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谁，我的读者？你在何年何月？也许就是明天，也许要到五十年后，也许永不出现。
你可能就是阿杜瓦堂里的一个嬷嬷，无意间发现了这份手稿。被我的罪恶惊吓片刻后，你会不会为了保全我的虔敬形象而将这些纸页烧毁？还是会屈从于凡人皆有的对权力的渴求，向眼目们告发我的行径？
你会是国外探员吗，在这个政体崩解后来阿杜瓦堂搜查档案？无论如何，我这么多年来积攒的这沓罪行纪录不仅能揭示我本人的罪行——假设命运多舛，假设我活下去只为了接受审判——也揭露了其他很多人的罪行。要知道尸体都埋在何处——我将此视为己任。
不过，你现在可能正疑惑：我怎么能免于高层下达的肃清运动呢——就算基列建国初期还没有，进入狗咬狗的成熟期后就一直在肃清。那时候，墙上吊死过不少昔日的大人物，因为最高层的执政者要确保没有任何有野心的僭越者能取代自己的位置。你可能会推断：在这种筛选队友的内斗中，身为女性的我会格外易受攻击吧？但你错了。正是因为身为女性，我被排除在可能篡夺大权的名单之外，因为根本没有任何女人可以坐上大主教的席位；所以，在这件事上我反而是安全的，真是讽刺。
但我的政治生涯之所以长久不衰，还有另外三个原因。第一，这个政体需要我。好比在铁拳外面戴上羊毛连指的皮手套，我能软硬兼施地让女性群体各司其职，让诸事井井有条：俨如大内总管，我是被特意安置在这个职位的。第二，我知道太多领导层的事情了——太多脏事儿——对于我在归置文档时会如何处理那些污点，他们没有把握。如果他们把我惹毛了，那些脏事儿会不会大白于天下？他们可能还会怀疑我为了预防不测而留了一手，这一点他们倒是猜对了。
第三，我很谨慎。每个位居高层的男人都觉得我很可靠，他们的秘密在我这里是安全的；但是——就像我婉转表明的那样——只有在我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他们才是安全的。在各方势力的制约与平衡中，我始终都是立场明确的信徒。
除了这些保护措施，我还不允许自己受到蛊惑。基列这地方意外频发，凡事都要如履薄冰。不用多说，已经有人为我写好了葬礼悼文。我不寒而栗——谁在我的坟上行走？
时间，我对着虚空企求，只求多一点时间。我只需要时间。
昨天，我收到意料之外的邀请，去和贾德大主教单独开会。这样的邀请，我并非第一次收到。早年有些这类会面不是很愉快；但也有些，尤其是最近的一些会面还是有互惠意义的。
我走出阿杜瓦堂，穿过厅堂大楼和眼目总部之间长着蔫蔫青草的步道，攀上斜坡上庄严的白色阶梯——不知为何觉得特别吃力——通向立柱森严的主入口，一路上我都在琢磨这次会面会有怎样的结果。我必须承认，我的心跳比平时快，那不只是因为爬阶梯，毕竟，不是每一个走进那扇大门的人都能再走出来。
眼目组织占据了一座昔日的大图书馆。现在的图书馆里没有书了，只有书架空立，以前的那些书要么被焚毁了，要么——假如还有点价值——就被众多手脚不干净的大主教纳入私人收藏库。现在凡事都以《圣经》为准绳，我尽可引经据典来阐述抢夺战利品的危害——那是上帝禁止的事，但勇者贵在谨慎，所以我不会声张。
我要很高兴地告诉你，这栋大楼里楼梯两侧的壁画都没有被抹除：因为这些壁画描绘的是战死的士兵、天使和代表胜利的桂冠，看起来够虔信，故而被判定为可以保留，尽管之前画在右边的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已被基列的国旗覆盖了。
从我最初认识贾德大主教开始，他就已是这个世界的高层人物。那时他就明白了，基列的女性不太会奉承他的妄自尊大，也不会给予他足够的尊重。但作为掌管眼目系统的大主教，现在没有人不怕他。他的办公室在这栋大楼的最深处，那儿曾用作图书库房和研究员专用的隔间工作室。他的门中央装饰着一只大眼睛，瞳孔是用真的水晶做的。来人还没敲门，他就能提前看到是谁。
“进来。”他说这话时，我刚刚抬起手。从大门口护送我进来的两个初级眼目视其为让他们退下的指令。
