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我会永远带着创伤，但我好像已经好点了；所以，是的，我认为我够坚强，现在就可以做这件事了。你们希望我告诉你们我是如何卷进这整起事件的，那我就试着讲清楚；虽然很难确定该从何说起。
我决定从我生日前一天开始，或者该说我曾经以为的那个生日。尼尔和梅兰妮在这件事上骗了我：他们有充分的理由那样做，真的是出于好心，但当我第一次发现他们骗我时，我还是气炸了。但要保持对他们的怒气却很难，因为那时候他们都已经死了。你可以对死人发火，但你永远不能和他们交谈，谈谈他们生前做了什么，当然，你也可以单方面地自言自语。我不只是愤怒，还感到愧疚，因为他们是被杀害的，那时我相信他们的死要归咎于我。
据说我快十六岁了。我最期盼的是拿到驾照。我觉得十六岁还办生日派对太孩子气了，但梅兰妮每年都会给我准备蛋糕和冰淇淋，还要唱“黛西，黛西，把正确答案告诉我”，那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老歌，但现在听到会超尴尬的。后来我的确得到了蛋糕——巧克力蛋糕，香草冰淇淋，都是我最爱的——但那时我已吃不下了。那时，梅兰妮已不在了。
就在那年的生日，我发现自己从头到尾都是骗人的。也许不该说骗人，好像蹩脚的魔法师那种骗法；而该说是个冒牌货，像一件赝品古董。我是伪造出来的，被人故意造假。那时候我还很小——好像也就是一眨眼之前——但我现在不是小孩了。改头换面真的不用很久：像雕刻木头那样重塑面容，塑出强硬坚定的线条。我不再是那个瞪大眼睛做白日梦的小孩了。我变得更犀利，更专注。我变得精干了。
尼尔和梅兰妮是我的父母；他们经营了一家名叫“寻衣猎犬”的小店。卖的基本上都是二手衣物：梅兰妮称之为“喜欢过的旧东西”，因为她说“用过的”就意味着“被善加利用过了”。店外的招牌上画着一只笑眯眯的粉色贵宾犬，身上套着蓬蓬裙，头顶一只粉色蝴蝶结，手上还挽着购物袋。狗狗下面是斜体加引号的广告语：“你绝对想不到！”这话的意思是，店里的二手衣服质量很好，你绝对想不到是穿过的旧衣服，但这广告完全不属实，因为大部分衣服都很破旧。
梅兰妮说“寻衣猎犬”是从她外婆手里继承来的。她还说，她知道招牌过时了，但大家都看惯了，现在换掉好像不太有人情味儿。
我们家的小店在皇后西街，梅兰妮说，这儿好几条街上都曾是这类店铺——卖布料的，卖纽扣和花边的，卖平价亚麻布的，还有好多一元店。但现在这一带变高级了：进驻了几家崇尚公平贸易的有机咖啡馆，几家大品牌连锁店，小众精品店。为了顺应潮流，梅兰妮在窗口挂了一块牌子，写着：穿戴艺术。其实呢，你决不会把店里塞满的各式衣服称为可穿戴的艺术品。是有一个角落展示类似设计师款的东西，但事实上任何值钱的尖货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寻衣猎犬”店内。除此之外全是大路货。进进出出的客人五花八门：年轻的，年老的，想捡便宜的，想淘宝贝的，也有随便看看的。还有来卖衣服的：就连流浪汉都想拿他们从垃圾箱里捡来的T恤换几块钱。
梅兰妮在店里工作。她喜欢穿亮丽的颜色，像是橘色或艳粉色，因为她说这类颜色能带动出积极的、有活力的氛围，反正，她打骨子里就有一点吉卜赛人的性格。她总是微笑着，动作轻快，其实那是为了眼观六路，以免有人顺手牵羊。结束营业后，她会给衣服分类、打包：这包是当慈善品免费赠送的，那包当抹布，这些都留下来作为穿戴艺术品。分拣衣物的时候，她会哼唱音乐剧里的曲子——都是很久以前的老歌。她最喜欢的一首唱道“哦！多么美好的早晨”，还有一首是“当你走在暴风雨中”。她一唱老歌我就烦；现在我觉得很对不起她。
有时候，她实在没辙了：衣物太多了，简直像汪洋，波涛般地涌进来，眼看着就要把她淹没了。开司米羊绒！谁会买三十年前的羊绒衫穿？羊绒不会越老越好，她会说——又不像她。
