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了“西部人”这三个字才觉得它如此沉重。沉重不是因为质量，而是它的庞大。如同常识告诉我们的：同样的体积，金比铁重，铁比石头重。庞大的西部占有了大半个中国，中国因为有了西部才显得壮阔而辽远。
因此，描述西部人，就不能像描述“上海人”或“北京人”或“广东人”，或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人那样轻松，那样目标集中、特色鲜明、一抓就准。西部人不是一条流域内的男女，不是一座海湾旁的人等，也不是一片里弄中的居民，更不是几条胡同里的住户；那是人群的汪洋，是浩瀚的人类无穷的特色之花盛开不衰的一部分，是闪烁异彩的面孔繁星般地照耀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片天空。
面对这片天空，所有想用简短的文字说清楚西部人特色的人，都有可能变成那只试图吃天而又无处下爪的老虎。就拿西部居民之一的藏族来说，他们既是马背上的迁徙者又是田野里的收获者，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双重背景，苍茫的草原帝国和同样苍茫的青稞庄园几千年的流变，使他们具有了难以概括的丰富性和幻变无象的不定性。光谈这一个民族，哪怕仅仅谈论他们的人格特征、行为习惯，就是一部大书而不是一篇小文。况且这样的谈论很可能会变成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比较，变成藏族与汉族之间的比较，而绝不是关于西部人一般行状的概括和描述，也不是关于我对“西部人”这样一种特殊的人文现象的关注和思考。如此便违背了本文的初衷，跑题十万里，专欲难成文，贪多不得，务大不逮，我又何苦如此呢？好在古人早就为我们想好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王安石也说：“有所不为，为无不果，有所不学，学无不成。”那么，就让我举起“有所不为”旗号为我的避难就易开脱塞责吧：非我不能也，孟老师和王老师的教诲不可违也。“可以有为”的时候，我有必要声明，此文中所谈的“西部人”，就民族来讲，以汉族为主，就地域来讲，以青藏高原以及陕、甘、宁、新为主。别的，暂且不“为”，或尽量少“为”。
据我的经验，常年待在西部的西部人其实并不知道西部人有哪些特点，一是因为缺乏跟外地人的比较，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见过小个子的人怎么知道自己是大个子呢？二是因为地道的西部人都羞于自夸自命，与生俱来的腼腆和羞涩让他们谨言慎行惯了，常常是卑以自牧的，哪里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三是因为西部人虽然不矜不伐但也懒得检讨自己，检讨是一种人生体检，搞得好了可以两处得益，既发现了弱点也看到了特点，可惜他们不擅此道。有了这三点，西部人对自身的认识就难免糊涂，很难有一二三的列举、甲乙丙的说明。然而自觉的“列举说明”并不等于表达的全部，表达既可以是语言和文字的，也可以是行为和肢体的。他们可以不说却不能不做，西部人就是西部人，只要活着，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会让自己仿佛领有使命般地通过举手投足把那种西部味儿浓浓烈烈地表现出来，表现得就像1976年的春天那样充满了飙尘万里的苍凉和寄世人间的幸运。
1976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右派陈源从祁连山深处的八宝劳改农场逃跑。这是一次匪夷所思的成功，但逃跑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兴奋，面对茫茫原野，他顿时有了举足维艰的感觉：他从监狱来，他到哪里去？偌大一个世界，竟想不出一个可以容留他的地方。他顶着阳光照耀下的劳改犯的光头，穿着污迹斑斑的劳改犯的蓝色棉衣，标志鲜明地来到了祁连县城，目的似乎已经不是逃跑而是为了让人发现。但让他意外的是，所有看见他的人虽然都带着诧异的目光，却没有丝毫不友好的举动。他甚至在地质队的食堂门口一伸手就要到了八个大馒头，又在县委招待所带火炉的门房里找到了暂栖一宿的床铺。就这样，在那么多温情的眼光绵绵不绝的关注下，他大大方方地在祁连县城待了两天，然后向东而去。向东的路上，他就像一粒被风掀起后不知落往何处的尘埃，飘过了辽阔冷凉的俄博草原，飘过了茂密阴暗的仙米森林，飘过了水势盛大的大通河，飘过了冰天雪地的达坂山，最后飘到了西宁。漫长的两个多月里，他不停地得到人们的帮助，不仅没有挨饿受冻，而且有了一顶遮盖光头的皮帽子，换掉了一身格外扎眼的劳改棉衣。等他走在西宁的大街上，张望着省会的繁华拥挤时，他已经和别人没什么区别，再也不是一个具有“罪孽”标记的劳改犯了。在西宁的日子里，他躲在先他释放的难友老贺家里，完成了促使他逃跑的两件大事，一是带着怨尤写出了自己的申诉材料，二是流着眼泪写完了一首酝酿了几个月的长诗：《悼念周总理》。他说：“老贺，借给我点钱，我的目标是北京。”老贺给了他三十块钱，他又一次飘走了。
陈源的结局并不乐观，就像他自己说的：“我要是不离开高原就好了，高原人厚道，害人的人少。”他在北京仅仅待了两天，就又一次成了一个劳改犯，一个被押回祁连八宝劳改农场后加了刑的劳改犯。好在不久就是“四人帮”的粉碎，两年后又是改革开放，“右派”陆陆续续得到了改正，陈源出来了。出来后的陈源直到去世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以为“厚道”的青海，尽管他是山东人，在山东可能会活得更滋润、更舒服。
这是一个发生在特殊年代里的故事，它也许并不能说明同情心、厚道、人情味等这些一个落难右派所能敏感地捕捉到的美丽存在，在西部人身上具有普泛的意义。但如果就我狭窄的接触、极其有限的视域，在二十年之后还能遇到同样的事情，那就不能说它仅仅是个特例孤证了。
1979年冬天，在拉萨从事太阳能产品推销的王力明接待了两位素昧平生的客人。客人从成都来，拿着一张白纸条儿，对王力明说：“这个人你认识吗？”王力明看了一眼说：“好像去年来过西藏，我们见过一面。”客人说：“他让我们来找你，说我们晚上可以住在你的店铺里。”王力明说：“我的店铺已经盘出去了，要住只能住我家。”两位客人住下了，白天出去旅游，晚上回来睡觉。王力明忙，也不陪着他们，只请他们吃了三顿饭。五天后客人要走，说：“我们想走一趟青藏公路，路上你有没有认识的人？”王力明说：“格尔木有一个，也姓王，叫王什么贵，他是老师，你们可以住在学生宿舍里。”说罢就写了地址，也是一张白纸条儿。三天后，两位成都客人坐着长途公共汽车来到格尔木，拿着白纸条儿去找老师王什么贵。老师王什么贵说：“王力明还记得我？我们已经四五年不联系了？他怎么样？还好吧？你们想住学生宿舍？那不行，学生都放假了，宿舍不送暖气，要住就住我家吧。”两位客人在他家吃住了两天，要走了，说：“我们想去西宁，西宁你有没有认识的人？”王什么贵说：“有啊。”说罢，从备课本上撕下一溜儿纸，写了地址。两天后，成都客人到了西宁，住在了王什么贵介绍的朋友家，他就是我的中学同学刘钧。刘钧后来告诉我，在他们家住过几天的那两个四川人一个叫高海涛，一个叫李伟，都是成都一家电动工具厂的工人，厂里没活儿干，跑出来转转。走的时候他们一再地说：“青藏高原的人真是太厚道了，认识不认识就敢让人在家里住，这在我们四川是绝对不可能的。实话告诉你，我们从成都到拉萨，从拉萨到格尔木再到西宁，将近一个月，行程四千多公里，才花了不到一千块钱。”这样的事情太平常了，我和刘钧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即使不是朋友，那也得靠啊，不然你就寸步难行。
厚道就是“厚”之“道”，就是以“厚”为“道”。厚道之于西部人如同鸣啭之于布谷鸟，是声誉的依托，它像一座大厦的基础既普通又重要，普通得让人忘记了强调，重要得让人失去了对不良后果的警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昆仑山脚下、柴达木腹地的格尔木有个叫郝志东的干部因贪污公款而自杀，许多认识他的人都去为他吊唁并对他的妻子女儿说：“头抬起，脸别红，谁说他是贪污犯？我们不承认。”一副挽联这样概括了他短暂的一生：对来客鞠躬尽瘁堪为高原大方人，够朋友死而后已不是人间贪污鬼。郝志东是个不抽不喝不吃不穿的人，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接待来客上。这是他的嗜好，是出于性情、本于乡土、源于祖先的举动，几乎是情不自禁的。来客有旅游的，有探险的，有采访的，有写生的，有什么目的也不抱胡乱瞎转的。一拨接着一拨，一拨传给一拨：“你们去找郝志东吧，那人特好特热情。”于是就不断有人来“麻烦”他，他也就不断地“不亦乐乎”起来，常常是这样说的：“哪有什么过路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到家了到家了，千万别客气。”他的接待当然少不了好烟好酒好茶好饭，有时候还要管住，还要陪他们上路——租车的费用、路上的吃喝、宿营的帐篷、急救的氧气袋、御寒的皮大衣等等，等等，都是由他主动提供的。他不是旅游局，不是政府接待站，他哪儿来那么多钱？只有借工作之便一点一点挪用，时间长了，次数多了，累土成山，积水成渊，漏洞越来越大，等到不补不行的时候，挪用已经变成贪污了。
这样的“厚道”顾此失彼，这样的“人情味”功不补患，是西部人为人处世的畸变之属、异化之种，当然也就不应该是我们所钦佩、所仿效的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郝志东的同情，放弃对“厚道”的激赏，因为不是其“厚道”之精神错了，而是其“厚道”之方法被贫穷扭曲了。救困扶危、仗义疏财本是中国人美中之美的道德，可你是一个工薪阶层，你没有多少余钱，你仗什么义疏什么财？经济是永恒的依托，没有这个依托，美德之大厦就不可建立，人格之桥梁就无从架起，为了“厚道”而挪用贪污或者倾家荡产的变数，就只能是一个好事变成坏事的可怕过程，你的悔恨、妻子儿女的眼泪，早已使“厚道”成了法律的祭品，忏悔者的法庭在审判金钱之罪的同时，也让“厚道”站出来陪着被审，虽说只是影子，但也是脱不了干系的阳光下的阴影。西部人，什么时候能够富起来，什么时候不再为“厚道”付出损害自己甚至毁灭自己的代价，什么时候能够坦坦荡荡地“厚道”一把，如释重负地“仗义疏财”一回呢？要知道“厚道”不仅仅是付出，更重要的是享受，是无边幸福笼罩下的精神享受，是光荣之路更是光明之道，是得其所哉，其喜洋洋者也，而不是郝志东式的绝望，永远不是。
我曾听一个河南警察对我说：“西北人有点傻，好骗。”什么意思呢？又是一个让人难以评说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个探险家，谁也不认识他，但是他来了，也是投靠，也是张三托李四，李四再托王麻子，王麻子又把他从西宁托到了柴达木。柴达木的人热心接待，然后又接力棒似的托了下去，先是锡铁山矿物局，后来是花土沟油田，再后来是茫崖石棉矿，最后托到了新疆的若羌县。警察一路追过来，让那些传递接力棒的好心人恍然大悟：原来他不是什么探险家，而是一个四处行骗的犯罪嫌疑人。厚道的人们一个个都受到了追究，一个个都感到委屈：“我们怎么知道他是骗子？他脸上又没刻着字儿。”河南警察一脸的不理解，说：“他都住到你们家里了，你们怎么连他的身份也不问问清楚？你们真是太老实、太好骗了。”
其实西部人也知道自己的毛病：太老实，太容易受骗上当，太喜欢不分青红皂白地厚道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真是无用，我们比起外地人简直就是傻子。”但他们又日日夜夜面对着一个不太容易让人随机应变的环境，面对着一些过度地欣赏着他们，廉价地赞美着他们，当然也极其不希望他们改变自己的人。这种环境、这些人、这些欣赏和赞美的存在，促使西部人有了坚守自我的信心，就像有人在报纸上撰文说的：“我们怎么能因噎废食呢？我们不能因为丢了钱就认为天下所有人都是贼。一个人做人的本钱是偷不去的，除非自己放弃或者抛弃。”
