了。是的，就像天气变化，很快就会过去了。年轻女孩们都这样。
我爸爸和宝拉结婚后没多久，学校里发生了一件特别让人不安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我想恶心人才在这里重述一遍，只是因为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或许能作为补充，解释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当时当下为什么会那么做。
事情发生在宗教课上，我之前说了，这门课是维达拉嬷嬷教的。我们学校的事她全都管，事实上她也管别的这类学校——人称“维达拉学校”——但挂在每间教室后墙上的她的照片要比丽迪亚嬷嬷的照片小一点。墙上一共挂了五个人的照片：妮可宝宝在最上面，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祈祷她能安全归来。然后是伊丽莎白嬷嬷、海伦娜嬷嬷，再是丽迪亚嬷嬷，最后才是维达拉嬷嬷。妮可宝宝和丽迪亚嬷嬷的照片都有金色相框，其他三人只有银色相框。
我们当然知道除了妮可宝宝之外的四个女人是谁：她们都是创建者。但我们不是很确定她们创建了什么，也不敢问：我们可不想冒犯维达拉嬷嬷，提醒她照片比别人小一圈。舒拉蜜说，你在教室里走到哪儿，丽迪亚嬷嬷照片里的眼睛就会跟到哪儿，照片里的她还能听见你说了什么，但这些都是瞎编的，她实在太夸张了。
维达拉嬷嬷坐在她那张大桌子旁。她喜欢一览无遗的角度。她叫我们把课桌椅往前挪，凑得紧密一点。然后，她说我们的年纪够大了，可以听讲《圣经》中最重要的故事之一——因为那是上帝特别讲给女孩和女人们听的教诲，所以特别重要，我们必须仔细聆听。她要讲的是“把妾的尸身切成十二块”的故事。
坐在我旁边的舒拉蜜轻声说道：“我已经知道这故事了。”坐在我另一边的贝卡在课桌下面慢慢地把手凑到我的手边。
“舒拉蜜，安静。”维达拉嬷嬷说。她擤了擤鼻子后，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
有个男人的妾——也就是使女那样的女人——从她主人家里逃跑了，跑回了娘家。她这样做是非常不顺服的表现。她的主人是个宽容、善良的男人，想把她接回去。妾的父亲是懂规矩的，对不听话的女儿很失望，因而应允了，于是，两个男人共进晚餐，庆祝他们达成一致。但这就意味着，等男人带着妾吃完饭再动身时天色已晚，到了半夜，他们只好在一个小镇上落脚。那个镇上的人，男人一个都不认识。好在有个慷慨的城民说，他们可以在他家留宿。
可是，别的城民怀着邪恶的欲念来到这户人家，要主人把这个旅人交给他们。他们想羞辱他，做淫邪罪孽的事。但那种事若是在男人之间发生将格外邪恶，所以，慷慨的主人和那个赶路的男人就把妾推到了门外。
“好吧，她是活该，你们不这样认为吗？”维达拉嬷嬷说，“她本来就不该逃跑。想想她给别人带去了多少折磨！”她接着说，到了清早，赶路的男人打开门，妾倒在门槛上。“起来。”男人对她说。但她没有站起来，因为她已经死了。那些罪孽的男人害死了她。
“怎么会？”贝卡问道。她的声音比蚊子叫大不了多少；她紧紧攥着我的手。“他们是怎么害死她的？”两行眼泪滑下她的脸颊。
“很多男人做的淫邪之事会在瞬间害死一个女孩，”维达拉嬷嬷说道，“上帝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满足于自己的命运，不要反抗。”主事的男人应该得到女人的尊重，她说。如有违逆，下场就是这样。上帝总会让恶人罪有应得。
后来我才知道这故事的结局——男人如何把妾的尸身切成十二块，一块一块地送到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请求他们把那些杀人凶手处死，好给他备受凌虐的妾报仇；那些凶手都是便雅悯人，所以便雅悯人又是如何拒绝的。随之而来的是两族人的战争，便雅悯人几乎被杀光了，连他们的妻儿都被杀了。后来，其余的十一个支派思考了一下，觉得以色列人的第十二个支派若是全灭了就太糟了，所以停止了杀戮。十一个支派一致立誓，不允许剩下的便雅悯人和任何以色列女人公开结婚生子，但默许他们偷抢外邦女孩，非公开地成家，而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但我们在课堂上没听到故事的其余部分，因为贝卡忍不住哭着说：“太恐怖了，这太恐怖了！”我们都一动不动地坐在原位。
“贝卡，克制一下自己。”维达拉嬷嬷说。但贝卡无法克制。她哭得那么凶，我差点儿以为她要窒息了。
“我可以抱抱她吗，维达拉嬷嬷？”我终于问道。嬷嬷会鼓励我们为其他女孩祈祷，但最好不要有身体接触。
“我想可以吧。”维达拉嬷嬷不情不愿地说道。我张开双臂抱住贝卡，让她靠在我肩头哭泣。
贝卡的状态让维达拉嬷嬷很恼火，但她也有点担心。贝卡的爸爸不是大主教，只是个牙医，但他是个很重要的牙医，而维达拉嬷嬷有一口烂牙。她站起身，走出了教室。
几分钟后，埃斯蒂嬷嬷进来了。需要让我们安定下来时，就会把她叫来。“没事了，贝卡，”她说道，“维达拉嬷嬷不是故意要吓你的。”这话不尽然属实，但贝卡不再哭了，开始抽噎。“还有别的解读方式去看待那个故事。对于自己犯下的错，妾很难过，想要弥补过错，所以她牺牲了自己，以免那个善良的旅人被那些邪恶的匪徒杀掉。”贝卡微微侧过脑袋：她在听。
“你不觉得妾很勇敢，也很高尚吗？”贝卡听后轻轻点了点头。埃斯蒂嬷嬷叹了一口气。“为了帮助别人，我们都必须做出牺牲，”她用宽慰的语气说道，“男人们必须在战争中牺牲自己，而女人是在别的方面做出牺牲。什么人做什么事，就是这样划分的。好了，我们可以吃点小点心，高兴一下。我给大家带了燕麦饼干。姑娘们，你们可以自由活动了。”
我们坐在位子上吃起了燕麦饼干。“别像个小宝宝一样。”舒拉蜜越过我，轻声对贝卡说，“那只是个故事。”