尼尔留的胡子开始变白了，也不经常修剪，其实他的毛发不算多。他看起来不像做生意的，但他处理的是他们称之为“款项”的那些事：开发票，做账目，缴税。他在二楼有自己的办公室，要走一段橡胶踏板的楼梯上去。他有一台电脑，一只文件柜，一个保险箱，但撇开这些东西不谈的话，那个房间并不像办公室：和店铺一样拥挤不堪，东西堆得满坑满谷，因为尼尔喜欢收藏小玩意儿。上发条的音乐盒：他有好多个。时钟：他有很多不同样式的。带手柄的老式加法机。能在地板上行走或蹦跶的塑料玩具：有玩具熊，玩具青蛙，还有几套玩具假牙。一台幻灯机：现如今没人有那种彩色幻灯片了。照相机：他喜欢的是最古老的那些。他说，和现如今的那些机器相比，有些老相机能拍出更好的照片。他有一整个架子专门用来放相机。
有一次，他忘了锁保险箱，我就朝里面看。我还以为里面会藏着几卷钞票，结果根本没有钱，只有一只很小很小、用金属和玻璃做成的东西，我心想，那肯定也是某种玩具，类似会蹦跶的假牙。但我看不出来发条在哪儿，也不敢去碰它，因为它很老旧。
“我可以玩那个吗？”我问尼尔。
“玩什么？”
“保险箱里的那个玩具。”
“今天不行，”他笑着说道，“等你再大点兴许可以。”说完他把保险箱门关死了，我也就把那个奇怪的小玩具抛到了脑后，直到后来我才想起它，明白了它是什么东西。
尼尔会试着修理各种老古董，但时常修不好，因为他找不到零件。于是，那些东西就摊在那儿，用梅兰妮的话来说就是“吃灰”。尼尔讨厌把任何东西扔掉。
他还在墙上贴了一些老海报：口风不紧战舰沉——这句话来自很久以前的一场大战；穿工装裤的女人曲起上臂展示鼓起的肱二头肌，表明女性也能造炸弹——同样源自那场很久以前的大战；还有一张是红黑两色的，上面有一个人和一面旗，尼尔说那是俄罗斯成为俄罗斯之前的海报。那些海报以前都属于他住在温尼伯的曾祖父。我对温尼伯一无所知，只知道那儿很冷。
我小时候超爱“寻衣猎犬”的：那儿就像堆满财宝的山洞。照理说，我不可以独自去尼尔的办公室，因为我可能“毛手毛脚”，然后就会把东西弄坏。但有大人看着的时候，我可以玩发条玩具、音乐盒和加法机。但不能玩老相机，因为尼尔说它们太珍贵了，况且里面也没有胶卷，能玩出什么花样呢？
我们不住在店里。我们家离店铺挺远的，家所在的那个社区里有些很老的独栋平房，还有些新盖的大房子，是把老平房推倒后重建的。我们住的不是独栋平房——通常都有二层楼，卧室都在二楼——但也不是新盖的大房子。我们家只是用黄砖垒的小屋，非常普通。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会让你多看一眼。回头去想，我猜那正是他们的意图所在。
周六和周日我总在“寻衣猎犬”店里待很久，因为梅兰妮不希望我单独留在家里。为什么不行？我十二岁时开始发问。因为，梅兰妮回答，万一着火了怎么办？无论如何，把一个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是违法行为。我就会争辩，说自己不是孩子了，她就会叹气，说我根本不知道怎样算孩子，怎样不算孩子，还说孩子意味着重大的责任，又说我以后会明白的。她会说我让她头痛，我们就会钻进她的车里，开去商店。
我可以在店里帮忙——按照尺码把T恤分类，贴标价，把需要清洗或丢弃的衣服挑出来。我喜欢做这些事：坐在柜台后面角落里的小桌边，笼罩在淡淡的樟脑丸气味里，有人进来时观望一下。
进来的人并不都是顾客。有些是流浪汉，想用我们的员工厕所。只要梅兰妮认得他们就允许他们用，尤其在冬天。有个老男人常来。他穿的粗花呢外套就是梅兰妮给他的，还有几件毛线背心。我满十三岁后，开始觉得他鬼鬼祟祟的，因为我们学校有一门课讲到了恋童癖的事。他叫乔治。
“你不该让乔治用我们的厕所，”我对梅兰妮说，“他是个变态。”