不放弃做人的本钱，这对西部人的人格建树来说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别人，有利于那些不断地、安全地、卓有成效地行走在西部的坦途险道上的外地人。这些外地人来到西部，首先体会到的是无助的尴尬和无奈的恐慌，接着就有了峰回路转的激动——帮助来临了。是的，就像一出戏剧，演了一半西部人才迟迟登场，才让人感到了他们的存在，而且是结实牢靠的存在，是具有大丈夫魅力的胸襟宽广的存在，是带有使命般的胜造七级浮屠的存在。正如一位我的西部同行（记者）告诉我的：人家开车在大荒原上行走，车坏了，方圆几百公里不见村店，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坐着长途汽车翻越冰大坂，大雪封路，无吃无喝，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从内地来这里旅游，一登上昆仑山才发现衣服带得太少，马上就要冻僵，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去西藏猎奇，高原反应让他气憋胸闷，浑身酥软，难以支撑，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要翻越唐古拉山，偶感风寒，一咳嗽就变成了肺气肿，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在沙漠里寻访胜迹，一阵沙暴过后，发现自己已经迷失了方向，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高高兴兴走向牧家的帐房，突然听到几声低吼，一只猛恶的藏獒朝他扑去，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来拉萨走访三大寺，面对一尊尊金身法像、一幅幅奇幻壁画，他什么也看不懂，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他要去阿里考察古格王朝遗址，不知道路怎么走或者已经走错了路，你不帮助他，他怎么办？等等，等等。在这些外地人面临绝地，如暗望灯、如旱望云的时候，西部人兴奋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好像是说：你们终于需要我们了。在这里，厚道的重要就在于，它让你在走出绝地之后发现你的存在形式依然是一个血肉丰盈的躯体，而不是一堆白花花的骨殖；让你在越过死亡线之后发现你的生命境界正在接近高海拔的明亮，从此你将不甘心仅仅盘根于潮湿的洼地，在弥漫不散的阴暗中蝇营狗苟。
然而——我带着非常复杂的心情写出了这个表示转折的词汇，我想告诉大家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时候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得到了帮助，并不是所有西部人群居的地方都依然纯粹是厚道的原野、人情的高地。不太容易让人随机应变的环境毕竟打熬不过时代的变迁，市场经济、商品社会、工业化时代、现代主义这些足可以让原来的风土人情天翻地覆的潮流，绝对没商量地以强劲的气势改变着西部那些民族杂居的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随之而来的是物质生活的有限丰富和人情的颠覆、民风的嬗变、旧道德水准的动摇，是西部人——确切地说是西部城市人——的道德哗变、精神超越。是的，变了变了，不知不觉就变了，西部的城市一个个都变了，城市里的人也都变得让那些老去的眼光不熟悉、不亲切了——头发多彩起来，衣着缤纷起来，神情淡漠起来，行为神秘起来。与此同时，人们或惊喜或悲哀地发现，他们，不，我们自己已经不那么实在、不那么厚道了，已经是一些动着心眼在利己和利他之间左右摇摆的人了。正是这种或惊喜或悲哀的发现，让西部人用意识和眼光在城市和乡野之间画出了一条中间地带，越过这条中间地带走向荒凉和开阔——那就是回到过去，越过这条中间地带走向繁荣和热闹——那就是面对未来。而我们脚踏实地的“今天”，将永远不伦不类地停留在中间地带上，将始终不胜纷扰地处在何去何从的选择中左顾右盼，直到失去一切选择的机会。
说实在的，我不喜欢这样的中间地带，哪怕它仅仅是意识的藩篱。我曾经快快走了出去，走向喧闹和繁荣，惊喜地偷窥了现代都市文明的种种好处；如今，我又走向城市之外，投身于辽阔的原野，在过去的日子里发酵我的情绪，是伤感，是怅惘，是恋旧，或者是别的什么。
是的，真的是过去的日子，真的让我在“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树林里看到了往日的窝巢，真的有许多旧有的情绪突然来访让我情不自禁地唏嘘不已、流连不已。在贫瘠的山乡、简陋的村庄里，在辽阔的草原、无数的帐圈内，在无垠的戈壁、遥远的定居点中，在漫长的公路和铁路沿线，在那些以开发资源为目的的大型企业，在兵站哨卡，在农场牧场，我看到那里的人和那里的生活依旧是原来的样子，人情味一如既往地浓烈着，厚道就像亘古的山脉绵延而去。义气之重、同情之心还似昨天那样给人一种透心透肺的亲切，人与人的关系在原始的明朗和纯粹中定格，吃喝拉撒以简单粗朴的形式打发着一个个毫无变化的复印出来的日子。我每每来到这些地方，无论怎么简陋都有家的感觉，都会觉得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在平静和宁和中送走一个个类似的太阳，迎来一个个不同的月亮。但是，毕竟我已经奢华过了，毕竟我无意把物质享受的标准放在随时都会断裂的生存底线上。我常常会泪如泉涌，为他们的偏然一隅的“一天等于二十年”，为他们小国寡民式的贫贱不“移”、威武不“取”。他们似乎也已经警醒到这种没有变化的日子是不对的，却又无能为力，感叹而已。怀头他拉农场的赵伟志不无酸涩地对我说：“瞧，我们还是老样子。”我说：“老样子好啊。”我几乎是流着眼泪说：“这么厚道，这么实在，还是老样子好啊。”但是我紧接着又问自己：“真的是老样子好吗？是厚道的老样子好，还是贫穷的老样子好？”
当城市里的西部人摩登起来的时候，我感到了失去人情、失去厚道的悲哀；当城市外的西部人厚道如故、人情如故的时候，我感到了贫穷如故的悲哀。难道厚道只应该属于贫穷？难道摩登就应该搭配薄情？这是一个无法回答也无法解决的问题。所谓的“一个脖子两张脸，怎么看都是正的；一个茶壶两只嘴，怎么看都是歪的”，所谓的“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所谓的“取龟必坏塘，求鼠必发屋”，所谓的两难境地，所谓的人生悖论，都是上帝用来难为人类的，就不要再纠缠了吧。临界点上的西部、得失之间的历史，苍茫于我们的眼前，我们还无法作出任何盖棺论定的评说，因为我们根本就看不清楚，我们自始至终都处在踌躇不定的选择当中。我们只能安慰似的告诫自己：当思想面临选择的时候，选择本身就是思想。
西部人变了，至少城里的西部人已经变了；西部人没有变，至少乡间牧野、戈壁沙漠中的西部人没有变。该为西部人失去的宝石唱挽歌的时候，我不应该沉默；该为西部人得到的珍珠唱赞歌的时候，我更不应该沉默。但如果他们既失去了宝石又没有得到珍珠呢？是不是应该唱一首惋惜之歌了？不，惋惜是多余的，我只能说一声：再见——再见了，我的声音。
2003年夏天，陕西卫视科教文频道《开坛》栏目热热闹闹地谈论着一个既空灵又现实的话题：什么是西部精神？邀我去谈的时候，主持人一开始就问：“你认为西部人有哪些特点？”这个问题听着浅显其实很难把握，我啰里啰唆谈了一大堆，事后想起来殊觉难以自圆，只有这样几个关键词大概是不会即可成废的：整体素质上的坚忍不拔、通达乐观、忠于信仰、崇尚自然、助人为乐、感情深笃。主持人当时希望我说得具体一点。我说：“一个人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养路段一待就是二十年，并且还要了无终结地继续待下去；一个人在沙漠里种草种树三十年，并且还要披星戴月地种下去甚至子子孙孙都要种下去，这就是坚忍不拔。一个人在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百分之五十甚至不到五十的冰凉环境中认认真真活着，不在繁华似锦的外界面前自暴自弃，不在雪灾来临的日子里惧怕死亡，也不因为奇迹没有出现而气恼沮丧，这就是通达乐观。一个人投身于世俗而又超拔于世俗，纠缠于贫富而又脱离于贫富，贪婪着生与死的思考，痴迷于自然和偶像的膜拜，忠于未来，忠于内心，忠于自己的精神活动，这就是忠于信仰。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常常把最迫切的诉求附丽在高山大湖的圣洁之上，寄托于风雨雷电的幻变之中，以为草木的存在、动物的存在就是安全的存在、幸福的存在，这就是崇尚自然。一个人付出的时候，能在对方的愉悦中看到自己的欢喜，能在他人的美好中发现自己的内心，这就是助人为乐。一个人把对恋人、对故乡的爱变成了一首从心里长出来的歌：兰州的木塔藏里的经，拉卜楞寺的宝瓶，想烂了肝花花疼烂了心，望麻了一对大眼睛。这就是感情深笃。”
不知道我说得是否恰切，但有一点我是心知肚明的，那就是我的概括仅仅是一部分西部人的表现而且是在本土的表现，对原来就不甚了了的外界人来说，它完全是一种陌生化的表述、意象化的勾勒，仿佛把西部人隔离在了一个花玻璃制造的房子里，朦胧起来，概念起来，当然也就诗意起来，哲理起来，怎么看都是一幅大写意，而绝不是他们期待中斑斓工笔的纤毫毕肖。实际上，外界的人对西部人的真正了解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来过西部，而是因为西部人纷纷然背井离乡，笔直地走向了他们，执拗地在他们的家乡、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或紧张或放松地生龙活虎着。这是一些永远走出了西部或者暂时走出了西部的西部人，是一些漂泊的英华，带着无边苍茫的山河背景和大莽原的熏陶，心急意切地登上了人生的另一个平台。正像事实所呈现的那样，他们在悄无声息中把当年的“全国支援大西北”轻而易举地变成了近二十年的“西部支援全中国”。
因为我也算是一个走南闯北的人，便不断有家乡的人问我：走出西部的西部人到底怎么样？我只能说是纷纷籍籍，不一而足。具体地讲，有发达的，有落魄的；有走运的，有背运的；有很快就放水灌田似的融入当地人群、当地世俗的，有内心高挺做派不群永远和当地人、当地风尚格格不入的；更有不好不坏、忽好忽坏、这好那坏、亦好亦坏的。就跟所有敢于奔赴“新大陆”的“淘金者”一样，荣辱不等，贫富不均，七高八低，怪怪奇奇，肥瘦之差，不可以道里计。如此便天然合理，没有什么值得诧异的。但是，他们既然是西部人，既然在西部地老天荒的自然和斑驳陆离的文化中打过滚儿，则无论他们干什么，无论他们有何长短、有何功败，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精神的西部”所赋予的边远之色、高拔之影，都会以自己明显的“西部味儿”从五色杂陈的人堆里分化出来，人或有侧目，自己却浑然不觉，依旧如故。
离别的时候，不管对方有何反应，那个站在五步之外悄悄地以泪洗面的，说不定就是西部人；分别之后，从来不第一个写信问候，但在漫长的岁月里却是最后一个和你保持联系的，说不定就是西部人；聚餐的时候，虽然腰包里一定没几个钱，却要抢着埋单的，说不定就是西部人；照相的时候，那个站在后排的最边上但却是这个集体中最有本事的，说不定就是西部人；上大学以后，第三年才被选为班长，但却是一个最被人称道、最值得大家信赖的班长的，说不定就是西部人；有着出色的才华，却本能地内敛着，不露峥嵘，善刀而藏的，说不定就是西部人；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却能用良好的知觉一把抓住要害且成功在望的，说不定就是西部人；遇到流氓挑衅，虽然害怕却不退缩，也不考虑自己是否具备对抗的实力就敢往上扑的，说不定就是西部人；听说西部来了人，无论认识不认识，都要倾情倾囊辛苦招待的，一定就是西部人；能在一个“势利”主导人际关系的地方，拿出家中最好的东西，招待陌生客人的，一定就是西部人。
还有，总希望几个知心朋友永远绑在一起做事的，在单位上只跟情投意合者交往而决不跟所有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对顺眼的眉开眼笑对不顺眼的理都不理的，只想帮衬别人而不想代替别人的，不愿意独立作战只希望大家一起上的，总是过低地估计自己过高地估计别人的，说不清楚却干得明白的，动不动就真心称赞人佩服人的，背后说人家好话见了面却不理人家的，自己抽烟一定要先让别人的，喜欢去火葬场给人送行的，同事搬家不论关系好坏都要去帮忙的，单位上有体力活总是跑在最前头的，喜欢自由、喜欢懒散、喜欢工作和休息不分的，当了官不知道应该端架子或者想端架子又总是端不住的，不喜欢接触领导天天奢望领导最好把自己忘掉的，也想巴结领导却永远迷惑于渠道和方法的，感情优于理智的，一次谈两个对象而心理没有负担的，视女色重于领导、重于金钱、重于江山的，到了一个新单位很快和女同事谈恋爱的，感情和性欲并重而不是分裂的，动不动就忧国忧民忧地球忧宇宙的，自己是穷光蛋但见了要饭的却还要大加施舍的，极其容易被眼泪感动的，对邻居的苦难投以最大关注的，狠不得去参加美国黑人大游行的，别人受伤他喊疼的，其实内心十分细腻却要用粗犷装潢外表的，走出了西部总说还是西部好动不动就要回去看看的，路过商店看到电视里有高山、有沙漠、有草原时总要停下来呆看至少十分钟的，家里的电视一旦出现西部的风景就激动得喊起来、唱起来的，喜欢聚在一起喝酒唱歌的，喜欢王洛宾、喜欢腾格尔、喜欢《青藏高原》的，以为牛羊肉是天下最美的食物的（古人也以为羊大为美），探亲回来喜欢送一点土特产或民族工艺品给同事和熟人的，知恩必报从不拖欠人情的，你请我吃一顿我一定要请你吃两顿的，崇尚清谈、阔谈、高谈而忘了明天没钱吃饭的，送人礼物不喜欢送鲜花摆设而喜欢送衣帽鞋袜的，等等，等等，都有可能是西部人。
