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托尔兄弟轰动一时的失踪事件，仍然是各家报纸竞相报道的热门话题。雷兰德从未对任何嫌犯严加防范过，这是他行事风格的一个方面，当然，无疑也正是其缺点所在。因此，尽管警方和港口当局都接获了通知，要他们密切留意失踪了的奈杰尔的动向，但是报纸对此事却未作任何披露。另一方面，有关德里克的传闻流传甚广，人们都知道他是个不幸的年轻人，神经十分衰弱，因饱受丧失记忆之苦，十有八九正在什么地方流浪着。自然，这些都是所谓的“官方说法”。没有什么能像官方说法的存在那样，如此强烈地激发起公众的想像力了：人们在俱乐部和火车车厢里激烈地争论着它的是非曲直；人们坦率地交换着彼此的看法；理发师们再也无法忍受了，甚至牙医都会塞住你的嘴，好让你静心聆听他们陈述自己的意见。布莱顿的种种预感都得到了充分证实。让当地渔民大为光火的是，整个星期六的下午，泰晤士河两岸到处都是业余侦探的身影，他们骑着自行车来到这里，准备借此案件一试身手，每个水闸都被好奇爱问的人们乘坐的方头平底船和游艇挤得满满的；几辆大型的游览车从牛津飞奔而来，他们的冒险精神绝对不会令人失望。
搜索工作并不仅限于泰晤士河的上游地区，或是牛津邻近。摄影术的发明使得我们每个人，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加入到追捕罪犯的大军之中。那张德里克的照片经复印之后登在了某家日报上，那副越发显得模糊不清的嘴脸更增加了人们参与其中的热情——异想天开之下，几乎每个陌生人都被当成是那个被通缉的德里克。至于奈杰尔，警方却一筹莫展。尽管奈杰尔自己常带着照相机，却从未给自己拍过一张。除了一张七岁时的照片，还有一张他的朋友在切尔西为他画的未来派素描，就再也找不到任何他的照片了，而那张素描代表的可以是任何一个男人、女人或是世间拥挤奔忙的芸芸众生。不过德里克的照片倒是现成的，被印在了数千份报纸上，其结果令人备感欢欣。假想中的德里克在阿伯丁、恩尼斯基伦和布加勒斯特被抓了回来，警方不得不一再道歉，随后将这三个人一并放了出来。一家著名的媒体刊登了德里克已经死亡的消息，不过，他死的时候很幸福，非常幸福。不幸的是，同一天，另一家与之竞争的媒体却宣布说，德里克仍然活着，而且还很健康，不过已经丧失了记忆力。这一消息使人们对之前曝光的所谓内幕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但是，尽管有关这件案子的消息尽人皆知，但真正涉及之人却丝毫不为所动。有那么一两位无事可做的先生，对此事表现得尤为热衷，很显然，他们决意要解开这个难解之谜。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有意长期栖居此地，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其中一位叫做伊拉兹马斯·库克的先生，于星期四雷兰德到达之前，在古景旅馆租了一间客房，看起来布莱顿夫妇不得不和他毗邻而居了。伊拉兹马斯·库克先生是个美国人，他平常讲话的吐字发音足以证明这一点。他的长相（除了那副常戴的角质架眼镜）和他的谈吐实在是不怎么相称。人们对于美国来的男性游客，印象通常是他们都非常友好，体格魁梧，肩膀宽阔而结实，带着些许的优越感。但库克先生似乎是那种有点孱弱的男人，他的身子总是佝偻着，所以不经意间，你还以为他是个驼子；他的脸色十分苍白，更因为左脸颊上长了一块黄色的斑而显得越发丑陋；他剪着齐根的短发，所以，他那显然是过早脱发的光秃秃的头顶一览无遗地暴露在我们眼前；他的双手紧紧插在外衣口袋里，一举一动丝毫不引人注目；还有（这可是他的同胞们鲜有的一种禀赋）他似乎压根儿就不愿意与人交往。
然而，不管他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有人却不允许他醉心于此。安吉拉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与陌生人相熟的能力，这些陌生人是否枯燥乏味对她来说并不打紧——她专门和乏味之人待在一起。她养成了一种把听别人回忆自己过往经历的谈话当成是享受的好习惯，正因为如此，她才可以耐着性子听完数小时单调乏味的谈话。库克先生不得不变得活跃起来，甚至吃完晚饭后，他会很顺从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安吉拉坐在古景旅馆略显素净的客厅里织着毛线活儿，脸上带着一种只有织毛衣的时候才会有的满足而专注的神情，而库克先生则不谙世故地倾吐着自己心底的秘密。他好像是美国侦探俱乐部的会员，他的任务是在秋天之前把某个推理小说整理成文，以此作为他继续留在该俱乐部的条件。他一直在距此不远的伯福德蛰伏而居，过着呆板单调的生活，后来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博托尔兄弟的神秘失踪案，于是，他没费什么力气就拟好了故事的框架，就差往里面添加细节了。他问安吉拉这算不算是一种非比寻常的运气。他猜想着如果不是碰上这么档子称心如意的事，可能自己已经带着放大镜，手脚并用地到欧洲去了。在美国，人们非常敬仰此地使用的侦察手段。他向布莱顿夫人保证，博托尔案件每一步事态发展，都会引起大西洋彼岸每一份报纸的极大兴趣。他认为布莱顿夫人不能完全理解他对此事的感受，不过在他看来，英国警方允许业余侦探迷插手这样的案子，作风确实不同凡响。唉，在芝加哥，可以猜得出来，他们会拿着左轮手枪把平民百姓挡在警戒线之外的。这是你可以从英国人那里感受到的殷勤好客的又一例证，这种方式真是与众不同。