“黛西，这么说可不厚道，”梅兰妮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当时我们在家，在厨房里。
“他就是嘛。他总是到处闲逛。他还在店门外跟人家讨钱。还有，他跟踪你。”我本想说他跟踪我，那一定能让她提高警惕，但可惜那不是事实。乔治从没正眼看过我。
梅兰妮哈哈大笑，说：“不，他不是的。”我认为她太天真了。在我那个年纪，父母会从无所不知的人突然变成一无所知的人。
还有一个人频繁进出我们的小店，但她不是街头游民。我估摸着她有四十岁，也可能快五十了：我看不准中老年人的年纪。她常常穿黑色皮夹克，黑色牛仔裤，沉重的大靴子；她总是把长头发扎成马尾，而且从不化妆。她看起来像个机车党，但不是那种真正的机车党——更像是机车党的代言人。她不是我们的顾客——她从后门进来，挑的都是不要钱的慈善衣物。梅兰妮说她俩是老朋友了，所以只要埃达开口，她就很难拒绝。反正，梅兰妮声称她只是把很难卖出去的东西送给埃达，那些东西能物尽其用也是好事。
在我看来，埃达一点都不像做慈善的那类人。她不亲和，没笑容，骨骼分明，走路带风。她从不在店里久留，也不会不带上一纸箱旧衣服就走，出门就把箱子扔进车里，不管她开什么车，都会停在店后的巷子里。我从我坐的角落里能看到她的那些车。每次都不一样。
常常走进“寻衣猎犬”的第三类人是不买东西的。那些穿银色长裙、戴白色帽子的年轻女人自称“珍珠女孩”，说她们是为基列传教的。她们比乔治还瘆人。她们在闹市区活动，和街头游民攀谈，走进店铺，把自己弄得像人见人厌的过街老鼠。有些人对她们很粗暴，但梅兰妮从不那样，因为她说那样无济于事。
她们总是成双结对地出现，都戴白色珍珠项链，笑容可掬，但不是真心实意的笑容。她们会把自己印制的小册子递给梅兰妮，册子里印着整洁的街道、快乐的孩子、日出之类的照片，还有理论上会吸引你去基列的小标题：“堕落？上帝仍会宽恕你！”“无家可归？基列给你美好家园。”
总有至少一本小册子是关于妮可宝宝的。“让妮可宝宝回来！”“妮可宝宝属于基列！”我们在学校里看过一部讲妮可宝宝的纪录片：她妈妈是个使女，把妮可宝宝偷偷送出了基列。妮可宝宝的爸爸是个超级恶心的基列高层要员：大主教，所以当年闹出了一场大风波，基列要求让她回国，和她的法定父母团聚。加拿大先是消极拖延，后来屈从了，表示会尽力配合，但那时妮可宝宝已下落不明，从此再也没能找到她。
现在，妮可宝宝就是基列的海报女孩。珍珠女孩带来的每本宣传册上都有她的照片。她看起来就是个婴儿，没什么特别的，但我们老师说，她实际上是基列的圣徒。对我们来说，她也是一个符号：加拿大每次有抵制基列的抗议游行，那张照片都会出现，还有诸如妮可宝宝！自由的象征！或是妮可宝宝！引领前途！的标语。我会在心里想：好像一个婴儿能引领什么前途似的。
我不喜欢妮可宝宝，主要是因为我有次必须写一篇关于她的作文。我只拿了个C，因为我说她被两边当成足球踢来踢去，只要把她送回去，就能让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的幸福。老师说我太无情，应该学会尊重别人的权利和感受，我就说基列的国民也是人，难道不该尊重他们的权利和感受吗？她就冒火了，说我该成熟起来，这话倒可能没错：我是故意顶撞她的。但只拿了个C实在让我生气。
珍珠女孩每次进来，梅兰妮都会收下宣传册，保证会在店里放一摞。有时候，她还会把一些旧册子还给她们：她们回收剩余的册子是为了在别的国家再次使用。
“你为什么那么做？”我十四岁那年对政治更有兴趣了，曾这样问过她。“尼尔说我们是无神论者。你却在给她们鼓劲儿。”我们学校用三门课程讲过基列：那是个非常、非常恶劣的地方，女性不能工作，也不能开车，使女们像母牛一样被迫受孕，只不过母牛的待遇更好一点。如果不是某种怪物，又会是什么样的人在国境线那边的基列？尤其是女性。“为什么你不告诉她们，她们都是恶魔？”