在这里我当然没有必要罗列优点，也没有必要举证缺点，其实无所谓优缺点，好坏是自知的，在别人看来明显的死相，带给他们的却是好处，在别人眼里突出的风采，带给他们的却是坏处。我亲眼看到一个兰州大学毕业三年后来山东某单位应聘的甘肃人是如何落败于一位领导人偏狭的挑剔。领导人问：“你是西部人？”应聘者说：“是。”领导人又问：“你会不会不听话，不尊重领导，不喜欢领导的批评？”应聘者有点发愣，好像动了动嘴唇。领导人问：“会？”应聘者赶紧说：“不，不会。”领导人又问：“你用什么保证你不会？”应聘者不知如何回答。领导人又问：“西部人脾气大得很，你有脾气吗？”应聘者犹豫了一下说：“有。”领导人说：“有脾气你还到我们这里来应聘什么？还是回你们西部去吧。”受到侮辱的应聘者满脸通红，站起来说：“你对人缺乏最起码的尊重，也就是说你缺乏教养，这个单位有你这样的人做领导，请我我也不来。”据说这位领导人是有前车之鉴的，单位上有个来自新疆的年轻人不仅从来不给他端茶倒水，反而对他粗声大气地说：“这事儿你做得不对，应该是这样的……”他见识了一个性情直率、敢于对领导说“不”的西部人，就把所有来单位应聘的西部人都打入了另册。在这件事情上，西部人无意中表现了他们“吾爱上司，吾更爱真理”的天然秉性，无论是这位来应聘的甘肃人，还是那位敢于说“不”的新疆人，都没有让“西部人”这三个字变成悲哀的垃圾，悲哀的倒是用人单位的这位领导人，也许正是他的极端狭隘使该单位错过了一位能够回狂澜于既倒的珠玉麟凤之才。这个单位后来不幸倒闭了。
当然也有运气不错，歪打正着的：也是在山东，在一座沿海城市，一家刚开业不久的合资公司接受了一个面相困难（我是说找对象困难）、个子矮胖的西部人。有人私下里嘀咕：“怎么把他要来了？咱公司还要不要形象了？”老板说：“没办法，客户介绍来的，将就着用用吧，三个月以后让他走。”但是仅仅过了半个月，这位老板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首先他发现这个外貌不佳的西部人不断地把一些姑娘带到公司里来，这些姑娘个个都楚楚可爱且文化素质不低，至少是大学毕业，甚至还有一个是双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老板琢磨：一个如此丑陋的男人，既没有地位又没有金钱，却能和这么多美丽的异性密切往来，可见他还是有一点本事的。老板渐渐分配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让他去办，结果发现，每一件事情他都办得很利索很到位。三个月过去了，老板亲自出面，和这位幺么小鬼似的西部人签定了三年的聘用合同。我认识这位合资公司的老板，他对我说：“你们西部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太张扬太夸张，常常是言过其实，文过饰非，干打雷不下雨的。你们是喜欢包着藏着，不显山不露水，相处久了才知道不是石头是金子。幸亏当初我多了个心眼，没有马上把他打发掉，他这个人本事大着呢，公司的业务样样都会搞，一个人顶好几个人使，而且要求也不高，我们一个月只给他开四千多块钱的工资。你认识的西部人多，有这样的人才你尽管给我介绍，我们公司要是消化不了，我可以介绍给别的地方。”我带着这位老板参加过一次西部人的聚会，他和所有的人碰杯，以寻找人才的眼光打听人家的简历，完了问我：“这样的聚会还有没有？”我说：“有啊，不仅山东的济南、青岛、淄博、烟台有，全国各地都有。”
的确是这样的。据我所知，目前中国的许多大城市比如北京、广州、上海、郑州、南京、深圳、海口、珠海等，都有不少西部人。这些西部人因为有着不可轻视的成就和大致相同的经历，往往被当地人称做“西北帮”或者以省区为界线称做“新疆帮”、“青海帮”、“宁夏帮”、“甘肃帮”。一个“帮”就是一个无形的人际网络，他们分散在各个行业，互相关照，周而不比，左提右挈，同病相怜，并且不时地聚会，以西部人的习惯吃一顿喝一番，喊喊叫叫，唱唱闹闹，话无忌惮，酒尽人散。聚会在有的地方是定期的，在有的地方是随意的；在有的地方由专人负责，在有的地方是轮流召集；在有的地方是AA制，在有的地方是挨号坐东，偶尔也会有发了财的大老板出面埋单的。有一次我的同学刘莉芝（她在广东省政府工作，负责组织广州市西部人的聚会）从广州给我打来电话说：“昨天我们又聚会了，光《青藏高原》就唱了十三遍，轮着唱，抢着唱，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有《草原之夜》，还有《大坂城的姑娘》，还有《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还有《冰山上的雪莲》，还有《克拉玛依之歌》。过去在西部，这些歌很多人并不会唱，但是一离开西部，就全都学会了。唱着唱着，还流眼泪，好像我们是在外国，再也回不去了，好像我们坐着飞船来到了火星上，再也见不着人类了。”
再也回不去了——一个关于人类离开家园而又寻找家园的永恒而抽象的哲学命题，具象为眼泪、歌声和聚会，写实成一种可触可见的现实人生，折磨着所有在世俗化的大潮中随波逐流的西部人。他们忍受着，咬着牙忍受着；他们失落着，丢了魂似的失落着，并且准备就这样一直失落下去而毫不动摇。是的，尽管“西部”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漂泊者的周身，尽管“博格达”、“昆仑山”、“喜马拉雅”、“河西走廊”、“贺兰山”这些不朽的名词就像磨盘一样重重地压在他们最敏锐、最脆弱的神经上，尽管“西部情结”不仅代表了一种内心的渴念，而且业已成为支撑生命的主要构架，尽管“西部”所代表的已不再是词汇意义上的奥博与高远，而是所有的精神空间、所有的“投机话语”，但走出西部的人却很少有人永远地回到西部，即使在外面混得不好甚至很惨，即使寤寐相感，肠回九转，神经衰弱，彻夜不眠，也不愿再去“荒原”上找回那只丢弃在霜风白露中的老枕头好好地睡一觉了。最多是回去看看，探亲访友，故地怀旧，吃几餐老饭，喝几回陈酒，然后就打道回府了。“府”是什么？是有家的地方；“家”是什么？是有老婆孩子的地方。世俗情境让所谓的“精神诉求”在一种连犹豫都来不及的前提下轰然崩溃。
这就是说，西部人只要一离开西部，再回去就是客人了，而且是远客、是稀客、是叛客。以主人的身份回家乡归故里的荣耀几乎是不存在的。你一回去就有那么多朋友没完没了地招待你，你不是客人是什么？你一回去马上就会感到缺氧的难受、寒冷的难受、气憋胸闷头痛腿颤的难受，你不是客人是什么？你一回去就发现很多你过去龙拿虎跳过的地方——江河的滥觞之地、动物的奔逐之野、感情的寄托之山——你都已经去不了了，你不是客人是什么？你受到了人文和自然的双重排挤，你的心理和生理都已经迅速地不适应高寒带的要求、不符合大莽原的生存标准了。而过去，是你在西部的土地上热情似火没完没了地招待着别人；是你在平野的山顶上游刃有余地左右着稀薄的空气，对付着四时不减的寒流；是你在自然保护区内满怀激情地照顾着江河，体贴着动物，驱散着旷日持久的寂寞。抛弃家园的人最终又被家园所抛弃，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处境，一个以兴奋开始、以忧伤结束的过程。当这个过程临近终端的时候，你发现你已经是一河失去源头的水，只能靠雨水来补充；你已经是一棵失去土壤的树，只能靠盆水来滋养。你会在精神即将枯死的威胁中天天想到“西部”，越想越觉得它已经远远地离你而去了，它现在只是你的一种思念、一种情绪、一段越来越虚幻的往事，只是一个梦，一个永远都不会成真的好梦。于是，一件真诚着也矫情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位回归南方六年的柴达木的“老西部”死前留下遗嘱：“把我的骨灰散在西部的苍茫大地上。”我心说这又何必呢？你让那些依旧活着并且在为你操心的人多累啊！再说，西部的苍茫大地不需要任何人的骨灰，只需要竭尽全力地保留一些好好活着的人，保留一天无上清纯的空气和一片无极干净的大野。
西部人在西部的时候，常常被人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老家在哪里？这就是说每一个西部人都必须把“我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表述成一个形而下的答案：我老家是湖北的。西部人要是离开了西部，又会常常被人问到：你老家在哪里？这次西部人就有些踌躇了，他想说自己生活工作过的某一个西部省区，又觉得自己的籍贯尤其是原籍或者祖籍根本与西部没有关系，想提到那个其实跟他的成长和人格形成八竿子够不着的原籍或者祖籍，又觉得自己从里到外、从小到大都是个地道的西部人，与所谓的原籍毫无瓜葛。踌躇再三，只好详细作答：我老家在河北，五三年父母去了新疆，我从小在新疆长大。诸如此类的回答比比皆是。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连提问题的人也变得精明起来，他不问“你老家在哪里”，而只问“你出生在什么地方”。这样一来就便于回答了，出生地实际上就是那个“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的“快乐老家”，就是那个“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的美丽故乡。
然而，确定了故乡并不等于确定了对故乡的态度，离开西部的不用说会经常提醒自己或表白自己是个西部人，而长期生活在西部的倒是很不愿意让别人以为自己就是个土生土长的西部人。他们喜欢说自己是“下边人”或者“口外人”，因为“下边人”和“口外人”本身就代表一种身份、一种优越感、一种令人一时半会儿看不清楚的深远的背景。西部的人是不排外的，不仅不排外，还有一点谦卑，总觉得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至少他们比土生土长的人会说话，有见识，脑子活。于是常常会有人用很标准的普通话自豪地告诉别人：我们老家是下边的。是的，他没有骗人，在西部的许多地方比如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其实根本就没有土生土长的汉族人，汉族人都是移民，有古代的移民更有近代的移民。西部的历史，如果能够把它劈成两半，一半自然是土著发展史，一半就是汉族移民史。
汉族的移民可以追溯到秦代，由陇西开始，渐渐地一步一个台阶地向西向高而远的地方渗透，依次应该是河西甘肃、河湟青海、朔方宁夏，接着就是古丝绸之路坚忍不拔的拓展，祁连山北南两线成了移民进入新疆腹地的必由之路，然后就是“胡服汉家郎，羌笛丝锦帐”的融合，就是“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的情景，就是“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的异化。尤其是唐代以降，大西域的土地上，远方的汉籍移民源源而来，蜂屯蚁聚，星罗棋布，其成分有商贾，有流徒，有戍卒，有战俘，有屯田者的群落（类似后来的建设兵团），还有混血的后裔、汉化的边民。他们在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里，渐渐丢弃了强迫移民带给他们的沉重悲哀，把自己向来的旧习完全打碎，然后融汇到腥膻万里的壮猛风土中，成了一片和当地的物候时令、地理风貌结合得天衣无缝的西部人的人文风景。有了这样一些古代的移民风景，近代的移民就显得不那么悲壮、不那么哀恸、也不那么突兀莫名了。
近代移民尤其是近五十年的移民是西部移民的历史高峰，在这个高峰里，强迫移民一变而为志愿移民，虽然还有一部分押送而来的刑徒和流放而来的劳役，但多数却是在“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口号下意气而来的拓荒人和建设者，是“跑东跑西，吃饭穿衣”的盲流、生意人和打工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五十年的西部移民已经远远超过了几千年的移民总数，几乎所有深藏不露的神秘一角、远而又远的边关要塞都有了汉族人的足迹。他们是一些一来西部就想当家做主的人，是一些命运把艰难困苦做了最华丽的包装之后送给他们做礼物的人，是一些激动的婚媾一完就悲观失望但又必须厮守到底的人，更是一些用生命、鲜血、汗水、意志、思想、痛苦打造了西部当代开发史的人。他们人微言轻却作用非凡，那些寂寞了无数个世纪的荒原厚土，在他们一见之下惊叫不迭的声音中突然就变成了农场、牧场、家园、企业；那些孤眠了多少个春秋的河山湖泽，在他们永不放弃赞叹的描述中突然就声名远扬而成了旅游胜地、探险工厂。