贝卡好像没听到她的话。“我以后绝对、绝对不结婚。”她似乎是在喃喃自语。
“会的，你会结的，”舒拉蜜说，“每个人都会。”
“不是每个人都会。”贝卡这话只是对我说的。
宝拉和我爸爸结婚后几个月，有个使女来到了我们家。因为我爸爸是凯尔大主教，所以她就叫奥芙凯尔。“她以前应该是叫别的名字，”舒拉蜜说，“跟别的男人的姓。她们被调来调去，直到生出孩子。反正她们都是荡妇，不需要真正的姓名。”舒拉蜜说，荡妇就是不止和丈夫一个人有关系的女人。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有关系”到底是什么意思。
舒拉蜜说，使女们肯定比荡妇还荡，因为她们连丈夫都没有。但维达拉嬷嬷抹着鼻子说过，你不应该对使女无礼，或称她们为荡妇，因为她们在用赎罪的方式服务社会，我们应该为此感谢她们。
“我不明白为什么当荡妇就是在服务大众。”舒拉蜜在嘀咕。
“因为宝宝啊，”我轻声回应，“使女们可以生宝宝。”
“别的女人有些也可以啊，”舒拉蜜说，“但她们不是荡妇。”这话没错，有些大主教夫人、还有些经济太太也能自己生，我们看到过她们挺着大肚子。但许多女人没法生。埃斯蒂嬷嬷说，每个女人都想有孩子。每个不是嬷嬷、也不是马大的女人。因为维达拉嬷嬷说，如果你不是嬷嬷，又不是马大，还没要孩子，那你到底有什么用？
这名使女的到来意味着我的新继母宝拉想要个孩子，因为她不把我当成她的孩子：塔比莎才是我的妈妈。但凯尔大主教呢？我好像也不算他的孩子。好像我在他俩眼里是透明的。他们看着我，但实际上却透过我，看到了墙壁。
使女走进我们家时，按照基列的算法，我已经快到女人的年龄了。我长高了，脸变长了，鼻子也挺了。我的眉毛变浓了，弯成了两道半圆形，不像舒拉蜜的眉毛是细细绒绒的一小节一小节，也不像贝卡的那样稀疏，睫毛的颜色也深了。我的头发更厚实了，从灰褐色变成了深栗色。所有这些变化都让我满意，哪怕有反对虚荣的警告，我还是会端详镜子里的自己，转来转去，从各个角度细看。
更让人警觉的是，我的胸部开始隆起，在我们不该多加留意的身体部位，毛发也滋生出来：双腿，腋下，以及难以直述的耻部。只要这些现象出现在一个女孩身上，她就不再是珍稀的花朵了，而是一种更危险的生物。
我们在学校里学过预备知识——维达拉嬷嬷展示过一组让人尴尬至极的图示说明，为了让我们明白身为女人应该完成什么责任、担负什么样的角色——已婚妇人的角色——但那些图片上没什么切实信息，也不太让人安心。当维达拉嬷嬷问我们有什么问题时，没人提问，因为你该从何问起呢？我想问为什么非得这样，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因为这是上帝安排的。对于一切疑问，嬷嬷们都是这样打发我们的。
用不了多久，我的双腿间就会流出鲜血：同校的很多女生都有了。为什么上帝在这件事上没有另做安排呢？但他对鲜血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从读给我们听的经文里便能知晓这一点：鲜血，净化，更多鲜血，更多净化，流出的鲜血净化了不纯洁的人，但你不能让自己的双手沾上血。血是污秽的，尤其是从女孩身体里流出的血，但上帝也曾一度钟爱血溅圣坛。不过他已经不喜欢了——埃斯蒂嬷嬷说的——现在更喜欢水果、蔬菜、静默的忍受和诸多善行。
就我所知，成年女性的身体是个愚蠢的大陷阱。如果有个洞，就必然会有东西塞进去，也必然会有东西钻出来，所有的洞都这样：墙上的洞，山里的洞，地上的洞。对这么一个成熟的女体，你尽可摆布利用，也会出很多纰漏，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觉得如果没有这种身体，我会更好过。我想过不吃东西，让身体缩小，还试过一天，但后来太饿了，坚持不下去，只好半夜去厨房吃了点汤锅里的碎鸡肉。
蓬勃生长的身体不是唯一让我忧虑的事，我在学校里的地位也明显变低了。别人不再顺从我、取悦我了。我一走近，女生们就会中断交谈，还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有些人甚至会转身背对我。贝卡没有那样做——她还是想方设法坐在我旁边——但她只往前看，不再偷偷地在课桌下把手凑过来捏住我的手。
舒拉蜜依然声称是我的朋友，我确定那多半是因为她在别的女生群里不受欢迎，但现在反过来了，是她好心做我的朋友。虽然我一时间还没明白风向为什么变了，但这一切让我很受伤。
别人倒是都很明白。风言风语，口耳相传——从我的继母宝拉那儿开始，经由我们家无所不知的马大，在出门办事相遇时传给别人家的马大，再传到别人家的夫人耳朵里，再传到她们的女儿们、也就是我的校友们的耳朵里。
什么样的风言风语？其一，我已经失宠了，有权有势的爸爸不喜欢我了。我妈妈塔比莎曾是我的保护人；但现在她不在了，继母见不得我好。她在家里无视我的存在，要不然就训斥我——把那个捡起来！别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我尽量避开她，但就算我关着门也像是对她的公开侮辱。她好像知道躲在门内的我满脑子恶毒的想法。
然而，我的掉价远不只是因为失去了爸爸的宠爱。还有一件事在风传中，对我特别有害。
只要有秘密可以八卦——尤其是耸人听闻的那种——舒拉蜜就最喜欢当传声筒。
“猜猜我发现了什么？”有一天午餐时她问道，我们正吃着三明治。那天中午阳光明媚，我们可以在学校草坪上野餐。户外区域的四周有很高的围墙，墙上有铁丝网，门口有两个天使军士，大门总是关着的，除非有嬷嬷们的汽车进出，所以我们在户外很安全。
“什么事？”我说。我们学校的三明治夹的是人造混合芝士，因为去打仗的士兵更需要真芝士。阳光很暖和，草地很柔软，那天出门时我没让宝拉看到我，所以这一刻我对自己的生活还算满足。
“你妈不是你亲妈，”舒拉蜜说，“他们把你从亲妈那儿带走了，因为她是个荡妇。但你别担心，这不是你的错，因为你那时太小了，什么都不懂。”
