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治平很快就到了。他走进后院的客厅，一眼看到张之洞满脸病容，惊道：“怎么啦，病了？”
张之洞苦笑道：“我昨天在床上躺了一天，胸口被棉絮堵了似的，手脚无力，昨晚服两剂孙大夫开的药，今天好多了。”
桑治平问：“好好的，怎么病了，什么病？”
张之洞小声说：“其实我没有生病，是让人给气病的。”
桑治平觉得奇怪：“谁还有这个本事，气得总督大人生病？”
“你先看看这封信。”张之洞将袁昶的信递给桑治平，说，“过会儿节庵和叔峤两人来，你就别说我昨天气病的事。他们两人是学生辈，不要让他们笑我太没胆量。”
桑治平接过袁昶的信，笑道：“人无气不立。该气愤的事还是要气，气得病倒也是正常的，不能说没有胆量。”
张之洞说：“年轻人面前还是不要说，给我点面子。”
桑治平不做声了，全神贯注地看起皖南道的密信来。难怪令素日气壮如牛的制台病倒，这是一份多么令人憎恶的参折啊！朝廷中怎么竟有这等容不得别人能干的小人？皇上的这道上谕也荒唐得可以。
桑治平如此在脑子里嘀嘀咕咕的时候，梁鼎芬和杨锐一前一后走进了客厅。待他们坐下后，张之洞说：“大理寺卿徐致祥告了我一状，皇上要两江的刘坤一来密查我。”
梁、杨二人听了这几句话，都惊愕不已。
“你们看完桑先生手里的信，自然就清楚了，请你们过来，是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桑治平把信递过来，梁鼎芬接过，杨锐凑过脸去，迫不及待地和两湖书院的山长一道看起来。
“岂有此理！”三十五岁的杨锐依然年轻气盛，信还未全部读完便禁不住叫了起来。
三十一岁的梁鼎芬比杨锐性格沉稳些，他扶了扶鼻梁上的黑框近视眼镜，说：“袁昶这个人，我在京师见过一面，那时他在户部做员外郎，却不知道原来是香帅的门生，是及门的还是私淑？”
张之洞淡淡地答：“他是我同治六年典试浙江时中的举。”
“哦。”三个人几乎同时说了一声。
桑治平说：“此人难得！”
杨锐仍是气愤地说：“江宁派人来密查，就让他来好了，我们人正不怕影斜，脚正不怕鞋歪。”
梁鼎芬思索好一会儿说：“香帅一心为国，尽人皆知，徐致祥上这样的参折简直是丧心病狂。王藩台也是一个少有的大才，骂他聚敛，也没有道理。不过，我在广雅时，也曾听人说过，王藩台精明过分了点，难免招人怨谤。赵总文案也有人说闲话，说他与包闱赌的彭老板金钱上有点牵扯。所以，依晚生之见，不能轻视徐致祥这份折子。”
张之洞不喜欢梁鼎芬说的话，沉下脸说：“不要听信谣传，王之春、赵茂昌我了解，没有什么事。”
梁鼎芬一怔，本想再说下去，赶紧打住了。
张之洞转脸问一直没有开口的桑治平：“你说说，这事该如何对付？”
桑治平思忖片刻后说：“我倒是赞同节庵的说法，不要太轻看了徐致祥的这道参折。徐致祥诚然是个嫉贤妒能的小人，但他住京师，说的却是广东和湖北的事，我想一定是有人在中间挑唆，怂恿徐致祥出面。这是一。其次，徐致祥的这份参折能得到皇上如此重视，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支持，支持他的人非同小可。”
张之洞眼睛盯着桑治平，脸绷得紧紧的，没有吱声。杨锐、梁鼎芬也都全神贯注地听桑治平的分析。
“这挑唆的人和支持的人，我们今后慢慢地去查访，眼下最主要的事是寻求对策。我倒以为，刘坤一那边会好说话。他既然找袁昶商议，而袁昶又冒险给我们通风报信，估计袁昶在刘坤一面前会尽力将此事冲淡。刘岘帅为人不拘细节，不是那种阴险害人的人，料定他不会太过不去。倒是有另一个人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另一个人？”张之洞轻轻地重复这句话。脑子里在迅速地寻找这个人。杨锐也在努力地思索着。梁鼎芬脑子里突然浮出一个人来，莫非是指他？但事关重大，刚才又受了训斥，他不敢贸然讲出口。
“徐致祥的折子说的大多是广东的事情，上谕既然叫刘坤一来武昌密访，依我看，必定会叫两广总督李瀚章在广州就地查访。李瀚章这个人倒是要认真对待的。”