这就是移民，是除了当地少数民族之外的“西部人”的形成，是关于“我从哪里来”的源流本末的回答。它因此让我们知道了形成西部人特性的三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生存目标杂糅到一起来了；那就是西部空广寒凉的自然对人从外表到心理的抟捏塑造；那就是包括宗教在内的多种文化背景在碰撞碎裂后的新一轮整合。
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人带着本土的人文细菌来到了一个必须近距离集中厮守才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这些人文细菌便互相打架、交叉传播，或者叫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很快形成了一个左右着移民内部关系的始“乱”终“治”的交流平台。实际上，人文细菌的感染比起生物细菌的感染来，更具有潜在的力量，主动进攻和主动吸纳的姿态作用于人的欲望和思想，时时刻刻都在撕破封闭僵硬的外表，互相间的适应、迁就、学习、容忍，乃至玄黄不辨，水乳不分，将会蘖生出新一代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种子，那便是八方移民在这个簇新群落里渐渐开花的精神气质，便是西部人“九转丹砂牢拾取”的秉性与格调。因为人人都已经不是乡土氛围里的那个人，人人都在变异的途中，都还没有定型，还是一摊有待晾干的白乳胶，所以就呈现出格外强大的黏合力，谁碰上就会黏住谁。
就拿上海人为例吧，这是一个自恋意识很强、自我感觉极好、视所有外埠人为乡下人的高傲的群体，但据我的观察，来到西部的上海人恰恰又是最容易改变自己的，摸爬滚打一两年就是一个像模像样的西部人了。而西部人到了上海，却很少能变成上海人的。由于工厂的集体搬迁、技术人才的大批西援、知识分子的不断支边，以及下放和流放的存在，许多上海人在移民的西部度过了虽然土气却不平庸的一生，他们身上既有河南人的味道，又有陕西人的做派，还有山东人的姿态。仔细一问，你就会知道，他们是河南人的邻居，陕西人的同事，山东人的亲戚，众多的“群体特性”一搅一合，再加上自然和文化的渗透作用，他们离正宗的上海人就越来越远，几乎已经面目全非了。至于他们的儿孙，就更是脱胎换骨，不是离上海人远了，而是根本就没有上海人的影子了。
一家报社要召开一个很重要的编前会，通知下午不准请假，一个必须参加会议的上海人急了，立马打电话给总编辑说：“下午的假我是请定了，某某某要搬家，昨天就说好我要去帮忙的，要是不去怎么跟人家解释？”把做人的诚信和助人为乐看得比开编前会还要重要的，不会是那些在高楼阔厦之间穿梭往来兢兢业业的上海人。1977年我去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采访，到达的时候已经黄昏，在街上碰到水文站的上海人钱佩衡。老钱说：“你是小杨吧？我认识你，你去年来我们单位采访过。刚到吧？吃饭了没有？还没有？正好我也没吃，走走走，到我家去吃。”动不动就把半生不熟的人请到家里来吃饭的，不可能是过去那些在小弄堂里低屋檐下咸菜泡饭的上海人。有一次我在饭桌上和青海商业厅的一位朋友聊天，他问我：“你认识老金吧？”我说：“认识啊，你们系统的干部，经常给报纸写一点通讯报道，是个上海人，十五岁就来到了西部。”朋友说：“他被人打断了一根肋骨，住院了。”朋友接着告诉我，半个月前，他们系统的几个人去拉萨办事，半路上和一帮贩牛鞭的汉子发生了口角，没想到首先吼起来、跳起来、动起手来的竟是上海人老金。他打肿了人家的眼睛，人家打断了他的肋骨。遇到这种硬碰硬的事儿，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不可能是那些在甜丝丝的功利而狭小的人际圈子里精明圆滑着的上海人。（在这里我当然没有对上海人说三道四的意思，任何一种做派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也许正是那些被来西部的上海人丢弃的上海人的本色，才成就了今天的大上海，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瞧瞧，我也变得圆滑起来了。）
来西部的上海人变了，彻头彻尾地变成西部人了。这就是移民内部五湖四海杂糅交流的作用，在这个作用的推动下，所有的移民都把从“老家”带来的“本性”丢弃在了新的人群组合中。为了在这个变幻不定的组合中尽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尽快赢得尊重也赢得存在下去的机会，他们一个个都争先恐后地喜新厌旧起来，扮演着“薄幸人”、“负心汉”的角色，不无痛苦地迅速走完了人格再造的最初几步。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在生存和发展的层面上，这个胜利意味着另一个胜利的开始，那就是活着，继续活下去，一直活下去，然后多少有一点作为，有一点无愧于生命的创造。
对西部人来说，活下去并且有所作为的最大障碍当然不是来源于人类内部，而是来源于严酷的自然和封闭的地理。也就是说，你必须长期面对沙暴的骚扰、狂风的吹打、寒流的围困、雪灾的侵袭、缺氧的折磨、干旱的逼迫、荒凉的包抄、寂寞的摧残，乃至生命的考验和死亡的威胁，必须时刻忍受“风头如刀面如割”的外部世界对人从外表到心理的全方位的打击。打击是在所难免的，通过打击让环境对人重新进行抟捏塑造也是在所难免的。当一场风沙把柴达木油田三十厘米直径的钢管吹得鞠躬九十度，把厂区内钢筋水泥的大烟囱吹裂吹倒，把篮球架和活动板房吹得满地打滚，把钢铁的采油树吹得东倒西歪，把十几吨重的立地生根的磕头机吹得掉头就走，把所有直立的物体都吹得不再直立的时候，人怎么办呢？人也是直立的，人在狂飙中甚至连挣扎着满地打滚的资格都没有，只配蓬舟似的凌空而起，和帐篷屋顶、柴油机一起摔向沙漠，摔向嘎斯库勒湖边的大沼泽。但是在世界海拔最高的油沙山井区，钻井队的工人们一个也没有爬下，更没有蓬舟升天。他们在山顶上、井架前挺立着，直到一天一夜后风小沙住。能够挺立的原因很简单，几百个工人手挽着手，身贴着身，挽了一排又一排，贴了一圈又一圈，风过处，只吹起一片黑色的头发呼啦啦飘扬。我很早就听说过这件事，很早就意识到它不过是一个象征，并不代表所有西部人日常生活的普遍状态，但它却在本源的意义上诠释了西部的人际关系的走向，诠释了西部人隐藏在恐惧后面的心理趋势，正如一首石油工人的墙报诗所表露的那样：“你靠我，我靠你，拉起手来活下去；你有线，我有衣，绑在一起抗天气；王张李，人心齐，雪是炒面风是屁。”这虽然浪漫得有点“跃进诗”的感觉，但它却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说明了一个生存之道：在暴虐残忍的自然面前，人和人的关系只能是依附、相助、同生、共死的关系。灾难随时都会降临，生存的家园随时都会变成危机四伏、朝不保夕之地，当西部人握着毒蛇、骑着老虎势孤计穷的时候，他们就会本能地服从造物主赋予他们的求生原则：只有依靠同类的力量、团帮的精神，才能让每一个个体的人从困厄中走出来，活下去且有一点人的作为。人变了，不再是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不再是急火攻心、四面树敌的，不再是自我膨胀、偏执疯狂的，不再是嘀嘀咕咕、婆婆妈妈的，不再是纠纷无限、落井下石的。
当然西部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如此明朗的意欲和风度，对他们来说，是孬是好，是进是退，总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总是无可奈何的照办，总是要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他们和别处的人一样，也有难填的欲豁、无度的贪求，也有一文如命、争多论少的时候，但他们总会比别处的人更快、更多、更频繁地遇到阻隔，或者领受到教训甚至是致命的教训。
可可西里无人区南部金场有一座黄金台，自从有人从黄金台上挖出大金子（成块的砂金）以后，这里的原始阒寂就再也回不来了，年年都有为了地盘的争斗，都有头破血流、断手断臂、毁车死人的事件发生。1988年的争斗尤为激烈，金客双方都动用了器械：铁锨、镢头、砍刀、斧头，甚至枪。谁也不肯认输，彼此都想打赢，难分难解，不可收拾。就在这个时候，老天不答应了，暗云低伏，北风飕飕，一阵奇寒突袭而来，因为打斗而延宕了时间的金客们突然发现：雪灾降临了。大雪铺天盖地，一下子浇熄了这场黄金争夺战，明白如话地告诉人们：要是再逗留下去，此处即是葬身之地。金客们丢下器械丢下黄金台纷纷撤离。纷纷撤离的金客们是互相拉扯着才走出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打得不可开交的两拨人是互相拉扯着才走出大雪覆盖的死亡之地的——你有面，我有油，换；你有药，我有水，换；你有牲口，我有饲料，换。后来就不分彼此了，换与不换都取消了，杀了牲口大家吃，化开积雪大家喝，等到半个月以后他们到达安全地点时，两拨敌对的金客已是称兄道弟，难分难舍了。这是一个“出于水火而登之衽席”的启示：你必须依靠群体，依靠更大的群体，才可以保全性命，走完该走的路。西部人的群体意识就是在这种不断重复的灾难性事件面前一次次地得到了强化。虽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在黄金台上大雪灾里身临其境的经历，但它传递出的强烈信息却日益变为一种只属于西部的集体无意识：同舟共济，旅进旅退，物与民胞，存亡有靠。就像西部谚语说的那样：“一股麻线一股风，十股麻线遮一冬；十间房子百口人，没有你们我活不成。”还有：“靠人是宝，越多越好。”还有：“三个人的热气儿，胜过一斗煤渣儿。”还有：“人人亲家（见人就叫亲家），走遍天下，个个阿爸，吃香喝辣。”
在这里我特别想应用的是这样一条谚语：“见人张张口，见狗弯弯腰，见山磕磕头，见水拱拱手。”见人张口、见狗弯腰说的是对人的友好（见了人家豢养的狗都要弯腰，态度之殷勤都有点巴结讨好的嫌疑了）。见山磕头、见水拱手说的是对自然的敬畏。敬畏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而且是无穷无尽的敬畏，是那种能够让自己感动起来、情绪化起来的敬畏，是以宗教的虔诚小心翼翼地对待时刻包围着你的长风疾雪、白山黑水、旱沙干野、荒林大泽的敬畏。有了这种贵贱不渝的敬畏，才会有西部人对自然环境被迫的同时也有韧性的挑战（活着就是挑战），才会有他们对自然万物异乎寻常的重视，这种重视既表现为惧怕和防范，也表现为赞美和亲近。西部的人，一个个都是山河之友、荒原之子，一个个都对冰凉的自然充满了亲近时的激动，充满了“直教生死相许”的情人般的缠绵。“我爱青山，青山爱我”，大自然对人少不了也是缠绵的，不过是“母老虎”的缠绵，是让人怃然而有惧色的缠绵。
“母老虎”的自然迫使人和人相与牵手，和衷共济，不如此便不得存活，这说明人（主要指外来的移民）和自然的关系处于明显的断裂状态，但又不是绝对的水火不容。它允许你活着，并且让你得到了你所祈求的百分之十。百分之十的赐予，这已经很多很多，不能再多了，要是还能多一点，那它就不是西部的自然了。同时，它也让你承受了你不想承受的百分之十，这已经很少很少，不能再少了，要是连这一点残酷都没有，那它就不是西部的自然了。由此可见，自然赐予的果实和你所承受的苦难几乎是对等的，也是可以互相抵消的。对西部人来说，果实和苦难的互相抵消倒是有助于他们躲进安全的精神氧仓健康地活着，他们不至于因穷愁而潦倒，也不至于因富贵而堕落，就那么在等量齐观的悲喜荣辱中平衡着自己。平衡既是生活形式的外在宁静，也是人生状态的内在安详。人在这样的景况下所求自然不多，标准自然不高，比较容易满足，所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就是说，艰苦环境里的生活反而是不吃力的，如烹小鲜，如化新雪，塄坎上拔葱，酥油里抽毛。剩下的时光还有很多，既没有赐予也没有承受，人只好闲而无奈，只好在无奈中乐天知命，逍遥度日。这是件既好又坏的事情，坏是因为有点懒，虚应故事，诸事无成，要知道天道是酬勤的；好是因为有点恬淡，闲云野鹤，无拘无束，当别的地方仕途拥挤不堪、商道熙熙攘攘的时候，这里依然有许多誓不为官也不为商的世外之人，正所谓“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我在西部常听到张三李四辞官不做就想做一个平头老百姓的事儿，这在“官场好比战场，烽火连着硝烟”的今天，倒是应该有所倡导：少冒一点枪林弹雨，少占一点你占了别人也想占的地方，有什么不好呢？要知道“青云”是不及“白云”高的，虽然眼下正如古人说的“官财一家”，但也需要劳形伤神，提心吊胆，“窃禄人”的日子毕竟不好过。
