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几天，张之洞在处理完日常政务后，就和桑治平一起商谈如何治理山西的问题。有时半夜醒来，他也会为此而再也不能安眠。他深深地体会到，比起当年做洗马、学政来，巡抚身上的担子要重十倍百倍以上。
经过近一个月的查访、询问，尤其在与卫荣光的恳谈后，山西的情况，张之洞已是胸中有数了。卫荣光那夜归纳的贫困、捐摊、罂粟、藩库的几大弊病确实很严重。还有一个大问题，卫荣光没有说到，张之洞是强烈感受到了，那就是山西官场的腐败：贪污普遍、受贿成风、公事懈怠、惟务钻营。好的官吏，除开卫荣光所开列的外，张之洞也听说还有几个，但在整个官场中，这些人只占少数。正如卫荣光所说的，山西已是一个烂泥坑。究竟怎么办呢？张之洞苦恼着，焦虑着。
他想，首先应该把这些情况如实向太后、皇上禀报，要取得朝廷的谅解和支持。
罂粟要铲除，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几十年来，对鸦片的禁弛，朝廷反反复复的，一会儿禁，一会儿弛，现在又居然公开征税。既已征税，岂不意味着合法！若是有人据此抗拒铲除罂粟呢？这是一场牵涉着许多人利益的大事，必须要请得圣旨，才能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在全省各地全面铺开。
捐摊这件事更应该详细奏明。因为这实际上是户部的失职而强加给山西的额外负担。岂有百年前核的价，一直沿用，不做丝毫调整的？山西几乎不产绢绸了，为什么还要山西出这份贡品？山西是贫省，岂能以十两银子的高价来代替一匹绢绸，这不是勒索吗？张之洞真不明白，这是户部的那些老爷糊涂、不负责任，还是朝廷无钱，有意将负担转嫁各省？十两银子代一匹绢绸，究竟是户部作出的决定，还是负责绢贡的官员想出的主意，以贪污中饱？三十多年前，曾国藩曾说过京官颟顸、外官贪劣的话。张之洞想，现在的情形应该合起来概括：京官颟顸又贪劣，外官贪劣又颟顸。今后无论是加补铁捐的报销，还是免去绢绸的进贡，都必须得到户部的同意。此折必须尽快拟。
清理库款，此事尤其要上报。张之洞曾多次从久任地方大员的堂兄和姐夫那儿得到过做官的真传：为官一任，必须要做一两件醒目的大事。琐琐碎碎的小事，做得再多，付出的辛劳再大，到头来似乎都值不得一提，年终朝廷考绩时，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自己都不好意思上报，而值得报的事又没有，结果朝廷的考核只能是平平而已，擢升无望。只有集中力量做它一两件大事出来，把它做得有声有色，做得熠熠生辉，什么时候说起来都脸上有光，甚至在你离任多少年后，当地的百姓还记得起、数得出。这种政绩最为重要，是擢升的最好凭据。张之洞将这种为官真传牢记于心，深信这是十分有用的秘诀。张之万和鹿传霖仕途顺遂、官运亨通，无疑得力于这个真传的巧妙运用。年过不惑有着十多年仕途经历的新巡抚知道，在禁罂粟和罢捐摊这两件大事上，要做出满意的成效来，将是十分不容易的。当年以道光爷那样的英明和威势，以林则徐那样的刚强和睿智，鸦片都没有禁得下来，到后来引起了土药的全国泛滥，可见这种东西对世俗人的吸引之大。现在山西少说也有数十万人在种，有上百万人在吸，要想根除，谈何容易，只不过尽其力而为之罢了。至于罢捐摊，朝廷支不支持还不知道。惟一可办的大事，看来便只有这个清理库款了。一个省的藩库，三十年未清查，说起来骇人听闻，查之于典册，怕可能也无先例。自己动手来做这件事，已是引人瞩目了，清理到最后，总会有一个结果出来，这个结果到底与实际情况吻合多少，谁会来核查呢？只要出以公心，不挟私欲，督促属下认真去办，就上可告慰朝廷，下可安抚百姓了。