梁鼎芬心中一喜：果然让我猜中了！
张之洞点点头说：“仲子兄分析得很有道理，徐致祥的抄件也同样会往广州寄一份。李瀚章虽与我无直接嫌隙，但李鸿章与我多年政见不合，做哥哥的定然向着弟弟，倘若无端生出些是非来，也是件麻烦的事。”
桑治平忙接下这个话头：“正是这个话。苏东坡的名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是一座庐山，从左边看或是从右边看，从上面看或是从下面看，就不相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都是这样的，从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出不同的结果来。比如说广东开禁闱赌那件事，理解的会说是为筹军饷而迫不得已，不理解的会说是拿国家抡才大典来赌博不体面，倘若遇到要存心为难你的，他便会说，这是亵渎圣贤，有辱斯文。所以，对一件事情的叙述，叙述者本人的心思如何关系大着哩！”
张之洞体会出桑治平话中的含义。看来广东那边是一定收到类似江宁的寄谕。粤省更不容忽视，如何对付清流党的箭靶子的老兄呢？见桑治平看着自己，嘴角边动了两下却没有发出声来。他明白，这位当年古北口的隐士可能有什么秘密话要说，碍于杨锐、梁鼎芬二人在场，不便开口。正在这时，赵茂昌推门进来，对张之洞说：“大人，铁政局会办徐建寅先生来信说，马鞍山煤矿有不少老百姓挖小煤窑，对煤矿干扰很大。他请大人将此事与谭抚台商议，叫巡抚衙门向江夏县打招呼，要江夏县颁发一道禁令，禁止附近百姓擅自挖煤。”
张之洞借这个机会对杨锐说：“叔峤，你回文案室去，先给徐会办代我回一封函，说这事马上就和谭抚台商议，一定要制止乱挖小煤窑。”
杨锐答应着即刻起身。张之洞又对梁鼎芬说：“节庵就也先回书院去吧，你好好想想，明后天再到我这里来谈一谈。”
待众人都离开后院小客厅后，张之洞问桑治平：“他们都走了，你要说什么就说吧！”
桑治平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有话要背着他们说？”
张之洞笑道：“我察言观色，知道你有只能对我一人说的好主意。”
“刚才节庵说的，有关王之春和赵茂昌的闲话，不瞒你说，在广东时，我也听说过。当然，王之春是个能干人，大的方面还是可信赖的，不过，若是广东有人跟他过不去，不检点的事两三件堆在一起，也就很碍眼了。”
“你是说，王之春和赵茂昌都经不起访查？”张之洞刚刚放松的脸又绷了起来。
“是的。”桑治平面色严峻地点点头。
“怎么办呢？若有谕旨下来，李瀚章肯定会去办的，他和刘岘帅不同。”张之洞心里忧虑起来。
“有办法。”一个想法在桑治平的脑子里形成了。“我们来它个针锋相对。”
“怎么个对法？”
“这件事交给王之春去办。”桑治平指着袁昶的密信说，“这里也提到他王爵堂，不妨让他看看。他看后保证坐不安了，心里急得很。”
“让王爵堂去上疏为自己辩护吗？”张之洞的脑子里充满了怀疑。
“不是的，本人辩有什么用！”桑治平压低了声音，“这件事，你完全不出面，由我来跟王爵堂说，叫他背地里查一下子李瀚章督鄂时的老账。同治七年到光绪八年，李瀚章在武昌做了十五年的鄂督，难道他十五年间就一清如水，没有一点事？那年我在子青中堂那里，亲耳听他说过湖北的盐政弊端大，官方走私是公开的秘密。湖北官方走私食盐，若没有李瀚章的同意是绝对行不通的。我看就叫王爵堂专门细查那十五年的盐政，就会查出大的问题。那时叫他悄悄地到广东去一次，当面去见李瀚章，把这事告诉他。说是你派他来的，问他此事如何了结。”
张之洞高兴地一拍大腿，霍地站起来：“仲子兄，这是个好主意！世人说李家积累的财产，可与乾隆朝的和坤相比。李瀚章任鄂督十五年，还真不知道他括去了多少民脂民膏。再说这事让王爵堂去办也合适。只是，要他保密，不能让谭敬甫知道了。”
“这我知道。谭敬甫那人是担当不了一点事情的。”桑治平稍停一会又说，“你想过没有，此事若是太后当政的话，会不会出现？”