如果说自然的背景是从近到远无边深邃的天空，文化的背景就是从远到近无比璀璨的阳光。在寒冷的冬天触摸温暖的阳光，你会觉得世界的全部美好都在那一片阳光中停留。在西部的大地上感觉斑斓的文化，你会觉得它永远不可能是一件已成古董的器皿、一卷朱笔写成的残书、一座洞开于世的陵墓、一片雕梁画栋的建筑；而是活生生的场景一天又一天的日子，是阳光的高地、麦香扑鼻的庄稼后面正在进行的祈祷，是阴郁的山上嘎嘎鸣叫的鹰群之前经声大作的葬礼，是定居点的碉房三巷九陌之间铮铮琮琮的佩饰、七彩招摇的袍影和闪烁宝石的发辫，是赛马场上的奔跑、雪顿节的狂欢、松潘茶的苦香、打青稞的歌谣，是维吾尔族的“麦西热甫”（歌舞晚会）、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英雄史诗）、蒙古族的祭敖包、锡伯族的“喜利妈妈”（保佑家庭人口兴旺平安的神）、塔吉克族的肉孜节、回族的拉面、东乡族的花儿、哈萨克族的“吐马克”（高顶皮帽）、乌孜别克族的“科格乃”（音色优美的琴），等等，等等，不胜枚举。尽管我在前面已经声明，我是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的，此文中所谈的“西部人”以汉族为主，别的民族我将另文专论，但一谈到西部文化对“西部人”之形成的作用，就怎么也绕不开了，绕到哪里都是它们的存在。因为对一个人群来说，文化不仅仅是悬挂在他们身后的背景，更是他们可以纵深行走的前景；不仅仅是如影随形的伴侣，更是白昼的亮光、晚间的夜色、嘴边的空气、耳畔的声音，甚至就是他自己。是的，文化就是他自己。
每一个作为移民的西部人都曾经面对一个与自家传统迥然有异的生活空间。这个空间不管你爱不爱它，它都会以强大的力量拥抱你，直到你浑身放松稀里糊涂不知不觉成为它的人。春风风人，夏雨雨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就是对你的改造，是多种文化在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身上碰撞碎裂后的新一轮整合。它可能出现在你和你的后代身上，更可能出现在你的父辈或者祖辈身上，假如你的父辈祖辈早就来到了西部的话。但不管这样的整合出现在谁的身上，它都是不声不响不留形迹的。潜移默化，自然似之，永远是它作用于人的唯一方式。
更重要的是，在移民的生活空间里，本土文化的出现也就是本土居民的出现。本土的居民微笑着朝你走来，带着热情和温暖站在了你的眼前身后。而你是一个正在异陌的环境里发呆发冷发抖的孤独者，你需要的正是他们拥有的或者准备给你的，于是你情不自禁地伸出手一把抓住了人家伸过来的手，仿佛那便是救命的稻草你再也不会松开了。文化的交融实际上就是人与人的交融，是这一类人和那一类人建立起来的新关系，是在新关系的发展中所呈现的心理认同和心理结构的变化，是你拥有了他的份额他也拥有了你的份额的等价或不等价的交换，是生存的欲求寻找满足的过程，是完全带有世俗色彩的学习、模仿和占有。你的老师是回族，他带给你的就是回族文化；你的同学是维吾尔族，他带给你的就是维吾尔族文化；你的同事是土族，他带给你的就是土族文化；你经常去吃饭的那家饭馆是撒拉族人的饭馆，它带给你的就是撒拉族文化。有一天你恋爱了，恋爱的对象是个藏族小伙子或者是个藏族姑娘，于是你就成了藏族文化的承载者和受益者。文化通过本土的居民直接或间接地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你所表达的意志、你所遵循的规矩、你所服从的习惯、你所采取的行动，成了你自己。但是你和你的家庭、你的环境都没有特别地强调这一点，如同一个健康的人在一个能够正常呼吸的地方永远意识不到呼吸的重要，自然也就用不着强调空气的存在一样。脉搏的正常跳荡恰恰是你根本就感觉不到的跳荡，肝胃肾脾的正常运动恰恰是你根本就不在意的运动，如果哪一天你感觉到了它们的跳荡、它们的运动，那就说明它们出了问题，说明你有病了。文化正是在你感觉不到的时候，成了你心身两地性命攸关的搏动和决定一生的存在。
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空气在夜晚走动，云彩在天空飘逸，时间在身边流逝，包括你自己，谁也没有抓住什么，或者记住什么。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变了，你在镜子面前看到你跟那么多人不一样了。你极想跟他们一样，但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你再也回不到从前，再也不能跟你那没到过西部的父辈祖辈一样了。这面镜子当然不会镶嵌在你妻子的梳妆台上，而是活动在西部之外的某个地方，活动在许多人的脸上——那么多眼睛诧异地看着你，让你陡然觉得：在西部毫无特色的你，一离开西部就鹤立鸡群了。并不是说你很出色，而是你很特别，你天然另类，不拉不弹也是新声异曲，和那里的人云泥相隔，九天九地。
首先你在放肆地喝酒，喝的是五十五度以上的烈性酒，边喝还要边唱，还要划拳，还要让所有人跟你一起喝，别人不喝你就生气，就说人家看不起你；你用殷切的语言劝酒，用吓人的喊叫劝酒，用动听的歌声劝酒，声言如果别人不喝干了你的敬酒，你就要在他面前一辈子唱下去。你的想法是不把对方灌醉放倒就不足以表达你的诚意，不把自己喝得吐出来就不能证明你是那种舍了老命也要让朋友喝好的朋友。你的声音大得震耳欲聋，让全酒店的人都侧目都惊奇，不知道对你说什么好。这时候你忘了，你的这种做派是从西部的本土居民那里学来的。在西部，你曾经无数次地被人敬酒，无数次地受到划拳的挑战，无数次地在主人的歌声里喝干了杯中的伊犁特或者青稞酒；你曾经不止一次地醉倒在自己的家中或者朋友的客厅，也就是说你不止一次地接受着别人的诚意，也不止一次地用“玉山自倒非人推”的方式告诉别人你绝对是够朋友的。
你还会经常提着礼物到你的部下或者朋友或者同事家里去。就像在西部那样，你希望人家留你在家中吃饭喝酒直到深夜、直到天晓，可是这年头，早就不是“行合趣同，千里相从”了，早就是行不必合，趣不必同，对门不必通了。哪里有在家中请客留人的？人家不留你，你就很失落，就公开地指责人家不够朋友。人家莫名其妙，说：我招你惹你了？再说为什么非要“够朋友”？“够朋友”是什么级别的问题？它能给我带来什么？高升？长级？发财？出国？还是别的运气？
更让你失落的是，你在西部热情似火地接待了广州人赵钱和孙李，可是等你到了广州，拿着当初他们送给你的名片依然热情似火地找到他们想叙旧温故时，赵钱和孙李却不认识你了，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想起来了也是白搭，人家别说是跟你一起吃饭喝酒到天亮了，就连跟你说十分钟话的工夫都没有。你在失落的同时又很生气，又说人家不够朋友不讲义气，几乎是骂骂咧咧的。认识赵钱和孙李的周吴和郑王告诉你：“你这人怎么这样？什么叫够朋友？够朋友就是不给人家找麻烦不浪费人家的时间，这在我们这里很正常。我问你，你们西部人的时间是拿什么来计算的？”你回答说：“我们西部人的时间是拿钟表来计算的，难道你们的不是？”周吴和郑王说：“对，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时间都是用金钱来计算的，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就看他的一分钟值几个钱。你刚从落后地区来，还不懂，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你这才明白过来：人家根本就不可能像你接待人家一样接待你，因为你从落后地区来，你有大量的时间用于培育人情和礼貌而人家没有。人家处在汹涌的挣钱潮流里身不由己，哪管什么“居则同乐，死则同哀”的朋友之谊，哪管什么“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的莫逆之交。这时候你表现出了一个西部人对放纵情绪的爱好，那就是伤感，你哭了。你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想到你有那么多情深意长的朋友，但是他们都不在你身边，都在遥远的西部，你哭了。你是个热情惯了、真诚惯了、心血来潮惯了的人，你不习惯如此凉薄、如此轻浅、如此容易被忽视的人情。你晶莹的眼泪带着西部从你眼前消失后的迷茫，带着“西部情感”温暖而凛然的傲气，带着“西部文化”不甘寂寞但又不得不寂寞的孤独。你似乎是有意让你身边的人看到了你的眼泪，你知道他们非常不理解，于是你就使劲告诉人家你在西部的生活：你跟库尔班大叔是唇齿相依的，你跟阿不都老哥是一体同心的，你跟索南爱国一家是融融泄泄的，你跟穆罕默德·阿麦德是情趣相投的。你说的是生活中的故事和人物，体现的却是你的习惯心理和你对事物的固有态度。故事和人物、心理和态度、主体和客体，它们加到一起，就形成了你的特殊的文化背景。你之所以被当地人不理解甚至看不惯，就是因为你拥有的文化背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西部的自然是严酷的，但由此产生的文化却充满了人情的醇厚和炉火般的温馨。它是画布上的暖调子，是音乐里的小夜曲，让你常常沉浸在一种黑夜不黑、寒冬不寒的幸福感觉里，尽管这种感觉并没有带给你什么实际的好处比如增加你的财富积累等，反而让你额外付出了许多。
是的，西部人是不大善于积累财富的。当报纸大张旗鼓地怂恿花钱刺激消费的时候，你很吃惊这样的问题居然也要说得如此郑重，你甚至都不相信真的会有人藏着钱不愿意享受。因为你早就认为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吃掉碗里的肉，而不要考虑锅里还有什么。眼前的清汤永远比日后的干饭重要得多。但是你并不知道，这是高寒带的人普遍具有的一种生活态度，是西部文化对灾难频仍、浮生苦短的一种潜意识的反抗抑或是遮掩。“文化大革命”中，西宁市礼让街揪斗致残过一位老人，就因为他跟别人说：“别相信这主义那主义，明日的富贵根本不如眼前的一杯酒。”也是在“文革”中，有一天我们班主任老师突然莫名其妙地对全班学生说：“你们要记住鸠山对李玉和说过的话——‘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第二天他就不给我们上课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几年后想起来，才意识到这是老师的临别赠言——他在走前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一句话留给了他的学生。1997年夏天，青海人马海福要去海拔近五千米的西藏那曲开饭馆，他的老师劝他不要去，说：“还是古人觉悟高，早就说了，‘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何至辛苦乃尔’。”西部人对这一类语言的着迷可以追溯到古代。汉朝的苏武出使西域，被匈奴扣留，匈奴首领单于派已经投降的李陵说服苏武背汉，其中的说辞便是：“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边地的苦寒、人寿的短暂造就了人们不夸耀既往也不迷信将来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帮助他们在结构自己的人生大厦时，把最敞亮的殿堂献给了今天，就像十多年前我在我的《游牧诗》中所歌咏的那样：“今天，我们活着，完成了一生的快乐。”你活着，而且很快乐，西部就是这样，它会鼓励你有一分钱买一分快乐，有一毛钱买十分快乐，甚至没有钱你也能找到快乐。
当然不仅仅是快乐，还有松弛和散淡，你在牧区生活，你就必然是松弛和散淡的。平常的日子里，慢悠悠的不会有什么变化的生活淡化着你的时间观念，让你在舒缓的节奏里做事或者不做事，那是一种可以让你健康长寿的舒缓，是心理上没有任何负担的舒缓，是无为而治的舒缓。没有什么地方比在草原上更能体现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了。比如说你想工作，那就得先去帐房里跟牧民一起吃饭，吃饭就是工作；你要深入群众，那就必须时不时地去草原上喝酒，而且得喝醉，喝醉了牧民才能把你当自家人，也才能听你的话同时也跟你说自己的心里话。如果你是一个大学生，刚刚分配到县上，县长就会说：“你去森多乡把今年的牲畜存栏数了解一下，我等你晚上回来汇报。”你去了，天黑以前回来了，这时候要是你醉着，你胡话连篇，什么牲畜存栏数早就说不清楚了，县长就会说：“好，是个人才，第一次下乡就能和牧民群众打成一片。”要是你没醉，或者根本就没有喝酒，只是带回来了准确登记着牲畜存栏数的表格，县长就会给组织部长说：“要这样的人做啥哩？一点都不会工作嘛。”当然县长绝对不会辞退你，他会身体力行地带你下乡教你工作。你很辛苦，光骑马走路，从这个帐圈到那个帐圈，或者从这个定居点到那个定居点，就觉得两腿内侧如焚如剐，屁股疼得简直不想要屁股。但是你并不在乎，你知道过上一两年，等磨出老茧来就好了。况且你看到牧民们不知要比你辛苦多少倍，他们放牧、背水、拾牛粪，还要磨青稞、打酸奶、纺毛线，可他们见了别人总是乐呵呵的，这让你觉得他们满脸的皱纹是笑出来的而不是苦出来的。