“和她们争论毫无意义，”梅兰妮说，“她们是狂热的信徒。”
“那我去跟她们说。”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很清楚别人有什么问题，尤其是成年人。我以为我能让他们走回正道。珍珠女孩都比我年长，好像也都老大不小了：她们怎么能笃信那种胡说八道呢？
“不行，”梅兰妮挺严厉地对我说，“你就待在柜台后面。我不希望你和她们讲话。”
“为什么不行？我可以搞定——”
“她们会费尽口舌把你这个年纪的女孩骗走，跟她们回基列。她们会说，珍珠女孩在拯救女人和女孩。她们会迎合你们的理想主义。”
“我才不会信那套胡说呢！”我愤愤不平地说道，“我又不是他妈的脑死。”我在梅兰妮和尼尔面前不常爆粗口，但这种话有时候会自己冒出来。
“管好你的脏嘴巴，”梅兰妮说，“给人印象很差。”
“抱歉。但我不是傻瓜。”
“当然不是，”梅兰妮说，“但你别去招惹她们就好。只要我收下小册子，她们就会走的。”
“她们的珍珠是真的吗？”
“假的，”梅兰妮回答，“她们的一切都是假的。”
尽管梅兰妮为我做了那么多，但始终感觉有点疏远。她闻起来就像我去一栋陌生的房子做客时闻到给客人用的花香味香皂。我的意思是，她闻起来不像我妈妈。
小时候在学校图书馆里，我最喜欢的一本书讲的是一个男人落入了狼群。他决不能洗澡，因为一旦洗去狼群的气味，狼就不认他了。对梅兰妮和我来说，好像也很需要叠加那层族群的气息，那种会把我们标记为“我们”的东西。但始终没有那种感觉。我们自始至终都不是很亲昵。
再有就是，尼尔和梅兰妮不像我认识的别的小孩的父母。他们在我身边显得太小心，好像我是不堪一击的。好像我是他们代为照管的纯种猫；你会觉得自己的猫理当和你很亲近，因而随随便便地照顾就好，但别人的猫就不一样了，因为要是被你弄丢了，你会非常内疚，而且和丢了自己的猫的内疚截然不同。
还有一件事：学校里的孩子们都有自己的照片——很多很多老照片。从他们出生到长大，他们的父母会拍下每一个瞬间。有些孩子甚至有自己出生时的照片，他们会带到学校，在“秀图讲故事”的环节里给大家看。我以前觉得那挺恶心的——又是血，又是粗壮的大腿，小脑袋就从两腿之间钻出来。他们还有婴儿时代的照片，几百张都有。这些孩子就连打嗝的时候都会有几个大人端着相机围着，叫他们再打一次——好像他们要活两遍，第一次在现实中，第二次在相片里。
那种事却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尼尔收藏的老相机都很酷，但我们家从没有真正能拍照的相机。梅兰妮对我说，所有早年的照片都在一场火灾里烧光了。只有傻瓜才会信这种话，我就信了。
现在，我要把我做的蠢事及其后果告诉你们。对于自己的表现，我并不觉得自豪：回头去看，我明白了那有多么愚蠢。但当时我不知道。
我生日前一周，有一场针对基列的抗议游行。有一组新近发生的处刑现场的影像资料被偷运出了基列，在我们的新闻里播出了：女人们因异端邪说、叛变、试图把婴儿偷运出基列而被吊死，依照他们国家的法律，偷运婴儿算是叛国罪。我们学校的两个高年级放假了，所以我们可以作为“全球社会意识”组织的成员去参加抗议游行。
我们做了标语牌：不和基列谈条件！为在坏基列挣扎的女性争取正义！妮可宝宝，引路之星！有些孩子还做了绿色的牌子：基列：扭曲气候科学的大骗子！基列想让我们被烤熟！配的是森林大火、死鸟、死鱼和死人的照片。有些老师和家长志愿者会陪我们去，确保我们避开暴力事件。我很兴奋，因为那将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抗议游行。但就在那时，尼尔和梅兰妮说我不可以去。
“为什么不可以？”我说，“别人都会去！”
“绝对不可以。”尼尔说。
“你们总是口口声声说我们该如何捍卫原则。”我说。
“这事不一样。黛西，这不安全。”尼尔说。