“亲爱的丽迪亚嬷嬷，”他说着，从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露出笑颜，“谢谢你屈尊大驾来到我简陋的办公室。我希望你一切都好？”
他才不会有那种希望，但我不会揭穿。“宜应称颂，”我说，“您好吗？还有尊夫人？”这一任夫人比之前那些撑得久。他的历任夫人都是红颜薄命，贾德大主教就像大卫王和千奇百怪的中美洲毒枭那样，笃信年轻女性有延年益寿的神力。每一次，在一段体面的哀悼期后，他都会把自己重回单身汉行列、可以笑纳下一个少女新娘的状况广而告之。确切地说，是让我知道。
“我和夫人都很好，谢主恩赐，”他说道，“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请坐。”我便落座，准备好用心去听。“我们在加拿大的情报组织成功地揪出了两名最活跃的‘五月天’干将，并已将其歼灭。他们在多伦多一个破地方用一家二手衣服店做掩护。前期搜查表明，他们在援助和煽动‘女子地下交通网’方面是关键人物。”
“天意赐福。”我说。
“我们在加拿大的年轻特工热情高涨，圆满完成了这次行动，但指路人是你的珍珠女孩们。你发挥了她们在搜集情报方面天生的女性直觉，真是太有用了。”
“她们有敏锐的观察力，也都训练有素，听命顺服。”我说。最早是我想出了培养珍珠女孩的计划——别的宗教都有传教事业，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其他宗教的传教士们会带来皈依者，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新信徒？其他宗教的传教士们搜集到的信息可以用于情报分析，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但我不是傻瓜，至少不是那种傻瓜，所以我把功劳都给了贾德大主教。考虑到参与这项工作的基本都是女性，让大主教亲自关注诸多细节似乎不太合适，所以，珍珠女孩们只向我一个人汇报情况，这是官方认可的；当然，只要我判定是必须汇报或不得不说的事，我就必须上报给他。讲得太多，我会失去掌控权；讲得太少，我会被怀疑。她们用来吸引人的宣传册是由我们编写、设计，并在阿杜瓦堂一间地下室的印制所里印制的。
我的“珍珠女孩”计划好比救命稻草，是在他的生死关头启动的，也就是他那愚蠢的《国土法案》彻底失败、不可挽回的节骨眼上：世界和平组织谴责大屠杀，基列在国际上丢尽了脸，本国难民从北达科他州北上越过加拿大边境，形成不可阻挡的难民潮，再加上他提出的荒谬可笑的“白人种族证明计划”在伪造和行贿的乱象中彻底失败。“珍珠女孩”计划的启动帮他拓展了一条生路，免受水火绝境之苦；但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权衡：帮他走出困境是否有利于我的权术？他是欠我的，但那也可能引发不利于我的后果。有些人就是不喜欢欠别人的。
不过，眼下的贾德大主教满脸堆笑。“没错，她们是宝贵的珍珠。而且，除掉那两个‘五月天’干将后，你的烦心事也会少一点——逃跑的使女会更少了，但愿如此。”
“宜应称颂。”
“当然，我们不会主动公开这次精准的扫荡行动。”
“公不公开都一样，他们总会怪到我们头上的，”我说，“加拿大人和国际社会。毋需多言。”
“我们会否认的，”他说，“毋需多言。”
我们隔着他的办公桌互相端详，沉默了片刻，就像两个棋手对峙，或是两个老战友——我们两人都在三次肃清运动中幸存了下来。光是这一点就能缔结某种纽带。
“不过，有些事一直让我想不通，”他说，“那两个‘五月天’恐怖分子肯定在基列有内应。”
“真的吗？肯定不会吧！”我惊呼道。
“我们对目前已知的潜逃事件做了一次分析：要是没有内鬼泄密，就无法解释那么高的成功率。基列的某个人——某个能进入我们安保人员调度系统的人——肯定一直在给‘女子地下交通网’组织提供情报。哪些路径有人盯着，哪些道路可能是安全的，诸如此类。你也知道，战事意味着本土人力——尤其在佛蒙特州和缅因州——变得薄弱了。我们得把兵力派到别处去。”
“基列的哪个人会如此背信弃义？”我问道，“出卖我们的未来！”