就这样，你天天在草原上跟牧人打交道，久而久之，你变了，你的性格中有了牧人的乐观，还有了他们的天真，有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掖着藏着的牧人般的直爽，有了化解孤独和苦难的诙谐，有了友善而聪明的幽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你很快习惯了牧家的饮食，天天都是牛腿羊肋巴，顿顿不离奶茶奶疙瘩。这种完全西部化的饮食渐渐改变了你天生的绵软和柔顺，你连自己也没想到地雄风鼓荡起来，阳刚气盛起来，眉眼中明显有了顾色之盼，身体内的青春之潮发愤地奔放着，说起话来更是大声大气，直言无隐，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一个男子汉要求自己的，首先是得到爱情，是对女人十倍的缱绻、百般的缠绵。你做到了。
还有，你愚忠朋友，你死顾亲情，你轻财重义，你知足达观，你嫉恶如仇，你恩怨分明，你处世随便，你生活简单，你热爱自然，你喜欢动物，你尤其喜欢骑马打枪——对你来说，最过瘾的运动就是像马背上的民族教给你的那样，骑着马端着枪，在孤烟正直、落日正圆的荒原上，奔驰啊奔驰，突然看到（也许是假装看到）有动物从地平线上跑来，一枪，两枪，三枪，子弹打光了，什么也没打着。但是你很高兴，因为谁都知道不是你枪法不好，而是你不忍心打死动物，再说许多动物是不能打的，打了犯法，你害怕犯法，西部人都跟你一样格外害怕犯法，他们看上去外表粗犷、举止不恭、无所顾及甚至放浪形骸，但实际上他们很规矩，他们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希望自己离法律远一点，最好永远互相不认识。
西部是远大的，远大得让人不知道如何形容，通常的形容词譬如寥廓、空广、苍莽、无际、辽远、十万八千里等都显得不够分量而流于浅薄，那就不形容了吧，就说它大。一个“大”字能解决的问题，我就没有必要再纠缠了，需要纠缠的倒是：大地面上必然会出现的多种人，是如何以不同的情态气势营造了一个一直被外界忽视着的庞大的“西部人”（“西部人”在这里指的主要是西部的移民亦即汉族人，下同）的群体，是如何在这个群体内部以各自为阵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完成了对“西部人”这个大概念的塑造。对于这种塑造，虽然我们可以使用人类学中“用于一切的公设”来进行涵盖和总结，但我本人对这种无趣而抽象的“公设”毫无兴致，我宁可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也不希望所谓的“同一类型”来打搅我。可以说正是因为我看到大地面上如此众多的“西部人”是各色各样各具风韵的，才使我有了观察的好奇、追问的兴趣和描述的冲动。
就拿青藏高原来说，青海和西藏两个省区的“西部人”有着太明显的区别。西藏的“西部人”较之青海要少得多，可谓是少而精，少而能的，居留的时间也比较短，大致只有半个世纪。也就是说，西藏的“西部人”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进入西藏的，截止七十年代末，陆续有一些干部、军人、知识青年前往拉萨、日喀则、那曲等地以及各个边关要隘安家落户；八十年代至今，去的大多是生意人、援藏干部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和打工者。就整体而言，他们有自强不息的素质，有“冬宜冰藏夏宜水显”的适应能力，有能够给他们自己带来信心的聪明才智，甚至有一些是艺术感觉极佳、创作能力极强的顶尖人才，虽然未见得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作品，但却以使命般的执着完成了西藏艺术全国化、宗教艺术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倾情而为，卓尔不群地挥洒着自己那被藏土的神圣和人群的秘密呼唤起来的天分和激动，架起了一座西藏和内地、西藏和世界灵灵相通的神秘桥梁，强烈的西藏宗教和世俗的艺术岚光因此而广播于西藏之外的许多地方。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没有把艺术气质窃为己有，而是无意中均匀地分摊在了每一个“西部人”身上，让外界的人一接触到他们（不管是干部、军人还是生意人、打工者）就会有一种接近艺术的感觉。由于对藏传佛教的耳濡目染和对西藏生活的身体力验，他们的人生境界和处世态度常有与众不同之处，对事物也有着较为明澈和较为圆润的看法，显得激而不躁，愤而不争，独而不孤，感而不伤；浪漫而又能吃苦，理想而又能务实，标新而又能守成，放达而又能持重。他们经常处在一个无所管束的环境里，却又能自己寻找规矩，进退中度，从不像西部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容易自我放逐。由于西藏是全国全世界都关注的地方，他们干出一点名堂就格外受人注目，所以他们一方面是建设西藏，一方面是享受西藏，可谓得天独厚。
无庸置疑，西藏的“西部人”和别处的“西部人”一样也生活在一个地处边远、环境艰苦、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但却没有别处的“西部人”那种令人着急的自馁自卑，因为他们有西藏作为安身立命的资本，有西藏在世界上的声誉作为强有力的支撑。西藏被认为是人类的最后一块净土，尽管“净土”这个概念早已变得不知所云，原始的没有尘世污染的“净土”含义和正在走向物质繁荣的西藏相比，也早已判若霄壤，但他们仍然乐于把“净土”挂在嘴上，以显示自己是一个被“净土”净化过的西藏人。因为相对于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同时又有灵魂污浊、铜臭泛滥、道德沦丧等负作用的外界来说，理想中的“净土”自然具有朦胧而强大的诱惑。西藏是“西部人”巨大的精神财富，是任何发达和繁荣都换不来的本钱或者说是光耀。一个人到了外地，说他是从西藏来的，马上就不一样了，人家看他的眼光就像看喜马拉雅山一样带着一种远距离的景仰。正是这种景仰的存在，使西藏的“西部人”有了良好的自我感觉，有了超越西部的最大可能——事业如此，意识如此，行动也是如此。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西藏的“西部人”虽然更加遥远地离开了内地，但却和内地保持着与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的“西部人”根本就无法企及的关系。这种关系有赖于外界对西藏的关注，有赖于他们的“人气”，有赖于他们和内地故乡的联系，也有赖于他们对虽然不发达却也不闭塞的交通的选择。
西藏和青海同属于一个地理板块即青藏高原或者叫世界屋脊，那条被称为“天路”的两千公里长的青藏公路把两个省区牢牢地连在了一起。但西藏的“西部人”并不喜欢通过依然遥远的青海走向内地，他们通常会选择从拉萨到成都的空中通道或者川藏公路，尽管川藏公路常常因塌方、山洪、泥石流等灾难而无法畅通。也就是说，他们和四川以及成都的关系要比和青海以及西宁的关系密切得多。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做生意和来打工的大多是四川人之外，除了从拉萨飞往成都要比从拉萨飞往西宁容易得多之外，除了西藏和四川在我国原有的行政区划上同属于大西南之外，更重要的是，四川以及成都的经济和文化之繁荣远远不是青海以及西宁所能够望其项背的。到了成都，就有大都市的感觉，尽管它仍然属于西部，但它和内地的大城市比起来又能差到哪里去呢？而西宁就不同了，你花几天几夜的时间千里迢迢从拉萨来到这里，发现你到达的仍然是一个远离内地的边疆城市，虽然它离真正的边疆早就是几千甚至上万公里了。
还需要说到的是，西藏的“西部人”虽然对西藏一见钟情，并且会终身相爱，但扎根不走的却很少，毕竟年龄不饶人，毕竟高寒缺氧的气候和他们那内地育成的身体并不是一对铁心牵手、矢志不移的伴侣。更重要的是，虽然他们对自己是一个西藏人深信不疑，虽然他们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在西藏度过，但西藏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梦，一个没有做完的梦；仍然是一片永远都无法企及的雪峰极顶的圣殿，一个从来都没有真正触摸过的自然和宗教的理想部洲；仍然是一个传说，一个藏着太阳孕育着无边光明的神性的高地山群。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一个一直憧憬着西藏却一次也没去过西藏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没有和本土的居民血脉相通的经历，没有几代人和雪域高原耳鬓厮磨、如胶似漆乃至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关系，没有把自己祖辈父辈的身躯交给天葬场的鹫鹰，没有把自己的精神交给山巅上猎猎飘扬的经幡，没有把儿女的生命交给神人神山神畜的信念，任何一个“西部人”，对需要献上灵魂的西藏来说，都只是一个客人。
而同样有大量“西部人”群落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就完全不同了，首先这些省区的“西部人”都有悠久的移民历史，几代、几十代都过去了，“西部人”和土地的融洽早已是天机云锦，妙合自然。最初的移民对环境被动性的适应几百年前就变成了“一方土地养一方人”的良性循环——这样的山水只能出产这样的物，这样的地貌只能育成这样的人。尽管近五十多年中，由于国家多次实行戍边屯田、遣犯垦荒、兴办实业、支援边疆、上山下乡的政策，不断有新移民潮水般涌来，但并没有改变已然形成的移民和环境浑然合一的局面。铁打的营盘一样不动不摇的老“西部人”，以最大的包容性和新移民你七我八地混同起来，让后者迅速完成了人格西部化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个过程的完成，才使我们透过各地判然有别的自然水土和人文水土，看到了一个关于“西部人”的虽然残缺但大致还能意会的轮廓，也看到了轮廓之中组成部分的千姿百态和我们暂时还不能抹去的个性色彩。
新疆应该说是“西部人”的天堂。因为它是真正的遐方绝域，要荒凉有荒凉；万里沙漠无垠戈壁，要秀美有秀美；千里草原万倾湖水，要伟岸有伟岸；高山耸峙冰峰林立，要光明有光明——阳光多得根本就装不下，连夜晚都装得满满当当。在这种目成心许的自然里，拍案惊奇的人生时时可见，雄亮悲壮的声音处处可闻。新疆占了中国的六分之一，所以有人说，没到过新疆就不知道中国之大。大是一种培养基，在这种培养基上睡过觉的人，自然是随天地而大气、随视野而浩茫的，不时地会冒出一些唱大风、会天意、知流水、仰高山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在新疆本土是一点点稀奇都没有的，一离开新疆就特色鲜明了。另有一点，新疆的“西部人”在如此海海漫漫的大泥土里滚打，少不了要沾染一些土气，但那种土是没有污染的土，是不屑于洋的土，它土得精致，土得干爽，土得不俗。不俗并不等于拒绝世俗，其实他们的世俗情结倒是格外地强烈，世俗的表现也颇为优秀：精明而不老到，成熟而不城府，嫉恶而不如仇，冲动而不极端。方其中而圆其外的人很多，不拘小节而拘大节的人很多，说话直爽但又不暴露自己内心的人很多，有机智和谋略而无霸气和浩气的人很多，动不动就要狡黠起来的人很多——有时候狡黠得有点不像“西部人”，但仔细一看，多少还是有一些可亲可爱的憨厚，尤其是面对世态人情的时候。新疆的世态人情里活跃着许多诙谐和幽默的分子，其中既有本土的居民中那些活着的骑着自行车而不是骑着毛驴的阿凡提，也有从来都是板着面孔说话处心积虑想用语言的探痒器让别人笑破肚皮笑死过去的移民的身影，只可惜他们的幽默没有得到挖掘和鼓励，更没有机会出现在舞台上和书本里，就那么令人遗憾地自生自灭着。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疆，庞大的建设兵团和众多包括“盲流”在内的新移民的村庄是“西部人”的两大景观，这样的景观因其自成一体的形式保留了一些内地色彩，但并不浓厚，而且越来越不浓厚，所呈现的人的品貌，仍然以典型的“西部人”的风格为主导，其特点除了以上提到的之外，还应该有感情沉实、内心坚忍、做事执着、处变冷静等等。新疆多才俊，作家和诗人都很出色，只是遥远的口外声音不太容易引起内地读者的共鸣，多数作家诗人的作品只能“花开院内香自闻”。不能畅销地欣赏新疆作家诗人的作品风采，这是中国读者的重大遗憾。