张之洞思索片刻说：“至少太后不会叫人来武昌密查，会直接问我本人。”
“皇上对你并无成见，看来是有人在影响着皇上。”
“你说的是翁同龢？”
“很有可能。”桑治平凝神说，“那年开禁闱赌的事，他就从中作梗。自从他执掌户部来，处处为难，铁厂的银子他有意压下大半年才批，这些年他对你的作为干扰不少。我估计这事极有可能又是他在作怪。”
“若是翁同稣存心跟我作对，我也真拿他没办法。”张之洞面色忧郁地叹了一口气，“自古权臣在内，无立功于外者。这种事不幸让我碰上了。”
“也不必这样悲观。”桑治平劝慰道，“从前曾涤生在外带兵，皇上、太后身边掣肘他的人还少吗？他虽然也常有这种叹息，毕竟还是立功于外了。”
张之洞说：“曾涤生的家书家训，我读过多遍，他那种履薄临深、战战兢兢的悲苦心绪跃然纸上。只求不得罪东家好来好散，一个中兴第一名臣居然抱这种心态，令人怜悯。曾涤生晚年习黄老之术，一味委曲求全，这点我做不到。我修身不到家，性子又急躁，怕难得像他那样。”
“曾涤生那样压抑自己，我看也不可取。尽人事而听天命，不要管那么多，能做到哪一步就是哪一步，问心无愧就行了。”
张之洞说：“我正是你说的这种态度。我努力去做，他权臣要干扰就让他干扰，我也不去巴结他，祈求他。大不了做不成事，我就去读书作文吟诗词。赤条条来，赤条条去，随心任性地在人世间走一遭，这才是大丈夫！”
“壮哉！”桑治平不由得由衷赞叹，“不过话又说回来，巴结祈求大可不必，但如果能遏制权臣，不让他得逞，那就更好了。我看此事还得想办法让太后知道，由太后来制止，才确保无事。否则，尽管刘岘庄和李筱荃都不说坏话，翁同龢若存心要整的话，还是会想出别的主意来的。”
“怎么让太后知道呢？醇王爷也不在了。”说到醇王，张之洞心里好一阵难受。几多难事，都是靠的他才办成了，真正是恩重如山啊！可惜，他去世时连祭灵的机会都没有。“也不能去找子青老哥。他年迈体弱，不好让他为此事跑园子去见太后。”
“是呀，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事情传到太后的耳朵里，让她出面说两句话就好。”桑治平自言自语地，他一时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
两个人都托着腮帮子想着。忽然，桑治平的脑子闪过一道光亮：“上个月，曾有一道为太后治病向各省求良医妙方的上谕，当时你跟我商量过，我劝你不要去理它。为太后献医本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治好了，赐你几百两银子，这几百两银子对你无用；治不好，或者万一出差错，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张之洞说：“是的，我和你的看法一样。你现在重提此事，是不是想利用荐医的机会给太后送口信。”
“对，我是这样想的。”桑治平望着张之洞说，“你有合适的好郎中吗？”
“好郎中是有。”张之洞想起了一个人。“不过，即使是我极力推荐的好郎中，要能得到太医院的通过面见太后也是很难的事。再说，他就是见到了太后，又怎么能跟太后说起这事呢？退一万步，他能说，太后愿听，他拿什么做凭证呢？总不能把袁昶的信拿给太后看吧！”
是的，张之洞说得有道理，面见太后不易，见面时也只能瞧病不能言及国事。看来，这条路不通！桑治平在心里思索着，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让徐致祥的参折见邸报！桑治平突然间想起了这个办法。太后一定会看邸报的，看了邸报就会知道这件事，但这也有不相宜处。因为一旦上邸报，也就通报全国各省了，张香涛会同意丢这个脸吗？况且引起大家议论，影响之辞就会变为真事，反为不美！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别的路子可走呢？一向主意较多的桑治平陷于思路困顿之中。张之洞也在努力搜寻着旧日京师的僚属友朋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可递口信的人。一个个的人名出来，又一个个地被否定。蓦然间，桑治平想起一个人来。