我的胃抽紧了，把嘴里的三明治吐到了草地上。“那不是真的！”我几乎是喊出来的。
“冷静，”舒拉蜜说，“我说了，那不是你的错。”
“我不相信你。”我说。
舒拉蜜露出又怜悯又窃喜的微笑。“是真的。我们家的马大从你们家的马大那儿听说了来龙去脉，她是听你的后妈说的。这种事，夫人们都很了解——有些夫人就是那样得到自己的孩子的。不过，我不是的，我是正经生下来的。”
那一刻，我真的恨死她了。“那我的亲妈在哪里？”我追问道，“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嘛！”其实我想说：你真的、真的太坏了。这时我恍然大悟：她肯定背叛了我，在告诉我之前，她已经告诉别的女生了。所以她们才变得那么冷冰冰的，因为我带上了污点。
“我不知道，也许她已经死了，”舒拉蜜说，“她想把你偷偷带出基列，当时正要跑过一片森林，想带着你过边境。但他们追上了她，救出了你。你多幸运呀！”
“他们是谁？”我有气无力地问道。跟我讲这件事时，舒拉蜜一直在嚼三明治。我盯着她的嘴巴，我的厄运就是从那儿冒出来的。她的齿缝里有橙味假芝士。
“他们呀，你懂的。天使军和眼目的人。他们救下你，把你给了塔比莎，因为她没法生孩子。他们帮了你大忙。你现在有了一个更好的家，比跟着那个荡妇强多了。”
我觉得自己相信了这种说法，浑身上下慢慢麻木。塔比莎讲的故事里提到拯救我、从邪恶的女巫那儿逃跑——有一部分是真的。但我一直牵住的手不是塔比莎的，而是我亲生母亲的手——真正的妈妈，荡妇。追我们的也不是巫婆，而是男人。他们可能有枪，因为那些人总是带着枪。
但塔比莎确实选中了我。在所有那些从亲生父母身边被带走的孩子里面，她选中了我。她选了我，也珍爱我。她爱我。这部分是真的。
但现在我没有妈妈了，因为我的亲生母亲在哪里？我也没有爸爸了——凯尔大主教不比月亮上的人和我更亲近。他只是在容忍我，因为我是塔比莎的重大计划，她的玩物，她的宠物。
怪不得宝拉和凯尔大主教想要个使女：他们想有一个真正的孩子，而不是我这样的。我是无名之辈的后代。
舒拉蜜还在吃，心满意足地观望她讲出来的消息渗入我心。“我会挺你的，”她用她最伪善、最不诚挚的声音说道，“你的灵魂不会因此有什么改变。埃斯蒂嬷嬷说，所有人的灵魂在天堂里都是平等的。”
只是在天堂里而已，我心想。这儿又不是天堂。这是蛇梯棋的棋盘，虽然我曾顺着搭在生命树上的梯子爬到了高处，但现在滑落了，遇到了蛇。看到我坠落让多少人高兴啊！怪不得舒拉蜜忍不住散播这么歹毒、却大快人心的消息。我已经能听到身后传来的窃笑了：荡妇，荡妇，荡妇的女儿。
维达拉嬷嬷和埃斯蒂嬷嬷肯定也知道。这种秘密，嬷嬷们都知道。她们就是这样拥有了权力，这是马大们说的：靠掌握机密。
丽迪亚嬷嬷——穿着难看的棕色制服、皱眉微笑的照片挂在我们教室后墙上的金色相框里——肯定知道所有人的秘密，因为她的权力最大。丽迪亚嬷嬷会如何评价我的困境？她会帮我吗？她能理解我的不幸，从而拯救我吗？可是，丽迪亚嬷嬷是真实存在的人吗？我从没见过她。也许她就像上帝——既是真实的，又是不真实的。如果我在夜里对着丽迪亚嬷嬷祈祷，而非上帝，那又会怎样？
那星期的后几天，我确实这么做了。但这实在难以想象——对着一个女人祈祷——所以我就打住了。
我像梦游似的度过了那个可怕的下午。我们在给嬷嬷们做一套点绣手帕，要绣上和她们的名字相配的花卉——紫雏菊是伊丽莎白嬷嬷的，风信子是海伦娜嬷嬷的，紫罗兰是维达拉嬷嬷的。我正在绣丽迪亚嬷嬷的丁香花，绣到一半，针扎到手指了，我却没发觉，直到舒拉蜜说：“你的点绣上有血。”加布里埃拉——她骨瘦如柴、油嘴滑舌，因为她爸爸刚被晋升为家里有三个马大的官位，现在的她和我以前一样受欢迎——轻轻说道：“大概她的月经终于来了，从手指头上出来的。”大家都笑起来，因为大多数人都来例假了，甚至贝卡都有了。维达拉嬷嬷听到了笑声，从她面前的书本上抬起头来看着我们说：“别再闹了。”
埃斯蒂嬷嬷把我带去洗手间，冲掉了我手上的血迹，她还在我的手指上贴了创可贴，但点绣手帕必须浸在冷水里，我们已经学过了：染血的布就要这样清洗，尤其是白布。维达拉嬷嬷说，清洗血迹是我们日后成为夫人时必须要懂的事，监管马大并确保她们做得对，那将成为我们的职责。总能保持乐观的埃斯蒂嬷嬷说，女人照料他人的职责之一就是清除血迹之类的体液和其它出自人体的物质，尤其是孩子和老人的。这是女人的一种天赋，是女人特有的大脑所决定的，和男人坚实、专注的大脑不同，女人的大脑柔弱、潮湿、温暖、封闭，就像……像什么？她没把这句话说完。
就像太阳下的泥巴，我心想。我脑子里就是这种玩意儿：暖烘烘的泥巴。
“你没事吧，艾格尼丝？”埃斯蒂嬷嬷清理完我的手指后问道。我说没事。
“我亲爱的，那你为什么哭了呢？”我好像是哭了：眼泪流了出来，从我那潮湿又泥泞的脑子里流出来，不管我怎么克制都没用。
“因为受伤了！”我说着，抽噎起来。她没有问是什么伤，但显然明白不是因为手被针扎了。她把我揽在怀里，轻轻地使了使劲。
“很多事都很伤人，”她说，“但我们必须试着开心起来。上帝赞许快乐。他希望我们能去欣赏这世上美好的东西。”我们听嬷嬷们讲过很多上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尤其是维达拉嬷嬷，她好像和上帝很熟。有一次，舒拉蜜说她打算问问维达拉嬷嬷，上帝喜欢什么样的早餐，把一些胆小的女生吓得要死，其实她根本没去问。
我想知道上帝对妈妈们有何想法，不管是不是亲生的妈妈。但我知道没必要去问埃斯蒂嬷嬷我的亲生母亲是谁、塔比莎是怎样选中我的，甚至是我那时候几岁。关于我们的父母，学校里的嬷嬷们一向避而不谈。
那天我回到家，就去厨房追着泽拉问，她正在做饼干。我把舒拉蜜午餐时跟我说的一切复述了一遍。
“你的朋友真是个大嘴巴，”她如此回答，“她该常常闭嘴。”从她嘴里冒出这样苛刻的话是很不寻常的。
“可是，这是真的吗？”我问道，仍然揣着一丝希望，但愿她能全盘否认那种说法。