“人生就是不安全的，你自己说过的。反正很多老师也会去。这是课程的一部分——要是我不去，就会丢学分！”最后这段纯属胡说，但尼尔和梅兰妮希望我有好成绩。
“也许她可以去，”梅兰妮说，“如果我们让埃达陪她一起去呢？”
“我不是小孩子，我不需要看孩子的跟着我。”我说。
“你说什么胡话？”尼尔对梅兰妮说，“那种场合到处都趴着媒体的人！会上新闻的！”他抓扯着头发——仅剩无多的头发——这表明他很担心。
“重点就在这里！”我说。我们要举的标语牌里有一块是我做的——大大的红字配黑色的小骷髅头。基列＝头脑之死。“重点就是要上电视！”
梅兰妮用双手捂住耳朵。“我头好痛。尼尔说得对。我现在不许你去了。你整个下午都要在店里帮我忙，讨论到此为止。”
“好，把我关起来吧！”我说着，跺着脚走进自己的房间，用力甩上门。他们不能强迫我。
我上的是怀尔中学。这个名字源自弗洛伦斯·怀尔，她是很久以前的雕塑家，学校大厅门口就挂着她的照片。梅兰妮说，一看就知道这所学校会鼓励学生发挥创造力，尼尔说，还会敦促你理解民主自由，学会独立思考。他们说这些都是送我去那所学校的原因，其实，他们总的来说不赞成私人学校，但公立学校各方面的标准都太低了，当然，我们应该为改善公立教育体系献出一份力，但他们也不想让我被某些年轻的毒贩用刀子捅伤。现在，我认为他们选择怀尔中学还有另一层缘由。怀尔中学在出勤率方面极其严格：你根本不可能逃学翘课。所以梅兰妮和尼尔总能知道我在哪里。
我不喜欢怀尔中学，但也不讨厌。那只是我走向现实生活前必须经历的一段路，很快，我就能看清现实生活的大致走向了。不久以前，我想当个小动物兽医，但后来觉得这个理想太孩子气了。兽医之后，我又决定当外科医生，但后来在学校里看了一段外科手术的录影，把自己看恶心了。怀尔中学的学生们有的想当歌手，有的想当设计师或做其他创意工作，但我五音不全，笨手笨脚，干不了那些行当。
我在学校里有不少朋友：讲八卦的朋友，都是女生；交换作业的朋友，有男有女。我确保自己的成绩比我实际能做到的差——因为我不想受人瞩目——所以我的作业没有很高的交换价值。不过，室内和户外运动的成绩好一点没关系，我的体育分很高，尤其擅长篮球这类强调速度和高度的项目。组队的时候我是很抢手的人选。但在校外，我过的是很拘束的生活，因为尼尔和梅兰妮太神经质了。梅兰妮不允许我在大商场里闲逛，因为那种场所已被瘾君子污染了；尼尔不允许我去公园玩，因为那种地方总有奇奇怪怪的男人。也就是说，我的社交生活等于零：所有社交类型的事情都要等我长大了才能做。在我们家，尼尔的魔力咒语是不行。
但这一次不同，我不打算妥协：无论如何，我都要去参加那场抗议游行。学校租了几辆大巴送我们去。梅兰妮和尼尔想方设法阻挠我，还给校长打了电话，重申他们不允许我去，于是，校长也叫我留在学校，我向她保证，说没问题，完全明白，我会等梅兰妮开车来接我。但是，负责点名的只有大巴司机一个人，他又搞不清谁是谁，所有人都拥在车门口转来转去，家长和老师们也没留意，压根儿不知道我不能去，所以，我和一个不想去的篮球队队友换了学生证就上了大巴，还挺为此得意的。
一开始，抗议游行挺振奋人心的。地点在市中心，邻近立法大楼，其实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行，因为谁也游不成，所有人挤成了一团。有人做演说。有个女人因清除致命的放射物死于基列殖民地，她的加拿大亲戚谈到了奴隶劳工。基列国内大屠杀幸存者组织的领导人讲述了被迫北行到北达科他州的经过：难民像羊只般被圈禁在空无一人的废弃城镇里，没有食物，没有水，几千人惨死，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寒冬向北步行到加拿大国境线，他举起少了几根手指的手说：冻掉的！