“如果能让李莲英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太后，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张之洞摇摇头说：“这条途径也不好。莫说我不愿意通过他传达此事，即使愿意，李莲英这个人，你又如何能去接近他？我在京师十多年，从来没有这条道上的朋友。”
张之洞的断然拒绝，使得桑治平在失望之中又不乏对张之洞的敬意：毕竟不愧是清流出身，不愿降格去阿附太监总管，比起别的督抚来，人品上还是要高一等。但这事该怎么办呢？
张之洞说：“你先去和王爵堂谈对付李筱荃的事。太后那里，眼下看来没有合适的人，只有等待机会了。”
真是天助张之洞。过两天，一个绝好的机会降临他的头上。这天上午，他接到来自西安的信：他的姐夫陕西巡抚鹿传霖定于下月初七日启程前往京师陛见皇上。
张之洞看了这封信后，欣喜异常。将事情的原委告诉姐夫，请他在陛见皇上后再去颐和园向太后请安，就这个机会面奏太后，这比别的任何一条路子都来得可靠而便捷。苦苦思索几天后的一个难题，终于由一个偶然的机遇给妥善解决了。这个事情给张之洞一个很大的启发：外放十年了，京师官场日渐隔膜。长此下去，外官是做不好的，必须有一个非常信任的人处在朝廷要害部门，才能探知朝廷中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由谁来做这个事呢？仁权久居北京，对朝廷内外情势有些了解，但他不宜做这种事。一则因为他是自己的儿子，易于招人注意，二来他为人拘束，这种事也办不好。正思忖问，杨锐推门进来，悄声地对张之洞说：“我这几天帮助王藩台清查李筱荃鄂署任上的盐政，查出了不少事，至少有三百万两银子去向不明，估计都流人他的腰包了。过两天再核实清楚后，我将陪王藩台去一趟广州，向李筱荃摊牌。有这一招，谅他不敢在徐致祥这件事上与我们为难。”
张之洞微笑着点了点头，猛然想，就让杨锐去充当这个角色，他一定可以胜任。
“叔峤，你不要陪王藩台去广州了，我交给一个新的任务，你去京师，并且今后就长住在那里，不回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杨锐瞪大眼睛望着张之洞。他觉得老师的这个决定太突兀也太费解了：长住京师做什么？
“坐下吧，我慢慢地对你说。”望着杨锐那虽早已而立却仍充满青春朝气的神态，张之洞将请鹿传霖面见太后的想法告诉了自己的得意弟子，然后神情严肃地对杨锐说：“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即安置一两个完全可靠的人在京城做事，以便更多地得到一些朝廷内部的消息，随时与我保持着联系。你是最合适的人，我请你去担当这个角色。”
见杨锐依然满脸惊疑，张之洞怡然笑道：“叔峤，你不要紧张，也不要有什么不安。我蒙同治、光绪两朝圣恩，又是太后特别超擢的总督，我对朝廷，对太后皇上忠心耿耿，别无二志。我让你去京师呆着，决不是要你做什么间谍之类的勾当，也不会叫你做违背朝廷律令的事，只是希望有一个我十分放心的人在京师多了解一些情况。这次若不是刘岘庄恰巧叫袁昶去商议，我们至今还蒙在鼓里。若有一个手眼宽阔的人在朝廷，也就不至于这般被动了。”
杨锐明白了老师的意思，他为难地说：“大前年，我听恩师之劝，回四川乡试，好容易中了个举人，却又没有考上进士。我眼下无官无职，在京师冠盖中简直微不足道，我能为您做什么呢？”
张之洞说：“这些我都想到了。你去京师后在仁权那里住下来，然后去拜访子青老相国。我有一封书信交你带给他，他会安排你进内阁，做一个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官位虽不高，但位置重要，你在那里可以接触上至大学士、各省督抚将军，下至京师各衙门的小官吏，可以获得许多别人轻易得不到的东西。你把中书舍人做好，到时，我会想办法通过别人的手来提拔你。”