她叹了口气。“你愿意帮我做饼干吗？”
但我已经长大了，用小礼物那一套已经不能摆平我了。“快告诉我呀，”我说，“求你了。”
“好吧，”她说，“根据你的新妈妈所言，是的。那件事是真的。至少七八分是真的。”
“所以，塔比莎不是我妈妈。”我说着，强忍涌上的眼泪，保持语气平稳。
“这取决于你怎样定义‘妈妈’，”泽拉说，“是把你生下来的人，还是最爱你的人？”
“我不知道，”我说，“也许是最爱你的那个人？”
“那样的话，塔比莎就是你妈妈。”泽拉说着，把做饼干的面糊分成小块。“我们当马大的也算是你妈妈，因为我们也都爱你。虽然在你看来也许并不总是这样。”她用薄饼锅铲把圆形的面糊一个一个挪到烤盘上。“我们打心眼里都是为了你好。”
这话让我有点不相信她了，因为维达拉嬷嬷说过类似的话，通常是在体罚之前，说那是为了我们好。她喜欢用枝条抽打我们，打在不会露出来的腿上，有时还会高一点，迫使我们弯下腰，把裙子撩起来。有时候她会当着全班人的面打一个女生。“她怎么样了？”我问，“我的另一个妈妈？跑过森林的那个？在他们带走我之后？”
“我真的不知道。”泽拉说道，她没有看我，把装好面糊的托盘滑进预热过的烤炉。我想问她烤好时能不能先给我一块——我最爱刚刚烤好的热饼干——但在这么严肃的谈话中提出这种请求似乎太幼稚了。
“他们朝她开枪了吗？他们把她杀了吗？”
“哦，不，”泽拉说，“他们不会那么做的。”
“为什么？”
“因为她可以生孩子。她生了你，不是吗？那就是她有生育力的证据。他们决不会杀掉一个有这种价值的女人，除非他们真的没办法。”她停顿一下，好让我领会这些话。“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看她能不能……红色感化中心的嬷嬷们会跟她一起祈祷；她们会先和她谈，看看有没有可能改变她对一些事情的想法。”
学校里有过关于红色感化中心的谣传，但都说得很含糊：我们谁也不知道里面的真实情况。不过，光是被一大群嬷嬷围着祷告就够吓人的了。不是所有嬷嬷都像埃斯蒂嬷嬷那样和蔼可亲。“如果她们没办法让她改变想法呢？”我问，“她们会杀了她吗？她死了吗？”
“哦，我敢肯定，她们让她改主意了，”泽拉说，“她们擅长此道。她们能改变她们——从心到脑。”
“那么，她现在在哪里？”我问，“我妈妈——真正的——另一个？”我想知道那个妈妈还记得我吗。她肯定记得我。她肯定很爱我，否则也不会在逃跑的时候拼着命带上我。
“这个嘛，亲爱的，我们都不知道，”泽拉说，“一旦她们变成使女，就不能再用以前的名字了，再穿上那种制服，你根本看不清她们的脸。她们全都一模一样。”
“她是个使女？”我问。那就是说，舒拉蜜说的是真的。“我妈妈？”
“那就是她们在感化中心干的事，”泽拉说，“她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她们改造成使女。只要是她们能想到的办法。好了，要不要来块好吃的热饼干？我手头没黄油了，但是可以为你抹点蜂蜜。”
我谢过她。我吃了一块饼干。我妈妈是个使女。这就是舒拉蜜硬说她是个荡妇的原因。众所周知，使女们在很久以前就是荡妇。现在仍是，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
从那以后，我们家新来的使女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刚来的那会儿，我照大人们的吩咐完全忽视她——罗莎说，这才是对她们最体贴的做法，因为她要么生个孩子，然后调去别处；要么生不出孩子，还是要调去别处，总之她不会在我们家长住。所以，形成情感上的牵绊对她们反而不好，尤其是和家里的年轻人，因为她们最终只能放手，想想吧，那会让她们多难受。
所以，当一身红裙的奥芙凯尔静悄悄地走进厨房拿上购物篮再出门采购时，我以前总是避开她，假装没看到她。使女们每天都要成双结对地出去采购；你可以在人行道上看到她们。不会有人骚扰她们，不会有人和她们讲话，也不会有人触碰她们，因为她们——从某种角度说——是不可触碰的。
但现在我一有机会就用眼角的余光去注视奥芙凯尔。她有一张苍白的鹅蛋脸，没有表情，俨如一枚藏在手套里的拇指指纹。我自己就知道怎样摆出空茫的表情，所以我不相信她内心真的没有波澜。她曾有过完全不同的生活。她曾是荡妇，那时候她是什么样的？荡妇和不止一个男人有关系。她和多少男人有过关系？和男人有关系——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男人们？她曾放任身体的某些部位从衣服下面暴露出来吗？她会像男人一样穿长裤吗？那太不圣洁了，简直难以想象！但如果她真的穿长裤，胆子可真够大的呀！她肯定和现在有着天差地别。那时候，她肯定更有活力吧。
我会走到窗边，看她出门采购的背影，看她走过我们家的花园，走上通向大门口的小径。然后，我就脱掉鞋子，踮起脚尖，顺着走廊偷偷走进她的房间：在三楼，这栋房子的最后头。那是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内有洗手间。房间里铺着一块毛边小地毯；墙上挂了一张原本属于塔比莎的画：花瓶里插着一束蓝色的花。
我猜想，继母把照片挂在这里是为了眼不见为净，因为她要把这个家里能让她的新婚丈夫想起前妻的所有东西都清除掉。宝拉不是大张旗鼓地做这件事的，而是做得很含蓄——每一次只挪走或扔掉一样东西——但我明白她打的什么主意。这让我又多了一个理由讨厌她。
为什么要掩饰？我已经不需要讲漂亮话了。我不只是讨厌她，我恨她。憎恨是一种极端恶劣的情绪，因为憎恨会让灵魂凝固——埃斯蒂嬷嬷教过我们的——我当然不会自豪地承认这一点，还曾为此祷告，希望得到宽恕，但憎恨确实是我的真实感受。