在西北几省中，和新疆的“西部人”最为相似的是宁夏的“西部人”。这大概是因为新疆和宁夏都处在同一纬度中大沙漠的包围之下（新疆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宁夏有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领有统一的疯狂荒凉着的玄黄背景。玄黄就是天黑地黄，是最原始的宇宙色彩，在这样的色彩、这样的洪荒大幕上，包括人在内的任何一种生命都有可能变成玄黄的一粒而受尽浪淘风簸之苦。同样的纬度、同样的气候、同样的土地、同样的物产，自然会有同样的人生，我把它称做苦地人生。苦地人生的人类学理念应该是：人类在面对相同的属于自然因素的艰苦条件时，往往会表现出相同的思维、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应对办法，也就是相同的人文姿态。但我并不是说，宁夏的“西部人”就应该是新疆“西部人”的翻版，不，不应该是，其实也不是。他们只是“最为相似”而绝不是“完全相同”。首先宁夏具有别的西部省区都没有的“一条铁路两个通道”的现象，一个通道是从银川出发，经内蒙古到达北京，俗称北线；另一个通道也是从银川出发经甘肃经陕西到达内地，俗称南线。南北皆通，左右逢源，进出方便，风雨无阻，使宁夏的“西部人”在交通和信息这两大命脉富有活力的跳动中大长了见识，所以看上去他们往往是心里有数的，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打怵，别的地方傻冒的，到了他们这里从来都不傻冒，俨然是司空见惯的。甚至有时候他们还会在见识不赖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名闻遐迩，让天下人拿着地图到处找：宁夏在哪里？宁夏的“西部人”沉稳而不浮躁，吃苦而无怨言，正直着却不贸然出头，实在着却不熄灭幻想。如果给他们一方沿海的土地，给他们一些中国特区的政策，再给他们十年的时间，他们一定会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干得漂亮。然而，毕竟我们面对的是现状，毕竟现状里的他们窝居在内蒙古和甘肃这两大经济不发达的西部省区的积压当中，毕竟现代社会里的现代人不能久处在“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封闭田园里自得其乐，毕竟人的素质不能自天而降而只能依靠环境的培养一点点地从心里生长，毕竟他们处在沙漠的包围之中而辛苦建立起来的希望的绿洲又不能以最大的优势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前沿，所以我们依旧不能为宁夏的“西部人”欢呼雀跃。他们有着一点迫于无奈的保守，有着一点对自己不经意的鄙薄，有着那么一点点看不明白却十分起作用的迷头认影，还有着一点可爱的也是莫名的拘谨和害羞。
宁夏紧挨着甘肃，甘肃和宁夏的区别在于：宁夏是一片稳定而安详的湖，俗套的叫法是塞上明珠；甘肃则是一片挂入天际的长云，在永远不肯定型的运动中时而膨胀壮大，时而收缩变形，时而白亮洒金，时而乌暗铅青。云的意象是我上中学的时候从学校的地球仪上看出来的，后来我知道，更确切的意象应该是走廊——由于沙漠、大山、河流的阻隔，几乎等于半个中国的西部大部分地区就只有甘肃这一条走廊，黄河以西是通往宁夏新疆的走廊；黄河以东是通往青海西藏的走廊。走廊是有门户的，虽然由于陕西的存在，我们不能说甘肃是西部的第一门户，但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门户。这不仅是因为它作为西部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是来往西部人最多最杂的地方，更是因为它那非凡的历史——它创造过古代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的局面，也付出过最为惨痛的人仰马翻的代价。尤其是天水、陇西、定西、兰州一线，差不多就是一个管辖松散、从属模糊、想干吗就干吗的古代特区，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早进驻了汉族的移民，也最早实行了多民族混居的地方，是一条裹挟着文化以及人种的杂交向西缓缓倒淌的河流，是由一个接一个的阔谷高地组成的兵家必争之地。鼓角铮鸣，烽火连绵，尸体遍野，骷髅成山，军队和百姓殁了一茬又来了一茬，政治和军事在不间断的对抗中走向了庞杂和遥远，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殖，是思想的丰富，是经济的发达，是政权更迭的频繁，是人的素质的积淀。
商业从古延续到今天，文化从古发达到现在，使甘肃的“西部人”似乎在几百年前就作好了迎接改革开放的准备，十分相宜地摆好了与内地沿海的先锋行动铆合对接的姿态。这样的结果是：在西部别的省区，人们往往会对内地以及沿海人的种种形状大惊小怪，而在西部的甘肃尤其是兰州，真正让人大惊小怪的却是他们自己。正如一个青岛人告诉我的，到了兰州才知道什么叫时髦，什么叫前卫；进了兰州的舞厅，才知道原来有些舞不一定就是夫妻两个才能跳的。当然令外地人羡慕的不仅仅是娱乐和时尚，还有文化。《当代文艺思潮》、《读者》、《飞碟探索》、《丝路花雨》等等这些曾经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独占鳌头的现象，说明甘肃的“西部人”既有走在全国前面的文化意识也有这方面的能力。再加上“敦煌学”、“陇文化”、“运河文明”作为铺垫，就更使荒山有了草木，田野有了庄稼，殿堂有了地毯，广场有了水磨石的地面。一切都葱茏茂密起来，光亮鲜活起来，同时也让外界仰然瞩目起来，甘肃的“西部人”是大可以轩轩甚得一番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广告词：放飞。不错，甘肃的“西部人”是喜欢放飞自己的，也就是展开理想的翅膀，放野了飞去。放是胆量，野是风格，表明了一种上升的意图、自由的心态、鸡毛的能耐——乘风而行，迢迢乎远矣（毛泽东关于“鸡毛飞上天”的比喻，其甘肃人之谓乎）。又好比放风筝，别处的人总要拽紧了线一点一点往高里放，甘肃的“西部人”尤其是兰州人放着放着就把线搞断了，当然是故意的，好欤坏欤？不知道我能不能这样断言：如果要寻找改革开放以后西部的第一个百万富翁，那一定出在兰州；如果要寻找“服装革命”以来西部的第一个暴露了肚脐眼的女士，那一定也出在兰州；如果要寻找“第三者浪潮”中西部的第一个第三者，那一定还是出在兰州；当然，如果要在广阔的西部普选一个见义勇为的最佳好汉，那一定也会属于兰州，这就叫素质。很多方面，青海人、宁夏人、新疆人，都是在向甘肃人特别是兰州人学习的。尤其是青海人，因为离得近，看得清，常常是亦步亦趋的。
青海原属于甘肃省，直到1928年才脱离甘肃建为行省（宁夏亦然）。所以从历史渊源上说，青海人效仿甘肃人特别是兰州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传承而已，习惯而已。但是青海的“西部人”很有意思，他们喜欢向兰州人学习，却又把学习的内容明智地局限在做生意和讲时尚两个方面，而且差不多是学了就丢的，勤奋地学，勤奋地丢，所以给人的感觉往往又是瞠乎其后而不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实不然，青海是最有可能产生谦虚的地方，这里的人，见强的就佩服，见好的就赞美，见高的就致敬，见猛的就让路，完全是君子国里虚怀若谷的谦谦君子，岂能不知一谦而四益的道理？“学了就丢”的原因很可能是不丢也没用，好比甘肃的梧桐如果不能在青海的土地上生根，扛着它就只能是负担。
更重要的是，青海虽然在行政上曾经和甘肃结为一体，但在地理归属上却又紧傍着西藏，成为世界屋脊的组成部分。所以青海的“西部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口头上，都更倚重于高大陆的荣耀、第三极的风光，更倚重于高原人生的苦难积淀和生命哲学的普遍认知，只要不是面对“GDP”、“年收入”、“私家车”、“高尔夫球场”、“花园别墅”、“出国旅游”等这样一些“迷茫的小路”一样会令人悲壮起来的问题，他们就没有理由一味地把谦虚发展成自卑。可以说他们在形而下的氛围里谦虚，在形而上的氛围里骄傲。由于他们从骨子里就喜欢较为抽象地思考，较为超拔地活着，所以他们的自豪和骄傲比起他们的自卑和谦虚来要多得多。甘肃有拉卜楞寺，青海有塔尔寺，它们地位相当，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六大丛林之一，但是你在普通的甘肃“西部人”那里很少能听到关于拉卜楞寺的情况介绍，而在最普通的青海“西部人”嘴上却往往会有关于塔尔寺的详细说明，尽管他们未必是香情佛缘的信徒，未必有阅读经堂经卷的爱好。有一个特点非常鲜明：青海的“西部人”自觉不自觉地都以藏族人为友、为师、为骄人的社会关系，以藏传佛教为自己存在的金铜的衬景；最优秀的音乐家、画家、作家、诗人，都把最纯粹、最高昂的激情献给了反映藏族生活和藏族心灵的艺术创作；有的干脆娶了藏女为妻，把文成公主和藏王松赞干布的皇室婚配民族联姻发展成了现代版的自由恋爱平民好合，尽管这样的婚姻和所有的婚姻一样也有幸与不幸之分，但内心的倚重、情感的附着却因此而班班可见。
不仅如此，作为金铜般辉煌的存在而让青海的“西部人”仰首伸眉的，还有全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还有野生动物的家园可可西里无人区，还有横空出世的昆仑山，还有伸手把天抓的唐古拉山，还有和甘肃一家一半的祁连山，还有世界最大的盐泽柴达木，还有长江的源头、黄河的源头、澜沧江的源头。没有哪个地方能像青海这样把不朽的自然直接转换成人的精神、人的眉眼、人的资本；也没有哪个地方的人能像青海的“西部人”这样，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直接和胖山肥水、旷原大漠联系起来，从而在和外界的对话中获得话语权的优势。是的，我真的看到过这样的情形，1996年在北京的一次人文精神讨论会上，当一个青海人突然从沉默中爆发大讲特讲起自然和人的关系时，所有那些目中无人自以为真理在握准备反驳一切的人都收敛起倨傲的态度开始洗耳恭听了。他们还能反驳什么呢？这个青海人讲的完全是他们闻所未闻、读所未读的事情。他们没有准备好批判的武器自然就不能进行武器的批判，只好沉默着，突然有人说：“高人原来在这里。”那个青海高人突然就红了脸，一句不吭了，半晌才说：“是啊，我就是高人，是高海拔的人，我也只能说说高海拔的事情，说别的，不会。”这是诚实的表白。曾几何时，离开了替山川宣言、替江河布道，青海的“西部人”就不知道说什么才能在话语的汪洋里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地。我说了，他们是谦虚的。
谦虚的副产品是内向和保守。保守的原因是他们过于频繁地审视着自己，过于自律地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就只好诚实地以为自己是不行的。其实不是这样，放大自己的不足而缩小自己的实力，这是青海“西部人”的一个特点，自然也是一个缺点，至少在过去是这样。有一些不甘寂寞的佼佼者曾经把它颠倒了过来：放大自己的实力而缩小自己的不足。于是马上就有了峰回路转的效果：想有的有了，该成的成了。青海的“西部人”普遍地老实忠厚，且常有一些胆小怕事者不知疲倦地教人如何安守本分。但也不是绝对如此，一俟风云际会，凤凰来仪，平静之中也能猛不扎扎地诞生几个掀天揭地之人、震电惊雷之才，在省内省外干成一番大事业，令世人半张了嘴刮目相看。这样的人，学界里有，艺道中有，文坛内有，仕途经济上也有；这样的人，近年来增加了不少，好像猛然开窍了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冒了出来。在青海的“西部人”中，过去是搞文化的人多，搞经济的人少，想搞经济的都到省外的广阔天地历练折腾去了；现在有了变化，在经济的深海里踏波走浪的渐渐多起来，而且是卓有成效的——眼见着洽谈会开得如火如荼，贸易风吹得漫天彻地，高层建筑比肩接踵，形象工程闪亮登场，旅游探险渐趋火爆，酒楼饭店吃客盈门。相对而言，潜心搞文化的人似乎变得稀稀拉拉了。这大概也是发展变革的一个标志，只有在那些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搞活搞火经济的地方，识字的人才会成群结队钻到文化里去寻找出路，殊不知文化要是没有经济做支撑，就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鸟，飞都飞不起来，哪里还有什么出路？
