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了！
我们的瞻对故事似乎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瞻对终于收回了。
辛亥革命胜利了。
但是，且慢，革命的初衷，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是民族、民权、民生，而在当时更激动人心也更为响亮的口号恐怕还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若以清政府的倒台为标志，革命是胜利了。若是用上其他标准，倒可用孙中山后来的话，叫作“革命尚未成功”。因为革命的结果，肯定不是军阀割据，以及因之产生的频繁内战。
而且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革命，必然也会激发多民族国家中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所以，一个国家内部，特别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还未曾有一种国家意识将所有这些民族有效整合时，民族主义这个武器是需要慎用的。道理很显明，看看今天的中国现实，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并没有弄清楚民族主义对这个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祭起这个武器来对付外部挑战，却忽略了这同时会唤起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从而削弱了共同的国家意识，从社会内部产生着动荡与不安。而这个过程，从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了。
从川边藏区来说，随着清王朝覆灭，赵尔丰们的藏区新政也就人亡政息，种种社会改良刚刚初显效果便烟消云散。赵尔丰回任四川总督前，推荐自己得力助手傅华封继任川滇边务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赵尔丰密电傅华封率边军三营驰援成都。傅率部到达雅州，被新军彭光烈部击溃，傅被俘解成都听处。当局劝降，傅华封不从。监禁期间，写成《西康建省记》一书，记述清末康区各地改土归流经过，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情风俗等史实较详。留在藏区金沙江两岸的边军，也都易帜拥护革命，推顾占文为临时督军，驻巴塘。并将边军改为三标，分驻察木多、德格和江卡。攻势改为守势，各据其地，任务也不再是声援西藏，防御英国图谋西藏，而改为防备藏军进攻了。
接下来，先是数年前被赵尔丰大兵镇伏的乡城变乱，当地武装占据乡城后，又攻陷了里塘等地。刚被废除不到一年的明正土司聚兵于川藏大道上的河口，也就是今天康定和理塘之间的雅江县。道孚灵雀寺喇嘛拘押设治委员，整个康区陷入大乱。不久前才被赵尔丰废掉的土司们趁民国初年内地军阀间频繁的内战，驱逐汉官，自行恢复各家对于原来属地属民的统治。金沙江以东赵尔丰所设波密等十余县，也相继被藏军攻陷。
这就是川边地区的民国元年。
1912年6月，尹昌衡得中央电准，将四川都督一职由他人代理，并请得中央接济军费四十万两，自任西征军总司令，率大军西进，加上原驻藏区的边军策应，很快将大部失地恢复，领军到达察木多。云南都督蔡锷也出兵，恢复了盐井等处。这其实只是尹昌衡西征军的第一步，他真正的目标是拉萨。蔡锷领导的滇军也愿意与他合兵继续西进。
这时的西藏是什么情形呢？
1912年2月，清朝皇帝宣布退位，三天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4月，在拉萨的清军向藏军缴械投降，连同清朝驻藏官员被全数驱逐出境。5月，流亡印度三年之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不久，达赖喇嘛接到了改朝换代后的袁大总统的电报，恢复他被“前清”第二次剥夺的达赖喇嘛封号。
袁世凯的电文中说，“现在中华民国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五族和如一家，达赖喇嘛自然被一种深厚的依附祖国之情打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从前的过错应当得到宽恕，他的封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也因此而得到恢复，以期望他能够支持黄教，帮助中华民国”。
袁世山凯在电文中还对辛亥后在拉萨作乱的清军的行为表示了歉意。
但达赖喇嘛却不领这个情了，说他不向中国政府请求原来的官位与封号了，只是“希望履行在西藏的政教统治权”。继而达赖喇嘛在西藏发表声明，梅·戈尔斯坦在其巨著《喇嘛王国的覆灭》中说，这是“一个单方面重申他对全藏统治的声明”。
这个声明中有这样的表述：“几年前，四川和云南的汉族当局竭力使我们的版图殖民化，他们借口保卫商埠，把大批军队派进了卫藏”，“这时清王朝帝国也已垮台了。西藏人受到鼓舞，起来驱逐了卫藏地区的中国人，我也安全地回到了我公正而神圣的国家，我现在正着手把东藏朵康的剩余的中国军队赶出去”。
但这时，尹昌衡大军西进，非但“东藏朵康的剩余军队”不能驱逐，拉萨也将成为他们的进军目标。
任乃强先生《康藏史地大纲》中说：“达赖闻川滇军西征，惧，向英使乞救。英借口保护商务，派兵进驻江孜，为藏声援。”
我们记得，宣统年间，川军进藏，当时的理由也是保护江孜等通商口岸，也是“为藏声援”。这时，却一变为英军进驻，保护西藏了。到此时十多年前，藏方坚决抗英时，清廷任用有泰这样的昏聩大员阻止西藏方面抗英的恶果便显露无遗了。与此同时，噶厦政府还以盐池作为抵押，向英国借款四万英镑，充作军费。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向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出“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并以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相威胁。中华民国中央因此下令尹昌衡停止西征。西征军司令部撤销，改设川边镇抚使府，尹昌衡任川边镇抚使。
尹昌衡在此任上时间不长，民国二年秋，即被解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