我一进入使女的房间就会轻轻地关上门，然后四下打量。她究竟是谁？如果，万一，她就是我失踪的亲生母亲呢？我知道这纯属假说，但我很孤独；我愿意去想：如果这是真的会怎样。我们会扑进对方的怀里，拥抱彼此，因能再次团聚而无比幸福……但之后呢？对于之后会发生的事，我没什么概念，但有个模模糊糊的感觉：肯定不会有好事。
奥芙凯尔的房间里没有任何线索能显示她的真实情况。她的几条红裙子按照顺序挂在衣橱里，纯白色的内衣、麻袋式的睡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搁板上。她还有一双外出穿的步行鞋，一件备用的斗篷和白帽子。她有一把红色手柄的牙刷。她来的时候带了一只手提箱，能把这些东西都装进去，但现在是空的。
我们的使女终于怀上了。在别人告诉我之前我就发现了，因为马大们不再像可怜一条流浪狗那样容忍她，而是忙东忙西地为她备起大餐来，还在她的早餐托盘上放了插好鲜花的小花瓶。因为我对她很关注，所以尽可能留意这类细节。
当马大们以为我不在厨房的时候，我会偷听她们兴奋地说些什么，但没法全都听清楚。当我待在她们身边时，泽拉会常常独自微笑，薇拉会放低粗哑的嗓音，像在教堂里那样。就连罗莎也会露出沾沾自喜的表情，好像刚刚吃了一只特别好吃的橘子，却不打算跟任何人说。
至于宝拉，我的继母，她可是容光焕发。我们共处一室时，她对我的态度也好些了，但这种机会不多，因为我能躲就躲。我赶在她们催促我去上学之前冲到厨房抓上早餐就走，吃晚餐时尽快吃完离席，就说要去做作业：要么是几片点绣或编织或缝制的活儿，要么是要画完一张素描或水彩画。宝拉从不反对：我不想看到她，但她更不想看到我。
“奥芙凯尔怀孕了，是不是？”有天早上我问泽拉。我试着用一种随便问问的口吻，以免我搞错了。泽拉倒是完全没想到。
“你怎么知道的？”她问。
“我又不瞎。”我的语气里透着傲慢，肯定挺让人恼火的。我就是在青春期嘛。
“我们不该谈论这件事，”泽拉说，“得等到三个足月。头三个月是危险期。”
“为什么？”我问。毕竟，我根本不懂这些事，只看过鼻涕长流的维达拉嬷嬷放的胎儿的幻灯片。
“因为如果是个非正常婴儿，那就差不多……差不多会在那时候早产下来，”泽拉说，“就会死。”我知道非正常婴儿：学校里没教，但大家私下议论过。据说有许多非正常婴儿。贝卡家的使女生过一个女婴：生下来就没有脑子。可怜的贝卡非常难过，因为她想要个妹妹。“我们会为它祈祷的。为她。”那时，泽拉这样说过。我注意到她用的是“它”。
宝拉想必放出了风声，其他大主教夫人们多半已知晓奥芙凯尔怀孕了，说来好笑，因为我在学校里的地位陡然再次上升。舒拉蜜和贝卡都像以前那样想博得我的注意力，别的女生也会顺从我，好像我的头顶有了一道无形的光环。
即将到来的宝宝会给相关的每个人带去光彩。我们家仿佛被一团金光笼罩，随着时间推移，那光芒也越来越亮，金光闪闪。满三个月时，我们在厨房里举办了一次非正式的派对，泽拉做了一只蛋糕。至于奥芙凯尔，就我从她脸上瞥见的而言，她并没流露出太多欢欣或轻松的表情。
在这场不事张扬的欢庆派对里，我自己俨如一团黑云。奥芙凯尔体内的这个无名胎儿夺走了所有人的爱：好像没剩下一星半点儿可以给我。我感到特别孤独。我还嫉妒：这个宝宝会有一个母亲，但我永远不会有了。就连马大们都离我而去，迎向奥芙凯尔的肚子散发的光芒。我羞于承认——竟然嫉妒一个婴儿！——但这是事实。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我本来不想说的，还是忘了好，但这件事对我马上要做出的抉择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我长大了，也见识到了外面的世界，因而明白了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件事或许没那么重要，但我当时只是生活在基列的小女孩，从没见过这种场面，所以，对我而言，这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恰恰相反：恐怖极了。而且很羞耻：假如你遇到这么可耻的事，耻辱就会黏到你身上。你会感到被玷污了。
起因很简单：我得去牙医诊所做每年一度的牙齿检查。牙医就是贝卡的爸爸，我们都叫他格鲁夫医生。薇拉说他是最棒的牙医，所有最高层的大主教及其家人都找他看牙齿。他的诊所在福安健康局里，那栋楼里全是医生和牙医的诊所。健康局的外墙上有一幅画：画的是一颗微笑的心和一颗微笑的牙齿。
以前总会有个马大陪我去看医生或牙医，然后坐在候诊室等我，塔比莎不曾解释为什么这样安排才算妥当，但宝拉说可以让护卫开车送我去诊所，再派个马大陪我去就太浪费时间了，因为即将发生的事——她指的是孩子——有太多家务事需要提前置备。
我不介意。实际上，独自去反而会让我觉得很像大人。我们家的护卫开车，我在后座坐得笔挺。然后我走进健康局，摁下贴了三颗小牙齿标志的电梯按钮，上了正确的楼层，找到了正确的房间，坐进候诊室，看着挂在墙上的一些透明的牙齿的照片。轮到我了，我就照着牙医助理威廉姆先生说的走进内室，在牙医专用椅里坐好。格鲁夫医生进来了，威廉姆先生把我的病历卡拿进来后就出去了，关上门，格鲁夫医生看了看我的病历，问我的牙齿有什么问题，我说没有。
他用探针在我嘴里探了一圈，和往常一样，用小镜子看了看牙齿背面。和往常一样，我看得到他的眼睛，很近，在我的上方，被他的眼镜放大了——蓝色的瞳孔，有血丝，皱纹累累的眼皮——还要在他呼气时尽量屏住呼吸，因为他有口臭——和往常一样——有洋葱味儿。他是个中年男人，五官毫无特色。
他扯下有弹性的白色医用手套，在水槽里洗了手，水槽在我背后。
他说：“完美的牙齿。漂亮。”接着又说：“你都长成大姑娘了，艾格尼丝。”
之后，他把手放到了我很小、但已在发育的胸部。那是夏天，所以我穿的是夏季校服，粉色的，用很薄的纯棉布做的。