接着，圣怀会——专门帮助逃出基列的女性的难民救助组织——发言人谈到那些女人一生下孩子就会被残忍地夺走，如果你试图把孩子抢回来，他们就会指控你对上帝不敬。我没办法听全所有的演说，因为音响系统时好时坏，但演讲者要传达的意思已足够明白。现场有许多妮可宝宝的海报：基列所有的孩子都是妮可宝宝！
接着，我们学校的队伍喊起了口号，高举标语牌，别的人也举起各自不同的牌子：打倒基列法西斯！即刻救援！就在那时，一些反对派也举着他们的牌子冒出来了：封锁国境线！基列管好你们自己的荡妇和杂种，我们这儿够多了！停止入侵！回家自撸去！这些人中间还有一队穿着银色长裙、戴珍珠项链的珍珠女孩——她们的标语牌写的是偷孩子的人去死吧！归还妮可宝宝。我们这边的人就朝她们扔鸡蛋，砸中了就欢呼，但珍珠女孩们仍保持着那种呆滞的假笑。
混战爆发了。一群穿黑衣、戴面罩的人开始砸店铺橱窗。突然出现了很多穿戴防暴装备的警察。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窜出来的。他们敲打护盾，向前挺进，还用警棍挥击学生和大人。
之前我还挺得意的，但这时我害怕了。我想抽身，可人太多、太拥挤了，我根本动弹不得。我看不到别的同班同学，人群都很惊慌。人们推来挤去，又是尖叫又是呼喊。有东西撞到了我的肚子：我猜想是谁的胳膊肘。我的呼吸加快了，还能感到眼泪涌出了眼眶。
“往这边走。”我身后响起一个沙哑的声音。是埃达。她揪住我的衣领，把我拖在身后。我不确定她是怎样清出一条路的：我猜想她是踢开了别人的腿。就这样，我们走到了暴乱后方的一条街，后来他们在电视上就是那么说的，一场“暴乱”。我看到现场录影的时候心想，现在我算是知道身在暴乱中是什么感受了：就像溺水。这倒不是说我有过溺水的经验。
“梅兰妮说你大概在这儿，”埃达说，“我送你回家。”
“不，但是——”我不想承认自己害怕了。
“赶紧的。没有如果。也没有但是。”
那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自己：我正高举牌子，大喊口号。我料想尼尔和梅兰妮会暴跳如雷，但他们没有。相反，他们很紧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尼尔问道，“你没听到我们是怎么说的吗？”
“你们总是说，人应该挺身反抗不公正的现象，”我说道，“学校也是这么教的。”我明知自己这次很过分，但还是不打算道歉。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梅兰妮说道，但不是对我说的，而是对尼尔。“黛西，你能去帮我倒杯水吗？冰箱里有冰块。”
“可能还不算太糟。”尼尔回答。
“我们不能碰运气，”我听到梅兰妮说，“我们要转移，像以前那样。我来给埃达打电话，她可以安排一辆货车。”
“没有现成的退路，”尼尔说，“我们不能……”
我端着水回到房间里。“怎么回事？”我问。
“你没有作业要做吗？”尼尔说。
三天后，“寻衣猎犬”遭了一次入室抢劫。店里有警报装置，但还没等任何人赶过去，盗贼们已经抢完走人了，梅兰妮说警报器就是这点不好。盗贼们没能找到钱，因为梅兰妮从不把现金留在店里，但他们拿走了一些穿戴艺术品，还洗劫了尼尔的办公室——把他的文件扔得满地都是，还偷走了一些他的收藏品：几只钟，几台老相机，一个堪称古董的发条小丑玩具。他们放了一把火，但尼尔说手法太业余，所以很快就被扑灭了。
警察来了，问尼尔和梅兰妮有什么怨敌吗。他们说没有，一切都好——大概是流浪汉想搞些钱续毒品吧——但我听他们的语气就知道他们很担心，每当他们说些不希望我听到的事情时就会那样讲话。
“他们拿走了那台照相机。”我走进厨房时，尼尔正好对梅兰妮说道。
“哪台？”我问。
“哦，就是一台老相机。”尼尔回答。继续抓挠头发。“但是很罕见的一台。”