“我们在查，”他说，“这期间，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当然。”我说。
“还有一件事，”他说，“阿德丽安娜嬷嬷。他们在多伦多发现了这个珍珠女孩的尸体。”
“是的。骇人听闻，”我说，“有什么新消息吗？”
“我们在等领事馆的最新报告，”他说，“我会通知你的。”
“在所不辞，”我说，“你知道你可以信赖我。”
“亲爱的丽迪亚嬷嬷，你在各方面都是靠得住的，”他说，“红宝石都没有你珍贵，宜应称颂。”
赞美之词我也爱听，和任何人一样。“谢谢您。”我说。
我本可以过上另一种生活，与现在的有天壤之别。但凡我放眼看看就知道了。但凡我像某些人那样，早点打包走人，离开这个国家就好了——我愚蠢地认为这个国家没有变，依然是我多年来的归宿。
这种嗟叹毫无实际用处。我做出了选择，因此，我之后可以做的选择就更少了。黄叶森林里分岔出两条路，我选了多数人走的那条。路上尸横遍野，因为多数人走的路多半如此。但你想必已经注意到了，我本人的尸体不在其中。
在那个消逝不再的我的国家里，很多事情连年不断地恶性循环。洪水，火灾，龙卷风，飓风，干旱，水源不足，地震。水火风云失衡，要么这个太多，要么那个太少。基础设施破败失修——为什么没有人及时终止那些核反应堆呢？经济一蹶不振，大量人口失业，出生率走低。
人们开始害怕了。然后，他们变得愤怒。
缺乏切实可行的补救方法，百废无法待兴。总得归咎于谁。
为什么我当时认为那不过是寻常的局面？我猜想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都在听说这种事。你不会相信天要塌了，除非有一块落下来砸到你头上。
“雅各之子”攻占了千疮百孔的国会后不久，我就被捕了。一开始，我们听说那是宗教恐怖分子干的，官方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他们说我们应该一切照旧，很快就能恢复宪法效力，紧急状态很快就将结束。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没错，只不过，不是以我们预想的方式结束的。
那天热得要命。法院关闭了——暂时性的，据说要等到一系列法规和指令生效才再开放。话虽如此，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工作了——总可以把闲置的时间用于整理积压已久的文档吧，反正这就是我的借口。其实是因为我想有人在身边。
奇怪的是，没有一个男同事有这样的需求。也许他们能在妻子和孩子们身边寻求慰藉。
就在我浏览一些卷宗的时候，有个比我年轻的同事走进我的办公室——凯蒂，入职不久，三十六岁，通过精子银行受孕已有三个月。“我们得离开。”她说。
我瞪着她，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得离开这个国家。局势在变。”
“哦，当然——紧急状态——”
“不，比那更严重。我的银行卡不能用了。信用卡也是——两张卡都被注销了。我想买张飞机票的时候才发现的。你的车在这儿吗？”
“什么？”我说，“为什么？他们不能就这样剥夺你的资产！”
“看起来可以，”凯蒂说，“只要你是女人，他们就可以。航空公司就是这么说的。临时政府刚刚通过了新法令：女人的钱现在都归男性直系亲属所有了。”
“比你想象的严重。”安妮塔说道，她比我年长，也刚刚走进我的办公室，“严重得多。”
“我没有男性直系亲属，”我说道，感觉有点蒙，“这绝对是违宪的！”
“别提宪法了，”安妮塔说，“他们刚刚废除了宪法。我是在银行里听说这事的，我本想……”她哭了起来。
“振作起来，”我说，“我们得好好想想。”
“你总会有个男性亲属的，”凯蒂说，“他们准是策划好几年了。他们说我最近的男性亲属是十二岁的侄子。”
就在那一刻，大门被踹开了。五个男人闯了进来，二二一的阵型，全都手持冲锋枪。凯蒂、安妮塔和我一起走出我的办公室。总台接待泰莎尖叫一声，猫腰躲到桌下。