我吓呆了，一动不敢动。所以，那些关于男人有狂暴、凶猛的冲动的说法竟是千真万确的，我只是坐在牙医专用椅上就引发了冲动。我快尴尬死了——我该说什么？我不知道，所以只能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格鲁夫医生站在我身后，所以是他的左手按在我的左胸上。我看不到他的人，除了他的手：手背上有红毛的大手。手是温热的。像只热烘烘的大螃蟹趴在我的胸脯上。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该抓住它，从我的胸口挪开吗？那会不会引发更炽烈的情欲爆发出来？我该试着逃跑吗？这时，那只手开始揉捏我的胸。手指摸到了我的乳头，捏了捏。好像往我身上扎了一枚图钉。我把上半身挺起来——我需要尽快离开这张牙医专用椅——但那只手牢牢地摁住我，然后突然抽走了，格鲁夫医生的全貌映入我的眼帘。
“你该见识一下了，”说这些话时，他的语气一如往常，“很快就会有一根这样的东西进入你的身体了。”他抓起我的右手，摆在他的那个部位。
我想我不需要告诉你接下去发生了什么。他手边就有一条毛巾。他把自己擦干净，再把凸伸在外的那部分放回裤子里去。
“好了，”他说，“好姑娘。我没有伤到你。”他像个父亲般在我肩头拍了拍。“别忘了每天刷两次牙，之后用牙线。威廉姆先生会给你一把新牙刷。”
我走出了那个房间，感到阵阵恶心。威廉姆先生在候诊室里，他那张三十岁的脸上很淡漠，没什么表情。他向我递来一只碗，里面有些粉色和蓝色的新牙刷。我当然明白要拿粉色的。
“谢谢。”我说。
“不客气，”威廉姆先生说，“有龋齿吗？”
“没有，”我说，“这次没有。”
“很好，”威廉姆先生说，“只要别吃甜食，你可能永远不会有。不会有蛀牙。你还好吗？”
“是的。”我说。门在哪儿？
“你脸色苍白。有些人就是怕牙医。”他是在嘲笑我吗？他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
“我不苍白的。”我愚蠢地回应道——我怎么可能知道自己是不是苍白呢？我摸到了门把手，踉跄地冲出去，走到电梯，摁下了下行键。
从现在开始，我每次看牙医都会经历这种事吗？我不能不说理由就说我不想再看格鲁夫医生了，但如果我说出了理由，我知道我就会有麻烦。学校里的嬷嬷教过我们，如有任何男人非礼我们，我们就该告诉官方人士——也就是嬷嬷，但我们都清楚，不能傻乎乎地大惊小怪，尤其是像格鲁夫医生这样德高望重的男人。再说了，如果我这么说贝卡的爸爸，会对她有什么影响呢？那会令她蒙羞，彻底击垮她。那将是一种可怕的背叛。
有些女生上报过这种事。有个女生说她家的护卫摸她的腿。还有一个说收垃圾的经济人在她面前拉开了裤子拉链。前一个女生挨了打，双腿背面留下了鞭印，理由是撒谎；后一个女生被告知，好女孩不会去注意男性反常的小动作，她们只会扭转视线，看向别处。
但我没法扭转视线。没有别处可看。
“我不想吃晚饭。”我在厨房里对泽拉说。她犀利地看了我一眼。
“牙医看得顺利吗，亲爱的？”她问，“有龋齿吗？”
“没。”我试着挤出一丝勉强的笑意。“我有完美的牙齿。”
“你病了吗？”
“大概着凉了，”我说，“我只想躺一躺。”
泽拉给我泡了杯蜂蜜柠檬热饮，用托盘端着送到我房间。“我本该陪你去的，”她说，“但他是最好的牙医。大家都这么说。”
她知道。要不也有过怀疑。她是在提醒我：什么都不要说。那是她们使用的某种暗语。也许我该说：是我们所有人用的暗语。宝拉也知道这事吗？对于我会在格鲁夫医生的诊所里有什么样的遭遇，她是不是有所预料？这是不是她让我独自去就诊的原因？
绝对是这样的，我想明白了。她故意这么安排，好让我的胸部被揉捏，让那个污浊的东西挺到我面前。她希望我被亵渎。这是《圣经》里的词语：亵渎。她可能会发出狰狞的笑声——她捉弄了我，开了这种恶心的玩笑，因为我看得出来，她会把这种事当作玩笑。
那之后，我不再为自己憎恨她而祈祷宽恕。我恨她才对。我打算把她往最坏的地方想，我也正是这么做的。
几个月过去了；我继续蹑手蹑脚、偷听偷看的生活。我使出浑身解数，偷看的时候不让别人看到，偷听的时候不被别人听到。我发现了门框的裂缝、虚掩的门，找到了在走廊和楼梯上偷听的最佳位置，探到了墙壁最不隔音的地方。我听到的大部分都是支离破碎的片段，甚至只能听到沉默，但我越来越擅长拼凑片段，填补言辞间没有被说出来的部分。
我们家的使女奥芙凯尔越来越臃肿了——或者说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了，随着她的身形变化，我家的气氛也越发欣喜若狂。我指的是女人们欣喜若狂。至于凯尔大主教嘛，很难说他有何感想。他总是面无表情，当然，男人就不该流露情绪，比如不该哭泣，甚至也不该大声欢笑；但宴请众多大主教时，他也会在紧闭的餐厅门内发出不少笑声，那些宴会上有红酒和用到掼奶油的高级甜品，如果搞得到鲜奶油，泽拉能做出很棒的甜品。但我猜想，即便是他也多少会震惊于日益膨胀的奥芙凯尔吧。
有时候，我会思忖我的亲生父亲对我有何感想。我对生母已经有些许概念了——她曾带着我逃跑，她被嬷嬷们改造成了使女——但没有人跟我提过生父。我肯定有个亲爸爸的，每个人都有。你或许以为我会用理想化的幻象填补他的空白，但我没有：空白仍是空白。
如今的奥芙凯尔俨如明星。夫人们找各种借口派各自的使女来我家——借只鸡蛋，还一只碗——其实都是来问她的情况的。使女们获准进屋，奥芙凯尔就会被叫下楼去，好让她们把手搭在她圆滚滚的肚子上，感触胎动。惊喜：好像她们正在见证奇迹——看她们执行这种仪式时的表情是很让人惊叹的。希望：因为如果奥芙凯尔可以做到，她们也能做到。羡妒：因为她们还没有做到。渴望：因为她们真心想要获得奇迹。绝望：因为这种奇迹可能永远不会降临在她们身上。我那时还不清楚，那些生不出孩子的使女以后会怎样，虽然她们被判定可以生育，但如果在派驻各家后无法生育呢？但我猜得到，她们的结局不会很好。
宝拉办了无数次下午茶聚会招待其他夫人们。她们会恭喜她，赞赏她，羡慕她，她会亲切地微笑，谦逊地接受她们的祝贺，说这是上天的恩赐，然后，她会命令奥芙凯尔到客厅去，好让各位夫人亲眼看看，大呼小叫地在她周围惊叹一番。她们甚至会称呼奥芙凯尔“亲爱的”，要知道，她们决不会这样称呼任何一个肚腹平平的使女。随后，她们就会问宝拉打算给她的宝宝起什么名字。
