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六日，因下人糊涂而生气，自笑七情之易动也。
早起，读韩诗，清理拜客单。饭后出门。因下人糊涂，生气，自笑七情之易动也。拜客，至酉初归。夜记《茶馀偶谈》一则。
曾国藩的日记，越来越让人看不下去了，越写越乏味。
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他越来越忙了，好歹是个领导干部了，单看看他今天的事项，清理拜客单。要出门拜访的人，已经需要一份长长的单子了，这么多重要的人物，一个一个的拜访过来，读书写日记的时间，自然就越来越少。
第二，他越来越沉稳，越来越历练。此前所读的那些书，此前所思考的人生问题，这么长时间以来在他的大脑里慢慢发酵，最终构成了他全新的心智模式。事实上他越来越趋近于达到倭仁所要求的做一个新人的标准。只不过，无论是倭仁还是他自己，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变化是呈趋势递进的，他最多只能感受到别人越来越尊重他，而他自己，同样是越发的拿自己当回事。
去年的大年初一，他两次冲车夫发火，这叫形迹外露，沉不住气。而今年他只是生气，生过气后付之一笑。
总之一句话，这家伙越来越阴险了，不动声色渐成行为本能，再也不是那个让人围着进行大批判的善良青年了。
二月二十九日
早起，读《魏世家》。旋请客一席，申正散。下半天会客，与筠仁弟久谈。
这或许是曾国藩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日记。
这篇日记，有何重要之处呢？
此日记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时间。
这篇日记，作于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此后他的日记突然消失，直到十二年后，到了咸丰八年，他的日记才又重出江湖。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是一个断代的节点，由此而始，你将不会再读到他此后十二年的日记了。
是不是他越写越没意思，干脆停笔不写了呢？
他的确是越写越少，但在这十二年中，他至少应该有五次日记写作高峰，他仍然在写，并坚持写到生命终结。可这段时间的日记，全部神秘的消失了。只是因为洪秀全的帮助，他的日记才重出江湖。
那洪秀全，又是如何帮助他写日记的呢？
这个问题，说起来话可就长了。
本章所涉曾国藩年谱纪事：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35岁。
三月，钦派会试同考官，签分第十八房。
五月初二日，升授右春坊右庶子。
六月，转补左庶子。
九月，升授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甚受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