打那以后，尼尔和梅兰妮越来越紧张了。尼尔定购了一套新式报警系统放在店里。梅兰妮说我们或许要搬家，但等我开始问这问那时，她又说那只是说说而已。对于闯门夜盗一事，尼尔宣称没有造成太大损失。他说了好多次，反而让我去琢磨：除了他心爱的老相机之外，还造成了哪些实质性的损失呢。
夜盗之后的那天晚上，我发现梅兰妮和尼尔在看电视。平日里他们并不真的在看——电视机总是开着的——但那天晚上他们看得很专注。警方发现了一个珍珠女孩的尸体，她死在和另一个珍珠女孩同伴合租的公寓里，身份资料上只说明她叫“阿德丽安娜嬷嬷”。她的脖子上绑着自己的银色腰带，腰带的另一头系在门把手上。法医说她死亡已有数日。公寓楼里的另一个租客觉察到异味才报警的。警察判定是自杀，说用这种方式勒死自己是很常见的。
电视上放出了死去的珍珠女孩的照片。我仔细地看了看：因为她们穿着打扮都一模一样，有时候很难区分谁是谁，但我记得她最近来过“寻衣猎犬”，发宣传册。她的同伴也下落不明，新闻主播说她叫“萨丽嬷嬷”。电视上也放出了她的照片，警察向民众呼吁：如果见到此人，务必向警方报告。基列领事馆对此尚未表态。
“这下坏了，”尼尔对梅兰妮说，“可怜的姑娘。太惨了。”
“为什么这么说？”我说，“珍珠女孩是为基列卖命的。她们恨我们。人人都知道啊。”
他俩双双看向我。那种眼神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哀伤，我想是吧。我都蒙了：他们为什么要在乎啊？
真正坏到家的事发生在我生日那天。早上还挺正常的。我起床，穿上怀尔中学的绿色格子呢校服——我提到过我们有校服吗？穿好绿袜子后，我套上黑色的绑带鞋，再按照学校仪容手册里规定的样式把头发扎成马尾——不能有碎发飘散——然后下楼去。
梅兰妮在厨房，那儿有个花岗岩的岛式厨台。我更喜欢学校食堂里那种树脂环保材料的厨台，你可以透过树脂玻璃看到里面放了什么——有个柜子里放了一只浣熊的骨架，所以，总有东西吸引你的眼神。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厨房岛台吃饭。起居室里当然有餐桌，那是给晚餐聚会预备的，但梅兰妮和尼尔从不邀请别人来吃晚饭；他们只会邀请别人来开会，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前一晚就来了几个人：餐桌上现在还留着几只咖啡杯和一只盘子没收走，盘子里有薄脆饼干的碎屑和几颗干瘪的葡萄。我没有看到是哪些人，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上楼去自己的房间了，不管我到底闯了什么祸，我只想躲开余波震荡。那件事显然比不听话更严重。
我进到厨房，在岛台边坐下。梅兰妮背对着我；她正在往窗外看。透过那扇窗，你可以看到我们家的院子——圆形的水泥地台中央种了些迷迭香，天井里有户外桌和几把椅子——还能看到前门外的街角。
“早上好。”我说。梅兰妮唰的一下转过身子。
“哦！黛西！”她说，“我没听到你下楼！生日快乐！十六岁要开心哦！”
在我赶着上学之前，尼尔一直没下来吃早餐。他在楼上讲电话。我稍稍有点不开心，但也不是很气恼：他常常心不在焉。
梅兰妮和平常一样，开车送我去学校：她不喜欢让我独自搭公车去上学，哪怕公车站就在我们家门口。她说——她总是这么说——反正她要去“寻衣猎犬”，可以顺路送我。
“今晚有你的生日蛋糕，还有冰淇淋。”句尾的语气略有上升，好像她在提问。“放学后我会来接你。我和尼尔有些事要跟你说，现在你已经长大了。”
“好的。”我应了一声，心想，准是要说男孩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之类的破事儿，我在学校里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肯定会超尴尬的，但我必须熬过去。