她的宝宝。不是奥芙凯尔的宝宝。我想知道奥芙凯尔对此有何想法。但她们谁也不会对她的想法感兴趣，她们只关心她的肚子。她们轻轻地拍拍她的肚子，有时甚至还会凑上去听，而我站在敞开的客厅门背后，从门板上的缝隙间观望她的脸。我看到她在努力克制，让神态像大理石般一动不动，但她的掩饰未必总能成功。她的脸比刚来时圆润多了——简直该说肿了——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她不许自己哭，积攒了所有的眼泪。她会在没人的时候偷偷把眼泪哭出来吗？虽然我躲在她紧闭的门外侧耳听过，但从没听到过她的声息。
在这种躲藏偷听的时刻，我会变得愤怒。我有过一个妈妈，然后从这个妈妈身边被抢走，然后给了塔比莎，恰如这个即将从奥芙凯尔身边被抢走、再给宝拉的宝宝。事情就是这么办的，只能这样办，为了基列能有美好未来必须这么做：少数人必须为多数人做出牺牲。嬷嬷们赞同这么做；她们也教导我们这么做；但我还是明白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但我不能谴责塔比莎，哪怕她接纳了一个被偷走的孩子。不是她让世界变成这样的，而且她当好了我的妈妈，我爱她，她也爱我。我依然爱着她，也许她也依然爱着我。谁知道呢？也许她银光闪闪的灵魂始终与我同在，盘桓在我上方，注视着一切。我喜欢这样想。
我需要这样想。
终于，产日到了。我没去学校，刚好在家，因为我终于迎来了初潮，还有很严重的痛经。泽拉给我冲了个热水袋，帮我抹了些止痛的药膏，还泡了一杯有止痛功效的药草茶，听到产车的警笛由远而近地抵达我们这条街时，我正蜷缩在床上自艾自怜。我强迫自己下床，走到窗边：是的，红色厢式货车已经停在我家门口了，很多使女正从车上下来，大概十多个人。我看不到她们的脸，但光从她们的动作——比平常的速度快——就能看出来，她们都很激动。
继而，大主教夫人们的车陆续抵达，她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长袍斗篷，也都急匆匆地走进我们家。两辆嬷嬷的车也来了，嬷嬷们下了车。我不认识这几个嬷嬷。她们比学校里的那些年长，有一个拎着一只黑色手提箱，上面画着红色双翼、扭结的蛇和月亮，表明那是医疗系统女性分部专用的紧急救助用品。有些嬷嬷不是真正的医生，但接受过应急救助和助产培训。
我是不能旁观分娩的。年幼的女孩和达到婚龄的年轻姑娘——就像我这样已经有月经的女孩——不允许目睹或知晓分娩现场的情况，因为我们不适宜面对那种景象和声音，那可能对我们有害，可能让我们恶心或恐惧。那种血淋淋的常识只能披露给已婚女性和使女们，当然，还有嬷嬷们，她们要知道这些才能在培训中教给担任助产士的嬷嬷们。不过，我当然会忍着腹部的经痛，穿上晨袍和拖鞋，轻手轻脚地溜到三楼和二楼的楼梯中间，在那个位置就没人看得到我。
夫人们聚在楼下客厅里，边喝下午茶边等那个重要的时刻。我不明白究竟到何时才算重要的时刻，但我能听到她们有说有笑的。除了喝茶，她们还喝了香槟——后来我去厨房看到了酒瓶和空酒杯，这才知道的。
使女们和委派而来的嬷嬷们都和奥芙凯尔在一起。她不在自己的房间——那个房间太小了，挤不下这么多人——而是在二楼的主卧。我可以听见呻吟，像是动物发出来的，也听得到使女们有节奏地反复念唱——用力，用力，用力，呼吸，呼吸，呼吸——其间夹杂着一种饱受痛楚的声音，我听不出来，但一定是奥芙凯尔发出来的——哦上帝，哦上帝啊，这声音像是从井底泛上来的，低沉又阴暗。太吓人了。坐在楼梯上的我用双臂抱紧自己，不禁打起了寒颤。究竟在发生什么？什么事那么折磨人，让人那么痛苦？到底是什么状况？
这些声响似乎持续了很久。我听到脚步声，就赶紧沿着走廊跑了；上来的是马大们，按照要求把什么东西送上来，再把什么东西带下去——那天夜里，我偷偷跑去洗衣房窥探了一下，才知道那都是沾血的床单和毛巾。后来，有个嬷嬷出来了，在走廊里对着她的电子通话器大声喊道：“立刻！你能多快就给我多快！她的血压跌得太厉害！失血过多。”
又传来一声大喊，但不是这个嬷嬷。另一个嬷嬷对楼下的夫人们喊道：“赶紧都进来吧！”嬷嬷们通常是不会这样喊叫的。楼梯上立刻响起一阵匆忙又嘈杂的脚步声，还有人说了一句：“哦，宝拉！”
接着，传来另一阵警笛声，声音和前面那次不一样。我朝走廊里瞄了瞄——没有人——赶紧跑回我的房间朝窗外看。来的是辆黑色汽车，印着红色双翼和蛇，但这次是金色的高挑三角形：这代表真正的医生。他几乎是跳下了车，用力甩上车门，跑上了门阶。
我听到他在骂：妈的！妈的！妈的！操他妈的！
且不说是为了什么，这话本身就够让人震惊了：我有生以来还没听过哪个男人说出这种话。
生下的是个男孩，为宝拉和凯尔大主教生下的健康男孩。他被取名为马克。但奥芙凯尔死了。
夫人们、使女们和其他人都走了之后，我和马大们坐在厨房里。马大们吃着下午茶聚会剩下的东西：切去面包皮的三明治，蛋糕，地道的咖啡。她们把这些好东西分给我，但我说我不饿。她们问我肚子还痛不痛，还说我明天就会感觉好一点，再过一阵子就不会这么痛了，反正你就习惯了。但我没有胃口并不是因为肚子痛。
得找个奶妈了，她们说，估计是某个刚刚丧子的使女。否则就得吃奶粉，尽管大家都知道奶粉不如母乳，但总要把小家伙喂大呀。
“可怜的姑娘，”泽拉说，“全都熬过来了，却什么都没了。”
“至少救下了这个宝宝。”薇拉说。
“要么救小的，要么救大的，”罗莎说，“她们只能把她剖开。”
“我上床去了。”我说。
他们还没有把奥芙凯尔搬出我们家。她就在自己的房间里，盖在床单下面，这是我轻轻从后楼梯走上去后发现的。
我掀起了她脸上的盖布。白得毫无血色：她身体里的血肯定都流光了。她的眉毛是金色的，又软又细，向上微拱，像是吃了一惊。她的眼睛是睁着的，瞪着我。也许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我。我亲了亲她的前额。