听了这话，杨锐心里很激动。杨锐一边在湖广督署幕府里做文案，一边也在努力准备会试。前年他没考上，杨深秀却以晋阳书院山长的身分中了进士，分发吏部。这使杨锐既羡慕又自责，并暗地发誓，下科一定要考上。一旦进内阁做中书舍人，身在京师官场，参加会试有许多有利条件。若没中式，以一举人而有此地位，也是极好的待遇。中书舍人既有进士出身，也不乏举人出身的，并不妨碍迁升。这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去处。只是杨锐对自己肩负的重担仍有顾虑：“恩师，进内阁做中书舍人，这是学生梦寐以求的位置，只是学生资质鲁钝，能力有限，深恐有误恩师的重托。”
张之洞安慰说：“我一生教过许多学生，也阅历不少官场士林中人，一个我所熟悉的人，他有多大的才干，能做多大的事，我心里是有数的。你若实在不是这块料子，我也不会让你去。你不相信自己，你要相信我，放心去吧。鹿抚台初七从西安出发，他的随从多，走得慢，你一个人，单骑匹马无牵无挂走得快，估计他到彰德府时，会在二十八九。今天初十，你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在二十七八日左右赶到彰德府，与他会合。若万一在彰德府错过了，你就继续往前赶在顺德府、正定府一带与他会合也行。退一万步，就是在保定府与他见面也行，只要赶在进京城前见到他就行了。”
杨锐说：“这点请恩师放心，我明天收拾下，后天出发，二十五六日我一定会赶到彰德府，在那里等鹿抚台的车骑。”
十二日，杨锐带着张之洞的信离开武昌北上。十五日，王之春也带着两个随从，离开武昌南下。李瀚章到广州任两广总督时，王之春还在广东做藩司，彼此很熟悉。王之春到广州的第二天，便轻易走进督署大门，得到李瀚章的接见。
李瀚章今年六十九岁，但并不太见老，他的五官脸型都与二弟颇为相像，个头却矮了两三寸。李瀚章书读得并不好，功名只是一个拔贡。他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二弟又是曾国藩的惟一人室弟子，因为有这些背景，他获得了曾国藩的信任。曾国藩创办湘军伊始，正是用人之际。曾氏用人，最看重血缘、师生、同乡这些关系。曾国藩亲自向朝廷请求，将他分发湖南。咸丰四年李瀚章来到湖南署理永州县令，曾国藩要他在东征局办粮饷。李瀚章办事勤勉，为湘军东征部队供应粮饷出力甚大，得到曾国藩的器重，很快便升为江西赣南道，再迁广东督粮道。李瀚章官运极好，一路亨通，由道员升按察使，再升布政使。同治四年，入仕十一年的李瀚章便擢升为湖南巡抚，到了同治七年便升为湖广总督。从那以后直到光绪八年，李瀚章在湖督任上前后呆了十五年。其间有四次暂时离开武昌任职别地，而代替他总督两湖的则是他的二弟李鸿章。那时，二李的母亲还健在。十五年之间，她稳居武昌督署不必离开，因为无论是前任还是继任，都是她的儿子。李老太太享受的这种殊荣，普天下父母找不出第二个。在那种母以子贵的时代，一个女人做到这种份上，也可谓风光至极，无以复加了。
论功名，李瀚章连个乙科都未中，论军功，他连战场都没上过，但他则在短短的十三四年里，完成了从七品小县令到正二品大总督的仕途。在承平年代，这是很多进士翰林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在那个战争年代，也是没有军功的文人所终生望尘莫及的。但李瀚章做到了。曾国藩的提携，李鸿章的赫赫功勋，固然都是他飞黄腾达的重要原因，而李瀚章本人的能耐也是决不可忽视的。
李瀚章的能耐，只是四个字：精心做官。他一辈子的心思都不在如何做事上，而是用在如何做官上。官场的那一套已被他琢磨得精熟烂透，运作得炉火纯青。他的一生几乎无任何骄人的德政可言，然而一生却顺利亨通，节节高升，差不多没有遇到任何挫折坎坷。说他是官场中的福人也可，说他是官场中的庸人也可，他的的确确是中国封建官场中的出色代表。