其中两人很年轻——大概二十多岁——但另外三个都是中年人。年轻人身强体健，中年人有啤酒肚。他们都装模作样地穿着迷彩服，要不是他们有枪，我肯定会笑出声的，那时我还没意识到，女人的笑声很快就会紧缺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我说，“你们可以先敲门！而且门是开着的！”
他们没理我。其中之一——我猜想他是头儿——对几个同伴说：“有名单吧？”
我再用更显义愤的口吻说道：“谁为这次破坏负责？”我有点震惊了，感到寒意袭来。是抢劫？劫持人质？“你们想要什么？我们这里没有钱。”
安妮塔用手肘撞了撞我，示意我保持安静：相较于我，她对眼下的形势看得更清楚。
头儿的副手递上一张纸。“怀孕的是谁？”他问。我们三人面面相觑。凯蒂向前一步，说：“是我。”
“没有丈夫，对吗？”
“没有，我……”凯蒂用双手护住腹部。她和那时候很多女性一样，决意做单身母亲。
“高中。”头儿说道。两个年轻人迈步向前。
“女士，跟我们走。”走在前头的年轻人说道。
“为什么？”凯蒂说，“你们不能冲到这儿来就……”
“跟我们走。”第二个年轻人说。他们一边一个揪住她的胳膊，把她往外拖。她尖叫起来，但终究被拽出了大门。
“住手！”我说。我们可以听到她在外面大堂里的叫声，但声音越来越微弱。
“下令的人是我。”头儿说道。他戴眼镜，留着八字胡，但这些特征没有让他显得面目慈祥。在可能被你称作“基列仕途”的工作期间，我有充足的理由观察到一点：突然被授予权力的下属通常会变成最恶劣的滥用职权的人。
“别担心，她不会受到伤害，”副手说道，“她会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按照名单念出我们的名字。否定我们是谁毫无意义：他们已经知道了。头儿问道：“前台呢？这儿有个叫泰莎的。”
可怜的泰莎从办公桌下站起来，吓得浑身发抖。
“你怎么想？”拿着名单的副手问道，“购物中心，高中，还是体育馆？”
“你几岁？”头儿问，“算了，都写着呢。二十七。”
“给她个机会吧。购物中心。也许有人会娶她。”
“站到那边去。”头儿对泰莎说。
“天啊，她都吓尿了。”第三个中年人说道。
“别说脏话，”头儿说，“很好。一个胆小鬼，说不定会很听话。”
“很可能所有人都会乖乖听话，”那第三个人说，“她们是女人啊。”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把凯蒂带出去的两个年轻人回来了，进了门，其中一个说：“她上货车了。”
“还有两个所谓的女法官呢？”头儿问，“罗瑞达？黛维达？”
“她们去吃午饭了。”安妮塔说。
“我们带走这两个。你们看着她，在这里等那两个吃午饭的回来，”头儿指的是泰莎，“然后把她关进购物中心的货车。再把那两个带走。”
“这两个呢？购物中心还是体育馆？”
“体育馆，”头儿说，“一个超龄了，她们两个都有法律学历，女法官。你听到我的命令了。”
“但有点浪费啊，有些人。”副手朝安妮塔点了点头。
“上天自有论断。”头儿说。
安妮塔和我被带下楼，从五楼走下去。电梯还能用吗？我不知道。随后，我们的双手被铐在身前，再被押上一辆黑色厢式货车，一道厚实的隔板将我们和司机隔开，深色车窗玻璃内有网孔膜。
我们两人一直默不作声，因为还能说什么呢？很明显，不会有人回应哭喊和求救。大喊大叫、用身子去撞货车都无济于事：不过是浪费体力的无用功。所以，我们只是等待。
好歹车里还有空调。还有座位可以坐。
“他们会怎么做？”安妮塔轻声问道。我们看不见窗外的景象，也看不到彼此的脸孔，昏暗中只能辨认出模糊的轮廓。
“我不知道。”我说。
货车停了停——我猜是在一个检查站——然后继续开，然后停下来了。“终点站，”有人说道，“下车！”
货车的后车门被打开了。先是安妮塔费劲地爬出去。“利索点。”另一个人喊道。双手被铐着，下车很费劲；有人抓住我的胳膊往下拽，我一个趔趄扑倒在地。
货车开走了，我脚步不稳地站起来，环顾四周。我在一个开阔的场馆里，三五成群的已有很多人——我应该说，很多女人——还有数量众多的持枪男人。
我在体育馆里。但这已不是体育馆了。现在，这是一座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