真是山西历届前任留给我的一笔最好的仕宦资产，就看我来如何接收了！张之洞不觉兴奋起来，多少日子来的焦虑不安为之一扫。
他安排原在卫荣光手下办文案的三个幕僚，一人草拟一个题目。至于阎敬铭，他决定由自己来给太后亲拟一道密折。张之洞有一种预感，他觉得阎敬铭很快便会在中国政坛上飞黄腾达起来。离开京师那天上午陛辞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慈禧以清脆好听的声音跟张之洞像聊天似的说话，张之洞则以诚惶诚恐的心情、紧张却又得体的语言回答着。慈禧说了一堆诸如“时事艰难，留心政务，若有所见，随时奏明”等套话后，突然问：“阎敬铭这个人，你去年在折子里荐举过他，你平时跟他有联系吗？”
张之洞答：“臣没有见过阎敬铭，也跟他从未有过联系，只是听许多人说阎敬铭善于理财。”
慈禧又说：“阎敬铭这些年据说一直在山西解州书院，你去山西后，要仔细打听一下此人。朝廷连下过几次诏书，命他进京办事，他都以年老多病为由推辞了。你细细去问问，看他究竟身体如何。”
“是。”张之洞答道，“臣到山西后一定去查访此人。”
“阎敬铭能干，先帝在日就称赞过。同治初期那几年，他在山东巡抚和工部侍郎任上也做得很好，为何突然就辞官不做了呢？你见到阎敬铭，问问他，若过去有些什么不痛快的事，十多年了，丢掉算了，朝廷还等他共度艰难哩！”
“是。”张之洞恭恭敬敬地说，“我一定将太后这番心意转告给他。”
“张之洞，你现在是山西巡抚，阎敬铭在山西，能不能劝说他回到朝廷来，就看你的本事了。”
张之洞忙叩头：“臣一定尽力劝说阎敬铭回朝廷为国家办事。”
回到家里，张之洞仔细琢磨着慈禧太后的话，深感慈禧对阎敬铭的眷顾之深、期望之切，这些年来似乎没有人能比得上。阎敬铭过去以侍郎致仕，今年已六十五岁了，若复出，官衔应在侍郎之上。官宦世家出身的张之洞深知结纳朝中大员的重要性。这次若由自己出面来说服阎敬铭复出，自然就与阎敬铭结下一层非一般的关系。何况张之洞和阎敬铭之间还有一层渊源，那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恩人胡林翼。
张之洞隐隐记得，胡林翼在去世前曾有一封信给他，要他到武昌抚署来历练一下，信中盛赞阎敬铭。张之洞忙把过去的旧信札找来，果然寻到了这封信，遂有意将这封信带来山西。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信，连同这封信一起交给桑治平，请桑到解州去一趟，代他先去看望一下阎敬铭，转达殷勤问候之意。
桑治平离开太原后，三个幕僚将奏稿送上来。张之洞一一细看，越看眉头皱得越紧：三份奏稿都没有将他的意图说清楚，其中一份连文句都不通顺。他气得掷回去，命他们重新拟稿。第二天，三份稿子又送上来了。张之洞看后，还是没有一份满意的。他声色俱厉地将三个自以为是的幕僚教训了一顿，叫他们统统卷起铺盖走路。他叹了一口气，心里说道：这卫荣光怎么用的这样一批草包！必须聘几个心地明白又文笔流畅的人来办文案。张之洞第一个想起杨锐。他提起笔来，给杨锐写了一封信。眼下这三个重要的折子，只好自己动手了。
就在张之洞亲自草拟这几份关系山西千家万户利益的奏折的日子里，太原城藩司衙门后院，有几个人也在心神不安地忙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