我想说我很抱歉去抗议游行了，但我们已经到学校了，所以我就没说出口。我默默地下了车；梅兰妮一直等到我进了校门。我朝她挥挥手，她也朝我摆了摆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挥手——平常都不会的。我猜想，那其实是某种形式的致歉吧。
那天学校里的事，我不太记得了，因为，我为什么要记那些事？太普通了。就像你从车窗看出去的景象一样平凡无奇。万事万物匆匆掠过，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都没什么要紧的。你不会特别记取那样的时刻；只是一种日常，就像刷牙。
在食堂吃午餐时，几个平常互换作业的朋友对我唱起了“生日快乐”。还有些人拍手。
然后就到了下午。空气很闷，时钟好像走得越来越慢。我坐在法语课堂里，我们本该要读柯莱特的中篇小说《米索》里的一段，讲的是一个歌舞剧院的女明星把两个男人藏在自家衣橱里。这既是法语课的教材，理论上也为了教育我们：以前女性的生活状况有多么恶劣，但我觉得米索小姐的生活也不算恶劣嘛。把美男子藏进自己的衣橱——我还巴不得自己能这么做呢。但是，就算我认识这么英俊的男人，我又能把他藏在哪儿呢？我自己的卧室衣橱肯定不行，梅兰妮会立刻发现的；就算没被发现，我还要负责喂饱他。我顺着这条思路多想了一会儿：我可以偷带什么样的食物上楼，而不会被梅兰妮发现呢？奶酪和饼干？和他做爱更是门儿都没有：让他迈出衣橱就已经太冒险了，衣橱里也没有多余的空间让我和他都挤进去。这就是我在学校里常常走神做的白日梦，只为了打发时间。
不过，这确实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问题。我从没有和任何人约会过，因为我从没有碰到任何我想约的人。那种事似乎不可能发生。怀尔中学的男生们都没戏：我是和他们一起从小学升上来的，见过他们挖鼻屎，有些男生小时候还尿过裤子。你不可能对记忆中的那些形象产生任何浪漫的想法。
事到如今我有点郁闷了，过生日就会引发这种情绪：你一直期待魔法般的转变，但等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为了让自己别睡着，我会拔头发，从右耳的后面，每次只拔两三根。我知道，这样做太频繁就会拔出一小块秃头皮，但我养成这个习惯才几周而已。
终于熬到了放学，可以回家了。我沿着地板锃亮的长廊往学校正门口走去，然后迈出校门。下着毛毛雨；我没带雨衣。我朝街道两边看了看，没看到在车里等我的梅兰妮。
突然间，埃达出现在我身边，穿着她的黑色皮夹克。“走吧。我们上车。”她说。
“什么？”我问，“为什么？”
“是尼尔和梅兰妮。”我端详她的神色，我看得出来：肯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糟糕的事。如果我再大几岁，我肯定当场就会问明白，但我没开口，因为我想把得知真相的瞬间尽可能往后拖延。我突然想起读过的小说里出现的词汇：无以名状的恐慌。读的时候它们只是文字，但形容我当时的亲身感受是再贴切不过了。
我们一上车，她就把车开起来了。我说，“是谁发心脏病了吗？”我只能想到这种事。
“不是，”埃达说，“仔细听我说，别对我大呼小叫的。你不能回你家了。”
我的胃里更难受了。“那是怎么了？火灾？”
“爆炸，”她说，“汽车炸弹。在‘寻衣猎犬’外面。”
“该死。店毁了吗？”我说。先是夜盗，现在又有爆炸。
“是梅兰妮的车。她和尼尔都在车里。”
我一言不发地干坐了一分钟；我无法理解这句话。什么样的疯子想杀死尼尔和梅兰妮？他们是如此平凡。
“所以，他们死了？”我终于问出了口。我浑身发抖。我试着去想象爆炸的场面，但脑海中只有一片空白。黑色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