对于此类长篇大论，安吉拉一直在专注地听着，直到库克先生开始猜测他是否应该把结交到像布莱顿先生和太太这样如此令人愉快的朋友归功于这起近来发生在本地的悲剧事件时，她才突然意识到有必要向对方透露一下自己内心的想法。否认麦尔斯对这个案子感兴趣是很荒唐的，他每天的行动本身就已说明，这种说法纯属谎言。因此，她转而说了一大堆半真半假迷惑人的话——恐怕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她的丈夫很久以前就和失踪了的那个年轻人相识，因为他正好没什么事做，所以一些生意上的朋友竭力劝他尽其所能解开这个谜团，他的调查和官方丝毫没有瓜葛。她的解释既无搪塞之嫌，又无丝毫泄密之疑，难题就这样被应付了过去。
库克先生向她保证，自己绝非那种将他人的发现据为己有的人，不过，如果布莱顿夫人可以在不破坏彼此间信任的前提下，告知他这场悲剧发生的确切地点，他会将之视为一种莫大的荣幸。把一条将近十公里长的河流从头到尾仔细检查一遍，未免让人感觉有点泄气，如果布莱顿先生已经推断出此案发生的确切地点，而且，如果布莱顿夫人可以让他了解内情的话，那么，库克先生会非常感激的。
“啊，那并不是什么秘密，”安吉拉说道，“你会找到的，现场已经作了标记，不过不是十字形，而是大约十六个光着身子的童子军，他们一整天都潜在水里，希望可以捞到什么东西。或者，即使不知何故他们没有出来，你也一定找得到那个地方，因为它就在一个废弃不用的船屋对面，那里只有一个这样的船屋。如果你沿河而下，那个船屋正好在你的右手边，不过，从另一边走到河边更容易一些，因为那里有条纤路。”
第二天午饭前，雷兰德来了。他和布莱顿坐在草坪上交谈着，刚刚从外面闲逛了一上午回来的库克先生和安吉拉一起透过客厅的窗户留神观察着他们。雷兰德和布莱顿正在仔细检查一些像是照片的东西。
“真是幸运，”库克先生感叹道，“你的丈夫是个摄影专家吧。”
“呦，你是怎么知道的？”安吉拉非常惊讶地问道。
“我不是在吹嘘我的观察力，布莱顿夫人，不过我想，如果一个人近期一直在冲洗照片的话，从沾在他手上的污渍就可以看得出来。”
雷兰德走访了很多地方，有许多发现等着告诉布莱顿，不过，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令人不快的负面消息。在船屋火车站有人记得，有位先生在最后一刻赶上了九点十四分去往牛津的那趟火车，牛津车站的检票员记得，有位坐那趟车的先生没有票，不得不在售票窗口补了一张票；学校的门房记得，有位先生提前了一天前来参加口试。他们对奈杰尔外貌特征的描述基本上是一致的。还有，他曾坐那趟火车返回牛津的事实，也由他的房东太太提供的证词获得了确认：他回到自己的住所时，那位房东太太在门口碰上了他。雷兰德甚至颇费了些周折找到了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在卡菲克斯附近载了一个乘客，又在大约十一点钟把他放在了古景旅馆。
“他的不在现场的证据似乎十分确凿，你不觉得吗？”雷兰德说道。
“是的，不过（正如我所言），就是有点儿太完美了。这个年轻人似乎一直在煞费苦心，希望所到之处都能够给人们留下一些有关自己的印象。你瞧，整件事情环环相扣，看起来就好像他决意要把那一天当中每一时刻的行踪所在证明给别人看似的。不过，也有可能是我想得太多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你找到那天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之间他一直都待在这里的证据了吗？”
这部分的证据似乎有些差强人意。那个酒吧间女招待能够记得奈杰尔到达的时间。她曾告诉他，在那个时候不可能给他上樱桃白兰地，不过，她最后还是给他上了杯姜啤。他在草坪上坐着的时候，她根本没有留意过他，有一次她拿着一封信打他身边经过，倒是看到他还坐在那里，但她不十分确定具体的时间。在对岸露营的那些人确曾看到过他，他们注意到他曾试图给孔雀喂食，但是他们也只能确定是在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的某个时候。除了在十二点一刻，或者也可能是十二点半的时候点了一份午餐之外，他其他时间的行踪尚无法确定。“就算他是在大约十一点一刻给孔雀喂食的，”雷兰德说道，“他也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沿着纤路匆忙离去，做他来此要做的事，然后再回来。”