“我永远不会忘了你，”我对她说，“别人会忘记，但我发誓我不会。”
太夸张了，我知道；但说真的，我还是个孩子啊。而你也看到了，我没有食言：我一直没有忘记她。她，奥芙凯尔，无名的女人，埋葬在一块小石碑下，石碑上很可能也是一片空白。很多年后，我在使女墓园里找到了她的墓。
等我有了权限后，曾在血缘谱系档案里找过她的资料，也真的找到了。我找出了她的真名。我知道这样做没有意义，除非我是那些曾经爱过她、又被迫和她分离的人。但对我来说，这就好比在山洞里找到了一枚指纹：一个标记，一则信息。我曾在这里。我存在过。我曾是真实的。
她叫什么？你显然想知道。
克丽丝特尔。现在我想起她时就会这样称呼她。我记住的她叫克丽丝特尔。
他们为克丽丝特尔举办了一个小型葬礼，并允许我参加：初潮来过后，我已正式归于女人之列。分娩那天在场的使女们也获准参加，我们家的所有人都可以去。就连凯尔大主教都去了，以表尊敬。
我们唱了两首圣歌：《扶持卑微的人》《祈神保佑生养》，传说中的丽迪亚嬷嬷做了一番演说。我惊异地望着她，好像她是从自己的照片里走出来的：她终究是存在的，真实的人。她看起来比照片里老，但没有照片里那么吓人。
她说，侍奉我主的姐妹之一，使女奥芙凯尔，以女性所能及的最崇高的荣耀献出了生命，做出了极致的牺牲，尽赎早年生活留下的罪孽，她是所有使女的光辉榜样。
丽迪亚嬷嬷讲这些话时，声音微微颤抖。宝拉和凯尔大主教的神态都很肃穆、虔诚，时不时地点点头，有些使女哭了。
我没有哭。我已经哭够了。真相是他们把克丽丝特尔剖开，把宝宝取出来，她是因此才死的。这不是她的选择。她没有自告奋勇地担当光辉的榜样，或以女性所能及的最崇高的荣耀献出生命，但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一点。
现在，我在学校里的地位降至史上最低。我已成了行走的禁忌：因为我们家的使女死了，女生们都相信这是厄运的象征。她们都很迷信。维达拉学校里有两套信仰：官方的由嬷嬷们教导我们，信仰上帝以及女性特有的信念；非官方的由女生们用游戏和歌唱的方式口耳相传。
高年级女生有好多数针数的顺口溜，比如：正一针，反两针，给你一个好先生；正两针，反一针，他被杀死了就再给你一个。低年级女生还小，对她们来说丈夫还不算真切的人，顶多就是家具，所以尽可替换更新，就像在我小时候玩的娃娃屋里那样。
高年级女生最喜欢的唱歌游戏叫作“高高吊”。歌是这样唱的：
吊在高墙上的人是谁呀？咿呀咿呀呦！
是个使女，她叫什么来着？咿呀咿呀呦！
她以前叫作（在此填入我们当中某人的名字），但现在不是了。咿呀咿呀呦！
她的肚皮里有个小宝宝（在此我们会拍拍自己扁平的小肚子）。咿呀咿呀呦！
大家一起唱的时候，会有两个女孩高高举起手，别的女孩从下面钻过去：一杀掉，二亲亲，三宝宝，四失踪，五活着，六死掉，数到七，逮住你，红灯红灯红灯！
第七个女孩就会被那两个负责数数的女孩用手臂圈住，绕一圈，再在她头上拍一记。现在，这个女孩就算“死了”，可以挑选下一任的两个行刑者。我现在意识到了，这个游戏听上去既邪恶又轻浮，但孩子们不管，能玩什么就玩什么。
嬷嬷们可能认为这个游戏蕴含了某种有益的警示和威胁。然而，为什么“一杀人”呢？为什么谋杀必须在亲吻之前呢？为什么不能稍微正常一点：先亲再杀呢？那时候，我常常暗自琢磨这种问题，但从没找出任何答案。
上学时段里我们还可以做别的游戏。比如玩蛇梯棋——如果你的棋子落在“祷告者”那格里，就能升上“生命树”的梯子，但如果你落在“罪人”那格，就要掉到“撒旦蛇”身上。我们还有涂色书，给店铺里的招牌涂颜色——新鲜出炉：面包和鱼——这也算寓教于乐吧。我们也给书中人物的衣服涂颜色——夫人们是蓝色，经济太太们是条纹色，使女们是红色。有一次，贝卡把维达拉嬷嬷涂成了使女的绯红色，没少为此挨批。
高年级女生更喜欢用交头接耳的悄悄话传播迷信，而非唱儿歌、做游戏。她们都很当真的。比如这个：
要是你的使女死在你床上，
她的血就会沾染在你头上。
要是你的使女的宝宝死了，
你这辈子就只有泪水和哀叹。
要是你的使女死于难产，
你走到哪儿都甩不掉那诅咒。
奥芙凯尔死于难产，所以，我在别的女孩眼里就是被诅咒了；不过，因为我的弟弟小马克活下来了，身心健全，所以我又被认为是特别有福气的。女生们不会公开给我脸色看，但会避开我。赫尔达看到我走近时会斜着眼睛往天花板上瞅；贝卡会转过身去，但吃午饭的时候，只要没人看到，她会把自己的那份分一点给我。舒拉蜜离我远远的，也不知道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还是对新生儿的嫉妒，或两者兼有。
在家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宝宝身上，他也确实扯着嗓子索要关怀。他的嗓门真大啊。虽然宝拉很享受拥有孩子带来的优越感——而且还是个男孩——但她本质上并不是慈母型的女人。她会把小马克抱出来，在朋友们面前显摆一下，但只是那么一小会儿，宝拉就觉得够了，就把他递给奶妈：一个丰满、忧郁的使女，不久前还被叫作奥芙塔克尔，现在当然是奥芙凯尔了。
小马克不吃不睡也不用被显摆的时间都是在厨房里度过的，马大们都特别喜欢他。她们喜欢给他洗浴，大惊小怪地称赞他的小手指、小脚趾、小酒窝和小小的男性器官，他撒尿时从那儿喷出的小喷泉还真是让人惊讶。多么强壮的小男人！
她们指望我也加入崇拜的行列，但当我没有显示出足够的热忱时，她们就叫我别再生闷气，因为我很快就能有自己的宝宝了，那时候我就会开心了。我非常怀疑这种说法——不是怀疑自己能生孩子，而是怀疑我会开心。我尽量待在自己的房间，躲开厨房里的欢声笑语，独自深思这世界是何其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