十天前，李瀚章就接到了与刘坤一几乎完全一样的内阁来函：一道上谕、一份徐致祥参折的抄件。上谕中的话略微不同的是“就地查访”，而不是“去武昌密查”。
出于对清流的厌恶和对张之洞的嫉妒，李瀚章接到这份内阁来函后暗自欢喜。他立刻派人去奉旨查办。有几个受过张之洞训斥的道府官员闻讯后，主动来督署控诉张之洞对他们的无礼，更有不少多次乡试未中的老秀才提起开禁闱赌来便义愤填膺，痛骂张之洞是此事的罪魁祸首。查访的结果对王之春也不利。他在彭玉麟手下做湘军营务总管时期，以及做雷琼道时期，都有人怀疑他在账目上不清白。还有人揭发他在清泉老家置良田五百亩，在衡州府里有店铺七八家，他的这些家财来路都经不得过细盘查。至于赵茂昌，则有住澳门的王姓闱赌老板揭发他私受二万两银子，又有新会商人梁某揭发他敲诈其家祖传的琥珀念珠一串，价值八千两银子。李瀚章准备将这些写成扎扎实实的奏折，将张之洞狠狠地治一下，出出他们兄弟多年来压在胸口的一腔闷气。、当王之春在他的面前，出示一份同治七年至光绪八年湖北盐务往来账目细表时，他的那一股与不法之徒抗争的凛然正气立即消失殆尽。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眼中，他自己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法之徒。擦干额头上的虚汗，定定心后，李瀚章也将上谕、徐致祥的参折以及他奉旨查办的实录，全部拿出来交给王之春。王之春不能不从心里佩服张之洞、桑治平的高明。他面不改色地对李瀚章说，这都是小人的诬陷。并感叹，替朝廷办事太不容易，宽则玩忽职守，重则招致怨恨，张大人和他本人都深知这一苦处，故在查盐务账目发现这些疑点时，并不急着上报户部，而是特为来广州咨询李大人。李瀚章表示，深谢张大人的好意，天下官场一个道理，小人也是处处都有。于是，两人心照不宣，彼此的裂缝都相互弥补了。最后，李瀚章说，奉旨查办，没有查出一点事来也不好交代，且赵茂昌的劣绩证据确凿，不便推卸。王之春也同意抛出赵茂昌，接受这个丢卒保车的决定。
一个月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先后给朝廷作了禀报，两个折子几乎由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张之洞为官勤谨，王之春办事有方，徐致祥所说皆影响不实之辞，经访查均无实据。督署总文案赵茂昌不洽舆情，物议颇多，受贿情事严重，应予革职查办。
与此同时，鹿传霖也到了北京。陛见之后，受慈禧太后召见于颐和园。慈禧知道鹿传霖与张之洞的郎舅关系，谈话之间不免问到张之洞。趁着这个时候，鹿传霖将徐致祥奏参之事向慈禧作了禀报。慈禧笑了笑对鹿传霖说，言官多喜风闻奏事，张之洞做过多年言官，应该懂得，不必放在心里。过些日子，光绪进园子请安，慈禧随意对他说了一句听说徐致祥参劾张之洞，此事不要看得太重。光绪听了一怔，他没有想到深居颐和园的太后居然已知道此事，而且态度很明确地偏在张之洞一方。他回宫后告诉翁同龢。翁同龢本想借这个机会狠狠地杀一杀张之洞锋芒毕露的骄矜自得之气，看到刘坤一、李瀚章的奏报，特别是探知太后的意思后，便只得打消这个念头，吩咐内阁拟一道上谕下发：武昌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赵茂昌，违法渎职，现已查明敲诈受贿，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被史家称为“徐致祥大参案”的这一事件，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收了场。这是张之洞仕宦生涯中一场有惊无险的风波，更是近代中国官场史上一个极具典型意味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