“不错，但是你并不相信他会那样做，你不相信他会冒这个险。这才是我所认为的真正的不在现场的证据——合乎常情的证据。他并没有费尽心机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比如，他并没有在十二点整的时候冲进酒吧间里点上一杯樱桃白兰地。不，我的感觉是十一点钟之前，奈杰尔一直非常用心地待在可以被别人看得到的地方，而十一点钟过后，他似乎就意不在此了。我感到很奇怪，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见鬼，我认为这一点应该是在暗示着什么。”
雷兰德摇了摇头。“理论上却完全讲得通。我也去斯宾内克农场问过了，但是他们根本说不出那个陌生人的样子。那位老太太只是在那个陌生人匆匆打院子里经过的时候，透过楼上的窗户看到了他。她当时以为他是急着去赶火车的，后来她还探出头去看了看火车是不是吐烟了，因为她急着想知道他是否赶上了火车。”
“那个陌生人看到她了吗？”布莱顿问道。
“看到了，他肯定是看到了。说也奇怪，因为他曾摘下帽子向她致意。对一个急着赶火车的人来说，这种礼貌方式还真是很不寻常。”
“的确。不过，你瞧，他又一次有绝对把握地获得了不在现场的证据。”
“然后我又去问了那个闸门管理员，他非常肯定地说，除了送牛奶的那个男孩和撑着方头平底船在博托尔兄弟之前通过水闸去往上游的那个人之外，一大清早的，他再没有看见周围有其他什么人。他也再没看见过坐在方头平底船里的那个人。那个人回来了吗？（我问。）他不能确定，他认为没有，不过他并没有太注意他。至于那只独木舟，管理员准确无误地描述了奈杰尔的样子，他很肯定船上还有另外一位先生，不过，他没有看见他动过，也没有听到他讲话，因为他几乎一直待在闸墙之外。我问他，难道他不可能是已经动过，把船推出闸门之外了吗？伯吉斯先生仍然坚持（我猜想）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可能是另一位先生把独木舟推离了闸门——当时他好像正站在台阶的最下面一层。这就是伯吉斯先生能告诉我的一切，不过今天早上他又有了新发现。”
“今天早上的新发现？你可没跟我提过这事。”
“我要把它留到最后说。是的，这些日子伯吉斯先生似乎也顾不上他的花园了，一有空闲，他就拿上根渔工们通常都有的那种很长的干草叉之类的东西（你肯定见过），在闸内的河水里翻来搅去。今天早晨，他又在那座桥下距离小岛不远的地方捅捅戳戳的，然后与其说故意而为，倒不如说无意之中，干草叉的钩子上带出一个看上去像是钱包的东西。后来它又掉进了河里，不过伯吉斯在河里找了半天，又把它捞了出来。喏，东西在这儿。”
雷兰德取出一个绿色的皮制钱包，由于河水的浸泡，颜色和形状已经基本看不出来了，不过很显然，这个钱包应该是装钞票用的。他从里面的袋子里掏出两张五英镑的钞票——库克先生就是错把这些钞票当成照片了。除此之外，皮夹子里再没有其他东西了。
“你知道，这真是太有趣了，”布莱顿说道，“我得说，看起来这个钱包是从一具真的尸体上掉出来的。设想一下，如果根本没有什么尸体，那个德里克只是在玩失踪的把戏，那么我们找到一个不那么贵重的纪念物（比如一双鞋子）乱扔在那里，想必是有可能的。而且，即使他不得不把钱包当做废物一样扔掉，里面放上一张钞票也就够了。不过，钱包确实经常从衣袋里掉出来，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当然，我们根本没有证据证明这就是德里克的钱包。”
“恕我直言，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这是德里克的钱包。我给他的银行发了电报，向他们了解过去的三个星期里德里克提取的所有钞票的号码，这两张纸帀的号码就在其中。”
“噢，真是再好不过了……真是他的钞票——其中的两张。看起来钱包确实像是无意间掉落的。那就可能意味着，要么是他正好在离桥不远的地方碰上了什么人，然后可能是在扭打的过程当中钱包掉了出来；要不然，那里就是独木舟翻进河里以及尸体跌落水中的确切地点。我看不出还有其他任何的可能性，除非这是一次荒唐至极的意外。”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请注意，这里离装着胶卷的那个烟袋被找到的地方并不远。”
“有一个小男孩要见您，先生。”女店主进来通报，突如其来的声音倒把他们吓了一跳。
布莱顿颇下了一番功夫才和童子军们混了个相熟，他确信一定是这些非官方的盟友中的一个在找他，还有，这肯定意味着他们有了什么发现。向雷兰德道歉之后，他匆匆忙忙赶到前门。他的预料完全正确，缠结在一起的头发表明，这位客人刚从水里出来不久，凌乱的衣服似乎在暗示着，他之所以把它们套在身上只是为了勉强表示出一种礼节罢了。他的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黑色的东西。
“找到那位先生的钱包了，先生。”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