现在该说说陕西人了。因为陕西以汉民族为主，所以我就没有必要使用“陕西的‘西部人’”这样一种表述，又因为西部的文化含义应该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兼有、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民族文化的杂交，而陕西只有单纯的以农耕文化为主要凭借的汉文化格局，所以我考虑更多的是陕西人是不是离“西部人”太远了些，而离中原人更近了些？离中原人近了又怎么样？难道他们就不是西部人或者不是正宗的西部人了（确曾有人在讨论西部文学时认为，陕西自古就是中原的核心，和文化层面上的“西部”根本就没什么关系）？还是让我们丢开迷彩似的抑或是阴霾似的文化，面对平平常常、朗朗净净的现实吧。现实的陈列是：陕西在经济和行政上是大西北的龙头大省，过去的西北局就设在西安小寨，加上陕北老区的存在和关中丰富的干部资源，1949年以后西北各省的领导干部大都要从陕西派去，所以陕西人的身影在大西北的官场上是来去最多的，各省区厅级以上的干部中撇着关中腔说着陕北话的人没有一大半也有一小半，厅级以下的干部就更多了，多得就像拉网一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老百姓只要听到谁在滔滔不绝地说陕西话，那一定是在下指示或者作报告。用官员们的语风便是：陕西人对大西北的建设是作出了贡献的，老百姓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不会忘记的标志之一是大西北的老百姓都听得懂甚至都会说陕西话尤其是关中话，标志之二是如果没有别的诸如热歌劲舞、美国大片的消遣而只有戏，老百姓一般都还是喜欢那种“唱戏和吵架分不开”的秦腔的。各省区过去也都有秦腔剧团，这固然与历史上的“秦陇一家”、“文化西向”分不开，但更有赖于各地陕籍干部的倡导和垂范，所谓上行下效、家至户到而已。既然陕西以及陕西人对大西北有着如此深广的影响，陕西人是不是正宗西部人的问题就显得有点多余了。况且这不是一个你认为怎样就怎样的问题，正如一个陕西人对我说的：早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中，就明确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带，包括在西部地带中的省区有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九个省区。国家早已决定了的事情，你们怎么还能煞有介事地讨论呢？一想也对，这么大的问题，国家能让咱文化人说了算？说了不算的事情就不要说了吧。
陕西有着西部各省区无法比拟的地理优势，所以它迄今仍然是大西北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一个省。但是西部人对陕西尤其是西安的标准向来都是苛求而超高的：按照你的基础、你的优势、你在西部人心目中的地位，你是不是应该更好一点呢？过去西部腹地的人到了西安就觉得到了最了不起的地方，现在他们还希望这样，还希望到了西安就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了。西安是个大都市，是个雄霸霸的古地方，有十二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在这里发布政令统治着全中国。这样一个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升起着太阳的中心都市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装载着陕西人的全部骄傲，装载着这些骄傲能够经久不衰、能够流布四方的全部光耀：有巍峨的城墙，有辉煌的陵墓，有奇伟的兵马俑，有华丽的宫殿，有先民的村址，有数不清的遗迹遗物。但是再辉煌的陵墓也是活人不羡慕的，再奇伟的兵马俑也是真人不愿意为伍的，再华丽的宫殿也是今人所无法亲合的。对真实、自我、创造、现代、心灵、自由这些更为贴近时代的词汇来说，历史的骄傲似乎可以减免成无，因为它作为远去的刚健只能衬托出今天的软弱，作为陈年的辉煌只能衬托出今天的平淡，作为旧有的经典只能衬托出今天的遗憾。在我们必须热情而敏感、智慧而理性地把握住迅变的今天而不是盲目地享受以往、陶醉古老的时候，一种时尚的装束、一个现代的眼神、一副自信的做派比巍峨的城墙、先民的残址、价值连城的遗迹遗物更能体现一个城市的品貌和一个人群的格调。所以包括陕西人在内的西部人都知道，城墙、陵墓等等都不应该是今天人们的骄傲，要骄傲也是替古人骄傲，骄傲完了你还得面对你自己，面对你那忧伤的怀想——怀想荡荡乎八水绕长安的秀丽，怀想皎洁灵潭、参差画舫、八街九陌、丽城荷香的都市人文。他们怀想的是他们的祖先和他们自己曾经的居住环境，是一个才丢失不久的梦，是深深憾恨中的浓浓迷茫，那意思便是：留下来的可以骄傲，破坏了的怎么办呢？如今的陕西人，最深最长的叹息便是河流的干涸、水资源的流失，以及由于河道年久失修而突然泛滥起来的洪水。为此他们本能地想抓住梦的手，抓住了也没用，既然是梦，丢失了就再也不能原模原样地回来了。陕西人都特别地明白这一点，所以也就变得十分谦虚：我们不行，我们比不上东部省份，更比不上沿海，尤其是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落后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总是剑拔弩张的。
有个陕西朋友对我说：“我觉得我们陕西人有点尴尬，现代里靠不上，落后里又没有，说东不东，说西不西，说是在西部的前沿，可真正需要你风风火火面对世界的时候却又显得过于腼腆。”
如前所说，陕西人在西部官场中行走的比较多，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传统、一种习惯，大家都觉得自己应该有个一官半职，应该在时来运到的时候跳到风云里头叱咤一番。这当然是大好的事情，谁不想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博得个封妻荫子乃至青史留名呢？再说了，领导大家搞工作毕竟要比听从别人搞工作爽得多，气派得多，就像俗话说的，是虎就想吃兔，是猫就想吃肉，是猴就想上树，是人就想进步。但是，如果太多的人热衷于官场大事业而不屑于经济小文章，那事业真正的发展、生活真正的兴旺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再加上文化，文化这东西，太古老，太厚重，太值得骄傲——骄傲得舍不得放下了，反而会变成累赘。人家是光着膀子、光着腿，就穿个裤衩往前跑，你是穿了西周的裤子，还要套上秦时的布衫，还要裹上汉朝的青衣，还要罩上隋代的锦袍，最后还要缠上一圈杨贵妃不小心丢掉的腰带，你说你累不累？你还能跑到前头去？对仕途的迷醉和对古董的流连拖累了他们，使他们显得不那么新锐，不那么前卫，不那么鲜活，不那么异类，不那么潇洒，不那么灵动，不那么“冷娃”，不是蹦蹦跳跳自由尖叫，而是背着两手迈着方步一副老成持重循规蹈矩的样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陕西人都这样，陕西人中的陕北人就显得不那么为厚重的历史和同样厚重的文化所累，也不那么认可唐城的布局一样齐整、兵马俑的排列一样有序的规矩方圆。他们从黄土地的沟沟壑壑里拼命往外爬，左冲右突，始终保持着一股令人感动也令人恻隐的倔强之气，那便是即使吃糠咽菜，也是贫而牛，贫而骄的。其中的优秀分子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和一颗不就义不罢休的匪石之心，且能在欲望的实践中充分表现自己过人的聪明才智。但是浑厚的黄土地对他们毕竟有着无法抗拒的引坠之力，金属般光亮的故乡的桎梏以及秉性、语言、人际关系的限制毕竟太牢太重，他们往往走不了多远便要停下来。东山的狮子东山跳，就在陕北当地或者陕西境内寻找擂台，施展武艺，不像新疆、青海、宁夏的西部人，为了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位置，一腿就能从天山、从昆仑山、从贺兰山迈到广州、深圳、海口，普通话一说，别人就不知道他是哪座山里来的神仙了。
然而，如果有人把“伟大”这个词汇交给我同时又限定我在此文中只能使用一次的话，我仍然要把它献给陕西人。陕西人的肩膀是绝对担得起这个词汇的，无论是秦人的后代，还是匈奴的子孙，都在这块黄土的大地上把中国历史上最有青铜色彩和碑石分量的人力巨车推拉到了今天，让我们依稀看到，强秦之锋锐是如何不可挽回地消磨老钝了，大唐之流韵是如何不可阻挡地僵化残败了，而人却依然如故，直立着，昂起头，走啊走。尽管我们谁也无法预言未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未来的日子里，陕西人，不，我们，会依然如故，直立着，昂起头，走啊走……
这篇文章就要结束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我知道西部的概念除了习惯上的西北五省和西南四省外，还应该加上内蒙古和从四川走向直辖市的重庆，甚至还要更大。但我所谈到的“西部人”只涉及西北五省，即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以及和青海连为一体的西藏的部分居民，对别的省区的人，我非常遗憾地放弃了，因为我不能谈论我并不熟悉的人群，而且有的地方我都没有去过，比如说贵州，谈何容易。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西部人”的认识是冰冻三尺的积累，而不是一天两天的记者功夫，尽管我一直是个记者，所以未必就能考虑到老一代、中一代、新一代的差别。比如说，我向来认为，西部人缺少的是扩张的意识，是进取的精神，是创造的姿态；富余的是对自我展示的封闭，是内心世界的回缩，是走向精神自恋的惯性，这大致是适合老青年和中老年的。但新的一代呢？二十七八岁以内的人呢？那就未必了，也就是说，西部人未必永远都是含蓄的、内向的、呆板的、后发制人的。正在从新西部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一代和新近从四面八方来西部淘金的一代，有着正在刷新的文化背景，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杂交。这种新生代的杂交文化也许可以概括为市场经济主导下的中国当代开放文化，由这种文化熏陶塑造起来的人，应该说恰恰具备了扩张、进取、创造的心理准备和行动技巧。他们带着这种心理和技巧，和西部人原有的文化人格进行碰撞和融合，到底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化学反应”，目前还看得不是十分清楚。我们只能希望它是一种张扬生命、创造“个体精神自由”和呼唤人性的东西，是对西部的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一次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的加剧倾斜；只能希望在看到西部的前途不可限量的同时，也看到新新的西部人也就是西部新人类的前途因为他们和西部亲密无间堪托死生的关系而变得不可限量。
西部人是一个体验过历史和自然的巨创深痛的人群，是对生存、极限、命运、生命、禁区、活着还是死去等最初的也是终极的目标进行过漫长思考的人群，是从苦难的旱漠里喘着粗气步履蹒跚地走来后坐在清澈的泉边无力喝水的人群。但是今天，当巨创已经结痂，当思考已经疲倦，当必须在严峻的直面中才能打发的历史已经渐行渐远的时候，浩浩而来的开发热又使他们走进了新一轮的体验、新一轮的思考：现代文明的冲击会不会带来人格分裂的危机？经济改革的强力会不会造成不堪负重的生存压力？现代人的高标准会不会衡量出西部人群明显的缺憾而让他们焦灼不宁失去信心？财富的武装虽然还没有条件变成可触可摸的生活现状，但财富的刺激是不是已经让他们丢失了自我、丢失了魅力？严酷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意味着西部人将有可能拿到走向现代化的钥匙而不必继续神情恍惚、六神无主，将有可能使自己从一个“西部人”变成一个现代人而不必继续领有历史的沉重感和抗争命运的孤独感。是的，仅仅是有可能，因为一切的成功——现代化也好，现代人也罢，都依赖于人的高素质。而现在的西部人，一方面面对着遥遥在望的金银财宝，一方面又面对着自身的素质危机。当最宏丽的事业必须要有最优秀的素质来成就的时候，拿着鲁迅的处方改造我们西部人的“劣根性”便是当务之急了。